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有意誤譯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語言交際活動，由于原語和譯語兩種文字存在巨大差距，誤譯就成了無法避免的現象。總體來說，文學翻譯中的誤譯可分為無意誤譯和有意誤譯兩大類。有意誤譯是指“:譯者為了某種目的或適應一定的需要，包括讀者接受的需要、文化判斷與表達的需要等故意對原文的語言內涵、表達方式等作清醒、理智的選擇、增刪、改換形式等。”有意誤譯就是譯者為迎合本民族讀者的文化心態和接受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進行的翻譯。本文將AndrewChesterman的四個翻譯倫理模式融入到對我國傳統譯論的深入理解之中，完善誤譯研究，豐富了翻譯批評方法，從而使人們對文化誤譯有一個更全面、更深刻、更公正的認識。

一、翻譯倫理基本模式

西方的翻譯倫理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法國的文學翻譯家、翻譯理論家和哲學家安托瓦納?貝爾曼是翻譯倫理研究的開創者。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是此研究方面影響巨大的一位學者，對翻譯倫理的研究較為客觀，在中國影響力也最大。Chesterman分四個模式闡述了翻譯倫理問題，即再現倫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基于規范的倫理。再現倫理模式即在譯文中，視原文為經典而不敢有絲毫的褻瀆，對原文無增加、刪減或改變的現象，也就是說，在譯文中盡可能地再現他者。正如韋努蒂所提倡的那樣，翻譯就是盡可能體現他者而沒有歸化的痕跡。它要求譯者不僅忠實于原文作者的意圖，還應模仿原作者的風格和筆調，尋求譯文與原文間最大程度的對等。“服務倫理”是將翻譯視為一種商業服務而提出的，主要指翻譯的功能模式。翻譯行為要在翻譯目的的指導下進行,翻譯方法和策略也會受到翻譯目的的制約。傳統意義上的“信”、“忠”、“對等”翻譯原則要服從于翻譯目的或功能。局部的不忠,不但使刪減法和改譯法有了合理的理論依據,而且也使翻譯策略表現出較大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譯者也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更大的主體性。交際倫理強調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翻譯的目的不是再現“他者”，而是與“他者”進行交流溝通。皮姆認為，傳統翻譯理論拘囿于二元對立模式，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則，掩蓋了翻譯的實質。跨文化交際的目標在于由合作帶來的雙方互利，因而，翻譯的倫理目標應是相異雙方進一步進行跨文化的合作，改善原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關系，促進交際雙方的交流合作。基于規范的倫理要求譯者的翻譯行為符合一定社會道德規范，能被譯入語國家與社會所接受。規范是對翻譯行為或譯文文本“好”與“不好”的評判。切斯特曼將翻譯規范分為期待規范與職業規范。這些規范詮釋了在目的語文化中何種譯本可被接受，并且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文化中譯本是如何發生變化的。Chesterman對翻譯倫理模式的闡述，擺脫了傳統譯論始終在原語文本的囿域中展開關于“忠實”討論的局限，擴寬了譯者對“忠實”的理解層面,也為我們提供了多向度的、歷史的視角,客觀地審視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現象，文學翻譯中有意誤譯的倫理分析。

二、文學翻譯有意誤譯倫理觀

辭格形式的契合在文學創作中，作者有時為了增添作品音韻美感、增強幽默效果特地使用各種具有本民族語言特色表達方式。如何把這些民族特色語言再現，是文學翻譯工作者殫精極慮處理的語言障礙，譬如帶文字游戲式的“押韻”和“雙關”。如在《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有這么一段對話。原文中的pig和fig押韻，讀起來增加作品的音樂美，取得特殊的幽默感。而漢語的對應詞“豬”和“無花果”則毫無韻味可言。比較上述兩種譯文，可以發現“薯”與“無花果”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物，但從行文的效果來看，譯文二的“薯”表面上不忠實于原文卻以簡潔押韻而勝出。因而在這種特殊的語言背景下，有意的誤譯反而成了“貌離神合”的貼切翻譯。詞語的多義性同樣讓譯者面臨不可譯這一難題。《紅樓夢》第六十回趙姨娘因芳官把茉莉粉當作薔薇硝給賈環到大觀園大罵芳官一節。文中的“粉頭”的多義性“雙關”就給譯者出了難題：趙姨娘“：小淫婦！你是我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是娼婦粉頭之流！”芳官“：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是粉頭面頭的！”霍克斯譯文：Zhao:Littlestrumpet!Play-actorsandprostitutesaretheclassofpeopleyoubelongto!Fangguan:I’malittlegirl,notatrumpetorwhat-everitwasyoucalledme.楊氏夫婦譯文：Zhao:Youtrollop!You’renothingbutapaintedwhore!Fangguan:WhatdoIknowaboutpaintedwhores?在霍克斯的譯文中，“粉頭”被譯成了“號角”，從字面看來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從行文的效果來看，“號角”不“忠實”于原文卻更好地表達原著的意思，且和英語中“妓女”一詞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楊氏夫婦的譯文雖在字面上和原著一致，實際含義卻有所欠缺，成了貌合神離的誤譯。

意象功能近似一般來說，文化意象大多凝聚著各個民族的智慧和歷史文化的結晶。在各個民族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它們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語言里，慢慢形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文化意象反映出一個民族的不同特點，它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某些植物、動物、成語、諺語等等。另一個有意誤讀而成功變形的范例就是許淵沖翻譯的詞牌名“和滿子”。“和滿子”是首曲牌名，聲調哀婉。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從頭到尾都是斷腸聲。許淵沖把該意象譯為“TheSwanSong”，不僅沖破了語言的牢籠，而且也擺脫了原文的桎梏，把中國式意象“和滿子”頗具創意地譯寫為西方文化中的意象“swan”，是因為根據西方傳說，swan臨死時發出美妙的歌。swansong常用來比喻“詩人、作家等最后的作品”。這樣的變形即傳達了原文的深層文化含義，又實現了原詩與譯作之間中西文化的藝術上的完美契合與高度和諧。

詩學引進內化每個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精髓，大多通過文學語言形式體現出來。文學作品的翻譯目的不僅僅是把作品中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個性豐滿的人物引入到目的語，而且還要使異質的文化精髓，尤其是與譯語文學語言不同的表達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相互交流借鑒，促進各種異質文學的發展創新。龐德的中國古詩英譯本Cathay是部倍受爭議的作品。其翻譯《華夏集》主要是出于厭倦了后維多利亞傷感的詩風、前人抽象的說教和陳舊的題材而發起旨在改變當時文壇詩風的意象派運動的想法。因此,《華夏集》的既定翻譯目的是為龐德的意象派運動尋找依據。龐德翻譯李白的兩句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抽刀斷水水更流，Drawingsword,cu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舉杯消愁愁更愁。Rise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龐德這幾句詩的翻譯表面上像在逐字死譯。仔細品讀，覺得像蒙太奇似的“意象并置”，是龐德模仿中國古詩的特點，忠實表達古詩意象組合的方法之一。在翻譯上述兩句詩的時候，龐德刻意地保留原文特色就是期望達到這個效果。這一點在意象派詩歌的特點中體現出來，也印證了龐德翻譯時把“他者”當作“他者”來承認和接受并融入譯語文化的翻譯倫理觀。

倫理意識拘囿作為一種再創造的行為，文學翻譯的背后始終有作為思想和解釋系統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意識形態通過譯者影響翻譯行為，譯者可以根據意識形態自主選擇翻譯方式和策略，進而將其體現在譯文當中。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譯者會對原文進行取舍或是有意誤譯，造成譯文對原文的不忠實。中國文化深受儒家倫理道德的影響。在中國文化中，家庭的觀念是維系整個社會的紐帶，是整個社會發展成為一個有機體的凝聚力。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很容易使用帶有中國倫理親情關系“蹤跡”的詞語去解讀和替代原語文本。如《迦茵小傳》的翻譯，原著中有關男女情愛描寫的片段刪去,尤其是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節更是被譯者隱去了。于是被譯者修飾過的女主人公因合乎當時中國的倫理標準而被譽為“清潔娟好,不染污濁,甘犧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實情界中之天仙也”。以上實例證明，在倫理文化較為封閉的社會里，譯者的翻譯活動必受其所處的民族心理意識因素的制約，這一切并不是譯者對原文不理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