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國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制度安排

摘要通過對制度安排與技術創新互動作用研究，分析了我國現階段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障礙因素，對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合理制度安排提了若干建議和對策。

關鍵詞制度安排技術創新障礙因素對策

1制度安排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制度、制度創新及制度安排的內涵

“制度”是一種規范人行為的規則，它是一定范圍內各種正式或非正式規則的集合，它的實施旨在制約追求主體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群體或個人行為。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指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p>

“制度創新”是指社會規范體系的選擇、創造、新建和優化的通稱，包括制度的調整、完善、改革和更替，它是改進現有的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種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類活動。制度創新是一個企業、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它的實質在于通過制度調整和體制變革來安排和協調各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生產關系，有效地刺激與規范各類經濟主體的行為，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持。

“制度創新”也是一種“制度安排”,它是一種“全新型”或“改進型”的制度安排,是對原有制度的一種揚棄。

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互動作用

對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關系的認識，存在著技術決定論和制度決定論之爭。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變遷決定著制度的變遷，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是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美國制度學派。技術決定論者認為，技術是自主的，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和“軌跡”。技術變遷是技術內在邏輯的產物，它的發展決定著制度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因此，技術創新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而制度則是技術的侍奉者，不適應技術的制度必遭淘汰，技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核心力量。馬克思也認為,技術在歷史上是起推動作用的決定力量,技術是生產力,制度是生產關系,技術是自變量,制度是應變量。制度決定論則認為制度創新決定著技術創新。制度決定者則認為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發展的制度創新理論則認為，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是同一件事，決定性的因素則是制度創新，雖然技術自身的演進對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但技術演進的過程是可選擇的，即相應的制度安排可以延緩或加速這一進程，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存量規定了人類活動的上限，但其本身決定不了人類何以成功，而正是制度安排決定了知識和技術的增長速度。諾思甚至表示，即便沒有技術創新，單是制度創新也能實現經濟增長。

從技術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的爭論可知:他們都承認技術與制度間的相互作用,區別在于強調的主次有別。技術決定論強調制度滯后,正因為如此,制度“瓶頸”的打破將為技術發展提供機會,制度決定論強調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創新是對獲取機會的應答,而不少的獲取機會是由技術變革帶來的。事實上，如果將創新看作成一個系統的話，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它的兩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雙方共同構成互相聯系、互相推進的有機整體，惟有它們整合在一起，才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現實力量。一般而言，技術創新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生產力的發展遲早會沖破舊制度的束縛，導致制度變遷，而制度的變遷又為新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創新空間和寬松的創新條件，激勵進一步的創新。正是由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此起彼伏的矛盾運動才構成了創新系統的不斷發展，創新系統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導致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水平不斷上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作為一系統的階段，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也會發生變化。正如諾思所言：“知識和技術確立了制度創新的上限，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則需要知識、技術的增長。”反之，似乎可以說：制度確立了知識和技術進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內，技術創新總有受阻的時候，而此時，制度創新又成為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制度成為了技術創新“瓶頸”，制度創新成為技術創新的前提。當一種制度處于比較發達和完善的狀態時，技術創新占主流，對經濟增長起著主導作用。但是當完善的制度尚未建立起來時，制度變遷顯得相當重要，技術進步的水平及其對經濟發展的持續貢獻則取決于相應的制度安排。

2阻礙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制度分析

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轉型期。受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在國有企業中技術創新的互動機制尚未形成，舊的制度安排制約著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導致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難以發展與提升。其主要障礙：

國有企業產權關系模糊，企業未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企業技術創新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與其相適應，只有適時調整阻礙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地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但是在我國國有企業中產權制度不完善，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產權明晰的利益主體，國家作為投資者的所有權和企業的法人財產所有權不分離，企業的法人實體和市場地位不明確，國有企業只是政府指令執行工具，企業沒有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從而大大地削弱了國有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驅動力。到1998年，我國R&D人員80%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企業不足20%，而發達國家正好相反，美國企業占%，日本占%，英國企業占%，韓國企業占%。

國有企業創新動力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

產權制度最基本功能是界定產權主體對產權客體的關系，以明確誰所有、誰支配、誰受損和誰受益。企業產權保障力是企業技術創新的首要動力，但是，在傳統產權制度下的模糊產權關系，沒有對出資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的責權利做出界定，未能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從而使企業家和其他創新主體在企業內部的創新收益分配所獲得的報酬往往與其創新貢獻不符。這就使得企業失去依靠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實現壟斷利潤的內在動力，從而影響企業創新的持續與長遠發展。

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投資機制不完善，企業技術創新資金嚴重匱乏

國有企業創新的一大難題在于創新資金的嚴重不足，這與國有企業的投資體制密切相關。長期以來我國技術創新投資主要依賴于國家，投入科技開發應用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國家，企業只占20%。國有企業的自有資金嚴重不足，使得國有企業難以形成自我積累、自我創新發展的機制和強有力的競爭力。由于技術創新具有高投入、高風險、期限長的特點，銀行出于自身經營風險考慮，對技術創新的貸款投入越來越審慎，并有明顯減緩的趨勢。而我國現有風險投資企業數量少，資本實力弱，難以承擔高技術產業化所需風險資本的重任，國內又尚無使風險資本增值和回收的第二股票市場，使風險投資無法實現良性循環，企業技術創新資金嚴重匱乏。

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消化機制不完善，從而影響科技成果轉化

技術創新項目具有專業的性質，這是由它的不可替代性決定的，技術創新的動力來源于社會需求與市場需求拉動。但是由于受資源約束，滿足需求的基本手段只有通過科學技術知識的物化和商品化。根據有關資料，我國專利技術的實施率僅為10%。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為10%~15%，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企業技術創新的消化吸收與引進機制還沒能建立起來，從而影響科技成果轉化。

3為國有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支持的制度安排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效益低下，其主要原因是過去國有企業改革都只停留在表層的政策調整，而沒有進入到深層的制度創新階段。因此，國有企業必須調整機制，整合創新資源，全面實現制度創新，重構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

明晰產權，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

首先，要理順國有企業產權關系，確立國有企業法人產權制度,使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和結果獲得強有力的企業產權制度保障。同時，國家必須盡可能退出直接的經濟活動，由微觀轉為宏觀控制，由控制每一個企業轉為控制整個經濟大局。因為與企業相比，政府畢竟遠離市場，政府組織和推進技術創新不可能有效地利用技術創新與市場間的信息，從而不能及時地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創新對策。政府只有將自己定位于宏觀調控中樞的位置上，將自己的行為限定在為企業的技術創新與長遠發展創造環境條件的范圍內，才能使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主體。

建立高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技術創新必須要建立高效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貫徹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效率優先的原則。必須確認智力科技資源的商品屬性，允許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肯定技術、資本、風險等各種要素收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以法律形式加以確認，企業外部政府代表國家和社會以政策法規激勵企業和企業家去推動創新，企業內部則以技術創新所獲收益去激勵員工的技術創新積極性，使技術創新效益最大化。在收入制度上，除提高經理人員的收入標準外最重要是通過給予管理層股權，使他們的貢獻直接與創新的效益掛鉤。同時，對其他創新人員也應以技術股權、重大獎勵等多種形式給予激勵，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正確認識和發揮政府在促進國有企業技術創新中的作用和功能

國家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關系的基礎上，要努力為國有企業營造一個支持創新，激勵創新、保護創新的社會環境，通過建立公平、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與規則，建立起一個資源配置最優化，創新要素整合最大化、產權保護有力，配套服務完善的支持系統。首先，政府可通過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完善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投資機構，為國有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融資渠道。其次，政府可通過制定其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專利保護和反不正當競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