第四編隋唐：中國文明的發展和整合第一章導論一、世界歷史視野下的隋唐史公元581年至960年，這380年是中國封建制度繼續發展并達到繁榮昌盛的隋唐五代時期，亦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二個鼎盛時期。隋唐社會宏大的格局、開放的氣勢、壯闊的場面，為歷朝歷代所無法比擬。在當時的世界上，中國處于發展的前列，是最文明先進、最繁榮發達、最富庶強大的國家。首先，社會制度先進，公元5世紀至11世紀，是世界歷史上中世紀的早期，大致相當于中國的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這時，西歐直至北非、中亞、東亞，都剛剛進入封建社會，比起中國落后了一個社會發展階段。而東方的日本，又是在中國封建文化的影響下，才于7世紀中葉開始進行大化革新，逐步確立封建制度的。在世界各地步入封建社會時，隋唐時期的中國，封建制度已發展了1000多年，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制度，業已完備，大大影響了世界，特別是東亞周邊國家封建化的進程。其次，生產發展水平高。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生產部門農業，在隋唐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業的生產工具鋤、鏟、鐮、犁都有很大的改進。水利設施得到修復和新的開鑿，而更為廣泛和完善。長期積累的從犁地、播種、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農業生產經驗得到了推廣、良種開始普遍應用、經濟作物得到發展。隋唐五代的農業生產到了一個新的臺階，農田大批開墾，糧食單產超過漢代一倍。一粒種子可收獲20—40粒左右，最高者可達百粒。而歐洲最先進的法蘭克王國之單產，僅及中國的1/10至1/20。手工業、商業，歐亞北非各國更是難望中國項背。第三、長期統一。在開皇九年（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以后，隋唐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長期保持統一的大國。分裂割據只占短暫的時間。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最大的國家。世界上其他地區，如西歐、拜占庭、印度等都處于長期封建割據狀態，而由落后族建立的大帝國，極不穩定，旋生旋滅。如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國，到8世紀中葉已分裂為東西兩部分，9世紀時，以巴格達為中心的阿拉伯帝國也分崩離析了。為獨中國，統一思想深入人心，統一局面基本穩定，唐朝版圖超過秦漢，加之統一和集權，給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也加深了中過文化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第四，文化繁榮發達。隋唐時期，采取開放政策，不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將中國繁榮發達的傳統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中國傳統的儒學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得到了發展，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禮俗的巨大影響而中國化了。在隋唐時期佛教發展達到興盛的頂峰，佛教水平超過了印度，并使中國取代了印度而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文化政策相對開明，文禁較少，又使這時的科學技術、天文歷算進步突出，文學藝術百花齊放、絢麗多彩，詩、詞、散文、傳奇小說、變文、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塑，都有巨大的成就，并影響著后世與世界各國。第五，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文明先進而富庶強大的中國是當時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的聯系進一步加強，長安成為當時的國際大都會，在長安有各國使臣、商人、有胡人開的店鋪。漢唐都有中西交流的絲綢之路，而漢代中外直接交往還只限于中亞、印度，最遠的是班超副使甘英到達波斯灣。隋唐時尤其是唐朝，中國與中近東、印度、日本、南洋群島的聯系大大加強。商人、使臣來往不絕。滿載貨物的商船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揚帆，大隊的駱駝、馬匹奔馳在絲綢古道之上，中國的絲綢、瓷器、造紙術、印刷術西傳，印度、西亞文化也給中國文化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如服飾、習俗、飲食、語言、藝術、科學、歷法、數學、醫藥、各種宗教、物產紛紛傳入中國，勇于并善于接受有益新鮮事物的隋唐皇朝和中國人民，通過吸收外域文化，豐富和發展了傳統文化。隋唐五代時期的中國先進、文明、繁榮、強大，它在世界特別是亞洲歷史發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起著巨大的作用，成為當時亞洲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地區之一。亞洲各國人民都羨慕中國，“對中國文化的無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國那樣統一的國家組織，經濟上要過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氣勢宏大壯闊的隋唐五代時期，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在世界特別是亞洲發展史上的特殊、輝煌的地位，值得我們自豪，也是應當予以重視、并深入了解的。二、中國歷史視野下的隋唐史隋唐是中國古代史繼魏晉南北朝分裂割據之后出現的兩個統一王朝，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的輝煌階段。傳統的小農經濟在這一時期獲得長足的發展，莊園領主經濟進一步削弱，魏晉南北朝時期及唐中葉以前實行的均田制及其建立于其上的租庸調制終于退出歷史舞臺，人丁稅在賦役征收中的比重逐漸減少，以資產和土地作為主要的賦稅征收依據的兩稅法終于在建中元年（780年）推出，這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唐代的商業發達，外貿興盛，城市繁榮，“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兩個高峰期。隋唐兩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更加精密完善。三省制基本定型為以后的歷代王朝所效仿。科舉取士更臻成熟，士族門閥已成為昨日黃花，庶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開始占據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導地位，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階級社會基礎擴大了。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行為準則的禮制和法制更加縝密，禮法并施，一張一弛，成為規范人們行為的兩只巨手。隋唐兩代，尤其是唐王朝是當時中亞乃至世界的強國。它氣度恢宏，疆域遼闊，國力強盛，聲威文教遠播四方。其典章、文教、科技不僅對國內周邊少數民族影響巨大，而且也深深吸引了中亞、西亞、南亞、日本、高麗等大批留學生和遣唐使，成為華夏文明的強大輻射源。隋唐兩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整合時期。傳統儒學在吸納佛學、道學的合理因子的前提下發生重大變革，理學開始發軔。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將唐代散文創作推向高峰，最終取代駢文而成為文壇主流。唐代詩壇流派紛呈，群星輝映，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輝煌的發展階段。李白、杜甫、白居易各以其不同的創作風格、體裁和佳句名篇傳譽后世。唐代的音樂、舞蹈、繪畫、書法等藝術，開一代之風氣，領一代之風騷。隋唐兩代也為后世提供了許多歷史教訓，官僚集團朋黨之爭，外戚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統治集團不恤民力肆意聚斂，都是唐王朝結束自己輝煌并走向衰亡的內因，并直接導致了五代十國的分裂格局。三、隋唐史的階段劃分及其特征330余年隋唐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這就是：隋朝、唐前期、唐后期。隋朝公元581至618年。隋朝存在時間很短，但其重要性卻不容低估。它結束了長達400年（中間有西晉的短期統一）的分裂割據局面，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意義十分重大；隋朝對秦漢以來的封建政治經濟制度作了總結，通過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各種制度，如科舉制度、法律制度、府兵制度等等，這不僅為唐朝所沿用，而且影響了宋元明清時期。隋朝同秦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其相似的地位。隋朝從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至隋煬帝大業六年（610年）為發展強盛起來。由于隋文帝和隋煬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國家迅速強盛起來，于公元589年滅陳，在建了統一的封建國家。隋朝兩代君主連續改革，有力推動封建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有了驚人的增長和積累，國內各民族的聯系得到加強，呈現出來繁榮富強的局面。各種制度的建立，有著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從煬帝大業七年（611年）起，隋初便積存起來，到煬帝時惡性發展的種種弊端和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終于爆發了農民起義，隋煬帝的暴虐統治，則進一步加深了階級矛盾，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形成了全國性大起義，最后把隋煬帝和隋皇朝一起埋葬。唐前期公元618年至755年。以公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為界，唐朝分為前后兩期。唐前期是唐朝興盛發展的時期，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繁榮昌盛的時期，對中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高祖特別是唐太宗統治的貞觀時期，為唐朝的強大和繁榮奠定了基礎。唐朝前期近百年連續不斷的政治經濟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全面革新和發展了各種封建制度，使唐朝統治走上了封建的正軌。唐前期社會生產力有了明顯的發展，社會財富有較大的增長和積累，使唐王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唐太宗確立的較為開明的政治，有利于國家政局的穩定和吏治的清明，這樣的政治局面，加上經濟的繁榮、科學文化的昌盛、民族關系的融洽，又使唐朝成為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中國歷史上的“貞觀之治”、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以及“開元盛世”都出現在這個時期。唐朝以強大的國勢、繁榮的經濟和先進的文化科學為依托，實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同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進行了頻繁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而成為當時世界各國交流的中心。唐朝統治者巧妙地削弱相權、加強中央王朝王權的政治斗爭藝術，健全科舉制度、相對公平和帶有“任人唯賢”性質的人才選拔方法，開明的文化政策、積極的對外開放方針，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持續不斷的改革對后世以及周邊各國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周邊各國學習唐文化形成熱潮，大大推動了他們的封建化的進程。唐朝恢宏的氣勢、開闊的局面、繁榮先進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長期吸引著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而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一個值得中華各民族人民引以自豪的歷史時期。唐后期公元755至907年。延續8年的安史之亂，是唐朝社會危機的集中反映，它對唐朝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使唐朝自此又盛轉衰。唐朝的社會生產由發展變為停滯，唐朝統一中央集權轉向了地方分裂割據，唐朝較為緩和的社會矛盾變得激化起來，唐朝在民族關系中也由主動轉向了被動。唐后期各種社會問題都凸現出來了，藩鎮割據、戰亂不斷、宦官專權，政治益加黑暗，朋黨之爭，進一步削弱了統治力量，民族關系緊張、社會階級矛盾尖銳，終于爆發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它沉重地打擊了唐王朝，使之土崩瓦解。在農民起義的掃蕩下，藩鎮重新組合，數量大為減少，推動了統一趨勢的發展。唐末農民大起義，朦朧感到社會問題在于不平等、不平均，從而在其領袖的稱號、年號中有了“均平”的字樣，反映了農民起義的巨大進步及其空想主義，天佑四年（907年）朱溫控制唐朝廷后，廢唐哀帝，建立后梁，唐朝滅亡。第二章隋朝的建立和統一一、楊堅代周北周武帝平定北齊，初步統一了北方。但是即位的周宣帝昏庸無道，北周末年，統治集團分裂，大權開始落入外戚楊堅的手中。楊堅的父親楊忠是北周開國功臣，位至大司空，封隋國公。他后來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他的長女又是宣帝皇后，被封為上柱國，大司馬。楊堅是北周重要的軍事將領和皇親，北周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580年，宣帝病死，楊堅被任命為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入主朝政。楊堅入主朝政后，革除宣帝弊政，法令清簡，提倡節儉，很快就收攬了人心。他得到了北周統治集團中漢族官僚的支持和擁護，并且先后鎮壓了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的反抗，將諸王幽禁京師，最后全部處死。這樣，他完成了奪取北周政權的準備工作。581年，楊堅代周稱帝，該國號為隋，定都長安，三年后，遷都與新建的大興城（今山西西安西南），亦即隋唐時期的長安。改元開皇。楊堅從輔政到奪取政權，前后不過八九個月，他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得政權，主要原因是北周政權腐敗不得人心，他又得到了北周逐漸強大起來的漢族地主官僚的支持，加之孤兒寡母臨朝，奪取政權水到渠成。二、統一全國隋文帝久有統一的志向，他建立隋朝時，統一的條件業已成熟。飽經戰亂之苦的人民，渴望結束分裂，實現統一。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不僅要政治上統一，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利條件，而且也為統一創造了物質基礎。南北朝后期，民族矛盾大大緩和，民族融合的速度加快，隋朝的建立，使南北方都是以漢族為主的封建政權，南北長期對峙的民族性質消失；加深分裂割據的士族勢力衰落趨勢加劇；北方政治清明，中央集權得到加強，經濟恢復發展，基礎雄厚，北方地廣人眾，軍事力量強大，南方陳國政治上腐敗，經濟雖有發展，由于階級矛盾尖銳，人民不斷反抗，削弱了經濟實力，陳國地狹人少，軍事力量遠不如隋朝，北強南弱的局面出現了，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由北方統一已成定局。隋初,因立國不久，隋文帝政事繁忙，另外還有北方突厥政權不斷騷擾和侵犯，使隋朝無法立即統一全國。不過，隋文帝始終不忘為統一作各方面的工作。首先，他進行了政治、經濟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澄清吏治大大增強了國力，為統一打下了基礎。其次，妥善處理了與突厥的關系。一方面在軍事上加強對突厥的防御；另一方面對之進行分化瓦解,采取“離強合弱”、“遠交近攻”的策略，并取得成功，突厥各部紛紛與隋朝通好。這樣，隋文帝統一的軍事行動沒有后顧之憂。第三，隋文帝于587年廢除了江陵的后梁政權，為滅陳統一全國掃除障礙。他還廣泛征求文臣武將關于統一的策略，疏通邗溝，解決運兵和運糧的問題。最后，時機成熟，隋文帝于588年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發起平陳戰爭。軍隊很快就攻入建康，活捉陳后主，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隋文帝滅陳統一意義重大。它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長達4個世紀的分裂割據局面，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此以后，統一的觀念，統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隋文帝對中華民族統一大業和增強民族凝聚力有重大貢獻。二、隋朝的國家制度1、三省六部的確立隋文帝代周之后，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就是在中央確立了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廢除北周六官，綜合漢魏官制，在中央設三師、三公、以及內史、門下、尚書、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國子、將作兩監，分統諸職。尚書省下面設吏、禮、工、兵、都官（后改為刑部）、度支（后改為民部）等六部。三師、三公，品位崇尊，卻并不主事，五省中的內史、門下、尚書三省及六部，處理全國軍政大事，這就是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長官：內史省之內史令二人，門下省之納言二人，尚書省之尚書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均執宰相之職。內史省起草詔令，為決策機構，門下省執掌封駁，為審議機構，尚書省是行政機關，“事無不總”，重在執行，下轄六部處理日常政務，六部長官為尚書。隋文帝確立三省六部制，讓三省同掌中樞政權，三省長官成為集體宰相。三省分掌草詔、審核、執行之權，他們既互相牽制，又互相補充，共同輔佐皇帝。這樣，一方面分工明確，另一方面權力被削弱，完整的相權被分割了，避免了權臣獨專大權，而有利于加強皇權。三省六部制，是中央集權強化的體現，它對唐以后的封建體制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六部之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2、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南北朝以來，地方的州、郡、縣三級機構混亂，職責權力紊亂，行政效率低下，不利于加強統治。隋文帝對此進行改革，實行州縣兩級地方建制，州設刺史、縣置令。合并州縣，淘汰冗官，節省了國家開支，減輕了百姓負擔。隋文帝規定刺史只管民政，不管軍權，有利于消除割據因素，鞏固國家統一。為了加強對對方官員的管理和控制，隋文帝廢除漢代以來州縣長官自辟僚佐的制度，他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中央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考核。地方官不得任職本地，并且三年一任，不得連任。這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州縣的權力，是防止形成地方藩鎮割據的重要舉措。隋文帝的改革，使“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和地方官的控制與管理，削弱了地方士族勢力，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也為唐以后各朝沿用。3、選官制度的變革與科舉制度的確立魏晉以來，門閥士族壟斷仕途，把持政權，門第高下成為任用官吏的標準，九品中正制便是維護士族政治特權的制度。南北朝后期，普通地主階級勢力開始抬頭，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而逐漸衰落。開皇（581—600年）年間，隋文帝便廢除了九品中正制。598年開始采用分科考試取士。這時已經有了秀才和明經兩科。就是科舉制度的雛形。隋煬帝大業（605—618年）年間，有了進士科，后來成為科舉制度中的常舉。選舉制度的改革，最早科舉取士的出現，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新的選拔官吏制度，比較重視才學，而不重門第，為普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通過考試考試入仕參政創造了條件。考試采取的辦法，相對公平，多少可以把更廣泛的地主階級有用人才選拔出來。科舉制度的產生，反映了士族衰落和普通地主階級勢力的發展，中央政府通過科舉制度給普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以政治出路，又可利用他們同士族進行斗爭，緩和了普通地主階級與中央政權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皇帝，從而擴大了隋朝政權的階級基礎。由隋朝開創，唐朝豐富、完備的科舉制度，使中國古代官吏選拔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此以后，科舉制度一直被歷代所沿用，直至清末，長達1300年之久。4、府兵制度的繼承與變革隋初年，繼續實行西魏北周以來的府兵制度。隋文帝在全國統一之后，對府兵制度進行了改革。隋朝于中央設置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侯衛、左右御衛等12衛，統領全國府兵。每府設大將軍一人，將軍一人。12衛直轄皇帝，軍人總稱為侍官。又將地方驃騎、車騎府統一改為鷹揚府，由品味較低的郎將、校尉擔任軍府長官。為了鞏固府兵制度，隋朝規定：“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這樣，府兵于軍籍之外，還列入州縣戶籍，改變了前代兵民分治的現象。這些調整不僅加強了皇權對軍隊的控制，改善了軍隊的管理，而且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5、修訂法律隋文帝在開國之初就讓人更定法律，以適應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與發展，隋文帝時期制定的《開皇律》，是在北魏、北齊舊律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它教前代刑律有很大進步。《開皇律》減省了律文，只保留了500條；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種，廢除了鞭刑、梟首、車裂等酷刑，也廢除了連作之法。隋代刑律比前代寬簡，對死刑比較慎重。這是進步的表現。隋律反映了統治階級意志，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財產關系的刑律，制定了“十惡”之最，用于鎮壓人民的反抗，對于官吏犯法，而采用“八議”辦法減罪。但是到了后期，刑法濫用，并日益嚴酷。6、均田制、租調役和整頓戶籍隋朝繼續推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度，并對具體規定作了某些調整。隋制：一夫在名義上可授露田80畝，永業田20畝；婦女授露田40畝，耕牛一頭授田60畝，限止4牛；奴婢授田與良人同。人死后，永業田可以傳之子孫。以均田制度的推行為基礎，隋朝對賦役征收制度也作了新規定。隋制：一夫一婦（一床）每年向政府納租栗三石、調絹一匹（4丈），綿三兩或布一端（6丈）、麻三斤；單丁和奴婢減半。丁男每年服役一個月。583年，又將成丁的年齡由18歲提高到20歲，每年服役減為20天，調絹減為2丈。590年規定，50歲以上的可以不去應役而改輸布帛（庸）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均田制度是國家對土地占有進行控制的一種手段。但是，即使在均田制剛剛建立的北魏時期，封建國家也不可能真正達到其全部目的。實際上均田制只是對國家掌握的無主荒地進行有限制的調劑，同時規定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額，一方面緩和土地荒蕪與農民土地不足并存的矛盾，以便于社會的穩定。事實證明，這一制度的推行確實在穩定國家財政收入、限制兼并、鼓勵墾荒尤其是恢復北方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增加政府控制的人口，擴大賦役來源，隋朝建立之初，即制定了保閭制度。縣以下五家為保，五保為閭。四閭為族，分置保長、閭正、族正，京畿以外設置里正、黨長、保長、閭正、族正、里正、黨長分級負責檢查戶口。585年，隋朝下令在全國整頓戶籍，要求各州縣按照戶籍上注明的年齡大小，逐戶進行核對，這就是“大索貌閱”。如有謊報年齡、詐老詐小以逃避課役的情況，一經查出，其負責人都要追究，流放遠方，又鼓勵民戶互相檢舉。同時還推行“析籍”，規定堂兄弟以下必須分居、另立戶籍。經過“大索貌閱”和“析籍”，有40多萬壯丁、160多萬人口被重新編入國家戶籍。為了防止官吏、豪強在戶籍、戶等、賦役等方面營私舞弊，隋朝又實行“輸籍定樣”。中央把劃分戶等的標準即“定樣”頒發到各州縣，以此確定民戶等第上下，載入薄籍，當作征發差役、收繳賦稅的依據。隋朝通過整頓戶籍，清查出大批士族隱庇的“浮客”，使他們成為國家編戶齊民，打擊了士族豪門的經濟勢力，使國家控制的戶口數以及力役、賦稅額大大增加，也使戶籍制度更加完善。三、農民大起義和隋朝的滅亡1、隋煬帝其人及其暴虐統治隋煬帝楊廣是隋文帝的次子，封晉王，本無權繼承帝位，他采用陰謀手段，獲得隋文帝的信任，廢去其兄楊勇而被立為太子。607年，隋文帝死，楊廣繼位。隋煬帝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暴虐亡國之君。不過，在他青年時代和登上帝位之初，也作過一些順應歷史發展的事。隋煬帝20歲作為平陳元帥，實際領導了統一全國的軍事活動，他還長期鎮守揚州，對于實現和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一定作用。在他即位后，對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繼續進行改革。首先他即位四個月后就下令營建東都洛陽，于606年初建成。還在城外建筑了許多大糧倉。東都的營建，將隋朝政治中心移東，便于控制關東和江南，有利于鞏固統一國家。由于洛陽地理位置適中，轉運物資方便，它就成了全國政治軍事和漕運的中心。隋煬帝為適應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還以洛陽為中心，開鑿了縱貫南北的大運河。運河分四部分：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又稱山陽瀆）、江南河。大運河長達5000里，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解決了南糧北運和加強控制南方的問題，對于鞏固和發展統一事業促進南北經濟的發展和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還通西域，促進了中西交往。內政方面，隋煬帝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官制。他增置謁者臺、司隸臺，與御史臺成為三臺。他將州改為郡，并省郡縣，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鞏固和發展隋文帝開創的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地方的辦法。他創設了進士科，使科舉制雛形漸成。他還下詔恢復了被隋文帝廢除的各級學校。他組織了規模宏大的書籍收集、整理和抄寫工作。隋煬帝在經濟上對均田制進行了改革，取消了奴婢、牛授田，也就取消了豪強的經濟特權，從經濟上打擊士族。他改變了給婦女授田的做法，婦女不授田，也不承擔賦役，使農民不因成家而增加負擔，有利于人口的增殖。這些做法，都為唐朝所沿襲。由此可見，隋煬帝初年，繼承了隋文帝的改革，并且廣度和深度都不比其父差，改正和補充其父的不足。正是基于隋文帝兩代父子的改革，使一個富庶強大的隋朝迅速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隋煬帝的改革，特別是許多帶有徭役性的營造，已到了不顧實際，不惜民力的地步。本來是維護、鞏固和發展統一事業的舉措，做過了頭，也就成為禍害人民的災難。正是隋煬帝的好大喜功，宴游無度，使他成為荒淫暴虐的君主。隋文帝時期積累下來的社會問題和隋煬帝的暴政，使社會矛盾尖銳起來，成為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大興土木，宴游無度，徭役苛重。隋煬帝不顧民力，無休止的征發徭役，進行土木建筑，僅604年10月到605年八月，僅10個月的時間里，他役使的丁夫就有2200萬以上，全國人口最多時為4600萬，而當時男子不過2300萬，隋煬帝上臺不到一年，就幾乎將全國可供役使的丁夫都征發了。而以后他還是無休止的征發徭役，使百姓無片刻休息。隋煬帝生活上窮極奢侈，為滿足個人欲望，他不僅大興土木，還東游西玩，三游江都雖有向南方示威，鞏固統一的含義，但隋煬帝游江都的揮霍鋪張，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規定龍舟沿途500里內的百姓要進貢精美食物。為滿足隋煬帝的要求，地方官吏大肆搜刮，人民苦不堪言。其二，在對內壓榨的同時，好大喜功，三征高麗，破壞生產。他三征高麗，給高麗人民造成巨大傷害，也給國內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苦難。為征高麗，隋煬帝開鑿了永濟渠，他在東萊（今山東萊州）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促嚴酷，丁匠晝夜勞作，死者十之三四。612年第一次征高麗時，發兵113萬余人，民夫230萬，占全國人口的1/10，每天發出一軍，相隔40里，先頭部隊30萬人，遭到打擊，僅逃回2700余人。第一次征高麗失敗。613年，隋煬帝第二次征高麗。第二次征高麗時由于內部發生動亂，被迫放棄從高麗退兵，不得而終。614年又發動第三次對高麗的戰爭，這次高麗主動向隋煬帝求和。他的好大喜功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便勝利凱旋了。三征高麗給人民帶來了難以言狀的苦難。征高麗大量征發民夫，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成為了農民起義的導火線。2、農民起義的爆發及其演變611年，山東鄒平人王簿在長白山（今山東章丘）起義，號召民眾反抗隋朝的統治。山東、河北農民紛紛投奔王簿起義軍。隋煬帝對農民起義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卻沒有阻止起義勢力的發展。七一隊伍越來越多，起義地區從山東、河北擴大到黃河南北、關中、淮南、江南、嶺南等地，形成了130多支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隊伍。后來逐漸發展三支強大的主力起義軍，這就是：瓦崗軍、河北軍、江淮軍。瓦崗軍612年，翟讓領導農民在瓦崗寨起義，后來李密投奔后，施展政治和軍事才能，促進了瓦崗軍的發展。在短時間內，隊伍迅速發展到幾十萬人。后來李密成為了這支軍隊的領導人。李密受人挑唆，殺死了翟讓，造成瓦崗軍軍心不穩，削弱了戰斗力。河北軍606年，竇建德投奔高士達起義軍，612年高士達戰死，他領導部眾在及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斗爭，并把起義軍壯大到10萬人，他于613年在樂壽（今河北獻縣）建立了農民政權，自稱長樂王。后來發展壯大，占據了河北大部分地區。618年，竇建德建國號為“夏”，稱夏王，遷都洺州（今河北永年）。江淮軍領導人杜伏威。他16歲便參加農民起義軍，后來被推舉當了首領。他合并江南的一些起義部隊，逐漸壯大了自己的力量。起義軍盡占江東、淮南之地，并且切斷了在江都的隋煬帝與北方的聯系，使隋煬帝再也回不了中原。3、隋朝的滅亡在三大主力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打擊下，隋朝統治集團進一步分裂，各地方將領紛紛起兵叛隋，割據一方。他們準備逐鹿中原，奪取勝利果實。617年，李淵攻占長安。這時候，隋朝統治更加破碎，只能孤守洛陽、江都等幾個地方。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孤城江都供應困難，這是又傳來了長安被攻占的消息，跟隨隋煬帝到江都的衛士，大都是關中人，他們思鄉心切，大量逃亡。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利用士兵的怨恨情緒，在618年3月發動兵變，縊殺了隋煬帝，隋朝滅亡。第三章唐朝中央集權國家的重建一、從李淵晉陽起兵到唐朝統一全國1、晉陽起兵與定鼎關中李淵出身關隴貴族，隋末任太原太守。在隋朝滅亡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曾遭到隋煬帝猜忌的李淵決定起兵反隋，奪取勝利果實。他讓長子李建成到河東活動，次子李世民到晉陽（今山西太原）結交豪強，聚集力量。617年5月，他在晉陽起兵，捕殺了隋煬帝派來監視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晉陽起兵后，李淵決定進兵關中，奪取長安。李淵打著安定隋室的旗號，于7月率軍3萬向關中進發。他沿途注意對各地豪強結交拉攏，獲得了關中地主階級的支持。四個月時間就攻占了長安。立代王楊侑為傀儡皇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李淵自己為唐王、大丞相、掌握實權。在得知隋煬帝被殺的消息后，李淵于618年稱帝，國號唐，都長安，李淵便是唐高祖。2、唐朝統一全國唐朝建立時，各派政治力量繼續在進行角逐。李淵以關中為根據地，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力量，著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唐朝首先東聯李密，北和突厥，集中力量解決西北問題。從618—620年，李唐軍隊先后擊敗了薛仁杲和劉武周兩個強敵，后來使用反間計分化李軌集團，使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最后歸順了唐。西北平定以后，關中與太原形式穩定，李淵消除了后顧之憂，得以角逐中原。620年7月，唐軍進軍河南，進攻洛陽王世充。621年2月，河南州縣大部分投降唐朝，洛陽岌岌可危。這時，竇建德發兵援救王世充，企圖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虎牢戰役，河北義軍全軍潰敗，竇建德被俘犧牲，王世充降唐，河南、河北、山東被控制。623年，竇建德部眾劉黑闥被唐軍消滅。唐軍決戰中原之際，派兵經略河南。621年，唐軍平荊州，消滅蕭銑的勢力，控制兩湖。次年，又消滅了林士弘，控制了江西、嶺南。到624年，江南一代皆為唐朝所有。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乘突厥混亂，派兵消滅了梁師都，這樣，唐朝重新統一了全國。李淵、李世民父子利用農民起義的力量消滅了隋軍主力，削弱割據勢力的大好時機，依靠了自己的政治軍事經驗，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宏偉事業。一個統一強大的唐帝國開始活躍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二、唐朝國家制度的建構1、三省六部和御史臺唐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革了隋朝的體制，并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從而使君主集權體制得以確立和逐步完善。唐代中央機構主要有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五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都水監）。其中三省是最高國家機關。中書省掌制令決策，長官為中書令；門下省掌封駁審議，長官為侍中。凡軍國大事，必由中書省擬定詔書，門下省審議復奏，然后尚書省頒布執行。凡中央寺、監以及地方各部門呈上的重要奏章，也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定，然后才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送交門下省的詔令奏章如有不當，門下省可駁回修改。尚書省是執行機關，長官是尚書令，副長官為左、右仆射。中書、門下發出的制敕，皆由尚書省轉發到中央各部門以及地方各州縣，根據制敕精神，制定政令，下達有關部門。中央寺、監等機構下達諸州的政令，也必須由本省發遣。尚書省下統六部，各部長官為尚書，每部下屬四屬司，共二十四司，六部二十四司負責處理全國各類具體行政事務。唐代三省的長官是輔佐皇帝總攬天下大政的最高官員。其中尚書令不設此職，而以副職左右仆射代為本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左右仆射都是宰相。此外，臨時任命某些資歷較淺或官品尚卑的人執行宰相職務，則加“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參議得失”等名號。貞觀時，又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宰相稱號。后來，素以“真宰相”相稱的侍中、中書令也加上了“同平章”、“同三品”之類的稱號，而左右仆射只有加上此類稱號才能執行宰相職務。唐初，宰相在門下省議政，議政場所稱為“政事堂”。唐初三省設立的原則在于分割權力，以便君主可以對朝廷實施有效的控制。但是，這種權力的分割固然滿足了君主控制朝廷的要求，但卻不能適應行政運行需要的高效率的要求。政事堂的出現，實際上為了解決各個部門之間糾纏不清、影響行政工作的一項臨時性措施。至于這一問題的真正解決，是在宋代對國家機構的組織形式進行了新的組合以后，才最終確立的。高宗末年，政事堂逐漸轉移到中書省。玄宗開元年間又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至此，政事堂從議政之處變為宰相辦事機關。在政事堂議政的宰相之中，有一名首席宰相，成為“執政事筆”。御史臺是唐朝中央的最高監察機關，長官為御史大夫，下轄三院（臺院、殿院、察院），分工負責中央各個機構以及地方的監察工作。待御史屬臺院，督察百官，審查百官犯罪案件。殿中侍御史屬殿院，掌朝廷儀衛以及京城糾察。監察御史屬察院，掌視察州縣。三院御史共司監察，而又各有側重，構成了一個嚴密的監察體系，素有“人君耳目”的稱謂。但是御史臺糾察正確與否，又須尚書左右仆射和左右丞的審查。御史臺與尚書省互相制約，反映了唐代制度的成熟。唐代地方統治機構，基本上是州、縣兩級制。州縣依照人口多寡、轄境大小、地位輕重以及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劃分為各種等級，州有“四輔”、“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州的長官為刺史，縣的長官為縣令。縣以下的地方組織有鄉，鄉以下有里。里是最基層的單位。每里百戶，設里正一人，負責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催督賦役。唐代首府或陪都的所在地，有府的建制。府的長官稱“牧”，由親王掛名遙領，實際主持政務的是“尹”。其職掌與諸州相同，只是規模略高而已。邊遠重鎮，設有總管，兼管軍民要政。武德后期，總管改名為都督。唐貞觀十年（636年），唐太宗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依據地理形勢，劃全國為10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不時派黜陟使、巡察使進行監察。玄宗時，改10道為15道，進一步嚴密了監察區的劃分。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的設置，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大意義。一方面，唐代在中央明確了立法、行政、監察三者的職權范圍，加強了三省的分工；地方各級政權的組織也比較嚴謹，系統完備。從中央到地方，從州縣到鄉里，從內地到邊疆，各類機構事權明確而具體，既便于管理，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三省之權互相牽制，各機構之間互相監督、各級官員一律由中央委派，并且向中央政府負責，有利于皇帝從中加以掌握和控制，因而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皇權。2、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唐高祖，特別是唐太宗對文化教育事業比較重視，所以，唐代的學校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為完善。唐朝學校分為三類：一是中央館、學；二是地方州縣學；三是私學。中央國子監下設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二館是門下省的弘文館和太子東宮的崇文館。此外還有醫學，太醫署既是醫療機構，又培養學生。國子監收高官子孫，太學收中級官員子孫，四門學、律、書、算學，收低級官員子弟及百姓。二館只收皇親、貴戚、宰相子孫50人。州縣的學生名額由20至60人不等。中央國子監生有8000多人，地方州縣學生達6萬多人。各類學校均要學習儒家的經典，律、算、書，還要學習專業。唐太宗即位后，命顏師古考訂五經，孔穎達等加以疏證，撰成《五經正義》171卷，作為官定的學校教科書。從此，經學歸于統一，并成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專制主義的工具。每年10月，把畢業的學生貢于尚書省參加科舉考試，私學學成的學生也可由州、縣薦舉參加考試。從州縣參加科舉考試的稱為“鄉貢”，從國子監各學來的稱為“生徒”。科舉制度自隋朝設立以來，到唐朝有了大的發展而更加完備，表現在制度健全，規模擴大和科目齊全。唐朝的科舉制度分為制舉和常舉，制舉是皇帝臨時決定舉行的特別考試。以待非常之才，平民子弟和官員都可以參加考試，合格者立時給官或升官。每次錄用的人數也很少，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因為它不是經常舉行，所以在科舉制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常舉或叫常科，基本上每年舉行一次，其科目主要有六：秀才、進士、明經、明書、明算、明法。常科中主要是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貼經、經義、時務策，以貼經為重；進士科考貼經、詩賦、時務策，而重在考詩賦。貼經全靠背誦，較容易，而詩賦不僅要有文采，而且要善于獨立思考，難度較大。故中明經容易、進士難。錄取比例，明經約為1/10－2/10，進士約為1%－2%，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及到唐中期以后，進士中科舉易于飛黃騰達，所以被人稱為“士林華選”，以至“縉紳雖位及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唐玄宗時期改由禮部侍郎主持。中舉的士人，如要做官，還需到吏部加試。參加銓選（身、言、書、判），合格才有資格授官。科舉制度的確立，適應了普通地主階級勢力發展的需要。為地主階級各個階層打開了入仕之門，使唐朝統治基礎得以擴大，有能吸收一些有才能的人參加到統治集團中來，改善封建統治。同時，科舉制用讀書做官來籠絡知識分子，達到以儒家經典禁錮思想的目的，起到了減少統治阻力、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作用。科舉制度推行以來，士族貴族壟斷仕途的局面被打破，沒有家世背景的庶族地主子弟乃至平民子弟有了入仕的機會。到唐玄宗時期，具體規章制度日益完善，科舉制度逐漸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沒有家世背景的科舉入仕者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成為有特權的新官僚，并且開始與原來的士族子弟一樣以“地胄”標榜。政治上的特權換來了經濟上的利益。在土地買賣的形勢下，田產易主頻繁。新興的庶族地主迅速添置地產，與老牌門閥世族逐漸喪失土地，其經濟基礎開始動搖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所以，盡管在這一時期，一個新的官僚地主集團正在形成，但是，這一階級不是單純的庶族地主。換句話說，形成于官僚政治時代的地主階級，實際上是其現實政治地位而非固有的出身。３、府兵制度的完善唐朝前期實行征募合一的兵役制度，征兵制有可以按照其服役年限的長短分為終身兵役和短期兵役兩種。府兵制是征兵制中的終身兵役制唐代府兵的中央指揮機構主要是十二衛與東宮六率。十二衛為主，每衛設置大將軍一人，直屬皇帝，下設將軍二人。下設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六率為輔，每率設率一人，副率兩人；下設左右衛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府兵基層單位是折沖府，府兵稱衛士。折沖府分特、上、中、下四等，特府1500人，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府兵的來源，則由折沖府所在地“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中進行挑選，三年選拔一次。征選原則為：“財均者取強，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從21歲服役，60歲免役，在服役期間免本身租調，但要自備資裝。府兵經常性任務為到京城宿衛，有時亦出征或別地戌防。府兵平時不脫離鄉土和農業生產，冬季進行軍事訓練，這就是兵農合一。唐朝的府兵制貫穿著強化中央集權和鞏固國家統一的原則。首先，從軍府的設置看，貞觀十年（636年），全國有折沖府634個，68萬府兵，而京城附近的關中占40%，有261府，26萬人。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拱衛京都，造成內重外輕的局面，有利于維護中央集權和鞏固統一。第二，府兵的調遣權由皇帝通過兵部牢牢掌握。在府兵制下，將領不能專兵，府兵出征，由中央政府臨時派將領統帥。這樣就保證了中央對府兵的控制，府兵成為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工具。第三，府兵制建立均田制基礎之上，府兵平時受田耕作，寓兵于農，這就保證了兵源。一支強勁的府兵有利于恢復和維護封建秩序，有益于保衛統一國家的安全。4、唐律與《唐律疏議》唐代的法律體系由四個部分組成：律、令、格、式。其中令是各級官府應該遵守的規章制度；格是皇帝制敕的匯編，屬于補充性的行政法規；式是各級官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律是法律部門量刑定罪的依據。在唐代法律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律。《唐律》是唐朝重要的成文法，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以及亞洲都曾發生深遠的影響。《唐律》始修于高祖時期，稱作《武德律》。至太宗時期重修，于貞觀十一年（637年）完成，頒行全國，是為《貞觀律》。高宗時又命長孫無忌進行增訂，形成《永徽律》，并且對已成的條文進行疏證詮釋，撰成《永徽律疏》，就是現存的《唐律疏議》《唐律疏議》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法典，是中華法系的代表，對古代東亞各國的法律制度影響深遠。《唐律》共分12篇，502條，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刑名有：笞刑5等，杖刑5等，徒刑5等，流刑3等，死刑2等。《唐律》內容完整，條目簡要，體式嚴格，司法機關職權范圍清楚，執法人員責任明確。《唐律》還包括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規定，如限制官僚地主侵奪民田，要求地方官吏嚴格執行均田令、懲辦官吏的違法活動等等。從整體上看，《唐律》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有助于保證社會秩序的正常。唐代統治者立法的根本目的仍然在于維護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如規定“十惡”、“八議”就鮮明的體現了階級差別導致在法律上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對部曲、雜戶、奴婢的身份規定也比較低，量刑也各有輕重。但是，從整體發展趨勢來觀察，《唐律》還是體現出一種進步的精神。例如，唐律中規定刑罰的野蠻程度，比前代有所減輕。許多苛酷的刑罰，被進一步廢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唐律》中大量吸收了傳統禮樂制度的內容，原來比較硬性的懲罰性的法律條文，像禮制一樣，具有某種引導意義，而法律的適用性，也由此得以進一步加強。這是唐代法律制度的一個重大的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變化。5、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在完善政治制度、強化國家機器的同時，唐朝對田賦制度也進行了調整。624年，唐高祖頒布均田令及租庸調制。均田制規定：百姓中男及丁男每人受口分田80畝，永業田20畝；老男、篤疾、廢疾受口分田40畝；寡妻妾受口分田30畝，如為戶主，另受20畝永業田；雜戶受田同于百姓；工商、商戶受田減半；僧道給田30畝，尼冠20畝；一般婦女、部曲、奴婢不受田；親王至公侯伯子男受永業田60頃至2頃；職事官一至九品受永業田60頃至2頃；散官五品以上與職事官同；勛官由上柱國至武騎尉受永業田30頃至60畝；官僚有職分田，作為俸祿補充；官府有公廨田，作為辦公費用；所有權皆歸國家貴族官僚的永業田及賜田可以自由出賣；百姓有遷移及無力喪葬者，可以出賣永業田，遷往寬鄉及賣充住宅、邸店、碓硙者，并許賣口分田；買地者不許超過其法定的應占數額。均田制并不是把土地按規定數額平均分給農民而是作為一種最高限額，以此為前提進行可能的調整。實際上，廣大農民不可能得到足額的土地。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與前代均田令相比，唐代均田令在維護土地私有制這一基本前提下，仍然有自己的特點：第一，隋代農民大起義沉重打擊了封建大土地經濟，國家得以掌握較多的無主荒田，與前代相比，唐代均田令實行效果要好一些。第二，土地占有的等級規定更加層次分明，多種多樣。第三，雜戶、官戶、奴婢、部曲及一般婦女授田的規定，反映了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第四，均田令中授田的某些原則，如“凡授田，先課后不課，前貧后富，前無后少”，較為適合當時土地占有的實際情況，對拯救貧乏、緩和社會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又有利于穩定農業生產，維持政府的財政收入。第五，均田令規定允許買賣永業田或口分田，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并為后來土地兼并的盛行和均田制度的破壞提供了條件。租庸調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此項規定，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并服一定的徭役。它的內容是：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服徭役二十天，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照每日三尺絹折納，叫做“輸庸”，也稱為“輸庸代役”。凡加役15天可免調，加役30天租調全免，額外加役做多不超過30天。官僚貴族享有蠲免租庸調的特權。納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得農民有更多的時間去生產，多少改善了農民的處境，對唐前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四章唐朝的鼎盛與繁榮一、唐太宗登基李唐建國以后不久，皇室內部的矛盾便暴露出來。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在建國前后不僅參與謀劃、統兵征伐之功，而且各植親信，形成了一定的私人勢力。尤其是李世民，戰功赫赫，聲望素高。但是宗法傳統的繼承原則是“立嫡以長”，因此李建成被立為太子。李建成害怕李世民奪位，聯合李元吉對付李世民；李世民恃功倚名，窺伺帝位，以致雙方同室操戈。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著突厥進犯之機，共謀奪取秦王府兵，滅掉李世民，不料事機泄露，李世民先發制人，他成李淵召見太子之時，搶先在宮城北門玄武門設下伏兵，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這就是“玄武門之變”。李淵被迫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不久讓位，自稱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是為唐太宗。唐太宗即位之初，國內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邊疆地區形勢緊張，東、西突厥和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經常出兵侵擾。內地因隋末大規模戰爭的破壞，人民流亡，土地荒蕪，經濟凋敝。亟待恢復和發展生產。隋末戰爭后，階級矛盾雖然有所緩和，但局部沖突仍然存在，小規模的動亂時有發生，甚至唐朝統治中心地區關中一帶也“境多盜賊”。從統治階級內部看，魏晉以來長期作為政權支柱的門閥大族雖然大為削弱，庶族地主勢力有所發展，但是，各階層、集團之間的關系仍需調整。因此，如何盡快地恢復封建統治秩序，穩定民心，就成為擺在以李世民為首的統治集團面前的嚴峻任務。二、唐太宗與“貞觀之治”1、安定百姓與重視農業唐太宗在位的貞觀（627—649年）年間，由于比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訓，他與輔政大臣房玄齡、魏征等人關注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十分注意與民休息，留心治道。這個時期，政治比較開明，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社會安定，國勢強盛，民族關系融洽，被譽為封建社會少有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唐太宗及輔臣特別注意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隋煬帝敗亡的歷史教訓。所謂“貞觀君臣論政”，就是唐太宗及其臣僚們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為了制定統治方針和策略而進行的探討。他們認為不能無限制的掠奪。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防止農民起義，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確定了兩條政治原則：一是要維護唐朝封建統治的久遠利益，必須改變隋朝那種“竭澤而魚”的統治辦法；二是“凡是皆需務本，國以民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明確國以民為本的核心問題是衣食問題，生產問題。這樣做，便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社會穩定，大唐的統治也可以長治久安。唐太宗始終以隋煬帝為鑒，他生活比較節儉，終生不去封禪，他少修或不修宮殿，減少冗官，自然也就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唐朝全面實行庸法，農民交納一定量的絹、布，便可以代替力役，使農民有更大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不誤農時。他十分重視選用清廉官員，尤其是州、縣官員，還多次下令懲辦貪官，嚴禁官吏貪臟枉法，獎勵清廉官員。唐太宗十分重視救災工作，運用多種辦法實行減賑救災。這樣一來就最大限度的緩和了階級矛盾，安定了百姓，鞏固了唐王朝的統治。2、知人善任，兼聽納諫在人治社會里，必須要用人得當，政策和方針才能貫徹執行。唐太宗意識到治理國家，靠自己一個人是不行的，應當“廣任賢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薦人才，自己也留心發現和選拔人才，推行“任人唯賢”的路線。唐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個人恩怨為標準，也不以新舊親疏為轉移。如魏征，原來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勸太子除掉李世民，但唐太宗不計前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為“貞觀之治”的重要推動者。唐太宗堅持任人唯賢的政策，不僅迅速穩定了政局，而且網羅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人臣。形成了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戴胄、張玄素等文人組成的“文治”的核心。這些人歷經隋末動亂，閱歷豐富，對隋末農民大起義印象極深，又得知己之王，因而竭盡才識，效忠唐室，并時時以隋亡之鑒勸誡太宗，從而保證了文治方針的實行。在貞觀年間，魏征等人“直言進諫”，唐太宗能“從諫如流”，成為一代風尚，這是貞觀時期文治成功的關鍵原因之一。唐太宗把君臣關系比喻做源頭和活水，他認為：“君，源也，臣，流也”，“源清則水流”，“源濁而求之流。則不可得矣。”為了保持源清，他要求臣下“陛下有失，臣必書之”，以防“有害于今”，“貽譏于后”。他還經常鼓勵臣下直言進諫。貞觀初年，僅魏征一人進諫就200余事，他向唐太宗提出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著名格言，影響極為深遠。由于唐太宗求諫納諫，朝臣敢于直諫，使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貫徹執行，有害的措施得以及時糾正。“共享切磋”、“共相匡輔”，是唐太宗留給后人寶貴的啟示。需要指出的是，貞觀君臣論證的基本內容不僅僅是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形成一種從諫如流的政治風氣。實際上，貞觀君臣論證的另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內容是對新形勢下的政治格局特別是君臣關系進行新的定位。所涉及的內容包括君主地位、官員任免、行政規范、對外政策等各個方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君臣關系格局正在形成，其核心則是君主地位的無限提高及其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控制。3、修撰氏族志唐太宗為了壓抑士族勢力、抬高李氏皇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進行了修撰氏族志的工作。李唐起自關中，唐政權中的關隴士族最強，左右著唐初的政局；以崔、盧、鄭、李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起義打擊，但根深蒂固，在唐初仍然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爭相與之聯姻，他們依然保持著特殊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于自己所屬的關隴士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638年，《氏族志》修撰完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干為第一等。唐太宗很是不滿，指出修訂的原則以現在的“官爵高下”作為等級標準，命令其重新修訂。后來修訂基本貫徹了其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姓降為第三等唐太宗修《士族志》，表面看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上被非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譜牒作為選官的依據，劃分門第是看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列為門閥的，都是世代冠冕之家。而唐太宗修訂的《氏族志》，并不是作為選官的依據，至于劃分門的等級的標準，更不考慮過去做官的情況，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這樣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獲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舊日地位。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4、貞觀之治的歷史地位唐太宗在其統治期間，除采取穩定社會、發展生產、治理國家的措施外，還十分注意執法，加強文化教育，在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上，政策比較開明，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襯托了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來對唐太宗和貞觀之治都有較高的評價。史書記載“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由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賚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帶，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繪的貞觀治世。總體來說，以唐太宗為首的政治集團注意發展生產，輕徭薄賦，他用賢勤政，政治比較開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會秩序安定，階級矛盾緩和，民族關系比較融洽，對社會發展有利，應該給予肯定。貞觀治世，不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造成的，更是隋末農民大起義推動的結果。農民戰爭打擊和教訓了統治階級，使唐太宗制定政策時，不能不考慮農民的要求，并有所反映。但是在其統治后期，逐漸驕傲起來，納諫少了，行幸游獵頻繁，還出兵高麗。這些都是唐太宗和貞觀之治的局限性。當然，這和唐太宗和整個貞觀時期，只占次要地位，并不影響唐太宗作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對貞觀之治歷史地位的評價。二、武則天的功過1、武周政權與打擊士族武則天名曌，因她在唐為則天皇后，建立武周為則天皇帝，史稱武則天。父親武士彟，原為木材商人，隋末參加李淵晉陽起兵，因功封應國公，任工部尚書。武則天聰明機智，通曉文史。14歲入宮為唐太宗才人。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李治繼位，改元永徽，是為唐高宗。武則天到感業寺為尼。二年后，唐高宗將武則天召入宮，封為昭儀。永徽六年（655年），又成為皇后。這樣一來遭到掌權的關隴集團元老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對。武則天在許敬宗、李義府等出身寒微官員的支持下，使掌握實權的關隴集團遭到了重大的打擊。武則天當皇后后，便參與朝政。660年，高宗中風眩，武則天便協助裁決政事。自此，宮中稱武則天與唐高宗為“二圣”。武則天借唐高宗名義把《氏族志》改為《姓氏錄》，進一步貶抑士族，打擊門閥勢力。683年，唐高宗死，太子李顯繼位，是為中宗。兩個月后，武則天廢李顯，改立李旦為皇帝，是為睿宗，由武則天臨朝聽政。大臣徐敬業以“舊臣”、“公侯”和“匡復”中宗李顯為旗號，首先在揚州發兵，接著，宗室諸王于通州（今北京通縣）、豫州（今河南汝南）、博州（今山東聊城）相繼起兵響應。武則天評定了叛亂以后，又大批殺逐宗室諸王和朝廷顯貴，控制中央政權一個多世紀的關隴集團退出了歷史舞臺。690年，武則天稱帝，改元為周，上尊號“圣神皇帝”，以洛陽為神都。武則天所以登上皇位，不是偶然的。在這個庶族地主上升，士族地主衰敗的時代，武則天借助于庶族地主官僚的力量，打擊士族，才建立起武周政權的。她臨朝聽政時便依靠庶族力量打擊關隴士族。他放手讓酷吏迫害、謀殺政敵、李唐宗室、貴戚、朝中達官，制造恐怖氣氛。經過武則天的有力打擊，數百年以來的門閥士族走向了全面崩潰。打擊腐朽的士族勢力，促進它的滅亡，是武則天的歷史功績之一。武則天從當皇后開始便參與朝政，直到退位，前后長達50年，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統治期間，繼承了貞觀年間的做法，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大致保持了一個安定的局面。武則天統治時，除了大力打擊士族，還做到了如下一些有進步意義的事情。首先，重視和發展農業生產。她向唐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就有勸課農桑、薄徭役、省功費力役，都是對農業生產有利的建議，被唐高宗采納。武則天以農業收成好壞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重要條件。她還下令編成《兆人本業記》，頒行天下，指導各地農業生產。武則天還鼓勵開墾土地，并給與一定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和措施，都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在她統治期間，戶口增長速度非常迅速。其次，發展科舉制度。武則天在打擊士族同時，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她發展科舉制度，首創殿試，親自面試考生。殿試使考生更忠于朝廷，故殿試為歷代所沿襲。她開創武舉，擴大了用人范圍，選拔了許多軍事人才同時擴大科舉錄取名額，使庶族地主有更多的入仕機會，也大大擴大武則天政權的階級基礎。她還提高各地參加科舉考試士人的身份。第三，加強邊防。武則天注意加強軍事力量，與692年擊敗吐蕃，奪回了安西四鎮，又與吐蕃恢復和親政策，緩和了唐蕃關系。她還堅持在龜茲設安西都護府，702年，又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置北庭都護府，這樣一來，就大大加強了對西北邊疆的統治，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很大貢獻。此外，武則天好文藝，主張文章取士，這對唐代詩歌和文章的發展有推動作用。她還開創“南選”，使嶺南等邊遠地區的官員能就近及時銓選，又不誤政事。武則天本人雄才大略，頗有唐太宗風度，也能做到知人善任，她任用的狄仁杰、姚崇、宋璟等都成為一代名臣。正是這樣，武則天統治時期，整個國家不僅安定，而且繼承了唐太宗開創的政治局面并有所發展。武則天是一個復雜的人物，在她統治期間也有不少弊政，主要有 兩個方面。第一是任用酷吏，濫殺無辜，鼓勵告密，造成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她采取擴大任官的做法，使官僚集團迅速膨脹，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第二，崇佛與生活奢侈。她掌權之后，到處修建寺廟造像，佛教勢力迅速膨脹。并且修建佛像浪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影響了政府稅收。加之，武則天晚年生活奢侈，頻建宮殿，以至“關中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四、唐玄宗與開元變革1、武則天以后的動蕩政局武則天統治時期，遺留了許多問題。中宗李顯復位以后，發生了一連串的宮廷政變。先是“韋后之亂”，皇后韋氏干政，毒死中宗，圖謀竊位。臨淄王李隆基殺死韋后及其黨羽，擁立其父睿宗李旦復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睿宗復位以后，太平公主又以擁立之功，專擅朝政。712年，睿宗傳位于李隆基，次年改元開元，是為玄宗。太平公主圖謀政變，事敗后被殺。自武則天病死到太平公主敗亡，混亂局面持續了7年。玄宗登基后，統治集團內才暫時得到穩定。2、唐玄宗的改革在武則天的晚年和唐中宗、唐睿宗時期，政治昏暗，弊端叢生。針對這種情況，唐玄宗在開元年間任用改革政治家姚崇、宋璟等人，進行了整頓和改革，并取得了顯著效果。第一，裁汰冗官，整頓吏治。武則天時期，大肆招官，導致官僚集團膨脹。韋后又大量賣官，不緊使吏治日益混亂，而且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玄宗繼位以后，加以整頓，裁汰冗官，清除奸濫，又停廢閑散官署，精簡機構，嚴格控制官吏的銓選，以政績作為考核地方官升遷的標準。第二，調整機構，加強行政效能。開元十一年（723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以加強宰相辦事機關的效能。又增置翰林學士，參預機要，草擬詔敕，加強中樞機構的統治權力。對地方行政組織也做了相應的調整，把唐初的地方10道改為較為固定的行政機構。733年，又分10道為15道。各道置采訪使，監察地方州縣長官。此外，還臨時派遣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撫使，巡視地方。為了加強對邊境地區的控制，先后在沿邊設置節度使，負責一個地區的軍政事務，統領數量不等的軍隊，維持地方秩序，保衛邊疆。第三，發展農業生產。玄宗即位以后，采取措施，消除了干擾農業生產的因素。一是拆除了在三輔一帶設立碓硙，以利灌溉；二是積極救災，山東、河南發生蝗災，遣御史督促州縣捕殺，減輕了蝗災；三是大興屯田，建軍屯992所，民屯500萬畝；四是整頓均田制，緩和占田不均的狀況。第四，加強財政管理，改革漕運。為了解決日益增長的財政支出，在全國重要的經濟區陸續添置了許多專使，如漕運使、轉運使、勸農使等等。開元九年（721年），玄宗任宇文融為勸農使，檢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亡的戶口，結果查出逃戶80萬，田數與之相等。玄宗又將沿邊諸州“和糴”舊法在西北地區廣泛推行，使關中積粟與日俱增。第五，抑制食封貴族，整頓實封制度。唐初規定，凡食封貴族，國家按照食實封戶把客戶撥給封家，租調由封家征收。到中宗時，食實封所占有的客戶達到萬戶，國家的一大部分租調出于私門，封家自己征收時候又百般勒索，客戶大多破產逃亡。玄宗即位后，規定封家租調由政府統一征收，封家在京師統一領取.又規定凡子孫襲實封者，戶數減2/10。這樣，國家的租調不致于損失過重，又抑制了食封貴族的勢力。第六，沙汰僧尼，壓制佛教勢力。武則天佞佛，佛教勢力發展迅速，中宗以后，佛教勢力繼續膨脹。全國各地廣建寺院，僧尼人數多達數十萬。僧尼不納租調，影響政府稅收；同時寺院兼并土地，又造成農民土地不足，引發社會動亂。玄宗即位以后，恢復了道教的優先地位，沙汰僧尼，強令還俗者12000余人。同時下令禁止創建佛寺，并沒收寺院法外兼并的土地。從太宗貞觀年間到玄宗開元年間，中間經歷了110余年，雖然政局幾經變動，但各項制度基本上延續下來，從而使社會經濟長足發展，并在開元年間達到高峰。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作“開元之治”。四、開元天寶盛世的到來公元七八世紀是我國歷史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唐代中國是亞洲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當時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許多國家的使節、貴族、商賈、學者、藝術家、僧侶不斷來到中國進行交流、訪問、貿易。唐朝派往國外的使臣、僧侶，出國經商的商人，相望于道路。當時與唐朝通好的國家，主要的有70多個。唐政府機構中的鴻臚寺專門負責接待各國使節和來賓，許多地方設有商館，接待外商，又有互市監、市舶司，掌管對外貿易。唐玄宗開元年間，出現了經濟繁榮，社會比較安定，文化強盛，國力強的局面，達到了唐朝繁榮的高峰。據記載，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戶數達到891萬，口5291萬，這是唐朝人口統計的最高數字。比貞觀時期戶數增加了兩倍。人口的大量增加直接促進了土地的開發利用，天寶年間全國的耕地面積大約在620余萬頃。在生產恢復發展的基礎上，開元年間的物價較為低廉平穩。從開元十三年（725年）直至天寶末年，物價長期保持穩定，“兩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物價的低廉平穩對社會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唐代的對外交通相當發達。這個時期已經有路海兩條絲綢之路，通往印度南海諸國的有三條陸路，通往朝鮮半島有路海兩路，去日本除了經過朝鮮半島路線以外，還有南北兩條海路。與交通發達伴隨而來的，是商業貿易活動的頻繁。當時與唐朝建立經濟、文化聯系的國家主要有：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林邑（越南）、驃國（緬甸）、真臘（柬埔寨、老撾）、訶陵（印度尼西亞）、尼婆羅（尼布爾）、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獅子國（斯里蘭卡）、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以及中亞諸國。廣泛的對外交流不僅使古代中國人民的視野大為開闊，而且也使中世紀的世界由衷地傾慕燦爛的中國古代文明。第五章唐朝中后期的社會矛盾一、“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1、天寶年間的社會政治危機公元七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發生了許多深刻的變化，在開元、天寶盛世的掩蓋之下，唐王朝面臨著日益加深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危機，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的爆發，是這些危機全面暴露的結果。隨著唐代前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進步，封建土地私有制獲得了顯著的發展。開元、天寶以來，唐初確定的封建等級限制已被打破，官僚、地主和富豪無視政府的均田法令，大肆購買田地。均田令已經喪失了效力，土地兼并的進程加速。為此，唐政府在天寶十一年（752年）頒布《禁官奪百姓口分永業詔》中，用“官為出錢，還其買人”的辦法來試圖緩解土地兼并問題，反映政府已認為土地買賣是合法行為，不能使用法令懲辦買賣雙方。后來，土地兼并日趨激烈，出現了“疆畛相接，半為豪家”，而均田農民“流庸無依”的嚴重局面，政府已經無力而且也不愿在土地問題采取措施。隨著土地買賣的增加，“私契”逐漸合法化并且在交易中起決定作用。土地買賣的發展，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不僅農民的土地多有買賣，官僚地主的田產也經常易主。促使封建大土地所有權空前發展。唐代土地所有制的變化，不但結束了實行長達300年之久的均田制度，而且也使長期以來把持政局的門閥大族階層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使庶族地主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主導勢力。這一變化標志著中國土地所有制開始擺脫了古老的貴族色彩，以一種較為發展的形式進入了新的時期。土地私有制的發展也促進了租佃關系的發展，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系尤其是對封建政府的依附關系逐漸趨向松弛。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自武周時開始破壞，到玄宗時走到了盡頭。在均田制下，政府把土地分配給軍戶，免其租調徭役，要求他們自籌糧食軍械應征服役。但是均田制破壞以后，軍戶土地流失，軍糧兵器就成為他們難以承受的負擔。加之衛士多被軍官及權貴當作奴仆使用，富戶采用種種辦法來躲避差役，這樣一來，兵役、力役和賦稅等負擔就都落在貧下戶的身上，而他們不堪承受而大量逃亡。結果是府兵來源枯竭，由于兵力不足，往往延長戌期，戌年三年一換的制度成為虛文。衛士休班之后，逃匿日多。開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廢除了府兵番上宿衛的制度。天寶八年（749年），正式宣布停止上下魚書，實行了兩個世紀的府兵制度實際上已經廢除。玄宗時，宰相張說建議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募兵之法，以前在唐初的對外戰爭也實行過，但只是作為一種臨時性的輔助措施。723年，唐政府大規模地召募強壯12萬人，稱為“長從宿衛”。725年改稱“彍騎”。737年，又召募兵丁充實邊疆防戍，稱為“長征健兒”。州縣亦開始召募，叫做“團結兵”，也叫“團練”。起初還挑選精壯，注意軍事訓練，后來多由市井無賴充當，毫無戰斗力可言。隨著募兵制的實行，內地和邊疆的兵力配置發生了逆轉。府兵制度實行初期，中央集結重兵，地方兵力分散，內重外輕，便于控制局勢。府兵制破壞以后，中央軍削弱，精兵猛將聚于邊鎮。當時全國的總兵力約57萬人，邊鎮為49萬，僅及其1/6左右。唐王禪已經喪失擁重兵居關中以馭天下的軍事優勢。更有甚者，各地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擁有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出現了“尾大不掉”的趨勢。唐政府于睿宗二年（710年）設置節度使，主要是出于穩定邊疆形式的需要，在設置的初期也曾發揮積極的作用。在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發生變化以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節度使成為唐王朝統治的離心力量。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軍事危機在開元天寶盛世的帷幕下交織發展，逐漸吞噬著唐王朝的實力。但是，統治者們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滿足于外表上的繁榮昌盛，對日益加深、不斷暴露的社會矛盾不屑一顧，掉以輕心。此時的唐玄宗不象以前那樣關心政事，而是沉溺在聲色犬馬、安逸享樂之中。天寶四年（745年），玄宗納壽王瑁妃楊玉環以后，更加荒淫。楊貴妃一人受寵，全家飛黃騰達，勢傾天下。地方吏治日益敗壞，官吏們刻剝百姓，以供皇帝奢靡之費。朝廷之上，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李林甫閉塞視聽，自專大權，召集諫官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從此群臣不敢進諫，而“軍國機務皆決于私家”，以致朝政日壞。楊國忠依仗楊貴妃，勢焰熏天，除宰相外，身兼40余職，而且隨意發號施令，處理政事，朝中賢達干才，凡“不為己用者多出之”。唐朝初年，以文臣主持邊事，較易控制。及李林甫、楊國忠執政，唯恐文臣“出將入相”，威脅自己的權勢，于是就改用少數民族將領，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為節度使，使其掌握重兵。當時，隴右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有兵7萬人，轄地數千里；胡人安祿山身兼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兵力超過了15萬人，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閥。這些人不僅擁兵一方，而且互相之間爭奪權勢，不斷發生摩擦。其中，西北軍閥以哥舒翰為首，東北軍閥以安祿山為首，斗爭尤為激烈。朝廷本來為他們做和解的，但由于李林甫、楊國忠之間勾心斗角，各結藩鎮為援，使兩派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安史之亂在此形勢下爆發。2、安史之亂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身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揭開了地方割據勢力長期與唐中央政府爭奪全國最高統治權的序幕。安祿山出身營州（今遼寧朝陽）雜胡，曾為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的捉生將，因為殘酷鎮壓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天寶元年（742年）被提拔為平盧節度使，不久又兼領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野心極大，他多次到京師長安，在宮廷和官場活動中，對唐政府的腐敗、虛弱情況都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滅唐的異志。史思明原名史窣干，也是雜胡出身，很早就是安祿山的朋友。他到京師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歡，賜名思明。范陽起兵叛亂以前，史思明官至平盧兵馬使。安祿山為發動叛亂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他用漢人士人高尚、嚴莊作謀主，以心腹番將32人代替手下漢將，又收養了羅、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組成“曳落河”（壯士），作為叛亂的骨干力量。經過十年的準備后，天寶十四年（755年）冬，安祿山在人力、物力準備就緒以后，以奉密旨討伐楊國忠為名，起兵于范陽，率所部三鎮兵馬15萬人，南下進攻關中。河北一帶，原為安祿山的防區，叛軍所過州縣，官兵手足無措，望風瓦解。玄宗對叛亂毫無準備，聞報大驚，匆忙布置防御。但是，新募軍兵無力抵抗訓練有素的叛軍，安祿山很輕易的就渡過了黃河，攻占洛陽，直逼長安。至德元年（756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安祿山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處境并不是十分有利。由于叛軍所到之處燒殺劫掠，河北百姓紛紛反抗。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平原（今山東陵縣）太守顏真卿等17處地方官吏合兵20余萬，討伐安祿山，叛軍在河北后方只控制了六州之地。雖然史思明后來攻破常山，殺死顏杲卿，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