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培植與思維方式轉換

摘要:公民意識是公民自覺地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內容。以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為基礎,將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現代民眾意識。公民意識體現了公民對國家事務的參與和對政治權力的訴求,是公民素質的重要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和條件。公民意識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培植”的結果。公民意識培植必須實現從傳統思維方式向現代思維方式的轉換。

關鍵詞:公民意識;臣民意識;民主政治;思維方式

一、公民意識與臣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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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識”是公民自覺地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內容,以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為基礎,將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現代民眾意識。公民意識是權利意識、法制意識、理性精神和道德意識等多個層面的統一,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得以形成、維護和發展的前提。

公民意識以及相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規范,是近代以來民主政治的基礎。在中國傳統的法律規定和政治觀念中,并無“公民意識”的概念,深植于人們政治觀念之中的是“臣民意識”。

“臣民意識”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是傳統社會普遍的基本政治意識。表現為對君主專制及其權力的崇拜、俯首,其本質特征是只盡義務,不講權利,將自己的命運與未來寄托于英主、明君。在“君權至上”的價值準則下,人們只有忠君的義務,而無法定權利的自覺。由于人們缺乏基本的權利主體意識,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意志,形成了普遍的“盡人皆奴仆”的臣民心態或臣民意識。

19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伴隨著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門。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封建君主政治也走到了盡頭。西方的思想文化、民主政治思潮不僅構成了否定君主政治、進行民主革命的政治因素,而且也成為推進民主進程的思想文化因素。西學東漸浪潮使得近代中國人的民主意識逐漸覺醒。自嚴復翻譯《天演論》始,一大批有關西方民主政治的經典文本相繼被介紹到中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彌勒的《論自由》,代表美國民主政治基本精神的《獨立宣言》和反映法國大革命成果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中國先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通過對民主、民權問題廣泛而深入的思考,力圖擺脫傳統臣民意識,進而運用民主政治的價值標準來批判君主政治,描繪理想的政治藍圖。

以“新民子”自喻的梁啟超,明確提出了“國民”范疇并加以界定:“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_“國民”一詞,雖古已有之,《左傳》日:“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然而,此“國民”只是一地域概念,意指本國人。封建時代,“國民”一詞很少使用,更多使用的是“臣民”、“順民”、“庶民”及“黎民”。梁啟超提出的“國民”范疇的內涵,已接近“公民”范疇,并力主培養人們的國民意識:“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也。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

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部臨時憲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在民,全體國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人身、財產、選舉、參政、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項權利。臨時憲法從法律上肯定了“國民”應享有的種種權利,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對“臣民意識”的否定。但是,皇權的崩潰并不意味著民主政治的真正確立。正當人們歡慶民主共和之時,洪憲復辟卻斷送了民主政治的成果。由此,人們開始深入思考導致民主政治理想破滅的原因。在陳獨秀看來,“吾國年來政象,唯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不出于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益于國民根本之進步”;“所謂立憲政體,所謂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純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于政治,自覺其居于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為唯一根本之條件。”“陳獨秀期待國民能夠關心國事,自覺參政,奮起自救,樹立起國民意識。

如果說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是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實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然而,由于“救亡壓倒了啟蒙”,以至于新文化運動十年之后,魯迅仍然發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吶喊。改造國民性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要變“臣民意識”為“國民意識”或“公民意識”。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該憲法對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做出了明確規定,為公民社會的建立奠定了法理基礎,從而也為公民意識的培植奠定了政治基礎。但此后所經歷的一次次政治運動,卻又使公民權利慘遭踐踏,公民意識的培植惟難惟艱。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公民意識又一次被喚醒,但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的影響,導致民主意識淡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市場經濟不完善、民主所需的社會力量尚不成熟,還不強大等原因,使得我國在制度上還殘留著“臣民社會”的痕跡,與之相適應的是在觀念上還殘留著“臣民意識”的印記。為了將我國真正建設成為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培育高度發達的政治文明,就迫切需要摒棄“臣民意識”,使公民形成現代政治人格,從而具有“公民意識”。

二、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

公民意識與民主政治息息相關、相輔相成。

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的核心,也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權利意識是指人們對一切權利的認知、理解和態度,是人們對于實現其權利方式的選擇,以及當其權利受到損害時,以何種手段予以補救的一種心理反映。權利意識的基本內涵是自由和平等。“自由”主要是參與社會管理的政治自由,“平等”是指在決定社會事務時表決的平等權利。“民主”的基本含義應該是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權利。只有當公民享有允許他們要求民主參與并把民主參與視作一種權利的時候,民主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主體意識是公民意識的要義,亦是民主政治的內涵。公民意識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意識,即公民在參與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積極主動的精神,是對人的價值、尊嚴、自然權利的充分肯定,這與民主政治的內涵恰好相契。在我國從法律意義上講,公民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主人,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主體。

參與意識是公民意識的主要標志,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證。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主要是指公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具有積極參與(包括直接和間接參與)權力運行的意識,這種意識實質上也是一種踐行政治權利的意識。公民廣泛地參與政治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和維護公民民主權利的重要保障。

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在一個“公民意識”缺乏和淡薄的社會里,是不可能真正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在“公民意識”普遍缺失和程度低下的國度里,民主政治的建設缺失了最基本的思想前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不斷提高,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我國民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日益高漲,履行社會責任和義務、爭取公民權利的公民意識逐步加強,這就為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關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論述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加強公民意識教育”的問題。并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認為“社會主義越發展,民主就越發展”,“民主的核心和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思想既進一步昭示了我們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決心,也表明了我們黨對建設與發展民主政治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當整個社會大力建設與發展民主政治的時候,必然要求每一個公民不斷提高和強化自己的民主法治意識、自由平等意識、公平正義意識、當家作主意識,這也正是“加強公民意識教育”的重要內容。

公民意識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公眾意識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培植”的結果。公民意識培植有兩個基本的著力點:一是提高公民的個體素質,二是建設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

培植公民意識,首先應提高公民的個體素質,使其具有強烈的權利意識、健全的法治觀念、自覺的義務意識、自由的平等觀和公平的正義觀。增強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培植的首要任務。公民權利的行使和公民義務的履行構成了公民意識的主要內容。權利意識淡薄是公民意識缺失的主要表現。公民區別于臣民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前者珍視法律賦予的權利。在某種意義上說,為權利而奮爭本身就是公民對社會應盡的義務。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曾經說過,一個絕對不能參與政治事務的人,不能稱為公民。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認為,公民為權利而斗爭就是對自己的義務。

公民意識的培植不僅需要提高公民個體素質,而且還需要建設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公民意識的形成不能全靠個體的自覺,自覺是有限度的,也是不穩定的。公民意識培植需要培育公民社會,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組織公民社會是中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色,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使命都由國家來完成。如果缺乏發達的公民社會和市場力量,那么國家就必然承擔全能政府角色,因為它即使想放權,也沒有可以放權和委托的對象。隨著社會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和不斷增多,有限的國家資源將無法應對,由此可能引發社會對國家和政府的不滿和失望,由是,國家將會越來越難以獲得社會的支持,從而喪失政治合法性基礎。因此,國家必須進一步轉變對待公民社會的態度,致力于改善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創造活力。

必須指出,強調大力發展公民社會,并不意味著政府必須放棄對公民社會的管理。政府需要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不斷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組織的政策,以便能夠更好地發揮各類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功能,將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與公民社會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在一定意義上說,無論是公民權利的確認與保障,還是政府與市場經濟、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分界與互動,都需要憲法與法律制度作為保證。建立一種法理制度基礎,為人際之間、組織之間、政府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提供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平臺,既符合國家長治久安的現代治國理念,亦有利于為公民意識的培植營造適宜的社會環境。

人類的自由平等原則雖然早已提出,但其真正實現只是在近代西方財產權的自由得到確立以后,財產權自由的確立,為人的自由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因為,沒有財產權的自我是空洞的,財產權可以確立自我的規定性。我國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了憲法,使得全體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有了憲法的保護,從而也使得公民意識的培植擁有了現實基礎。

公民現實的、具體的自由在于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公民只有意識到自我和他人都是自由的,自我與他人之間是自由人與自由人的關系時,社會才能建立起基本的法則和合乎正義的政治制度。公民意識的培育固然需要道德感和義務感的支撐,但只有與權利相統一的義務,才是內在的義務。在黑格爾看來,道德就是自由意志在內心的實現,即道德是主觀意志的法。如果把道德理解為同自我滿足做持續不斷的斗爭,將會出現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批判的現象:義務命令你去做的事,你卻深惡痛絕。權利與義務分離的結果,或是產生出一定數量的偽君子,或是使公眾產生對于公共事務的冷漠,喪失追求公民精神、培育公民意識的愿望和勇氣。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既是關于權利的政治哲學,亦是關于公民意識的學說。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把近代的市場體系稱之為“市民社會”,并在對市民社會的批判中,將國家視為對市民社會的克服。此論點雖然遭到了馬克思的反駁,但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分析無疑是辯證的:市民社會既是私利的戰場,又是現代世界的成就;市民社會需要被揚棄,而揚棄市民社會的力量就在市民社會之中。這些揚棄市民社會的力量,包括教育、司法、警察、同業公會等等。黑格爾證明了揚棄市民社會、培育公民意識是一個復雜的、多維度的、長期的系統工程。

和諧社會應該是自由平等的人的社會,而且這些自由平等的人是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公民。公民意識的培育,以憲法確認并落實公民權利為前提,以確立與權利相統一的義務意識為主要內容。因此,國家應出臺相關法律,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以尊重人、關心人、教育人為目的和目標,從而使公民意識的培植具有肥沃的土壤、適宜的氣候和良好的環境。

三、公民意識培植與思維方式轉換

公民意識作為一種現代民眾意識是建立在現代思維方式基礎之上的,在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下不可能孕育、生長出現代的公民意識,只有實現由“傳統”思維方式向“現代”思維方式的轉換,方有公民意識的形成。

思維方式是人們大腦活動的內在程式,是思維主體在實踐基礎上借助于思維形式認識和把握對象本質的某種手段、途徑和思路,并以較為固定的、習慣的形式表現出來。思維方式標志著人們思維活動的基本特征,是一個由多方面、多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它包括思維對象、思維手段、思維結構、思維形式、思維方法和思維程序等。其中,思維方法是思維方式的核心內容和具體體現,構成了思維方式中最實質、最基本的部分。

思維方式具有時代性。一定的思維方式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同時,時代的發展也必然對思維方式的變革提出相應的要求。換言之,任何一種思維方式總是根植于特定歷史時代之中,并隨著歷史時代的推移而發生變革。

思維方式具有相對穩定性。人類的思維活動復雜多變,但其思維方式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思維活動的對象看,由于事物內在的本質聯系具有相對穩定性,因此反映這種聯系的思維方式也必然相對穩定。與此同時,思維方式根源于社會的現實存在和人們的實踐經驗,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廣泛性,為大多數人所采用,并經過多次的反復和傳承,構成人們慣常的思維樣式和方法。

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會潛移默化地支配人們的觀念和行動,從而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現實地、有效地影響著人類的實踐活動。落后的思維方式與進步的思維方式對社會實踐將產生不同的后果——或阻礙社會發展,或推動人類進步。當人們進行認識活動、思考問題時,思維方式會積極主動地對思維發揮啟動、運行或轉換的作用,規定著思維的方向及其側重點,并執行著對信息的選擇、組織和解釋的功能,頑強地顯示其活力。當然,觀念的東西,又具有自身的凝固性、保守性,往往落后于現實存在的發展。當人們進入新的社會發展階段,探討面臨的新問題時,固有的思維方式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沿著習慣思路去思考、分析、處理問題,成為實踐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阻力。因此,自覺地沖破傳統思維方式的窠臼,向現代思維方式轉換,是觀念更新和理論創新的首要前提。

個體的思維方式與其所屬民族的思維方式具有大體(而非絕對)的一致性。東西方民族的思維方式的差異直接影響著其個體的思維方式。學者們常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西方人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綜合體悟、中庸圓融,而是習慣于把事物分成若干個部分進行邏輯分析,直奔主題。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多數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有不同的旨趣:西方人主要強調主體自身的作用,而中國人則主要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在一定意義上導致了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內在價值系統的差異。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沒有類似西方自然法的觀念,缺少關于個人權利的自覺,更多的是擁有倫常等級化了的群體意識,因此,從西方舶來的公民、權利、義務等觀念,比較難以浸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土壤。當近代社會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接受有關公民權利義務等觀念時,往往容易忽略這些觀念的內在價值標準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價值準則的深層張力。因此,盡管人們以權利、義務為參照物,尖銳地抨擊了“臣民意識”,盡管隨著民主運動的進程,權利義務觀念得到法律認可,但權利義務觀念卻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歷史悠久的臣民意識,也使得其中的價值準則經過多種社會化渠道的長期滲透,深深地嵌入并固著于人們的思維方式之中,積淀為普遍的政治心態。

形成普遍的公民意識需要進行思維方式的轉換,而思維方式的轉換,又以公民的具體實踐為必要環節。一般說來,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只有經由具體的實踐環節,才能社會化為普遍的公民意識,換言之,人們只有在具體的公民權利與義務實踐過程中,才能學會做公民。思維方式的轉換、公民權利的實現與公民意識的培植、提升是同一個過程。正如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的蓬勃興起,使得美國婦女的公民權利得以實現,公民意識得以覺醒一樣,20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的反種族歧視斗爭,實現了選舉等權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