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的性別構成性別是人口最基本、最明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狀況來說，性別構成始終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它不僅是涉及人口的婚姻、生育和家庭狀況的一個基本因素，而且與人口的分布和遷移，以及包括就業結構在內的其他人口構成也有密切的關系。性別比過高或過低都是不正常的，由此可能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控制人口增長，對人口實行科學管理的過程中，性別構成無疑是一個必須加以掌握的重要方面。除了人口總體的性別構成外，不同年齡組、不同地區和部門也都有性別構成的問題。相對于總體性別比而言，各種局部的性別比有時具有更為直接的社會經濟意義。舊中國的人口性別比是很高的，1946年統計為，即男性人數比女性多％，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生育率高，平均壽命短（從低齡到高齡性別比逐漸降低是人口學的一般規律），尤其是重男輕女的社會通病，使婦女飽受壓迫歧視，從而大大減小了她們的存活概率。新中國成立后，上述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性別比因此持續下降：1957年為，1982年為，經小幅反彈后，又趨于下降，1995年已降至。促成這一連續下降趨勢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發生重大轉變，平均壽命大幅延長（總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由新中國成立前的34歲增至目前的約70歲），以及婦女社會經濟地位的顯著提高。這里有兩點值得強調指出：一是舊中國溺嬰成風，且溺殺的絕大部分是女嬰，成為干擾性別平衡的突出的破壞性因素，新中國成立后，這一陋習已大大減少。二是舊中國女性妊娠生育頻繁，且孕產婦平均死亡率高達15‰，生育成了女性人生路上的一道“鬼門關”。而近二三十年來，女性生育次數大幅減少（減幅近三分之二），加上日臻完善的婦幼保健事業，使孕產婦死亡率到1995年已銳降至‰，這些都顯著增大了女性的存活概率。目前，我國總人口的平均性別比正處于或略低于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今后隨著出生率繼續降低和老齡化程度加深，性別比可望進一步下降，逐漸靠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總人口性別比雖然正常，但也存在著一個應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那就是嬰幼兒性別比過高，從而導致80年代總人口性別比在經歷了長期的下降過程之后出現反彈。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中國0歲組嬰兒的平均性別比為，1歲組為，2歲組為，……廣西、河南、海南、山東、浙江等省區0歲組性別比更高達115～119，均顯著超過106左右的正常值。據查瑞傳研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生女嬰漏報，二是一部分夫妻出于性別偏好對胎兒進行了選擇性流引產，個別的甚至溺害已出生的女嬰。在性別比超常總量中，前者占大部分，所造成的超常實際上只是統計上的假象，因為女孩子人還在；后者在超常總量中雖然只占小部分，但所造成的超常卻是真實的，正是這一點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對于這種現象如不及早予以扭轉而任其發展下去，將會打破正常的人口性別構成，導致將來一部分男性無從婚配，從而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扭轉上述現象，除了應加強宣傳教育、完善法規制度以外，不斷健全養老保障制度也具有重要意義，它將有助于消除重男輕女意識。中國人口性別比的地區差異很明顯，根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可以把全國各省、市、區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性別比低于105，包括（由低向高排列，下同）西藏、山東、江蘇、天津、上海、遼寧、河北、廣東、吉林、河南等10個省、市、區，其中最低的西藏僅為。性別比105～107，包括黑龍江、寧夏、福建、云南、浙江、湖北、新疆、安徽、江西等9個省、區。性別比高于107，包括北京、貴州、甘肅、青海、陜西、湖南、內蒙古、山西、海南、廣西等11個省、市、區，其中最高的廣西為。從以上省市區類型的區分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口性別構成的地區差異除前述嬰幼兒性別比外，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即：（1）生產力發展水平，它直接制約著產業結構和人們的生活水平；

（2）人口再生產類型；

（3）人口遷移態勢。實際上這三個因素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系。中國的低性別比省區，除西藏系受民族因素影響為一個特例外，其余都位于國土的東部，生產力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較高，二、三產業比重大，人民生活相對富裕，受現代化進程影響，加上社會保障機制較完善，故重男輕女意識比較淡薄。這些省、市、區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進行得較早，出生率之低，期望壽命之長，在全國都是很突出的（其中上海已進入負自然增長，期望壽命則居全國首位，達76歲），均有利于增大女性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有些省因生活富裕，對外省女性頗有吸引力，她們的婚姻遷入進一步抑低了性別比。典型的如江蘇省，1985～1990年間省際凈遷出男性3萬人，凈遷入女性20萬人，使全省性別比降低了個百分點。廣東省同期內省際凈遷入男性40萬人，凈遷入女性卻達60萬人，性別比因此降低了個百分點。在中國的高性別比省、市、區中，北京市是個特殊情況（1990年其性別比為，實際上也在正常范圍之內），它作為國家首都，不僅各項建設事業十分興旺，而且設置了為數眾多的國家機關、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公司總部。它們每年都要從外地大量遷入人員，其中男性顯著多于女性，如1985～1990年間省際凈遷入男性34萬人，凈遷入女性19萬人，這一差異使全市的性別比上升了個百分點，若排除這一因素，則北京的性別比與上海、天津十分近似。除北京外的其他各高性別比省、區，都位于國土的中、西部，地形上多屬高原山區，生產條件差，經濟水平處在全國的下游，其中多數省、區出生率高，平均壽命低，均不利于提高女性占總人口的比重。由于生活水平低，促使女性人口大量婚姻遷出，如廣西女性即大量東嫁廣東，1985～1990年間，該自治區省際凈遷出男性13萬人，凈遷出女性31萬人，使平均性別比增大了1個百分點，其他幾個省、區在女性人口遷移上也都是“出超”的。中國各省、市、區之間人口性別比雖有明顯差異，但總的說來都在正常范圍之內，考慮到前述女嬰漏報因素，就更是這樣了。而且與過去相比，差異已顯著減小（1964年各省、市、區性別比相差的最大值為32個百分點，1990年僅為10個百分點），應該說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在地區差異上需要引起重視的，是一部分貧困地區，特別是貧困山區，性別比持續偏高的問題。縱觀全國各省、市、區，性別比最高的，除個別工礦城市外，差不多都是本省地理位置最偏僻的貧困山區，典型的如河北省的太行山區、安徽省的黃山山區、浙江省的浙南山區、福建省的太姥山區、陜西省的秦嶺山區、湖北省的荊襄山區等，其中的高山區往往又高于低山區，有的深山鄉男性人數竟超過女性人數1倍，甚至更多，確實達到嚴重失調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的就是山區女子往外嫁，山外女子卻不愿嫁進來，說到底都是一個經濟收入和生活條件的問題，結果造成不少山區男性結婚成為老大難問題，甚至會出現所謂“光棍村”、“和尚屯”，而成為阻礙山區開發的嚴重社會問題。在城鄉之間，人口性別比的差異主要表現為集鎮＞城市＞鄉村，如1990年城市的平均性別比為，集鎮為，縣為。這種格局的形成，與城鄉不同的產業結構、傳統的兩性勞動分工特點以及長期施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城鎮均以二、三產業占絕對優勢，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其生活水平和就業環境均明顯優于農村，對廣大農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不少人都愿意棄農進城務工經商，一般說來，這種職業轉變更適合于男性，他們相對于女性，都有著更高的文化和勞動素養，又較少家務拖累，所以丈夫或兄弟在城鎮工作，妻子或姐妹在鄉村務農的情況，在中國是很普遍的。而相對于城市而言，集鎮在地緣和血緣上與周圍鄉村更為接近，對勞動能力的要求較低，戶籍控制相對較松，因而吸引了更多的農民。這些是形成上述城鄉差異格局的基本原因。第四次人口普查有關遷移的數據也很好地反映了上述特點：1985～1990年間，人口遷移（含省內和省際）使市的平均性別比上升了個百分點，使鎮上升了個百分點，卻使縣下降了個百分點。表明人口遷移使市鎮的男性相對于女性有所增多，鄉村的男性相對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