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級攻讀博（碩）士學位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課題報告書研究課題名稱：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影響研究姓名：指導教師：學號：學科名稱：產業經濟學研究起止日期：2020年11月——2022年06月2020年12月10日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包括理論上和生產實踐上的意義）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一）研究背景1、生豬產業矛盾叢生，沖突亟待化解：生豬產業鏈環節復雜、涉及主體眾多，其不僅受到自發波動和常規貿易的影響，也易受到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及政策調整等外部沖擊的影響，在各種沖擊下，產業鏈會發生短期波動、市場預期改變、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的現象。以政策調整為例，當前生豬發展中存在嚴重的養殖污染問題，為實現環境健康和產業鏈健康的契合，環境規制政策密集出臺，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生豬產業發展中的矛盾與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環境規制消減養殖產能與滿足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環境規制增加經營成本與產業競爭力提升之間的矛盾以及環境規制轉變供給結構與行業產能被迫出清之間的矛盾，以上矛盾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產業鏈的健康發展，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2、產業政策不確定，實施效果不佳：生豬生產在我國占據重要地位，為使生豬產業健康發展，解決當前生豬產業存在的問題，政府時常會出臺一些政策對生豬產業進行調控，然而生豬產業政策在對產業進行調控的過程中存在多方面問題，其一，政策定位不精準，主要表現為政府目標不清晰，主體權責不明確，政府與養殖戶、合作社及龍頭企業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進而導致對養殖關鍵問題的排序不當，政策干預可能存在不合理不科學的問題，此外政策出臺后的后續保障服務、技術管理不到位；其二，客體需求未滿足，生豬養殖在銷售渠道、經營模式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區域異質性，政府以統一的政策支持手段干預不能滿足各個區域的需求，甚至會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其三，政策不穩定，效力持續性差，當前產業政策總量顯著增長，但散點、臨時分布明顯，尚未形成固定體系，此外還存在實施效果缺反饋、政策糾偏無機制等問題，以《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為例，該產業規劃在短期內內改善了養殖環節和養殖結構，但也引發了長期內生豬養殖企業資金難以周轉、農戶喪失養殖信心等問題。3、生產成本不斷提高，成本效率持續降低：生豬養殖業成本較高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生產成本的持續提高，通過對相關數據資料的整理發現，我國散養、小規模、中規模以及大規模生豬生產成本分別由2008年的1315.81元/頭、1282.26元/頭、1271.22元/頭和1232.36元/頭上升至2019年的1872.83元/頭、1641.2元/頭、1582.85元/頭、1530.64元/頭；其中生豬人工成本由187.13元/頭、89.98元/頭、68.48元/頭、51.01元/頭上升至498.56元/頭、258.63元/頭、167.7元/頭、110.65元/頭，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豬養殖業的持續發展。二是生產成本的短期提高，近年來，為實現環境健康和產業鏈健康的契合，環境規制政策相繼出臺，伴隨著環保政策的趨嚴和環保標準的提高，短期內豬場改造及“環保稅”造成養殖成本的提高；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養殖主體選擇改造生產基礎設施，提升生物安全等級，造成生產成本激增。除此之外，生豬產業還面臨著勞動力、土地、飼料以及資金約束逐漸趨緊的情況，在此背景下，國內外諸多學者對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進行測算，并得出以下結論：周楊（2020）提出大規模、中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較小規模、散養生豬成本效率高，且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總體上呈現下降的趨勢[10]。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受什么因素的影響？其改變是否與政策的不確定性有關？回答以上問題對提高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進而提升養殖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效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將以成本效率為被解釋變量，產業政策不確定性為解釋變量，驗證產業政策不確定性是否為影響成本效率的影響因素，為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意見。研究目的1、對中國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進行估算，進而衡量生豬養殖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效率。2、驗證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是否存在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生豬養殖成本效率。3、對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進而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意見。研究意義理論意義本研究的理論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本研究對全國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進行測算，能夠豐富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的研究；其二，當前對于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成本效率影響的研究并不完善，本文以生豬產業為例，對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進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研究視角，提供了新的經驗。實踐意義本研究對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進行測度和分析，探究不同規模養殖的成本效率情況以及當前生豬養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效率損失；此外，本研究通過分析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對產業政策不確定性與生豬養殖成本效率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異質性分析，不僅能夠為差異化生豬養殖主體提高成本效率提供方向，有效地應對不確定性風險，還能夠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合理化建議。二、國內外研究動態和趨勢（含參考文獻）（一）成本效率的相關研究1、成本效率內涵的研究成本效率概念最早是由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Farrel（1957）提出的，他從微觀層面給出成本效率的定義，即在企業所面臨的生產規模和要素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按照一定的要素投入比例進行生產，獲得一定的產出所用的最小生產成本與實際生產成本之間的比例[1]。Subal.C.Kumbhakar（1996）對成本效率給出定義：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可行的最小成本與實際成本之間的比值[2]。梁祖晨等（2008）指出成本效率是用來衡量在市場環境相同、產出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決策單元的真實成本接近處于有效邊界或最佳運營單元成本的程度[3]。因此成本效率作為衡量生產經營活動經濟效率的重要指標，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源配置和利用的有效程度。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測算和分析方法的研究測度成本效率的主要方法包括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其中參數法的基礎以及典型的代表方法是隨機前沿分析方法（SFA），而非參數法以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為代表。兩種方法具有不同的優缺點，從模型的基本假設及擴展的復雜程度來看，SFA模型的基本假設較為復雜，且對投入產出的數據要求更高，而DEA則不需要考慮生產前沿的具體形式，僅需要投入產出數據；從對實際產出的解釋和處理方法來看，相較于DEA忽略了隨機因素對產出的影響，SFA將隨機因素對于產出的影響考慮進來，其結果更貼近實際情況[4]，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彌補了數據包絡分析法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時從當前方法的使用的情況來說，隨機前沿分析方法使用的頻率更高。在實證研究方面，隨機前沿分析（SFA）最初被廣泛應用于金融業、醫療行業、制造業等行業，王聰（2012）使用SFA法對證券公司的成本效率進行測度，并探討股權結構、市場結構與成本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而為促進證券公司效率提供建議[5]；張培林等（2016）基于SFA法使用縣級公立醫院總支出、藥品與衛生材料價格、固定資產價格、在職職工人均工資、業務收入等作為投入產出變量，計算重慶市縣級公立醫院的成本效率[6]；常明明等（2012）使用SFA法對我國上市汽車制造業的成本效率進行實證研究，同時從股權集中度、企業規模以及企業所屬地區等角度探討對成本效率的影響[7]。隨著時間的發展以及研究的不斷推進，隨機前沿分析（SFA）逐漸被應用于農業、畜牧業等。曹寶明等（2019）為分析農業機械化服務對糧食生產成本效率的影響，使用1994-2016年15個中國小麥主產區的數據，基于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測算出我國小麥主產區的成本效率[8]。3、成本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對養殖成本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進行梳理，發現影響養殖成本效率的因素包括以下幾部分：周楊（2018）對生豬養殖主體的效益進行研究，發現醫療防疫費用、死亡損失費用等養殖成本的增加以及要素的不合理配置會抑制成本效率的提高，同時現階段散養戶在固定資本上的投入還不夠完善，其生產基礎設施仍比較落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成本效率的提高[9]。周楊（2020）運用隨機前沿成本函數對我國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進行測算，發現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總體均存在下降的趨勢，其中散養、小規模成本效率下降幅度較大，此外還發現，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會抑制成本效率的提高，而技術進步則會給促進中規模和大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提高[10]。趙連閣（2015）環境成本、運輸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提高均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成本效率的提高，此外資金的投入、技術的進步均會促進成本效率的提高[11]。胡浩（2017）對蛋雞養殖業的成本效率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要素價格的提高會造成養殖成本的增加進而降低蛋雞養殖業的成本效率[12]。伏其其（2017）對成本效率進行分解，發現成本效率受技術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共同影響[13]。Yusufetal.（2007）發現蛋雞養殖規模越大，農戶生產技術效率越高，而技術效率作為成本效率的重要組成部分，規模越大的蛋雞養殖戶成本效率越高,其原因可能是產業集聚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和區域間的要素優化配置[14]。Hsieh和Klenow（2010）發現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錯配會導致配置效率的損失，進而影響行業內和行業間全要素生產率[15]。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發現，養殖業成本效率可能會受到要素投入價格、交易成本、固定資產、資金投入、技術進步、技術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同時規模差異、區域差異下的養殖成本效率及影響因素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二）政策不確定性的相關研究1、政策不確定性的內涵與外延的研究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是由FrankKnight（1921）提出的，Knight認為“不確定性”和“風險”均反映了未來事件發生狀態的不可預知性，其差別在于是否可以以概率進行度量，其中無法以概率進行度量的就是不確定性，也就是說不確定性可以被當做不可預知程度更高的風險[16]。在此之后，Simon（1995）建立了“有限理性”理論，該理論假設經濟主體在面臨未來的諸多不確定性時，完全的理性預期是很難做到的[17]。Bloom（2009）則將不確定性看作是政策的制定者、管理者以及消費者們對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不確定[18]。盡管不同學者對不確定性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從本質上來看，不確定性主要反映了未來時間發生狀態和發生結果的未知性。不確定性在生產生活中有多種表現形式，政策不確定性是其表現形式之一。陳德球等（2016）指出政策不確定性是指影響企業生產、經營以及投融資活動的政府相關政策在方向上和程度上的不明確所導致的不確定性[19]。張潤澤（2017）則認為政策不確定性反映了政策在未來是否實行以及是否加以修訂的不可預知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經濟政策的不可預知性[20]。南曉莉（2019）則認為政策不確定性也是一種經濟風險，也就是說政府通過經濟政策影響個體的消費行為和企業的外部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21]。于畜禽產業來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具體表現在于經濟政策不確定事件，經濟環境轉變、宏觀政策出臺以及畜禽疫病爆發等經濟政策不確定事件均會對畜禽生產者以及畜禽消費者帶來影響[22]。一般來說，其不確定性會影響市場的觀望、給經濟主體帶來恐慌情緒，影響經濟主體預期的生產決策變動，進而給產業鏈各個環節及終端消費產生影響[23]。綜合來看，可以將政策不確定性定義為政策變動中無法預測的成分，其不確定性給經濟主體帶來風險，進而給經濟主體的生產決策或行為帶來影響。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測度的研究當前關于不確定性或者說政策不確定性測度的方法已經較為豐富，其中應用較為廣泛且較為有效的方法為文本分析法。Bakeretal.（2016）構建并測算得出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指數），具體而言，EPU指數涵蓋經濟、政策以及不確定性三個層面，分別由新聞指數、稅法發條失效日期指數以及經濟預測差值指數構成，與此同時，Bakeretal.等也對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進行測度，主要由以下方面構成：基于《南華早報》報道的與政策相關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消息；未來10年以上到期的稅目代碼數量；不同經濟預測者對未來CPI及財政支出預期的差異[24]。管芳芳（2018）通過篩選財政相關新聞報道，得到相關新聞頻度并統計其占平均頻度的比重，進而構建中國財政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及其子類別不確定性指數[25]。李玉山（2020）使用Python技術從全國30個省級黨報的電子版抓取相關符合要求的文章數量，并對各個省份的數據按月進行匯總進而得到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該指數選取的樣本數量較多且更為權威，能夠更加全面、客觀地反映經濟政策不確定性[26]。謝獲寶（2020）使用地方政策政策文件數來測度產業政策水平[27]。Huang和Luk（2020）基于中國大陸十大代表報紙（包括北京青年報等報紙）利用文本分析對新聞報道進行關鍵詞（包括匯率、外匯、資本管制等關鍵詞）的提取，并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構建中國匯率政策不確定性指數[28]。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測度不僅能夠有效提取相關指標，并且可以得到具有連續性和實時性的指數，可供學者更好地進行實證研究。3、關于政策不確定性的相關研究關于政策不確定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以及政策不確定性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政策不確定性與宏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來源主要是政策的調整，而政策調整的目的主要在于改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因此政策不確定性必然會對宏觀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Bloometal.(2014)、Scotti（2014）認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造成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進而對宏觀經濟造成影響[29][30]。田磊等（2017）構建SVAR模型對比了供求因素、貨幣政策因素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以CPI表示的價格水平具有影響程度較強且持續存在的抑制作用[31]。金雪軍等（2014）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對GDP、投資、消費、出口和價格水平造成顯著的負向影響[32]。黃寧等（2015）通過構建省級面板PVAR模型分析發現，我國的經濟增長、投資、消費以及價格水平會受到來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短期負向沖擊[33]。政策不確定性與微觀經濟主體：政策不確定性的主要內涵在于不確定性，對于微觀經濟主體來說，不確定性意味著其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基于此，國內外諸多學者對政策不確定性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決策以及產業效率等方面的關系展開研究。司登奎等（2020）認為企業面臨的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增加時，企業所采取的融資決策行為需要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如交易成本、時間機會成本以及折價損失等，與此同時政策不確定性升高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34]。Gulen（2016）對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對企業的投資行為產生負面影響[35]。以上研究對政策不確定性對經濟主體行為及決策進行研究，更進一步地，學者對政策不確定性對產業的經濟效應進行研究。陳德球等（2017）認為穩定的政策將會給企業的配置行為提供穩定的外部環境，在穩定的外部環境中，企業更傾向于基于市場來配置資源，進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36]。李玉山（2020）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存在會通過以下方面影響全要素生產率，一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面對不穩定的外部條件進而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抑制產品創新和企業金融化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26]。李志強（2019）研究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企業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37]。楊箏（2019）研究表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加劇資源錯配進而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38]。對于生豬產業來說，其最大的特點是生豬產業中養殖戶與養殖企業并存，且養殖戶在市場中也占據較大的份額，養殖戶作為市場中的經濟主體在進行生產時也會受到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政策不確定性導致的成本增加、信息不對稱、要素約束以及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等問題可能會對生豬養殖業造成一定的影響。（三）政策不確定性對成本效率的影響盡管當前對于政策不確定性與成本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還較少，但是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政策不確定性可以通過影響要素配置效率、資金投入、技術水平以及成本變動對成本效率產生影響。磨恒中（2020）利用VAR模型探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糧食價格波動的影響，結果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我國糧食價格產生的沖擊是持續存在的，其中玉米價格和粳米價格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的沖擊最大[39]。胡向東（2015）對我國生豬飼料耗糧量及結構進行分析，發現玉米和麩皮占生豬飼料中的絕對比重[40]，Basu和Bundick（2014）從勞動供給的角度探討了政策不確定性與家庭行為和產出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導致工資水平和企業的邊際成本下降[41]。因此飼料作為養殖過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政策不確定會通過投入要素價格即成本影響養殖成本效率。楊箏（2019）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加劇資源錯配，進而影響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38]，南曉莉（2019）從政策不確定性對新興產業研發投資的角度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不確定性會加劇新興企業的融資約束和固定資產約束傾向[42]，S.R.Bond,J.G（2004）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高的時候，企業的投資規模會變小[43]。對于生豬養殖來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生豬養殖過程中投資的減少，進而影響其養殖成本效率。文獻評述通過梳理國內外文獻發現單獨研究成本效率和政策不確定性的文獻已經相對完善，其中前者主要集中于成本效率的內涵、成本效率測算、分析方法以及成本效率的影響因素，后者則主要集中于政策不確定性的內涵、表現、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的構建以及政策不確定性產生的影響，但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當前還較少，本文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政策不確定可能存在通過影響投成本、要素配置以及技術進步等途徑影響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因此本文將以我國生豬養殖業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法（SFA）定量測度我國生豬養殖業的成本效率，在此基礎上使用面板Tobit模型解決以下問題：政策不確定性與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是否存在關系？若存在關系，政策不確定性會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政策不確定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是否存在階段差異、地區差異以及規模差異？參考文獻[1]Farrel,MJ.TheMeasurementofProductiveEfficiency[J],JournalofRoyalStatisticalSociety,1957,120(A):253-281.[2]SubalC.Kumbhakar.Estimationofcostefficiencywithheteroscedasticity:anapplicationtoelectricityutilities[J].JournaloftheRoyalStatisticalSociety,1996,45(3):319-335[3]梁祖晨,張楊,嚴立鋒.論成本效率的概念[J].商場現代化,2008,12:76[4]李雙杰,范超.隨機前沿分析與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評析與比較[J].統計與決策,2009(07):25-28.[5]王聰,宋慧英.中國證券公司股權結構、市場結構與成本效率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12(05):80-92.[6]譚華偉,鄭萬會,張云,顏維華,朱小玲,劉憲,張培林.重慶市縣級公立醫院成本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6,36(05):730-736.[7]孫武斌,常明明.基于SFA的中國汽車制造企業成本效率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04):93-96.[8]虞松波,劉婷,曹寶明.農業機械化服務對糧食生產成本效率的影響——來自中國小麥主產區的經驗證據[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81-89+173.[9]周楊,郝慶升.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散養生豬養殖效益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黑龍江畜牧獸醫,2018(18):34-38.[10]劉婷,周楊.我國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影響因素及區域差異分析[J].黑龍江畜牧獸醫,2020(14):22-26.[11]趙連閣,鐘搏.基于SFA的中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研究[J].中國畜牧雜志,2015,51(04):31-36.[12]胡浩,伏其其.中國蛋雞養殖成本效率影響因素探究——來自農戶的補充證據[J].江蘇農業科學,2017,45(09):308-312.[13]伏其其.中國蛋雞養殖行業成本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17.[14]YusufSA,MalomoO.TechnicalefficiencyofpoultryeggproductioninOgunstat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approach[J].Internationaljournalofpoultryscience,2007,6(9):622-629.[15]HsiehCT,KlenowPJ.DevelopmentAccounting[J].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207-223.[16]KnightF.H.,1921,“Risk,Uncertainty,andProfit”,MA:Hart,Schaffner&Marx;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7]Simom,H.A.ABehavorioralModelofRationalChoice[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1955,69(1):99-118.[18]BloomN.TheImpactofUncertaintyShocks[J].Econometrica,2009,77(3):623-685.[19]陳德球,陳運森,董志勇.政策不確定性、稅收征管強度與企業稅收規避[J].管理世界,2016(05):151-163.[20]張潤澤.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金融效應及其傳導機制研究[D].廈門大學,2017.[21]南曉莉,韓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研發投資的影響[J].科學學研究,2019,37(02):254-266.[22]石自忠,王明利,胡向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中國畜產品價格波動[J].中國農村經濟,2016(08):42-55.[23]譚瑩,胡洪濤,李大勝.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農產品產業鏈的價格沖擊研究——基于供需雙方“議價能力”視角[J].農業技術經濟,2018(07):80-92.[24]Baker，S，N．Bloom，andS．Davis．Measuring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16，131，(4):1593－1636．[25]管芳芳.中國財政政策不確定性的測度與經濟效應分析[D].南京財經大學,2018.[26]王麗納,李敬,李玉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基于中國各省級黨報數據的分析[J].財政研究,2020(09):65-79.[27]謝獲寶,黃大禹.地方產業政策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政府行為視角下的中國經驗[J].東南學術,2020(05):104-116.[28]HuangY，LukP.Measuring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inChina[J].ChinaEconomicReview，2020，59：1?18.[29]Bloom,N.FluctuationsinUncertaintyShocks[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14,28(2):153-176.[30]Scotti,C.SurpriseandUncertaintyIndexes:Real-TimeAggregationofReal-ActivityMacroSurprises[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2012,5(2):217-249.[31]田磊,林建浩,張少華.政策不確定性是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嗎——基于混合識別法的創新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7,38(01):5-20.[32]金雪軍,鐘意,王義中.政策不確定性的宏觀經濟后果[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4(02):17-26.[33]黃寧,郭平.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及其區域差異——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PVAR模型分析[J].財經科學,2015(06):61-70.[34]司登奎,趙冰,劉喜華,李小林.匯率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杠桿率[J].財經研究,2020,46(12):124-137.[35]Gulen,HandM.Ion,PolicyUncertaintyandCorporateInvestment[J].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16,29(3):523-564.[36]陳德球,陳運森,董志勇.政策不確定性、市場競爭與資本配置[J].金融研究,2017(11):65-80.[37]段梅,李志強.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融資約束與全要素生產率——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當代財經,2019(06):3-12.[38]楊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資源配置與全要素生產率[J].江西社會科學,2019,39(01):46-57.[39]磨恒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糧食價格波動的影響分析[J].農業展望,2020,16(05):10-18.[40]胡向東,王濟民.我國生豬飼料耗糧量估算及結構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5(10):4-13.[41]Basu,S.andB.Bundick.UncertaintyShocksAreinaModelofEffectiveDemand.NBERWorkingPaper,2014.[42]南曉莉,韓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研發投資的影響[J].科學學研究,2019,37(02):254-266.[43]S.R.Bond,J.G.Cummins,UncertaintyandInvestment:AnEmpiricalInvestigationUsingDataonAnalysts'ProfitsForecasts[J].Finance&EconomicsDiscussion,2004:47-76三、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方法1．研究內容本文主要研究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的影響。首先對中國生豬養殖業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簡單梳理，對不同時期生豬政策產業內容及特點進行系統歸納并總結生豬產業政策的相關特點；接著以此實際情況出發分析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影響的理論框架，基于此選擇產業政策不確定性的指標以及測度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方法；最后實證分析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個部分：該部分對生豬產業發展現狀及趨勢進行描述，同時通過整理生豬產業政策的相關內容厘清生豬發展基本脈絡，并總結生豬產業政策特點；該部分研究對實物期權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理論進行延伸，探究產業政策不確定性是否可以通過改變要素配置效率、技術進步以及成本進而對成本效率產生影響，最終確定產業政策不確定性與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影響關系的理論框架，；采用EPU指數作為產業政策不確定性指標，選取投入產出指標，創建基于SFA法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測度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進而使用Tobit模型研究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的影響，同時從階段差異、區域差異以及規模差異三個視角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具體研究內容：第一部分生豬養殖業發展及政策現狀。具體研究內容包括：1、生豬養殖業發展現狀及趨勢。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匯編》數據，分析不同規模生豬養殖經濟效益、成本結構情況，對我國生豬養殖業的現狀進行基本描述，基于此總結生豬養殖業發展趨勢，同時為后文估算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提供現實依據。2、生豬發展基本脈絡。對不同時期生豬產業政策內容及特點進行系統歸納，總結出生豬發展的基本脈絡，同時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對生豬產業發展階段的主要政策進行匯總。3、生豬產業政策特點。以生豬政策作為主線總結生豬產業政策的基本特點。第二部分產業政策不確定性與生豬養殖成本效率關系的理論框架。具體研究內容包括：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可能通過要素配置效率、技術進步、成本改變等方面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產生影響，本部分將梳理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研究方式，為后文進行實證分析提供理論基礎。第三部分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的實證研究。具體研究內容包括：1、產業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的引入。本文將使用的的是由Baker等構建并測算得出EPU指數作為產業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的代理變量，該指數涵蓋經濟、政策和不確定性三個方面，同時使用CensusX12季節調整法對其進行季節調整，以消除季節性因素對EPU指標的影響。2、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測度。利用《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匯編》中各地區散養、小規模、中規模以及大規模生豬成本收益數據，選取投入產出指標，創建基于SFA法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以測度生豬養殖業的成本效率，并對所得成本效率值作簡要分析。3、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影響的實證研究。以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為被解釋變量，產業政策不確定為解釋變量，選擇Tobit面板模型實證檢驗產業政策不確定性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影響，同時從階段差異、區域差異以及規模差異三個視角進一步分析產業政策不確定性與生豬養殖成本效率之間的影響關系。目錄1引言1.1研究背景1.2研究目的與意義1.2.1研究目的1.2.2研究意義1.3國內外研究綜述1.3.1國內研究綜述1.3.2國外研究綜述1.3.3文獻評述1.4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1.4.1研究方法1.4.2技術路線1.5本章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