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業環境管理的基本手段法律手段運用法律手段是物業環境管理的一種強制性措施。環境管理一方面要靠立法，把國家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和做法，全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強制執行；另一方面還要靠執法，環境管理部門要協助和配合司法部門對違反環境法律的犯罪行為進行斗爭，按環境法規、環境標準對嚴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可以提起公訴，直至追究法律責任，也可依據環境法規對危害人民健康、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或個人直接給予各種形式的處罰，責令賠償損失等。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中央到地方頒布了一系列環保法律、法規，特別是有關物業管理和物業環境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對物業環境、城市環境和整個地球的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起到了十分明顯的效果，但存在的問題還不少，致使環境管理的宏觀調控能力受到影響。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立法不完善首先，我國有關環境保護的某些法律條文不明確、不具體，使許多具體問題難以解決，不利于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與監督。例如，污染使受害人難以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益，在尋求行政或經濟制裁時，又沒有明確的程序可依，法律對此規定不具體，不易操作，處理實際問題時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其次，法律在賦予環境保護與管理機構某些職權的同時，并未賦予相應和必要的執法手段和權利。再次，由于部門職能獨立，常以企業的隸屬關系作為環境管理的依據，不利于當地政府對所轄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起責任。(二)執法體制不完善目前，我國各項經濟管理工作正在逐步向法制方面轉移，但由于歷史和現實方面的原因，一些領導干部法制觀念淡薄，不按法律辦事，僅顧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憑領導個人意志行事，行政干預多，違反建設項目環保執法程序，不惜耗竭資源、破壞環境的事件經常發生。因此，為改變這種不良局面，應完善執法體制，建立環保經濟責任制，責任人承擔防止環境污染的責任，自覺遵守、執行環保法規，履行法定義務。經濟手段在物業環境管理中，我們要遵循價值規律利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調節生產者在資源開發中保護環境、消除污染的行為，以便于限制損害環境的社會經濟活動，獎勵積極治理污染的單位和個人，促進節約和合理利用資源，充分發揮價值在環境管理中的經濟杠桿作用。如排污收費、經濟處罰、損失賠償、治污獎勵等保護環境經濟措施的綜合利用。當前，我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經濟是一種利益導向型經濟運行機制，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企業和個體經濟，為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在當前我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地將生產經營造成的污染損害轉嫁給社會，形成外部效應。外部效應是企業或個人的行為對活動以外的企業或個人的影響。外部效應導致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不一致，使市場實際價格不同于最優價格。外部效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好的外部效應的例子是，上游農民植樹造林，保持水土不流失，下游農民能夠得到灌溉用水和免受洪水與流沙之害。但上游的農民并不一定有這樣做的積極性。壞的外部效應的例子是，上游伐木會對下游的種植、灌溉、運輸、工業生產、居民生活等方面產生很多壞的影響，造成洪水泛濫、水土流失、生存環境惡化。這對下游居民和全社會都是成本，但上游居民并不承擔這一成本。他們沒有動力考慮這一成本，并且停止伐木還會減少上游居民的收益。另外，上游居民之間的競爭關系也不允許單一上游居民單獨承擔社會成本，只有全體上游居民都承擔這種成本，單一的上游居民才不會在競爭中失敗。因此，必須采用經濟杠桿，制定對所有上游伐木者同樣的標準和激勵機制使他們都承擔這一成本。目前，由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手段不力，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這種外部的壞效應現象越來越明顯，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把排污費作為企事業單位的環保補助金，并規定企業單位繳納的排污費可從生產成本中列支，這是不公平的。企業把排污費列入成本，隨著產品流通過程的完成，最后還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形成一家污染，全民負擔的局面。(二)現行有關環境保護優惠措施已失去效用。十多年來，國家在經濟優惠政策方面，對“三廢”綜合利用產品和環保產品的生產、銷售、價格等方面給予了一定優惠條件，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這些優惠條件已失去鼓勵效果，產品銷售、生產、價格等屬于企業自主權，優惠條件已不復存在。因此就要求進一步加強經濟方面的管理，對環境和資源實行符合價值規律的管理方法，要根據市場經濟的特點給予新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懲罰環境污染者，獎勵環境保護者，以促進環保產業、綠色產品生產和材料的發展。行政干預手段物業所在區域的環境保護和管理部門，應根據國家行政法規所賦予的組織和指揮權力，對環境資源保護工作實施具體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環境管理部門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同級政府機關報告本地區的環境保護情況和工作，對貫徹國家有關環境保護方針、政策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組織制定國家和地方以及各類物業與不同條件下的環境保護政策、工作計劃和環境規劃，并把這些計劃和規劃報請政府審批，使之具有行政法規效力；運用行政權力對某些區域采取特定措施，如劃為自然保護區、重點污染防治區、環境保護特區等；對一些污染嚴重的公交企業要求限期治理，甚至勒令其關、停、并、轉、遷；對易產生污染的工程設施和項目，采取行政制約的辦法，如審批開發、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書，審批新建、擴建、改建項目的“三同時”(我國《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中明確指出：“一切新建、擴建和改建的企業，防止污染的項目，必須和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的設計方案，審批有毒、有害的化學品生產、進口和使用，管理珍稀動植物物種及其產品的出口、貿易事宜等等。值得注意地是，行政干預的必要性，還得取決于以下兩個條件：1.行政干預的效果必須好于市場機制調節的效果。2.行政干預所得到的收益與效益必須大于行政干預本身的成本和代價(即計劃、執行成本和所有由于行政干預而加于其他經濟部門的成本或損失)。技術手段運用技術手段，實現物業環境管理的科學化，包括制定物業環境質量標準，組織開展環境影響評價，編寫環境質量報告，總結推廣防治污染的先進經驗，開展物業環境管理的研究、交流與合作，為制定環境保護技術政策提供依據。從環境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產生初步的環境管理概念，直到今天發展到用生態經濟學的觀點，運用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現代科學原理和方法，開展環境管理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符合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的人類——環境——經濟系統，大規模地開展環境預測、預報和評價工作，預測科技進步、生產技術革新和評價資源、能源給環境帶來的影響及其效果等，都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現在，就宏觀而言，許多西方國家已對環境管理的污染物體系以及有關評價人類——環境——經濟系統的指標體系進行了大量系統研究，建立了許多定性模型和定量模式，應用模擬實驗、計算機模擬方法進行系統分析，實現對高空乃至全球環境污染進行預測、預報，并對資源進行探測等等；就微觀而言，環境管理已由局部的點源治理發展到今天提出的污染全過程控制，提出了在生產過程中消滅污染的“清潔生產”方案。這種“清潔生產”方案的特點是：生產上的投入最少，產出量最大，既能取得近期效益，也能取得長遠的效果；資源的消耗和利用最經濟合理；生產者利益和整個社會利益協調一致，有最佳的環境效益。總之，許多環境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都涉及到許多科學技術問題，所以環境問題解決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技術。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僅發現不了環境問題，而且即使發現了，環境污染和破壞也難以控制。所以科學技術是實現環境科學管理的有效途徑和必不可少的手段。宣傳教育手段這是環境管理的一項戰略性措施。環境保護宣傳既是普及環境科學知識，又是思想動員。通過廣播、電視、電影及各種文化傳播形式廣泛宣傳，使公眾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和內容，激發他們保護環境的熱情和積極性，把保護環境、熱愛大自然、熱愛我們每個人所生存的環境變成自覺行動，形成強大的社會公眾意識和公眾輿論，制止浪費資源、破壞與污染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