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清史研究概況

一九九一年度的清史研究，較之往前，出現一些好的發展勢頭，一是涌現了一批學術質量、水準較高的專著；二是學術論文的數量(百余篇)、質量方面，較前有新的提高；三是研究領域有新的拓展，老課題則有新的開掘。

有關清史、專史研究的學術專著，本年度出版的計有：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1—6冊)(遼寧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編的《清代皇帝傳略》(紫禁城出版社)；陳支平著《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楊英杰著《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編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著《中國屯墾史》(下冊)(明清)(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的《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論文34篇。出版的學術工具書和專題資料書有：陳生璽、杜家驥編的《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張書才主編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1—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國內的學術交流活動與學術會議計有：本年度先后召開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第六屆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清史避暑山莊研討會”等有眾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且有一定收獲。

在清史的專題研究領域，學術論文除拓展一些新領域外，對原有課題的研討更加深入、作者的視野有所擴大、背景研究亦更廣闊、論點更形堅實，致使論文均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研究分析有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個既老又新的領域。對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對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軍機處設立時間、軍機大臣的考證等課題；后者多著眼于對各時期政治機構的演變、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為探尋滿族開國初期的政統風貌和開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劉小萌寫了《滿族肇興時期政治制度的演變》一文，認為努爾哈赤稱汗建國，是滿族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結束了漫長的氏族部落時代，開創了滿族歷史的新時期；并對滿族從氏族部落時代向國家過渡中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質及其演變情況進行了探討。對“都堂”這一滿族開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則撰專文探討了天命年間都堂產生的背景、權限的發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認為都堂衙門雖為處理漢人事務而設，但不久其權限就擴大到八旗諸申，成為掌管后金全國財政的機構，同時都堂還是參與后金最高決策的議政會議大臣。對“議政王大臣會議”，研究者多認為它只是一種議政制度，而無衙署辦公處，不屬于國家機關。杜家驥則在《清代“議政處”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見解，他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確有衙署議政處，其主要職責是奉皇帝之命商議國家“機要”事務，包括軍務、邊疆民族事務、議處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員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務等內容，又尤以商討軍務為重。但它卻帶有非正規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趙秉忠、自新良在《關于乾隆時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學月刊》第2期)一文中，認為乾隆帝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和調動旗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積極性，適時采取了加強旗務管理、嚴格八旗等級制度，擴大滿洲八旗的入仕途徑和處理八旗王公遺留的歷史問題等八旗政策。實施后，取得了積極成效，并對康乾盛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安雙成在《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第4期)一文中，對雍正初年設置養育兵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論述，認為清代養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軍隊，它不僅緩解了八旗人丁過剩的矛盾，同時對培養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對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們只注重御史、給事中對百官的糾劾作用，而忽視了對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對此，呂美頤在《清代的督催與注銷制度》(《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認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與注銷制度，對承政機構和辦事效率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督催與注銷應是清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經歷代斟酌損益、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從機構設置、辦事程序，到督催內容、注銷標準、懲治辦法等，都實現了規范化、制度化。清代州縣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為從宏觀角度對此進行考察，畢建宏在《清代州縣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闡明了縣級行政的發展過程、地位和作用、特點、行政組織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縣衙門良好地完成了清統治者交給的職責，對清統治的穩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說明：以滿族為核心的清政權，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長期延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統治者對州縣行政空前重視，從而對中國內地基層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更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縣州衙門對清朝國家職能的良好執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負擔為基礎的。

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論文多涉及歷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機構設置、治道異同等問題。如，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明皇室態度之演變》(《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認為，在清兵入關前后，多爾袞以攝政王身份，對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籠絡政策，以期為促成清朝早日統一起到作用，這種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這種籠絡明朝宗室的政策卻為打擊與鎮壓所替代。這一轉變，并不是多爾袞個人好惡所使然，而是由于當時國內形勢起著一種明顯變化而造成的結果。清代的軍機處究竟創設于何年，清史學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歷史檔案》3—4期)一文，對各種觀點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四年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而趙志強則依據清代滿漢檔案和文獻資料，對雍正朝的軍機大臣進行考察，為解決軍機大臣的官稱和軍機大臣的擔任者兩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歷史檔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韋慶遠的《論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史學集刊》第1期)一文，認為高宗在許多重大政策上堅決繼承了世宗的決定，乾隆政治不失為雍正政治的繼續和發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確實對世宗制定的規章制度及其推廣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較大的更張、糾正和充實。兩代君主的政治經歷、素養、作風、心態、哲理傾向等確有不同，但卻不能忽視，他們在御極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從“持盈保泰”到高壓統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從“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內容、文治官僚的征用與政治形勢的轉變、乾隆的對策、高壓統治的強化幾個方面入手，對乾隆中期政治轉變作了簡要分析，認為所有這些變化無不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統治心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反過來它還影響、支配，乃至規定了乾嘉之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外，對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問題，趙秉忠、自新良在《論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簡要論述，指出乾隆后期將加強君主專制作為施政的首要任務，則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乾隆帝濫施君威，打擊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鎮壓人民斗爭，致使政治日趨腐敗、思想文化窒息、社會動亂、經濟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清史研究中最為活躍、論著最多、涉及問題面最寬最廣的領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財政研究它包括對清代國家財政、養廉銀制度、常平倉與社倉的研究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財政問題初探》(《中州學刊》第2期)一文，對清初財政暨清王朝有關穩定財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清初的財政危機是嚴重的，財政虧空幾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響到統一事業和政權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練餉等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過了危機時期。而清朝的養廉銀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項經濟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頓封建制度的一項綜合改革措施。馮元魁的《論清朝養廉銀制度》(《復旦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閭閻咸免擾累。所以，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較為安定，為清王朝的強盛創造了條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倉、社倉制度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清代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內大學報》第1期)兩文，則分別對清代常平倉和社倉在清代社會經濟生活、財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會功能作了探索。他認為，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農民最低程度的簡單再生產及軍事、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常平倉、社倉實質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公共性實物積累，是封建政府對生產、分配過程施行向一種調節、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

2、農業墾殖與租佃關系程墨秀在《清代山東移民開發東北農業述略》(《齊魯學刊》第4期)一文中，認為清代的山東移民東來，對開發東北農業的貢獻表現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墾辟；二是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三是伴隨農業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使清初的封建農奴制徹底瓦解。拓墾形態是臺灣開發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清代臺灣的拓墾形態一直被籠統地說成是“墾首制”，但研究表明，臺灣的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墾首制”一詞所能全部概括的。對此，周翔鶴的《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上墾首、業主、佃首等名稱的地理分布》(《臺灣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認真探討，認為墾戶、業戶、業主這幾個稱呼是適用于全臺灣各地區的；佃首、佃戶首則適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墾戶首、墾首則適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湖南四川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糧產地，屬于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類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無論是佃農向地主繳納押租，還是自耕農與佃農轉變成為地主，都說明因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積累，不是流向生產，而是流向地產，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沉痛的歷史悲劇。屯田在清代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論清代屯田》一文，通過對清代屯田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屯田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屯田的破壞，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經濟和土地制度的一個側面，從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質和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崔永紅在《清初青海東部的興屯開荒和屯田民地化問題》(《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清初承襲明衛所制度，雖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區繼續實行屯田，但明中期以來屯田向民地轉化的發展趨勢仍在繼續，其過程至雍正初年終于大體完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存在著縉紳與庶民的嚴格等級劃分。所謂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階級中非身份性的階層，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從清代獲鹿縣檔案看庶民地主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和韓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區庶民中小地主的發展》(《河北學刊》第8期)兩文，選定河北地區的庶民地主作為個案，對各自命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認為到乾隆年間時，庶民地主的發展改變了縉紳地主在農業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而躍居主要地位，縉紳地主已從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這無疑改變了土地占有關系，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雇工經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韓文則認為保定地區土地關系中各類中小地主的涌現，“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量上看，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斷滋長；從質上看，他們都是隸屬于與豪紳權貴不同的庶民地主階層。中小庶民地主的發展證實著“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著”，這正是封建土地關系已經松弛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謝肇華、何溥瑩的《清代的佃農》(《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農所表現出的特點。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剝削，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階級，是反封建的主力，這個本質沒有變化。而李三謀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額租制的關系問題》(《求是學刊》第2期)一文，對定額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關系進行了說明，提出了較之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各處的永佃制的產生情況都因地而異，何止十種百種，但一般卻以額租制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躍。陳權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長與危機》(《湖南師大學報》第6期)一文中，考證了清代人口在編審統計中，存在人丁與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錯，造成雍正前與乾隆后的人口數目出現巨大差數，但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億大關的事實。至于此期間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長達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廣泛種植，攤丁入畝和保甲戶口冊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認為出現了人口危機，并相繼提出了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這說明以古為鑒，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忽視不得的。吳建新在《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中認為，廣東的人口在明清時期經歷了重大變動，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增長，而且表現在分布上，越來越顯示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口從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廣人稀的地方，從艱于謀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謀生的地方，是明清廣大人口流動的一般趨勢。但它與歷史上以往時期相比，還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清朝是我國人口急劇增加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游民問題因而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王躍生的《試論清代游民》一文，對游民的概念、種類與職業特征、游民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官府對游民的態度、游民問題較突出的原因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清代游民問題的出現與當時人口問題有密切關系。實際上，任何社會只要人口急劇增加，而社會又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謀生途徑，游民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業和城鎮經濟王廷元的《明清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安徽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明清數百年間，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購、染色和運銷的主要經營者，因此他們的活動既促進了江南棉織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棉織技術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李華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兩文，對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發達及外籍商人的情況作了詳細研究論證。前文指出湖南城鄉，除本籍商人外，集聚著江西、廣東、山西等十四個省的商人在進行著經商活動。湖南商幫之多，商人數量之大，為其它省份所少見的。商幫、商人數量的多而大，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認為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湖南城鄉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在商業當中，不但行商坐賈活動頻繁，作為中介行業的“行戶”“牙行”也異常活躍，而且在有些地區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出現了“重商輕農”的思想。羅一星在《清代前期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學術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額、商品結構、市場主要商品(如糧食、棉、布、粵鹽、鐵器、廣糖等)的長距離遠銷等諸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發展，它的網絡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產的主要商品都不僅僅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而是滿足各地區的需要，成為一個地跨兩廣、面向全國、聯系海外的區域市場。

三、中外關系與對外貿易研究

這是近年來，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變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康熙晚年清廷發布南洋禁航令、禁止設堂傳教，以及在此前后對臺灣澳門和沿海地區的強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內外交相壓迫的必然結果。從中俄《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處狀態。在雙方頻繁的交往中，俄國方面顯得積極主動，清政府則表現得消極、遲滯。對此，周祚紹的《康熙后期中俄關系基本態勢簡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謹慎保守的睦鄰政策，既有軍事斗爭，借以打擊沙俄的騷擾和擴張，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動。與之同時，俄國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擴張。但由于它忙于西略，無暇東顧，不敢貿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關系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的關系，對之的征服統治和吉爾吉斯人在浩罕汗國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論述，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吉爾吉斯貴族在浩罕汗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甚至超過了烏茲別克貴族，占據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繼在閩、粵、江、浙等省設立海關，管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廈門海關在眾海關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歷史依然撲朔迷離。陳育寧的《清代前期的廈門海關與海外貿易》(《廈門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闡述了對閩海關地點的爭論、關稅收入、用人與管理制度諸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而蔡鴻生的《論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則認為中瑞關系形成于瑞典帝國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廣州，開辟了中瑞通商的時期。廣州的瑞行，長期販運絲、茶、瓷三大名產，具有與西洋其它國家不同的通商風格。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則認為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黃啟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交匯》(《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一文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似是從葡萄牙人于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后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于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關系，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轉運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座橋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清代民族政策、民族關系以及邊疆民族經濟等問題的探討。馬汝珩、趙云田的《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對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內容及措施，形成與發展等問題作了客觀的歷史評價。馬大正的《略論清代邊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則認為，清代的邊疆政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和影響的現實性等四大特點。楊選第等的《清朝對蒙古地區實行法制統治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陳光國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規范試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兩文，對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法制問題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立法及司法管轄是在借鑒歷朝統治者成文法與各民族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它的實施與深入，體現了清廷已相當注重以法律形式調整民族間的關系，達到維護北部邊疆的和平與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統治壓迫羈絆蒙古民族的實質；后文則指出，清政府為了調整蒙古社會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與之相聯系的人身關系，曾制定頒布民事法律規范。它的實施，對于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民族關系，維護邊疆地區的社會秩序，曾起過重大作用。而蘇欽的《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清代在“貴州苗疆”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點是因俗、因地、因時而治，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與苗族習慣法有機統一起來，這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苗疆發展進步。此外，還有不少研究邊疆開發與民族經濟文化的文章，如華立的《清政府與新疆農業開發一文認為，在開發活動中，作為行為主體的兩大力量——國家政權力量(其人格代表為皇帝及各級官員)和民眾自發群體力量，都對開發進程起著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以農業為重點的開發方針和措施，與當地民眾的開發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效。張世明的《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同上)一文，認為西藏民族性格屬于宗教型眾趨人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價值取向及與之相適應習慣化行為方式無疑對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會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區開發概論》(同上)一文中認為，滇桂地區程乾嘉年間獲得了成績斐然的開發，其所以如此，根本一點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統一的政治環境使內地充裕的人力資源得以用于這里的邊遠山區。而吳元豐的《清乾隆年間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兩個問題》兩文，分別對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設置及規模、制度作用；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成交額及馬價、絲繃價與貿易比值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五、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且有一定的加強。馬涉湘在《滿族入關前生活方式變化的歷史思考》一文中，認為在明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白熱化之際，滿族奇跡般地崛起，揮麾全遼，馳聘中原，興起之迅猛，定鼎之穩健，衰落之急速，都與滿族入關前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有直接深刻的聯系。而急劇性、主動性、整體性和具有較強的模仿力，則是體現滿族生活方式變化的鮮明特點。宋傳銀的《論清前期“奢靡”之風》一文指出，從整體來說，若將清代前期出現予民間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風，放在封建社會末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考察，它無疑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生活領域所滲透出來的一股清新之風，它表現封建社會已經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墳墓走去。馮爾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一文中認為：吏治嚴重敗壞；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盜賊、民變、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活動頻繁；國內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中國人民進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斗爭是道光時期的五大社會問題。它的發生受著三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一是封建的社會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三種因素的結合，是道光朝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而鄭振滿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發展》與鄭德華《清代廣東宗族問題研究》二文，從不同的角度對福建、廣東地區宗族制產生發展的特點作了探討。前文認為合同式宗族作為一種互利性組織，是繼承式宗族與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補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環境中，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都不足以構成宗族組織的現實基礎，合同式宗族也就勢必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形式。后文則認為，清代廣東平民宗族是一種以血緣為主體，夾雜有地緣因素的社會基層結構。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也特別明顯。

六、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

清代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獲得可喜的收獲。涉及內容多在重大歷史事件、各種宮廷典章制度、宮廷文化活動等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刊載。如郭松義的《明清兩代詔造“淑女”，引起的動亂》一文，根據日本史籍《華夷變態》等書的記述，對清代江南地區因訛傳點選秀女而發生的民間動亂，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