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六篇

第1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摘要】敘事語言是敘事者借以完成敘述行為的工具，也是讀者與敘事者之間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語言這一媒介體現的，因而敘事語言也成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徑。余華的《活著》在敘事語言上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筆者試以小說的敘事語言為切入點，分別以地域性鄉土語言、充滿溫情的語言及冷靜的死亡敘述三方面淺析其語言的獨特風格。

【關鍵詞】余華；《活著》；敘事語言

【中圖分類號】C95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23）10―0125―1.5

《活著》是余華作品由暴力轉向溫情的代表作之一。在敘事手法、敘事語言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平緩的敘事語調、直白簡單的敘事方式、重復而有節奏的敘述技巧向人們講述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鄉土語言

對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別具一格的風格固然與作家獨有的個人感悟、思維方式、表達技巧等內在的因素有關，同時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關。被比利時《南方挑戰》雜志評價為寫出了“以地區性個人經驗反映人類普遍生存意義”的余華，其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始終是飽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有著吳越文化的精神，有著鄉土文化的特質。《活著》所蘊含的地域性鄉土語言使文本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它將江南農村生活、鄉土人情等都濃縮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現了浙江一帶的鄉村風貌；且小說以老人講故事的口述形式展開，語言高度口語化的同時質樸簡潔，富有日常生活氣息和濃烈的鄉土韻味。

小說中的人物，從福貴的父親到小孫子苦根都具有個性化的語言。作家巧妙地結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齡不同地位、不同的社會大環境、等等，給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語措辭。透過語言的表層我們讀到的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農民。作為故事的講述者福貴，作家給予他最簡潔最樸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辭。余華說“福貴這個人物，他是一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份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所有的詞語和句式都為他而生，因此我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連孩子們都愿意使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綱所言，“在《活著》中，余華摒除了一切知識分子的敘事語調，摒除了一切過度抽象的隱喻性話語，也摒除了一切鮮明的價值判斷式表達，而將話語基調嚴格地建立在福貴的農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話語在福貴的自我復述中呈現出一種最樸素、最簡潔的審美特征，也使整個敘事呈現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簡潔性。”②余華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創作時人物身份與語言之間的關系：“當你寫一個農民，外形再像農民，要是他一開口說話，就像蘇州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說的話，那肯定是不對了。”③在“王四搶地瓜”事件中，福貴對王四說：“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會肚子疼。”④偷、搶了鄉親鄰里的東西吃了就會肚子疼，這是在農民里才保有的善惡因果報應的觀念。無奈之下福貴又說“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饑餓的壓迫下，面對失去了正義公理、喪失了倫理道德的生活困境，農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還世人公道。不僅福貴如此，只出現兩次的老雇工長根的語言，也貼切生動，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貴把家產輸光后對他喊：“別叫我少爺，叫我畜生。”他卻搖搖頭說：“要飯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沒錢了也還是少爺。”⑤

地道鄉土語言的使用，不僅把農村的辛酸生活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把農民世態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福貴的緩緩講述中，我們看到了農民的寬容與善良，也同樣目睹了他們的麻木與狡猾。作家賦予人物的語言措辭又把我們拉去“真實現場”體會和感受他們的生活世態與細細溫情。

二、充滿溫情的語言

《活著》運用一個民間采風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貴講述故事的結構來進行,由采風者一邊聽福貴回憶過去一邊推進敘事進程，就在福貴漫長的記憶長河中，余華始終以一種非常溫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貴一家人之間濃濃的親情，用充滿溫情的語言讓讀者為他們感動流淚。“任何一種回憶都帶有溫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對無數劫難的過去，回憶同樣也會因為敘述者的重生而獲得其特有溫情。”⑥文本從字里行間流淌出來的濃濃溫情主要體現在細節的描寫和福貴一家人之間的脈脈親情上。福貴一家人之間的互相關愛通過人物的語言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體現,如福貴與家珍的夫妻之情,鳳霞和有慶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貴與二喜、苦根之間的親情都是通過語言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的。可以說，《活著》溫情的流動主要源自語言的力量，透過人物的語言把那一脈脈溫情充溢于小說中，告別了以往晦澀繁復的語言障礙，也疏離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說透露出“溫情”這一主題。比如“有慶喂羊”、“鳳霞出嫁”、“福貴背妻”、“二喜攜兒”，類似于這樣的一幅幅生動的、飽含人情的畫面就在作家似不動聲色卻是對語言的駕馭和對準確性的藝術追求中流淌出來。

有慶每天從學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親為他縫的鞋實在經不住這樣來回的路程，不到一個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貴心疼生病的妻子還要帶病給兒子補鞋，便揪起有慶的耳朵問道：“你這是穿的,還是啃的”這一句出自于農民之口的問話，不但使我們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為有慶與他的羊之間的那種感情所感動，溫情的力量頃刻從語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滿溫情的溫暖之光，“家珍說到下輩子還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淚就掉了出來，掉到了她臉上，她眼睛眨了兩下微微笑了……”，這種微妙的細節在無聲中把真情流露得無以復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沒有蚊帳，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讓鳳霞在外面乘涼，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飽不再咬人了，讓鳳霞進去睡。”二喜寧可自己去喂飽蚊子,也不讓鳳霞被叮咬，把二喜疼愛鳳霞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生活雖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間卻能互相關心，真誠相待，每個人都能盡量為別人著想，并努力承擔自己的責任，這些構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三、冷靜的死亡敘述

福貴與親人間的暖暖溫情感人至深，但他們最終卻一個接著一個離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淚下。而他敘述到親人的死亡時，語言是平緩安靜而幾近冷靜的。《活著》在脈脈溫情的流露中講述的依然是關于死亡的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動著故事向前延續。如果說重復是小說敘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話，那么對《活著》來說，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復正是其重要的敘事技巧。

福貴對苦難的堅忍的承受是在眾多無奈的苦難中被迫的承受，他無處可逃。與其說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著的真諦就是為了活著本身，還不如說是親人的連續離去讓他麻木了，也許是麻木才能讓他冷靜，因此面對死亡，他是這樣敘述的：“中午上學時他還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鳳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斷了氣。我的一雙兒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慶死是別人生孩子，鳳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來一松，就癱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的。”⑩“除了腳和腦袋，身上全給擠扁了，連一根完整的骨頭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貼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撐死的。”-這一系列死亡的敘述平靜而毫無波瀾。

作家創作最終所要表達的旨歸是人、人性、人的命運以及存在的意義和虛無，只不過是要找到恰當的敘事載體來加以體現。在這里，余華通過語言的冷靜敘述最大限度地釋放所有人性的深淵，他將自己的文學話語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觸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敘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堅強的。余華試圖表達，作為社會底層的民眾，他們經歷了重重苦難之后也在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他們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對苦難的忍受。正如他在《活著》韓文版自序中說：“‘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于“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平庸”，他借助福貴的冷靜去表達他對死亡、對生存的獨到感悟，并對人生進行了冷峻的剖析與拷問。他的獨特正如郜元寶所說“余華對苦難的情感反應總顯得和常人不太一樣,該關心的地方他漠不關心,該憤慨的地方他無動于衷。好像他壓根兒就不準備對筆下的生命表示點屬于人世間的態度,他的任務,像是站在非人間的立場,將人間的苦難客觀冷靜地敘述一通。”.。正是如此，余華才是獨一無二的。

【注釋】

①⑥吳義勤主編，王金勝、胡健玲編選《余華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②洪志綱：《余華評傳》，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頁。

③余華：《說話》，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86頁。

④⑤⑦⑧⑨⑩,-余華：《活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頁。

.郜元寶：《余華創作中的苦難意識》，載于《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7日

【作者簡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23級碩士研究生。

第2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內容摘要：余華的《活著》中主人公福貴后半生的命運坎坷多艱,面對接踵而至的打擊,福貴最終卻以一種超脫、悠然的姿勢抒寫著自己的劫后余生.原來,漫長的人生道路中,他已經找到了一種自我救贖的道路——溫柔地忍耐.本文試圖從人物形象、語言特色及敘事藝術這三個方面來解讀余華《活著》的魅力.

關鍵詞：《活著》余華人物形象語言特色敘事藝術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貴的人生態度及起由

在《活著》中,作者對于主人公福貴的刻畫,主要是通過描述他的生平遭遇來側面反映他內心世界的發展與變化,與其說《活著》是福貴的個人傳記,倒不如說是他在生活磨難中逐漸發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貴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層面上展開的.”i正如余華本人對福貴這一角色的評價,“世界上對生命最為尊重的人”.事實上,如果沒有體會到生老病死的無常,如果沒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殘酷與真實,福貴是無法得出如此真切的體驗的.從青年時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業之后的妻離子散,從妻子被病魔纏身到兒女因意外而離世,最后再到與孫子相依為命最后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孫子痛苦離開人世.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壓在這位老人滿目瘡痍的脊梁上,沒有氣餒,沒有絕望,沒有墮落,當發現反抗只是一種無謂的掙扎,福貴最終選擇了以一種樂觀的態度來承受生命之輕.

縱觀《活著》全文,我們不得不體會到余華在塑造福貴這個角色時,所暗含的一種黑色幽默意識,即福貴身邊的親人朋友相繼離世,甚至連自己的兒女、孫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還是“活著”,這是何等的無奈和諷刺.此時,“活著”已經不僅僅是主人公的現實狀態,它更體現了一種源自于對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為人的基本責任.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人們不得不改觀自己對于生命與磨難的認識,不得不重新審視對于苦難的態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斷忍耐,不斷追求精神的強大和堅強.《活著》因為福貴這種溫柔地忍難而變得沉郁、堅定,變得溫情脈脈.

然而,對生命包容態度的形成,這里不得不提及對福貴影響至深的兩個人——福貴的母親和妻子家珍.當福貴敗光祖產祖業,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親氣恨交加,聲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剮了你,閹了你,剁爛你這個烏龜王八蛋”ii.此時此刻,福貴像是行尸走肉一般,連自己都無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單純地想要去逃避父親的懲罰,這只是一種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親卻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訴了怎樣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卻依然不離不棄,而母親則告誡他,即使再窮,只要活得問心無愧,活得高高興興,就已經十分滿足.正是由于這兩個深明大義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撐,才使得福貴能夠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貴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個閃光般的人物,她象征著中國傳統女性當中最為美好、純潔的品質.少年福貴在敗光家財之后,她不離不棄；與福貴生兒育女之后,她遭遇了連番打擊依然沒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彌留之際,她對在福貴表示出了感激與細膩之情.可以說,福貴之所以能夠一直“活著”,與他所遇上的這個“貴人”有著莫大的聯系.

正是有母親和妻子這兩個偉大的女人,才能夠讓福貴真正地領悟生命的真諦,讓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質,在感悟生命意義的同時不斷尋找自己的生存價值.

二、語言特色——樸素、口語化的語言及簡潔的句子結構

余華《活著》這部小說的語言有簡練、質樸的特性.主要表現在民間化的常用語匯、簡潔的句子結構這兩個方面.這些表象是余華寫作觀念的轉變即消隱作者聲音,讓作品中的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是一部幾乎全部用民間常用詞匯寫作而成的小說,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達方式,力圖模仿一個農民“福貴”的真實的語氣和知識結構.小說中有許多的比喻,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見所聞的,這也讓小說在邏輯上達成了一致.如“幾十年來我爹一直這樣拉屎等那兩條腿就和鳥爪一樣有勁”（第7頁）；“這個嫖和賭,就像是胳膊和肩膀連在一起,怎么都分不開”（第9頁）；在福貴的講述中,他將父親的腿比喻為鳥爪,這與他年青時候紈绔子弟喜好玩鳥的生活經歷是息息相關的,而將嫖和賭的關系比喻為胳膊和肩膀,這也有賴于福貴自身的體驗,正是由于自己深諳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準的判斷.在修辭上“余華為了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放棄了以往擅長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華放棄了自己的知識水平,模擬福貴應有的詞匯量,從中選擇合適的比喻進行修飾.

其次是句子結構的簡化,從長句到短句的變化是讓人物自己發聲的第二種需要,因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語言.例如《活著》中福貴自己的講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軍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時間,我離家都快兩年了.走的時候是深秋,回來是初秋.我滿身泥土走上了家鄉的路,后來我看到了自己的村莊,一點都沒變,我一眼就看到了等”（第66頁）

在《活著》中,余華改變了前期對每一個句式的雕琢,語義的完整性己經不再在一個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攤給段落甚至篇章.《活著》的句子意思簡單明確,余華放棄了表現性的語言,而力圖通過人物的語言來再現人物.從這個角度,有評論曾指出,余華放棄了以往的先鋒性,回歸到了現實主義.

三、敘事藝術——敘事的雙重性及敘事的節奏感

從敘述學的角度上來看,《活著》當中的敘事藝術也頗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體上作者將整個敘述活動分為了兩個層面,即敘述人層面與所敘述故事主人公層面.在第一個層面中,敘述者“我”是游離于整個福貴一生故事的旁觀者,通過賦予“我”一種歌謠采風人的形象,將自己的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而第二個層面中,敘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風人之口所講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貴.通過這樣一種兩層敘述的視角,在對文本進行敘述的時候,福貴這一敘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時具備了故事主人公與故事敘述者的雙重身份,這種雙重身份所造成的敘述效果就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對故事中福貴所遭遇到的磨難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著》這一文本中,余華并非選擇第一人稱視角,也未選擇第三人稱視角,這是由于在講述福貴一生時,這兩種敘述視角都無法單純地將文本背后所蘊含的生命哲理與歷史厚重感給很好地呈現出來.余華很巧妙地將兩種敘述人稱視角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這種雙重聚焦模式,增強了小說的真實和可信性.正是由于這種獨特視角模式的運用,讀者在進行文本閱讀時,仿佛能夠與福貴進行直面對話,真正聆聽他的心靈獨白.這種敘述方法事實上有效地拉近了讀者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讓我們能夠與人物產生情感共鳴的基礎上,不斷地強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從而讓讀者深切地體會到了“活著”這一基本主題.

第3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以先鋒小說著稱于當代文壇的青年作家余華進入90年代以后使用充滿親切溫情的敘述語言寫出了享譽文壇的中篇小說《活著》。并于1998年獲得了頗具影響的文學獎，向來以激憤訴求內心真實的余華，在《活著》中卻以包容和平靜建立起新的平衡，它使過去離開了人物的敘述和想象，重新回到了人物的真實。《活著》用簡單的敘事話語以完全敞開的姿態，抵達了它現在要表現的真實。《活著》用逼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實的民間姿態呈現一種淡泊而又堅毅的力量，提供歷史的另一種敘述方法。而死亡仍是其中的一大主題。這相對余華之前的小說敘事轉型顯而易見，它的敘事面貌也煥然一新。

一、內心的真實和作品人物真實之間完成了融合統一

《活著》交互使用了一主一副兩個第一人稱的敘述層面：由福貴講述自己的故事，構成了作品的主敘述層面，由“我”到鄉間采集民間歌謠遇見福貴，并聽福貴講故事，構成了作品的副敘述層面，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敘述層面都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在這兩個敘述層面上，作者和敘述者的合一，使得讀者如同聽當事人在侃侃而談，作者流露出來的生命關懷也顯得更加真實感人。

從主體敘述層面來看，作者與福貴歸于統一，福貴從他早年浪蕩生活開始，講述了他生命中的苦難與幸福。小說開頭，福貴以二流子形象在外浪蕩，他敗光了家財導致父親被氣死、妻子被岳父接回、被抓壯丁及母親病逝、鳳霞聾啞，鳳霞送人及有慶之死，鳳霞婚嫁及鳳霞、家珍、二喜、苦根之死的系列事件，敘事在較為舒緩的狀態下間歇，我們從敘事本身可以看到敘述者的態度，他對回憶的平和姿態。小說為了表述福貴的這種百感焦急的生命旅程，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使得作者和福貴如同站在同一立場上，共同體驗福貴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在作品中，福貴的一些敘述話語所帶出來的溫情是作者關懷生命的流露，當福貴看到有慶在下雪天仍然光著腳跑去上學時，他說：“讓我這個做爹的看得好心疼。”當福貴講到有慶跑著到醫院為縣長的女人獻血時，他說：“我的有慶就脫下鞋子……”福貴的講述中都有個“我”字便使得作者和福貴之間的距離大大地縮短及至消除，福貴的溫情和作者對生命的關懷完全融合，不僅增強了福貴溫情的力度，也加大作者對生命的關懷之情。

小說里還運用了大量的對白，敘述者通過對話的不同聲音展示各個人物的內心。正是福貴與父母、妻子、兒女、以及春生、村長等各種不同人物之間的對話，為他的展示設置了多條線索，從各個角度豐富了他的生命品質。他在無法預知的一生中與這些人和這些事奇妙地相遇又分離，才使他的“活著”獲得了對包容和承受的全新的領悟，另外對白成為這部小說中心理分析無法替代的表現特定人物的方式。因為“當人物面臨突如其來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時，對人物的任何的心理都會局限人物真實的內心……內心在豐富的時候是無法表達的。”而對話卻不會為豐富的人物想象設置邊界。

二、小說時空感的設置和間斷變化的效果

在小說《活著》里運用了一個敘述主體“我”，整個故事是通過小說的主人公福貴向“我”講述自己遭遇的形式來完成的。在小說中，“我”雖然只出現過五次，但作用卻不可低估。小說《活著》有著豐富的內蘊和動人心魄的力量，它需要閱讀者細細體味。而這“細細體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時間跨度和空間距離。福貴所有的親人：爹、娘、家珍、鳳霞、二喜、有慶、苦根都先后離開福貴，只剩下福貴一個人在世間苦苦支撐，對這種滄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時間和空間。小說中的“我”正是給讀者們提供了這樣的語境，讓讀者在福貴的敘述與“我”的轉述所形成的時間、空間交織中，盡情地感受、體味生與死、樂與苦、希望與絕望，盡情放縱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副敘述者（采風者）的敘述具有間斷的功能。在《活著》的第一次敘述中斷時采風者的敘述體現了其與主敘述者對話之后的面對現實的態度的轉變：“和福貴的相遇，使我對以后收集民謠的日子充滿快樂的期待，我以為那塊肥碩茂盛的土地上福貴這樣的人比比皆是。”可是我再也沒有找到一個像福貴這樣令我難忘的人，對自己的經歷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的講述自己。在《活著》敘述的第二部分中，福貴經歷了死亡折磨回到家中不久有慶因為縣長夫人輸血死亡，福貴不愿意將這一噩耗告訴家珍，但自己又無法控制悲痛夜夜去村西有慶墳上與死去的兒子說話，家珍終于知曉以后哭著說：“有慶不會在這條路上跑回來了。”這時候主敘述者看到：“……那條彎曲著通向城里的小路，我聽不到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撒滿了鹽”。余華認為撒鹽符合福貴當時的心態，鹽這個意象可以喚起讀者感同身受的情感體驗。主敘述者以冷靜的敘述將此前敘述積聚的敘述推向高潮，對讀者的情感造成極大的沖擊。這時候副敘述者開始敘述，在他的敘述虛擬時空中讀者無法體驗到主敘述者敘述敘述形成的悲劇力量。雙層敘述空間造成極大的敘述差異，讀者被置于雙層敘述空間的轉換中，副敘述者的敘述插入了較為輕松的事件。

三、敘述語言的明確性和包容性

余華小說要求語言必須準確。比如福貴這個人，他是一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份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來寫。在《活著》里面，敘述語言開始變得明確而樸素。

這都是明白如語的語言，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很符合人物的身份。整個作品雖然有著一種不可抗拒的悲涼意味，但在敘述語言上卻是飽含深情的。整個作品被那濃得化不開的親情所籠罩。這種語言使先鋒話語中處于遙遠狀態的真實，突然之間愛在眼前，語言被精心錘煉出的實在和厚重，使敘述發揮了最大能量。《活著》的敘述語言，失去了余華過去的冷漠、尖銳和敏感，他的語言里不再充滿無法調和的沖突，而是用理解和包容實現了另一種敘述的自由。更加顯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語言功力。

四、敘述節奏隨著主題的深入和情節轉換而變化

主人公福貴一生的遭遇可以被描述為禍福相依，一起一伏。同時，對苦難敘述的概略和對幸福敘述的減緩改變了由小說情節造成的明暗對比，增加了溫暖的分量，《活著》中福禍相伏相依的節奏形成一種敘述模式，這種模式甚至可以在中國“塞翁失馬”的古老寓言里獲取原型，經典寓言的意義在于日常經驗敘事向哲理傳達的轉換之間，讀者會突然失去象的理解而進入更深的自我表現。余華當然不是想以《活著》的故事喻示某種簡單哲理，而是借寓言的力量轉化為現實的力量，從中找到自我表達的途徑。

《活著》以獨特的敘事表達作者的生命關懷，用高超而又充滿溫情的敘述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美的世界之中，寫出了具體的苦難，寫了現實境遇中的人如何在苦難中活著。在這里，它把一切都賦予不可言說的生命之中，它讓所有的情感都化為平靜，讓生命之水靜靜流淌。它包含了善與惡，美與丑，喜與悲，幸福與痛苦，偉大與渺小，以死寫生，以痛苦寫關懷，也在于它關懷生命的生存，更在于它找到了生命的真諦――包容生命出現的一切苦難，平平淡淡的活著。

第4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內容摘要：余華的《活著》中主人公福貴后半生的命運坎坷多艱,面對接踵而至的打擊,福貴最終卻以一種超脫、悠然的姿勢抒寫著自己的劫后余生.原來,漫長的人生道路中,他已經找到了一種自我救贖的道路——溫柔地忍耐.本文試圖從人物形象、語言特色及敘事藝術這三個方面來解讀余華《活著》的魅力.

關鍵詞：《活著》余華人物形象語言特色敘事藝術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貴的人生態度及起由

在《活著》中,作者對于主人公福貴的刻畫,主要是通過描述他的生平遭遇來側面反映他內心世界的發展與變化,與其說《活著》是福貴的個人傳記,倒不如說是他在生活磨難中逐漸發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貴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層面上展開的.”i正如余華本人對福貴這一角色的評價,“世界上對生命最為尊重的人”.事實上,如果沒有體會到生老病死的無常,如果沒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殘酷與真實,福貴是無法得出如此真切的體驗的.從青年時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業之后的妻離子散,從妻子被病魔纏身到兒女因意外而離世,最后再到與孫子相依為命最后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孫子痛苦離開人世.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壓在這位老人滿目瘡痍的脊梁上,沒有氣餒,沒有絕望,沒有墮落,當發現反抗只是一種無謂的掙扎,福貴最終選擇了以一種樂觀的態度來承受生命之輕.

縱觀《活著》全文,我們不得不體會到余華在塑造福貴這個角色時,所暗含的一種黑色幽默意識,即福貴身邊的親人朋友相繼離世,甚至連自己的兒女、孫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還是“活著”,這是何等的無奈和諷刺.此時,“活著”已經不僅僅是主人公的現實狀態,它更體現了一種源自于對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為人的基本責任.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人們不得不改觀自己對于生命與磨難的認識,不得不重新審視對于苦難的態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斷忍耐,不斷追求精神的強大和堅強.《活著》因為福貴這種溫柔地忍難而變得沉郁、堅定,變得溫情脈脈.

然而,對生命包容態度的形成,這里不得不提及對福貴影響至深的兩個人——福貴的母親和妻子家珍.當福貴敗光祖產祖業,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親氣恨交加,聲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剮了你,閹了你,剁爛你這個烏龜王八蛋”ii.此時此刻,福貴像是行尸走肉一般,連自己都無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單純地想要去逃避父親的懲罰,這只是一種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親卻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訴了怎樣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卻依然不離不棄,而母親則告誡他,即使再窮,只要活得問心無愧,活得高高興興,就已經十分滿足.正是由于這兩個深明大義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撐,才使得福貴能夠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貴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個閃光般的人物,她象征著中國傳統女性當中最為美好、純潔的品質.少年福貴在敗光家財之后,她不離不棄；與福貴生兒育女之后,她遭遇了連番打擊依然沒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彌留之際,她對在福貴表示出了感激與細膩之情.可以說,福貴之所以能夠一直“活著”,與他所遇上的這個“貴人”有著莫大的聯系.

正是有母親和妻子這兩個偉大的女人,才能夠讓福貴真正地領悟生命的真諦,讓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質,在感悟生命意義的同時不斷尋找自己的生存價值.

二、語言特色——樸素、口語化的語言及簡潔的句子結構

余華《活著》這部小說的語言有簡練、質樸的特性.主要表現在民間化的常用語匯、簡潔的句子結構這兩個方面.這些表象是余華寫作觀念的轉變即消隱作者聲音,讓作品中的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是一部幾乎全部用民間常用詞匯寫作而成的小說,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達方式,力圖模仿一個農民“福貴”的真實的語氣和知識結構.小說中有許多的比喻,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見所聞的,這也讓小說在邏輯上達成了一致.如“幾十年來我爹一直這樣拉屎等那兩條腿就和鳥爪一樣有勁”（第7頁）；“這個嫖和賭,就像是胳膊和肩膀連在一起,怎么都分不開”（第9頁）；在福貴的講述中,他將父親的腿比喻為鳥爪,這與他年青時候紈绔子弟喜好玩鳥的生活經歷是息息相關的,而將嫖和賭的關系比喻為胳膊和肩膀,這也有賴于福貴自身的體驗,正是由于自己深諳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準的判斷.在修辭上“余華為了讓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放棄了以往擅長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華放棄了自己的知識水平,模擬福貴應有的詞匯量,從中選擇合適的比喻進行修飾.

其次是句子結構的簡化,從長句到短句的變化是讓人物自己發聲的第二種需要,因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語言.例如《活著》中福貴自己的講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軍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時間,我離家都快兩年了.走的時候是深秋,回來是初秋.我滿身泥土走上了家鄉的路,后來我看到了自己的村莊,一點都沒變,我一眼就看到了等”（第66頁）

在《活著》中,余華改變了前期對每一個句式的雕琢,語義的完整性己經不再在一個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攤給段落甚至篇章.《活著》的句子意思簡單明確,余華放棄了表現性的語言,而力圖通過人物的語言來再現人物.從這個角度,有評論曾指出,余華放棄了以往的先鋒性,回歸到了現實主義.

三、敘事藝術——敘事的雙重性及敘事的節奏感

從敘述學的角度上來看,《活著》當中的敘事藝術也頗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體上作者將整個敘述活動分為了兩個層面,即敘述人層面與所敘述故事主人公層面.在第一個層面中,敘述者“我”是游離于整個福貴一生故事的旁觀者,通過賦予“我”一種歌謠采風人的形象,將自己的所見所聞一一記錄下來；而第二個層面中,敘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風人之口所講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貴.通過這樣一種兩層敘述的視角,在對文本進行敘述的時候,福貴這一敘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時具備了故事主人公與故事敘述者的雙重身份,這種雙重身份所造成的敘述效果就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對故事中福貴所遭遇到的磨難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著》這一文本中,余華并非選擇第一人稱視角,也未選擇第三人稱視角,這是由于在講述福貴一生時,這兩種敘述視角都無法單純地將文本背后所蘊含的生命哲理與歷史厚重感給很好地呈現出來.余華很巧妙地將兩種敘述人稱視角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這種雙重聚焦模式,增強了小說的真實和可信性.正是由于這種獨特視角模式的運用,讀者在進行文本閱讀時,仿佛能夠與福貴進行直面對話,真正聆聽他的心靈獨白.這種敘述方法事實上有效地拉近了讀者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讓我們能夠與人物產生情感共鳴的基礎上,不斷地強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從而讓讀者深切地體會到了“活著”這一基本主題.

第5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摘要】敘事語言是敘事者借以完成敘述行為的工具，也是讀者與敘事者之間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語言這一媒介體現的，因而敘事語言也成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徑。余華的《活著》在敘事語言上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筆者試以小說的敘事語言為切入點，分別以地域性鄉土語言、充滿溫情的語言及冷靜的死亡敘述三方面淺析其語言的獨特風格。

【關鍵詞】余華；《活著》；敘事語言

【中圖分類號】C95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23）10―0125―1.5

《活著》是余華作品由暴力轉向溫情的代表作之一。在敘事手法、敘事語言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平緩的敘事語調、直白簡單的敘事方式、重復而有節奏的敘述技巧向人們講述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鄉土語言

對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別具一格的風格固然與作家獨有的個人感悟、思維方式、表達技巧等內在的因素有關，同時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關。被比利時《南方挑戰》雜志評價為寫出了“以地區性個人經驗反映人類普遍生存意義”的余華，其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始終是飽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有著吳越文化的精神，有著鄉土文化的特質。《活著》所蘊含的地域性鄉土語言使文本散發出獨特的魅力，它將江南農村生活、鄉土人情等都濃縮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現了浙江一帶的鄉村風貌；且小說以老人講故事的口述形式展開，語言高度口語化的同時質樸簡潔，富有日常生活氣息和濃烈的鄉土韻味。

小說中的人物，從福貴的父親到小孫子苦根都具有個性化的語言。作家巧妙地結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齡不同地位、不同的社會大環境、等等，給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語措辭。透過語言的表層我們讀到的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農民。作為故事的講述者福貴，作家給予他最簡潔最樸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辭。余華說“福貴這個人物，他是一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份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所有的詞語和句式都為他而生，因此我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連孩子們都愿意使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綱所言，“在《活著》中，余華摒除了一切知識分子的敘事語調，摒除了一切過度抽象的隱喻性話語，也摒除了一切鮮明的價值判斷式表達，而將話語基調嚴格地建立在福貴的農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話語在福貴的自我復述中呈現出一種最樸素、最簡潔的審美特征，也使整個敘事呈現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簡潔性。”②余華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創作時人物身份與語言之間的關系：“當你寫一個農民，外形再像農民，要是他一開口說話，就像蘇州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說的話，那肯定是不對了。”③在“王四搶地瓜”事件中，福貴對王四說：“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會肚子疼。”④偷、搶了鄉親鄰里的東西吃了就會肚子疼，這是在農民里才保有的善惡因果報應的觀念。無奈之下福貴又說“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饑餓的壓迫下，面對失去了正義公理、喪失了倫理道德的生活困境，農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還世人公道。不僅福貴如此，只出現兩次的老雇工長根的語言，也貼切生動，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貴把家產輸光后對他喊：“別叫我少爺，叫我畜生。”他卻搖搖頭說：“要飯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沒錢了也還是少爺。”⑤

地道鄉土語言的使用，不僅把農村的辛酸生活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把農民世態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福貴的緩緩講述中，我們看到了農民的寬容與善良，也同樣目睹了他們的麻木與狡猾。作家賦予人物的語言措辭又把我們拉去“真實現場”體會和感受他們的生活世態與細細溫情。

二、充滿溫情的語言

《活著》運用一個民間采風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貴講述故事的結構來進行,由采風者一邊聽福貴回憶過去一邊推進敘事進程，就在福貴漫長的記憶長河中，余華始終以一種非常溫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貴一家人之間濃濃的親情，用充滿溫情的語言讓讀者為他們感動流淚。“任何一種回憶都帶有溫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對無數劫難的過去，回憶同樣也會因為敘述者的重生而獲得其特有溫情。”⑥文本從字里行間流淌出來的濃濃溫情主要體現在細節的描寫和福貴一家人之間的脈脈親情上。福貴一家人之間的互相關愛通過人物的語言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體現,如福貴與家珍的夫妻之情,鳳霞和有慶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貴與二喜、苦根之間的親情都是通過語言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的。可以說，《活著》溫情的流動主要源自語言的力量，透過人物的語言把那一脈脈溫情充溢于小說中，告別了以往晦澀繁復的語言障礙，也疏離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說透露出“溫情”這一主題。比如“有慶喂羊”、“鳳霞出嫁”、“福貴背妻”、“二喜攜兒”，類似于這樣的一幅幅生動的、飽含人情的畫面就在作家似不動聲色卻是對語言的駕馭和對準確性的藝術追求中流淌出來。

有慶每天從學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親為他縫的鞋實在經不住這樣來回的路程，不到一個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貴心疼生病的妻子還要帶病給兒子補鞋，便揪起有慶的耳朵問道：“你這是穿的,還是啃的”這一句出自于農民之口的問話，不但使我們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為有慶與他的羊之間的那種感情所感動，溫情的力量頃刻從語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滿溫情的溫暖之光，“家珍說到下輩子還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淚就掉了出來，掉到了她臉上，她眼睛眨了兩下微微笑了……”，這種微妙的細節在無聲中把真情流露得無以復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沒有蚊帳，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讓鳳霞在外面乘涼，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飽不再咬人了，讓鳳霞進去睡。”二喜寧可自己去喂飽蚊子,也不讓鳳霞被叮咬，把二喜疼愛鳳霞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生活雖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間卻能互相關心，真誠相待，每個人都能盡量為別人著想，并努力承擔自己的責任，這些構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三、冷靜的死亡敘述

福貴與親人間的暖暖溫情感人至深，但他們最終卻一個接著一個離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淚下。而他敘述到親人的死亡時，語言是平緩安靜而幾近冷靜的。《活著》在脈脈溫情的流露中講述的依然是關于死亡的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動著故事向前延續。如果說重復是小說敘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話，那么對《活著》來說，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復正是其重要的敘事技巧。

福貴對苦難的堅忍的承受是在眾多無奈的苦難中被迫的承受，他無處可逃。與其說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著的真諦就是為了活著本身，還不如說是親人的連續離去讓他麻木了，也許是麻木才能讓他冷靜，因此面對死亡，他是這樣敘述的：“中午上學時他還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鳳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斷了氣。我的一雙兒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慶死是別人生孩子，鳳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來一松，就癱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的。”⑩“除了腳和腦袋，身上全給擠扁了，連一根完整的骨頭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貼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撐死的。”-這一系列死亡的敘述平靜而毫無波瀾。

作家創作最終所要表達的旨歸是人、人性、人的命運以及存在的意義和虛無，只不過是要找到恰當的敘事載體來加以體現。在這里，余華通過語言的冷靜敘述最大限度地釋放所有人性的深淵，他將自己的文學話語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觸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敘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堅強的。余華試圖表達，作為社會底層的民眾，他們經歷了重重苦難之后也在直接或間接地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他們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對苦難的忍受。正如他在《活著》韓文版自序中說：“‘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于“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平庸”，他借助福貴的冷靜去表達他對死亡、對生存的獨到感悟，并對人生進行了冷峻的剖析與拷問。他的獨特正如郜元寶所說“余華對苦難的情感反應總顯得和常人不太一樣,該關心的地方他漠不關心,該憤慨的地方他無動于衷。好像他壓根兒就不準備對筆下的生命表示點屬于人世間的態度,他的任務,像是站在非人間的立場,將人間的苦難客觀冷靜地敘述一通。”.。正是如此，余華才是獨一無二的。

【注釋】

①⑥吳義勤主編，王金勝、胡健玲編選《余華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②洪志綱：《余華評傳》，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頁。

③余華：《說話》，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86頁。

④⑤⑦⑧⑨⑩,-余華：《活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頁。

.郜元寶：《余華創作中的苦難意識》，載于《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7日

【作者簡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23級碩士研究生。

第6篇:試析余華《活著》的敘事語言余華活著語言風格摘要：先鋒小說作家余華善于運用獨特的民間化語言藝術。《活著》是其90年代很具影響力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一部以先鋒精神與中國沉重的鄉村現實相結合的作品,也是余華運用獨特的民間化語言藝術，創作由冷漠血腥轉向溫情的轉型代表作。通過對其作品《活著》里面民間化語言的歸類和具體分析，從正反兩方面淺析對于《活著》中運用民間化語言藝術的文化價值，辯證地分析其影響效果，對其產生的影響作了全面的評價：一方面肯定其帶來的好處，一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消極之處。余華的民間化語言藝術的文化價值是功大于過的。

關鍵詞：余華；《活著》；民間化；語言藝術；福貴；獨特；不足；全面評價

讀過余華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活著》的讀者，一般都不會忘記里面精彩的語言描寫。它充分地運用了獨特的語言藝術，特別是使用獨特的民間化語言藝術。這種民間話語是樸素的，像小說中“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1](P29)的說法一樣樸素。是的，在小說十多萬的文字中，樸素的民間話語在大肆地狂歡。《活著》全書彌漫著民間話語的輕快基調。可以這么說，《活著》的主體語言風格是民間敘事的大白話風格，小說中不用文人的筆法進行環境的描寫和人物刻畫，而是以農民福貴的回憶，用“樹下講故事”的方式，充分運用民間化語言藝術，達到高超的藝術效果。

具體來說，《活著》的這種民間化語言藝術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獨特之處：

一、通過民間化語言，表達了作品中人物之間血濃于水的濃厚親情。

作品中，主人公福貴一家人之間的互相關愛，通過人物的樸素語言得到很好體現,福貴與家珍的夫妻之情,鳳霞和有慶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貴與二喜、苦根之間的親情都是通過樸素的民間化語言體現出來的。

如福貴在輸光家產之后，家珍并沒有埋怨他,只是跟他說“只要你以后不賭就好了。”[1](P23)他娘也跟他說“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1](P33)當福貴跟他娘商量搬到城里去開鋪子時，他娘只說了一句“你爹的墳還在這里”，

[1](P39)這些簡短的話語里面有夫妻之間的愛也有母子之間的情，這樣的語言把人物的感情表達得含蓄而又意味深長。

又如家珍在福貴被抓壯丁回家后對他說：“我也不想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給你做一雙新鞋。”[1](P71)這是最樸實的話語卻又是最真切的內心表白，在那個年代,能每年給丈夫做一雙新鞋就意味著夫妻兩人從今以后再不分開。這是那時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一種福分。

這樣的溫情也存在于人與動物之間，《活著》里有慶與他的羊之間的感情也讓人為之動容,在看到自己心愛的羊要被賣掉時，有慶可憐巴巴地對他爹說“爹，你別把它賣給宰羊的好嗎”[1](P110)這樣的溫情是力透紙背、催人淚下的。

這正如評論所說的“作者在敘述中充滿了感情，比如主人公福貴在對父親、母親、妻子、兒子、女兒及女婿和外孫等親人的回憶敘述中，用語非常親切,整個作品雖然有著一種不可抗拒的悲涼意味，但在敘述語言上卻是飽含深情的。整個作品被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親情所籠罩。”[2]

二、善用素樸純粹的民間化語言，使作品充滿了鄉土氣息，貼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

文中的俚語口語是很具民間特色的,“充滿了鄉土氣息，既貼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這也是《活著》的語言獨具特色的地方。”[4]

如福貴在輸光家產后，他娘不怪他卻怪他爹，“上梁不正下梁歪”[1](P23)一句把這層意思表達得淋漓盡致。

把人死了說成人“熟”了也很符合江南農村的風俗習慣。福貴在教訓兒子有慶穿鞋壞得快時說“你這是穿的，還是啃的”

[1](P82)這樣獨特的問法恐怕也只能出自農民之口了。

家珍在開導年輕時不思進取、浪蕩不羈的福貴時，用四樣蔬菜做成各不相同的四種菜，可吃到下面都是一塊差不多大小的豬肉。她是在開導福貴：“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到下面都是一樣的。”[1](P13)如此素樸純粹的民間化語言非常貼近人物性格。

老年的福貴在聽到兩個女人談論村里掙錢最多的那個男人時，這樣說道：“做人不能忘記四條，話不要說錯，床不要睡錯，門檻不要踏錯，口袋不要摸錯。”[1](P134)

這樣的俚語口語既反映出主人公福貴經歷了一生的坎坷起伏后得出的做人哲理，也使作品充滿了鄉土氣息，別具特色。

三、運用民間化語言，塑造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突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主人公福貴的語言是最具特色的，福貴一生中多種身份的變化,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時期他都有自己的語言。

如在當少爺時，他對年過花甲的私塾先生這樣說話：“好好聽著,爹給你念一段。”[1](P8)對教訓自己的爹說道：“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來的份上讓讓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1](P10)這些語言是大逆不道的、是粗俗的。但卻很符合福貴當時少爺的身份，塑造出福貴年輕時不思進取、浪蕩不羈的形象。

等到家產輸光，自己淪為一無所有的佃戶時，他的語言發生了很大變化，對贏光自己家產而成為地主的龍二說話點頭哈腰且一口一個“龍老爺”，這樣的形態和語言讓一個卑微的佃戶形象躍然紙上。

正所謂什么人說什么樣的話，能用最貼切而且精煉的語言塑造人物性格，確實需要很深的內力。而正是這些富有特色的語言塑造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

四、充滿民間化語言的細節描寫表達了人物細膩的感情，正是這些俯拾皆是的充滿民間化語言的細節抓住了人物的內心和深層意識，發掘起了讀者真正的感動。

如在寫到家珍從娘家回來時，文本中有一段精彩且感人的細部描寫—

“我直起身體，看到我娘站在茅屋門口彎著腰在使勁喊我，穿水紅旗袍的家珍抱著有慶站在一旁。鳳霞一看到她娘，撒腿跑了過去。我在水田里站著，看著我娘彎腰叫我的模樣，她太使勁了，兩只手撐在腿上，免得上面的身體掉到地上。鳳霞跑得太快，在田埂上搖來晃去，終于撲到了家珍腿上，抱著有慶的家珍蹲下去和鳳霞抱在一起。我這時才走上田埂，我娘還在喊，越走近她們，我腦袋里越是暈暈乎乎的。我一直走到家珍面前，對她笑了笑。家珍站起來，眼睛定定地看了我一陣。我當時那副窮模樣使家珍一低頭輕輕抽泣了。”[1](P46)

又如在敘述把鳳霞送人及鳳霞偷偷跑回家的情節上，文本中有一段精彩且感人的細節描寫。細節的不可或缺性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鳳霞被領走那天，我扛著鋤頭準備下地時，她馬上就提上籃子和鐮刀跟上了我……那天我看到她跟著，就推推她，讓她回去。她睜圓了眼睛看我，我放下鋤頭，把她拉回到屋里，從她手里拿過鐮刀和籃子，扔到了角落里。她還是睜圓眼睛看著我，她不知道我們把她送給別人了。當家珍給她換上一件水紅顏色的衣服時，她不再看我，低著頭讓家珍給她穿上衣服，那是家珍用過去的旗袍改做的。家珍給她扣紐扣時，她眼淚一顆一顆滴在自己腿上。鳳霞知道自己要走了。”[1](P74)

福貴的娘用樸素的人生觀“只要活著，窮點也不怕”做著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貴年輕時的花天酒地，這種辛苦但充滿感動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著。

福貴講到妻子家珍時，說“家珍是個好女人，我這輩子能娶上這么一個賢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輩子換來的。”“[1](P12)現在想起來叫我心疼啊，我年輕時真是個烏龜王八蛋。這么好的女人，我對她又打又踢。”[1](P35)講到兒子有慶時,福貴說“我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兒子。”[1](P56)談到自己現在孤單一人的生活時，他說“我是有時候想想傷心，有時候想想又很踏實，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親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擔心誰了。”[1](P190)“這輩子想起來也是很快就過來了，過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錯人了，我啊，就是這樣的命。年輕時靠著祖上留下的錢風光了一陣子,往后就越過越落魄了，這樣反倒好，看看我身邊的人，龍二和春生，他們也只是風光了一陣子，到頭來命都丟了。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