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化小說的后價值批評略論

【內容提要】

農業合作化小說是體現各種價值的復雜而又龐大的體系，我們究竟要在其中去發現什么，關注什么，以及為什么要去發現和關注，涉及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烏托邦精神與鄉土倫理的諸多關聯。必須摒棄歷史主義、相對主義的思維方法，以立足現實的歷史意識去把握其歷史本質，才能揭示其文學想像、農民意識垂范與農村新人塑造，烏托邦精神與鄉土倫理的深刻內涵。

【關鍵詞】歷史主義農民意識農村新人烏托邦鄉土倫理

一、不合時宜的“紅色經典”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舞臺熒屏悄然興起了一股紅色經典改編或重播、重演的熱潮。冷寂多時的李玉和、吳瓊花、郭建光、楊子榮、江姐等英雄人物，重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就連當年影響不能與其比肩的《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敵后武工隊》、《小城春秋》等等，也擁有了新一代的讀者和觀眾。相比之下，同樣是革命歷史題材，同樣是紅色經典，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題材、反映建國后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三里灣》、《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等等，卻再難起死回生。由于農業合作運動本身的失誤，這些當年紅極一時的小說，已經變得非常不合時宜。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的壓迫、反抗、救亡、戰爭，給后代留下的是無數足以言說的傳奇和懸念；那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值得訴說的似乎只有李順大們的辛酸，陳奐生、馮幺爸們的屈辱了。除了沉重的苦難、荒謬的道德、虛幻的愛情，合作化似乎再沒給人們留下別的什么。如果借重現在的大眾傳播媒介來重新演繹梁生寶、劉雨生們的故事，簡直不敢想像會是一種怎樣的畫面?？梢姶蟊妭鞑r代的紅色經典，其實也充滿太多的玄機。農業合作化小說所宣喻的價值觀就顯然是窘迫和尷尬的，其中最核心、最敏感、最棘手的，是這類小說的真實性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整，這個問題就曾被提出來過。1不久，又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評價與審美評價相結合的原則，對農業合作化小說中的價值顛覆進行矯正。280年代末，在“重寫文學史”的浪潮中，農業合作化小說的真實性再度被質疑，而且否定的聲音更強大、更偏激、更具理論色彩。390年代后，這類小說才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或文學史范疇被理性地描述和爭議。比如，對合作化小說，現在有從“民間形態”的發現，有從“細節真實”角度的切入等等。4或者干脆撇開“寫什么”、“怎么寫”的對應關系，另辟蹊徑地以“寫得怎樣”來談文學價值的評價體系在重估這類小說時的運用。5但如此一來，又關涉了農業合作化小說的評價標準問題。而說到標準，有兩種傾向特別引人注意。一是把農業合作化小說的意義和價值限制在產生它的那個時代。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方法。依照這樣的方法，文學評價的標準似乎就是：作品只要在當時取得成功就可以了，只能以當時的成敗來論英雄。還有一種傾向則會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即認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范，評價作品不能離開這特定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范。這種傾向的危害更大，在它看來，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念與批評規范是無法打通的，這實際就取消了文學理論與文學史。新中國短短幾十年的文學歷史將會變成各自獨立的斷篇殘簡，各種價值觀將會被拉平或者取消。

如此看來，農業合作化小說是體現各種價值的一個復雜而又龐大的體系，它似乎具有某種悲劇性的品格。不能僅僅以作者或同時代人的觀點去評價，也不能以一種抽象的、絕對的標準去衡量。對這類文學經典的理解與闡釋，既要回到歷史，又離不開當前的現實。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現實占有更大的權重。只有從現實出發，并最終回到現實，才能令人信服地對當年的歷史文本做出評價?？傊r業合作化小說的各種價值產生于不同時期批評的累積過程，并反過來幫助我們認識、理解這一過程。因此，研究這類作品，就必須指出它在自己那個時代和以后時代的價值。它的悲劇性，在于保有某種永久的品質而又不合時宜。它又是歷史的，因為它經過了較長的有跡可尋的發展過程。與對這類小說的解構性批評一樣，對它們的后價值批評，或者不切實際的意識形態還原論批評——即把合作化小說看作那個時代政治危機的道德等同物，其實都靠不住。既然它們是各種價值的完整體現，那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莫過于揭示其中各種價值之間的意義關聯，只有這樣，才可能解決我們究竟要在農業合作化小說中關注什么和發現什么，以及為什么要去關注和發現的問題，才能既回望歷史，又回到現實本身。現在以至將來，當我們要尋找能夠代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形象的文學時，恐怕非包括合作化小說在內的這些紅色經典莫屬。你可以否定它，忽略它，不欣賞它，甚至可以用鄙夷和厭惡的態度抨擊它，但你無法忽視它、逾越它。只要迫近現實，追溯歷史，你就必須與其思想和藝術對話。

二、現代民族國家的鄉土想象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合作化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小農經濟的土壤，曾經孕育過豐富的鄉村合作制度資源，勞動力的變工互助，性畜、工具或生產資料的交換、互補等等，在中國農村有著悠久的歷史。過于久遠的歷史不說了，國民黨政府成立前后，華洋義賑會在河北香河、梁漱溟在山東鄒平、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都曾組織過鄉村合作社試驗。國民黨統治時期，出于緩解農業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需要，也曾推動過農村合作社運動。6而中國共產黨人早在在延安窯洞時代，就已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通過合作社來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借鑒中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合作化制度資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開始思考如何將億萬中國農民組織起來的問題，并已初步付諸實踐。它的性質，與此前國民黨推動的合作社運動當然完全不同。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思考的農業合作化，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深度模式，是現代民族國家鄉土想象的必然結果。當年，歐陽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種谷記》，以及大批解放區短篇小說，就已經有對合作化的描寫。盡管那時的合作化只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并不涉及所有制改造，但合作化給鄉村生活帶來的變化，已經為解放區民主政府和廣大農民所矚目，并當做一個方向來提倡了。

建國后公有制性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肇始于1951年12月。當時，東北、山西兩個老解放區農村，在土改后出現了包括兩極分化在內的一些新問題，中央準備通過合作化運動來解決問題。運動從試辦互助組、初級農業社開始，不斷加快速度。直至引發了各地農村的種種矛盾，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極大爭議。最終，在毛澤東和中央決策層的堅持下，農業合作化運動還是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1951到1952年，全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有300多個，1953年12月即增長為14000多個，兩年增長46倍。1954年秋增加到10萬個，1955年“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到來時，已為65萬個，同年春還計劃發展到一百萬個。若從1951年算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到來的1955年，每年的增長數為20萬。7牽動面如此之廣，難怪在十七年的文學創作中，農業合作化題材的小說要占有突出地位了。它們甚至可以構成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一部編年史。如果以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為線索來排列，就可舉出不同發展階段的許多代表作。如《不能走那條路》、《青枝綠葉》、《橋》、《創業史》、《浪頭與石頭》、《三里灣》、《在田野上，前進！》、《山鄉巨變》、《冰化雪消》、《夏天》、《風雪之夜》、《私訪記》、《爬在旗桿上的人》、《狠透鐵》、《“鍛煉鍛煉”》、《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李雙雙小傳》、《新結識的伙伴》、《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贰ⅰ渡碁┥稀贰ⅰ丁袄蠄詻Q”外傳》、《賴大嫂》、《賣煙葉》、《風雷》、《艷陽天》等等。農村社會變革的每一個腳?。粠缀醵伎梢詮男≌f中找到痕跡。

這是剛剛在戰爭的硝煙中誕生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鄉土想像，是主流意識形態物質性實踐所憧憬的鄉土未來。今天怎樣認識這些想像和憧憬，當然會影響到合作化小說的評價。按照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七一”講話的概括，中國共產黨成立85年來，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奪取了政權；二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三是改革開放。現在，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時，中國共產黨并不回避當年在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過程中的諸多失誤。這主要是經濟建設急于求成，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以及階級斗爭的絕對化和擴大化，于是，才“形成了這一段曲折而又不失悲壯的歷史。”8對這一段歷史，象過去那樣美化它，可能走向歷史偶像主義，即崇拜歷史起點，崇拜歷史過程，進而走向歷史泡沫。否定它，則可能走向歷史虛無主義，即看不起自己，全盤照搬西方。大眾傳播時代，如果借助傳媒和影視技術對這一段歷史做戲擬化處理，象“大話西游”、“戲說乾隆、康熙”、“水煮三國”那樣，效法的又將是歷史虛構主義。以上，便是理解現代民族國家鄉土想像的三大難題。而無論美化、否定、還是戲擬，都將是歷史主義的思維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其中，歷史偶像主義教訓深刻，是不可修復的歷史記憶。歷史虛構主義至少在現階段因缺少必要的土壤和條件，暫時也不會波及包括農業合作化小說在內的紅色經典。危害最大因而特別值得警惕的，倒是歷史虛無主義。因為歷史虛無主義缺少歷史意識，被它加以虛無化的，包括著歷史的本質。

那么，什么是歷史本質？我們該用怎樣的歷史意識去觸摸它、把握它呢？我以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中國人民改變自身命運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等等，當然是歷史本質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把握歷史本質，還要立足于當前的現實。我贊成復旦大學俞吾金先生的觀點：歷史的本質與當代生活的本質密切相關，“在研究歷史之前，先要研究領悟當代生活的本質?！痹谶@個意義上，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當前“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所蘊含的客觀的價值導向——市民社會、民族政治、獨立人格、個性自由、基本人權、社會公正等等，正是歷史意識首先要加以把握思想內容?！彼裕按_定某個歷史事件、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是否有意義的鑰匙隱藏在當代的思想意識和客觀的價值觀念中?！?

我以為，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就包含著這樣的歷史本質。建國后的十七年時期，國家曾提出過新農村建設問題。但當時的新農村建設主要是實施農村生產關系變革，是集體創業，共同富裕。當時發展農業的目的是為了支持國家的工業建設，是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國家對“三農”的投入并不大，因而是以增大城鄉差距為代價的。另外，在當時的新農村建設中，因為涉及的是所有制與生產關系的變革，因而特別加以強化的是政治意識形態，并把階級斗爭絕對化、擴大化，抹煞了區域差別和自然條件差別。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民族國家的鄉土想像對于政治意識形態過度依賴就成了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對農業合作化小說創作來說，由于意識形態是其文學想象的主要資源，所以，在文本中被定形并獲得了特殊形式和結構的其實是意識形態幻象，是被文學想象加工過的意識形態經驗。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今天我們可以不去關心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虛幻性或真實性。即是說，我們可以不關心“真”與“偽”，那只是“想象”與現實的接近程度問題。我們要關注的應該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物質性實踐；以及這種實踐如何通過對認識主體的規定，進而限制農業合作化小說的文學想象。今天，當我們指出農業合作化小說追求的或許是一種“偽意識”時，那也并不是相對于某種確實存在的“真意識”而言的。10虛幻思維也可能是真實思維，盡管它不一定能實現。更何況農業合作化運動所奠定的所有制形式直到今天也并沒有根本改變。20世紀末以來，很多西方學者在談到十七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批評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失誤，或者在描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時，已表現出了更多的冷靜和理性。費正清認為，把農民的生產組織改為生產隊或公社之類，“也不僅僅是毛澤東的獨家發明。大躍進，特別是在農業方面，并不是沒有先例的。北魏時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過各種農業改革?！?1莫里斯·邁斯納則說，“我們的時代，是共產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經歷著可憐的目標貧乏和令人震憾的缺少幻想的時代?！薄叭嗣駬碛邢胂褚粋€美好未來的能力，這對于作出有意義的努力去改變今日之現狀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人們必須先有希望然后才有行動，如果人們的行動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對更美好的未來的幻想中。”“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斗，否則他們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了。”12所以，戈德曼干脆象帕斯卡賭上帝的存在一樣，賭共產主義實現的可能性，“假如你贏了，你就贏得了一切，假如你輸了，你卻一無所失?！边@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邏輯：賭博輸了你什么都沒有失去，如果贏了，你就獲得了一個光明的人生和對這個世界的改變。有點悲觀，但不失為一種不甘于隨波逐流的抗爭。13

三、農民意識與農村新人問題

今天，中國又開始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但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其內涵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今天的新農村建設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并且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14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新農村建設其實就是鄉村的城市化、現代化建設，它固然需要向世界發達國家學習和借鑒，但未來的中國農村社會絕不應是西方社會的翻版，而是必然會向中國的傳統文化開掘。同時，這種開掘又不可能是向農耕文明或傳統價值觀念的簡單回歸，而是要發掘被城市化、現代化進程所觸動的傳統文化的變異、松動與新質。在這一過程中，人的現代化，即農民意識的現代化改造是第一位的。

鴉片戰爭以前，農民意識的一切變化均與儒家倫理道德有關，代表著精英文化大傳統對鄉村民間文化小傳統的滲透與吸引。鴉片戰爭以后，農民意識的變化又多了一種歷史動因，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威壓，這大體上是一個從保守、敵視到被動迎合與接受的過程。后來，新文化啟蒙運動開始為農民意識的愚味和落后痛心疾首，但相對現實的生存危機而言，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更顯得緊迫，人的現代化，特別是農民意識的現代改造反而顯得任重道遠。革命勝利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問題解決了，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表征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鄉土想像自然就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元素：它要讓中國農民拋棄世世代代因襲的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皈依一種建構歷史的總體性力量。正是這一背景，使得農業合作化小說的“農村新人”塑造，作為超越歷史條件的理想形象被提上了文學的日程。它必須蘊含農民意識的示范內容，并作為正面價值來垂范和提倡，與那些需要加以改造的農民意識具有完全不同的審美旨歸。他們好比被戴上了一幅“人格面具”，其言行舉止完全符合意識形態邏輯。我們可以評價他虛假、不真實，但絕對不可以否認他的真誠，這道理跟我們評價某種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是一樣的。而在當時，這種農民意識的示范內容是用“苦行主義”價值觀和“斗爭哲學”來實現的。

以梁生寶為例。他不僅生活清貧，能夠吃苦受累，而且能耐寂寞，不受愛情的困擾?！傲荷鷮氋I稻種”曾經是一個很經典的情節，從中可以看到他很高貴的品質：節儉、自律，時時能夠反省自己，隨時能夠與自己的私心雜念做斗爭，生怕因為自己的錯誤，讓互助組里的其他人受到牽累。顯然，苦行主義價值觀和斗爭哲學是梁生寶的人生信條，其目的是要在蛤蟆灘干出一番事業，闖出一片新天地。目標的高遠，不僅使梁生寶能夠擺脫愛情的困擾，從苦行主義和斗爭哲學中產生出生活的樂趣，而且能夠為自己的苦行主義與斗爭哲學中找到道德的支撐。不僅梁生寶，《山鄉巨變》中的鄧秀梅、劉雨生，《三里灣》中的王金生、王玉生，《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韓百仲，《風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哪一個不是如此呢？

作為正面價值的代表，“農村新人”顯然是一個意識形態符號，負有典型示范的使命，不能僅僅從性格真實或性格邏輯去分析。小說賦予他們苦行主義和斗爭哲學只能看作是一種藝術手段，其藝術表現的最終目的，是苦行主義和斗爭哲學所創造的新的生活秩序。在小說中，這個目的已通過世俗道德的認同與支持得以實現。范靈芝最終選擇王玉生，梁三老漢在小說第一部結束時為梁生寶的燈塔農業社驕傲，虛榮心得到高度滿足，劉雨生最終獲得了愛情等等，就是鄉村世俗道德對苦行主義和斗爭哲學的認同，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村新人的塑造才沒有完全走向虛幻和空泛。

問題在于，苦行主義本質上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其根本點在于以對個人自由的剝奪為代價，以壓抑自我為特征。以這樣的倫理想象做鋪墊，來換取理想社會和道德前景的實現，無論如何是個悖論。站在歷史發展和歷史行動者的立場，甚至站在個人道德完善的立場，我們理解梁生寶的未來夢想和他的苦行主義價值觀與斗爭哲學。但他對個人自由和自我的壓抑，又讓我們覺得苦澀。這是包含著民粹主義特征，又體現著時代精神的復雜形象。在這類藝術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趙樹理、柳青等其實并沒有多少空間。他們能夠做的，只是將自己所熟諳的鄉村情趣，嫁接到某種意識形態理念上去，在鄉村生活與時代精神之間，建立起某種意義關聯。而如此一來，農業合作化小說中的農村新人向建構歷史的總體性力量皈依就顯得殘缺的、不完整的，因為它根本忽略了個人的價值。

這里，需要特別加以區分的是“私人”與“個人”?！八饺恕笔莻€古老的概念，它與財產，特別是家庭物質財產緊密相聯，因而也與私有制緊密相聯。15而“個人”則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嶄新概念，它總是與權利聯系在一起，離開對個人權利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基礎也會隨之動搖。當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我們去發現并構建的，就是一種體現著個人權利原則的現代農民意識。這里的“個人”不是以自我為中心、“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私人”，而是體現著人性中的詩意、自我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個人。他在啟蒙、救亡、革命、翻身的歷史語境中曾長期被誤讀、被淹沒，現在，在新農村建設中應該被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上。文學的鄉村敘事除了去發現它、表現它，還應該賦予它新的歷史邏輯與合理性、合法性。

四、烏托邦精神與鄉土倫理的悲劇性

在當前的歷史語境中，運用國內外流行的理論，重新發掘和闡釋農業合作化小說的文本意義，這種方式，或許可概括為“后價值批評”。后價值批評的研究方法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共同思路：將小說的故事情節、藝術形象與合作化運動剝離開來，在文本的能指與所指；表癥與隱含；確定性與非確定性方面大做文章。這是一種規辟真實性從而規避政治、拓展討論空間的很聰明的方法。在現實生活中早已被解構了的“合作化”的鄉土烏托邦，似乎已無需再為它地去耗費筆墨。既然以此為題材的小說無論作為文學史范疇，還是作為純粹的文本，都還具有特定的價值和意義，那在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之間，就只剩下一個選擇的問題了。更何況中國在西方傳統之外所提供的另一種烏托邦觀念，自有其深廣的社會歷史背景。即它雖然對理想社會做了熱情的憧憬，但并沒有完全割斷鄉土倫理的現實基礎。因此，將鄉村的“生活故事”與合作化運動剝離開來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剝離也是有條件的。以《三里灣》、《山鄉巨變》、《李雙雙小傳》為例，合作化在其中主要是一個自上而下從外部楔入的“事件”，并非鄉村社會與生俱來的價值觀念。中國理想社會的形態不象西方那樣，把個人與集體相對立，而是傾向于把個人融合在集體之中，其核心是整個社會的幸福、財富的平均分配和集體的和諧與平衡。對鄉土中國來說，歷史悠久的互助合作只是小農經濟的權宜之計，私有制與私有觀念才是更為根深蒂固的鄉村文化傳統。直到今天，中國農民留戀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的生動描寫，仍然是農業合作化小說熠熠生輝的主要原因。作為政治理想的烏托邦精神，主要與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發生意義關聯，從中國大同社會的理想到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莫不如此。所以，在《三里灣》、《山鄉巨變》中，合作化盡管是中心事件、重大事件，但畢竟是從外部楔入而并非從內部生長的，大量的鄉村日常生活于是就可以游離于合作化“事件”之外，沖淡著、稀釋著嚴肅的烏托邦敘事。這就是《三里灣》和《山鄉巨變》的“細節真實”為什么至今仍為人稱道，從《李雙雙小傳》中為什么會發現“二人傳”結構模式的重要原因。

然而，農業合作化運動畢竟隱含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度模式。通過對小農經濟的合作化、集體化改造，引導農民從個體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經典表述，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以前就早已確定不移的方針。在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歷史時刻，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幾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帶來新的興奮點，造成一場文學題材、文學主題的“革命”。正如馬爾庫塞所說，“讓藝術作品借助審美的形式變換，以個體的命運為例示，表現出一種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掙脫神化了的社會現實，去打開變革的廣闊視野，那么，這樣的藝術作品也可被認為具有革命性。”1620世紀50至7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小說，在指向中國革命的這個深度模式時，必然會追求烏托邦精神與鄉村日常生活經驗的價值同構。于是，合作化小說的悲劇品格便在這種“革命性”的敘事中延展了。它之所以是悲劇性的，是因為“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斗，否則他們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叭绻艞壛藶跬邪睿祟惥蜁ニ茉鞖v史的愿望?！本腿缤S克多·雨果所論述的：烏托邦也許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擁有想象一個美好未來的能力，這對于作出有意義的努力去改變今日之現狀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人們必須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動，如果人們的行動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對更美好的未來的幻想中。17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種可能性，任何失敗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從這個意義說，任何歷史都具有悲劇的品格。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是：幻想、憧憬、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卻是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的。

有趣的是，合作化小說在重建一種倫理想象時，總在烏托邦精神與鄉土倫理之間左右搖擺和游移?；ブM也好，初級社也好，要讓農民自愿參加，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共同富裕，讓農民擁有財富，過上好日子。然而，小說又總是用“財富恐懼”的道德訓誡警告想過上好日子的農民。無論三里灣黨支部，還是梁生寶的上級領導，用來警告范登高和梁三老漢不要走個人發家道路的，都是呂二細鬼或楊大脖子這類人物。這類人物在小說中只是一筆帶過，連“跑龍套”都算不上，但他們又無處不在。因為地主或富農的身份，他們在土改中剛剛被鎮壓，被剝奪了財產，因此，這類人物便成了合作化小說用來做“財富恐懼”道德訓誡時最好的反面教員，好象共同富裕就必然排斥財富似的。另外，合作化時期的城鄉差別，在烏托邦視野中早已大大縮小，至少在意識形態意義上，農民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與城里的工人、市民是平等的。“鄉下”、“鄉下人”、“鄉巴佬”這類帶有城市文化優越感的詞語幾乎已根絕。于是，馬多壽、梁大老漢即便有兒子在城里當著干部、拿著工資，也沒能引來“鄉下人”多少羨慕。但是，當改霞想進城去當工人的時候，梁生寶又覺得這城市和鄉村，還是隔著一層鴻溝的，執意要跳出“農門”的女孩子改霞，和他已經不是一條心了。與此相關的，是上過學、讀過書的農村青年在選擇對象時的“文化勢利”眼。本來合作化時期的知識青年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優勢，甚至不如梁生寶這類沒有讀過什么書的農家孩子。偏偏在戀愛的時候，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勢利”眼又會跳出來作祟。比如范靈芝疏遠馬有翼，傾心“愛迪生式”的青年王玉生，又嫌他沒上過中學的“文化勢利”心理，連夏志清也覺得“應該是個很有趣的題目”。18

可見，農業合作化烏托邦精神所造成的鄉土倫理的某種決定性的停頓和間斷只是暫時的。表面看來，合作化所建立的制度似乎使中國農民再也不能依賴他們以前所深深依賴的某些制度和習俗了。但實際上，烏托邦精神和理想化的道德前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中國的農民所接受的。他們對鄉村傳統價值的依賴從一開始就使得合作化意義秩序的建立危機四伏，只不過在1949年中國革命的巨大勝利面前，這種新的意義秩序帶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意味，因而傳統的習俗和制度便屏住了呼吸而已。沖突早晚是要發生的。這是一場文化沖突。盡管大同社會的理想不完全是泊來品，但大同理想畢竟從來沒有融入過中國的鄉村社會。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康有為的《大同書》才不肯輕易示人。19現在，合作化制度雖然已經有了新的文化內涵，但要讓它一下子變成中國農民自己的思想觀念，并從此改變鄉村社會運行的慣性軌道，其結果便可想而知。合作化小說忽略了文化沖突的艱巨性，用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