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現代性問題

摘要：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研究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它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闡釋及其對文學的政治層面的有意忽略開拓了研究者的視界,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一道獨特的景觀。論文在討論運用這一視角研究中國文學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對這一研究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進行了初步反思,這主要表現在:對現代性的簡單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這一概念的內在張力;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獨特性重視不夠;對現代性視角的理論價值認識不足。這些問題的解決,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研究。

關鍵詞:現代性張力審美反傳統

盡管20世紀初就出現了中文的“現代性”一詞,①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極富理論概括力的術語并未引起學界的注意。真正運用“現代性”理論研究中國問題是從海外學者開始的,20世紀70年代,歷史學家柯文在研究王韜時使用了“modernity”一詞,他是在與“傳統”相對應的意義上使用“現代性”的,相對于這一詞匯的經典意義而言,他是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詞匯的。②有意識地將現代性理論系統應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則是旅美學者李歐梵,20世紀70年代末,他在參與編寫《劍橋中華民國史》時,將1895—1927年的中國文學潮流定性為“追求現代性”。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現代性”概念才成為大陸理論界關注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種關注并不是從“現代性”問題自身出發的,它只是作為“后現代性”的一種對應性概念而出現的,學者們是為了闡明“后現代性”,不得不回溯與之對應的“現代性”,在這種情況下,“現代性”才成為廣為中國學者所知的理論范疇。1996年,楊春時、宋劍華發表了《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近代性》一文,最終引發了一場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現代性”論爭,“現代性”由此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現代性”視角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它對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闡釋及其對文學的政治層面的有意忽略開拓了研究者的視界,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一道獨特的景觀。與此同時,這些研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顯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對現代性的簡單化的理解,而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這一概念的內在張力;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獨特性重視不夠;對現代性視角的理論價值認識不足。本文擬圍繞上述問題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現代性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一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與西方現代性理論緊密相關,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對啟蒙理性的張揚、對個性解放的倡導及其激進的反傳統態度根本就是西方現代性精神的中國翻版。因而,現代性并不僅僅是屬于西方的理論,它不僅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關系密切,也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休戚相關。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中國的現代性還是與西方現代性理論有著一定的差異,它不但有著自己獨特的起源語境,在對“現代性”內涵的理解以及藝術的表現方式上,都有著自己的特定指向。這些獨特性表現為:在“追求社會進步”和“表現人的生存體驗”之間偏重于前者;在西方,存在著“啟蒙”與“審美”的截然對立,而在中國,這種對立則表現得微弱得多。中國現代性的起源與西方現代性的發生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說西方現代性的興起是主動的,有著一種內在驅動力的話;那么,中國現代性的發生則是被動的,在外在的西方力量的逼迫下,一大批有志之士開始追求現代性,以走出民族的困境。③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締約,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亡圖存的意識,這最終導致了他們對中國現代性的訴求集中在富國強兵方面,而對思想啟蒙則少有考慮。美國學者柯文在談及中國現代性的特征的時候指出,有關經濟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更著眼于國家的強大,而較少地考慮人民的福利。就19世紀70—80年代的改革者來說,求富與求強的目標是不可分割的。在那些談論中外經濟競爭的人們當中,也十分傾向于考慮在政治上與西方國家競爭。④自近代以來,那些追求現代性的先驅者們看重的是現代化技術,而非內在的精神,“中體西用”成為多數人所認同的一種選擇。王韜相信,一旦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器”)差距被拉平,西方喪失其軍事和經濟優勢的時候,他們就會“陸騮水眎,奔走偕來,同我太平”。⑤應該說,這是一種沒有“現代性”的現代化追求。在韋伯看來,經濟的變化源自復雜的、本質上不可預測的精神變化,源自人們的信仰、信念、生活習慣和期望的變化,市場絕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機制,它也是一種精神的表現,一種文化現實的表現,一種個體生活的投射與預期的復雜集合的表現。⑥這也就是說,工具層面的現代化(“用”或“器”)的實現必須與精神層面的現代性(“體”或“道”)相匹配,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否則,技術上的現代化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內容的形式,一種假象。因而,汪暉將晚清以降的中國“現代性”的追求看作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可謂一語中的。⑦盡管這種傾斜的“現代性”訴求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運動的最終指歸還是國家-民族的復興。胡適在其日記中曾明確地表示,吾輩安于學業是“為將來振興祖國作好一番準備”,⑧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中也直言不諱地說,“今其國之危亡也”,“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⑨由此可見,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只不過是表面現象,因為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啟蒙”本來就是為了最終的“救亡”。因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追求更集中地表現在對國家富強的渴求方面,這一點與西方更看重個人自由的現代性追求有著明顯的差異。

二

存在著“兩種彼此沖突卻又互相依存的現代性”,10這是西方研究界的一種共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也順理成章地沿用了這一判斷。如果我們再將這一判斷與德國浪漫派、波德萊爾、戈蒂埃、前期象征主義乃至于T·S·艾略特的作品相比照的話,就會發現,相對于西方文學的發展而言,這是一個切合實際的判斷。然而,如果我們將這種判斷全盤照搬到現代中國文學上,可能會或多或少地失之于武斷。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很少有人自覺地有意識地表現“審美”與“啟蒙”的截然對立,中國作家所走的是另一條道路,他們在追求現代性的審美層面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對“啟蒙”的訴求。由于現代的中國作家迥異于西方的生存處境,與他們的先輩們一樣,也非常看重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他們看來,這是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子夜》的開篇就是一幅現代都市的壯觀景象: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癢癢的。……風吹來外灘公園里的音樂,卻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也最叫人心興奮。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瞑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NEON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在大多數中國作家筆下,只有維護傳統秩序的人才會懼怕現代化的文明進程,并將代表現代性的器物形象看作是妖魔鬼怪。“機械的騷音,汽車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氣,Neon電管的赤光,——一切夢魘似的都市精怪,毫無憐憫地壓到吳老太爺朽弱的心靈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鳴,只有頭暈!”在一系列現代景象刺激下,作為傳統世界代言人的吳老太爺抱著他那部《太上感應篇》、口中喊著“邪魔”一命嗚呼了。在曹禺《原野》中的焦母眼里,“火車是一條龍,冒著毒火,早晚有一天他會吃了你,帶你上西天朝佛爺去”。就這樣,在西方相互抵牾的“啟蒙”與“審美”,在中國成為相互兼容的兩個概念,只不過由于其起源語境的差異,現代性的“啟蒙”的層面比“審美”層面得到了更多的觀照與重視,這是中國現代性的獨特性所在。這種獨特性既表現在作家的意識深處,也表現在他們所創作的作品中。這也就是說,啟蒙的追求和審美的沖動對中國作家及其作品而言,是合二為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其主導傾向略有差異而已。但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我們并沒有把20世紀中國文學的這種“審美”與“啟蒙”兼顧的特性表現出來,而往往是只談一點,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另外一點。這樣就人為地把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了。

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偏重于拯危救亡的特性,使許多現代作家都將注意力集中于國民性改造和民族振興,用夏志清的話說,就是充滿了“道義上的使命感”和“感時憂國精神”。應該承認,對科學、進步、正義的追求在中國現代作家的創作中確實處于強勢地位,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長期以來,現代文學研究界所關注的也是對現代文學作品中的啟蒙層面的現代性的挖掘,使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解讀一直徘徊在改造國民性、個性解放、革命、解放等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文學史,無論是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對作家的評價,還是對具體作品的分析都僅將文學看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注腳。20世紀80年代這種情況雖有所改善,但實際上側重點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轉換,無論是黃子平等人的“20世紀中國文學”,還是劉禾的“民族國家文學”都沒有擺脫這一框架。研究視角的單一性導致了研究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審美”特質的盲視,最終將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價值降到了最低點。在這種思維定勢的導引下,現代文學作品在研究者眼里失去了生命的光彩,以至于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這樣評價現代中國作家:現代的中國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曼那樣,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關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刻劃國內的黑暗和腐敗。表面看來,他們同樣注視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蘇聯作家,把國家的病態,擬為現代世界的病態;而中國的作家,則視中國的困境為獨特的現象,不能和他國相提并論。他們與現代西方作家當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嘆息,便是厭惡的流露;但中國作家的展望,從不逾越中國的范疇,故此,他們對祖國存著一線希望,以為西方國家或蘇聯的思想、制度,也許能挽救日漸式微的中國。假使他們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蹇,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會把他們心頭中國民生、重建人的尊嚴的希望完全打破了。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為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11李歐梵更是在引述了夏志清的這一斷語后又追加了一句,“甚至就連最深刻的中國現代作家魯迅似乎也不能超越這種感時憂國的精神。”12這一研究結論固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生存樣態有關,但它未嘗不是研究者的一種偏見。每一個研究者都有著自己介入作品的特定視角,由于研究者事先對中國現代文學已經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在釋讀具體文學作品時,便不自覺沿著固有思維定勢走下去,而在無意中對作品的其它內涵形成了一種“盲視”。這種思維定勢一旦形成,即便現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現了對現代人的生存境況的追問與探尋,研究者也會視而不見。即以在李歐梵看來“不能超越這種感時憂國”精神的魯迅所創作的小說《示眾》為例,按照原有的釋讀邏輯,它所指向的不過是作家對看客心理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然而,當我們拋開這一視角,從審美的角度來審視這篇小說時候,“示眾”這一場景所顯示的不再是國民性,而是人類生存世界的“相對性”。小說中的任何一個“看客”在看別人的時候,都是一個充滿了主動性的“主體”,其目光都是貪婪而又肆無忌憚的;不幸的是,“看客”本身也反過來成為被“看”的對象,由此構成了“看”與“被看”的對立與循環。人類的令人悲哀之處在于,任何一個“看人”的人永遠不會關心“被看”者的感受,同時也不去想自己“被看”時的樣子。人們就這樣渾渾噩噩地生活著,只知道“看”的愉快,而忘記了“被看”的窘迫。作家通過“示眾”這一小小的場景,寫盡了現代人的悲哀。如果沿著這一思路思考,魯迅的《狂人日記》、《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等名篇都具有了更為深廣的哲理意蘊。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作家作品中都蘊含著這種審美期待,在李金發、沈從文、曹禺、錢鍾書、施蟄存、馮至等作家和現代詩派、新感覺派、九葉詩派的作品中對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的追問、對藝術的自主性的追求甚至已經成為主調。

對某個作家來說,問題依然是如此。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某個作家“反現代化”(追求文學的審美自主性的一面)的一面,而忽略了同一個作家對“自由”、“平等”、“法制”的訴求。實際上,每一個作家都是復雜的多面體,他的現代性立場也并不是永恒不變的,在特定的歷史情勢下,他的現代性立場會悄悄地發生位移,過去一度隱匿不見的潛在因素,會突然浮出海面,成為他創作的主調。以曹禺為例,我們很難說他是重視現代性的審美層面還是啟蒙層面,因為以1937年為界,他的這種立場不由自主地發生了轉變,如果說《雷雨》、《日出》、《原野》中更多地表達出現代人的反傳統、反道德的審美立場的話,那么,在《蛻變》、《橋》、《艷陽天》等作品中則更多地表現為啟蒙的立場。前者更多地表現了作家對現代人生存處境的關注、對人性深徹的洞察力以及藝術觀念的先鋒性的追求,而在后期的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由、平等、正義、民族復興等宏大主題的關注。因而,忽視了作家創作歷程中的任何一個層面,都是片面的。

三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這一局限并不是“現代性”理論造成的,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如何理解“現代性”。在文學研究領域,將原本互為依存的現代性人為地割裂為“審美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這就把極具包容性的現代性理論簡單化了。文學的現代性既要考慮審美行為的自主性,同樣還要兼及社會學家眼中的“現代性”,因為文學畢竟與社會生活、政治、宗教、哲學密切相關。在此情形下,我認為“現代性”這一理論視角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概括力是其它理論視角無法比擬的:它既關涉到對科學、民主、自由、進步等價值理念的追求,同時又融鑄了現代人的生存體驗;既包含了對文化傳統的批判,又表現了它的自我反省與更新能力;它打破了意識形態的觀念壁壘,超越了以“世紀”、“時期”來為文學史命名的局限,而以一種存在的“狀態”或“本質”(一種“精神特性”)來為新文學命名。

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一理論對現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尚未全部凸顯出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它必將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轉型起到重要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它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解釋經典作品得以長盛不衰的奧秘。“生命從不體驗各種事物本身,而只在各種事物中體驗生命自身。”13普通讀者并不是在作品中體驗“歷史”,他也不是以作品反映歷史的真實程度來判斷藝術品的高下。在他們看來,無論一個作家如何重視生活真實,他筆下所虛構的生活總與鮮活的歷史有著相當大的距離,揭示歷史真相的任務在歷史學家那里,愛好對歷史盤根究底的讀者自會到歷史檔案中去追尋歷史的足跡。另一方面,隨著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離我們越來越遠,讀者對那段歷史的關注程度也漸漸弱化,作為一個文學鑒賞者,相對于歷史的真實性而言,他更愿意從作品中體驗“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福樓拜說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像作家從個人體驗出發塑造自己筆下的人物一樣,讀者也往往是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出發去理解作品的,他們更重視作品對人的生存境況的揭示。在這種境況下,哪部作品向讀者呈現了人的存在與生命的奧秘,它也就擁有了感動當代讀者的力量。西梅爾對近代哲學的轉型說過這樣一段話,“哲學史揭示出這樣一個特殊的、不太受歡迎的事實:就生命的若干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成分而言,哲學并沒有作出更為深刻的估價。除了一些偶然的看法之外,關于命運的概念,關于我們稱之為‘經驗’的那種東西的謎一般的結構,哲學對我們守口如瓶;關于幸福與苦難對生活所具有的深刻意義,及其這種意義的道德含義,叔本華以前的哲學從不對我們提起”。14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過去確實太重視文學與政治、革命、進步等層面的關系問題了,而從根本上忽略了當代讀者的個體生命感受。在這種情況下,“現代性”的審美層面有助于彌補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這一缺憾,它對人的“生命與感性”的關注,將過去與現在有機地融為一體,揭示了作品何以經久不衰的奧秘。

另一方面,對傳統的反思與批判是“現代性”的主要特質之一,從這一理論視角有助于研究者理解作家本人的文化立場及這一立場對其創作的影響。過去,我們經常將作家的創作轉向歸結為作家政治思想的轉向,甚至得出“思想進步、藝術退步”的結論,從現代性視角出發,這遠不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判斷。以曹禺為例,過去,研究者通常將曹禺的創作轉向單純地歸結為政治的轉向,實際上,事情遠沒有這樣簡單。現代性的研究視角會使我們發現作家在“政治轉向”之前的“審美轉向”和“文化立場轉向”,從而對曹禺創作中的“反傳統”與“傳統”思想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進而對作家的轉向之謎作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事實上,正是“政治轉向”之前的“文化立場轉向”決定了中國現代作家1949年以后的價值取向,準確地講,是作家由“反傳統”到“皈依傳統”的立場轉換,導致了其創作的全面滑坡,他由一個堅持文學的自主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聽命于“他者”召喚的一個傳統文人,這哪里是什么“思想進步、藝術退步”,分明是“思想退步,藝術隨之退步”。因而,這一理論視角對研究中國現代作家的創作轉向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啟蒙精神已經被研究界的前輩作了富有深度的開掘,它對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形成、發展乃至成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另一方面,研究視角的單一化也影響著這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在這種情況下,以極具內在張力的“現代性”視角審視現代文學作品,不僅會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以往過于偏重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層面所帶來的某些缺憾,同時,現代性理論對研究界整體觀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也有著啟示意義,促進研究的多樣化,進而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紀轉型。

參考文獻

①據李歐梵推測,“中文‘現代性’這個詞是近十幾年才造出來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遜教授來北大做關于后現代性的演講時,連帶把現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紹過來的,這還有待于進一步考察。”(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見《李歐梵自選集》,第265—26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事實上,如果僅就“現代性”一詞出現于中文中的時間而言,則要早得多。民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號上,就登載了周作人翻譯的英國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文中出現了此詞,涉及“現代性”的部分如下:“陀氏著作,近來忽然復活。其復活的緣故,就因為有非常明顯的現代性(現代性是藝術最好的試驗物,因真理永遠現在故)。”該文譯自《北美評論》第717號。此外,《文學雜志》第3卷第6期(1948年11月)上登載了袁可嘉翻譯的史班特(StepherSpender)的論文《釋現代詩中底現代性》,該文的英文原題為WhatIsModernInModernPoetry。

②參見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雷頤等譯,第82頁,第21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

4年版。

③費正清在《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國》中說,“在我們新大陸,我們幫助產生近代世

界;而近代世界卻是被強加給中國人的,中國人不得不咽下去。”轉引自柯文:《在傳統與

現代性之間》,雷頤等譯,第13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參見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雷頤等譯,第233—23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無獨有偶,本杰明·史華茲也指出,在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之間,穆勒更看重的是個人的自由,他認為“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蒂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

一個國家若只為(即使是為著有益的目的)使人們為它手中較易制馭的工具而阻礙他們的發展,那么它終將看到,渺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偉大的事”。但這一觀點經過嚴復的轉譯,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假如說穆勒常以個人自由作為目的本身,那么嚴復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參見《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141頁,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