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和營業稅對收入分配的不同影響研究

F812.42：A1002-8102(2009)06-0063-06一、引言最近幾年Fortune雜志公布的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中國都排名前列。稅收痛苦指數把一個國家的各項主要稅種的最高稅率相加，作為對跨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參考指標，是有一定意義的。然而，這個指標沒有辦法衡量一個國家稅收負擔的實際情況。通過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可以考察一國宏觀稅負水平，但該比例卻無法衡量稅負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情況。只有利用消費和收入分布資料，才能了解稅收在不同群體的分布情況。稅收在籌集財政收入時，公平和效率是主要的問題。什么人負擔了稅收，是稅收公平研究的主要內容，它對收入分配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和指導作用。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確立了以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體的稅收結構。研究稅收負擔和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考察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及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本文使用多年可比家庭微觀數據，在統一的法定稅率假設下，考察不同收入組支出中包含的增值稅和營業稅，在考察不同收入組的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微觀分布變遷情況的同時，還分析了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本文內容結構安排如下：首先介紹研究稅收負擔的主要方法，并解釋了本文所采用的方法。第三節是有關本文所用數據和稅率的介紹。第四節是本文的主要結果：估算了從1995-2006年不同收入組的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占收入的比例，對比了不同收入組收入比例和稅收比例的情況，討論了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的累退性和稅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后是文章的總結。二、研究方法和文獻研究稅收負擔主要有兩類方法：微觀模擬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法。這兩種方法對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各有優勢。如果研究目的局限在度量稅收對分配的影響，那么微觀模擬法就非常合適，這個方法可以利用消費和收入的詳細微觀結構數據。一般均衡方法更適合用來研究稅收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和稅收的超額負擔，通過建立相關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比較稅收變化對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的影響并衡量稅收歸宿。近年來，利用國民賬戶、消費者家庭支出調查和稅務部門的納稅數據，開發出各種各樣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用來研究各種稅制變化的影響和效果。微觀模擬法的根本方法論假設是將家庭按照消費或者收入分組后，根據一定的合理規則把稅收負擔分配給每一組家庭。近期的文獻有Kaplanoglou(2000)與Kaplanoglou和Newbery(2004)對希臘和英國稅收的研究，Younger，Sahn，Haggblade和Dorosh(1999)對馬達加斯加稅收負擔的研究。微觀模擬法通常假設稅收完全轉移到了價格之中，利用法定稅率計算稅收負擔，在本文的研究中也使用了這個假設。Besley和Rosen(1999)研究了美國幾個大城市多年的商品價格數據，發現商品價格上升等于稅收的比例，并且有些商品價格上升相對于稅收超過了百分之百。因此，稅收完全轉到價格之中可能是一個下限而不是通常認為的上限。從1994年分稅制開始以來，增值稅和營業稅直接對家庭消費的商品和勞務征收，并且稅率保持穩定。法定稅率可以提供政策意圖的一個基本評價，也是評價稅收負擔分布和調整法定稅率的一個基準。本文使用微觀模擬法，按照法定稅率法研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負擔分布情況。國內已經有一些文獻開始討論流轉稅的稅收負擔問題。劉怡和聶海峰(2004)使用廣東省城市住戶微觀數據研究了間接稅在城市不同收入組的分布情況。關于消費中流轉稅的影響和負擔，文獻中的討論和分析比較少。蔣洪和于洪(2004)利用消費支出估計了各項支出的需求彈性，討論了各項支出需求彈性對于稅收負擔可能產生的影響。王劍鋒(2004)使用2002年城鎮消費支出數據討論了不同收入組消費差異在不同稅率假設下對稅收負擔的影響。本文使用全國的分組數據，考察不同收入群體稅收負擔演變的情況。三、數據說明本文使用的收入和消費支出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價格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中國價格調查資料和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是采用分類隨機抽樣方法收集、整理匯總的，包括了詳細的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從1995年到2006年，城鎮居民的統計口徑發生過變化，從2002年起，城鎮住戶調查對象由原來的非農業人口改為城市市區和縣城關鎮區。因此從數據一致性角度來看，1995年到2001年的數據是相同統計對象的結果，而2002年以后直到2006年的數據具有一致性。我們下面的結果同時報告了從1995年到2006年的結果，但是在對比分析下文結果的時候，需要注意數據的一致性。在計算稅收負擔時，需要明確衡量家庭福利的基準和確定每個家庭的稅收負擔。由于數據是按照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分組報告的，因此我們選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福利的基準。1995年到2006年期間，收入的定義也發生過一些調整。可支配收入是從1997年開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對應的指標是生活費收入。這兩個指標的內涵基本一致，我們在文中統一稱為可支配收入。家庭負擔的流轉稅是根據家庭的支出結構和每項支出對應的法定稅率計算得到的。消費支出按商品(服務)的用途分類，年鑒中報告了每個收入組人均用于商品和服務的支出。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是居民用于本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可以分為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居住、雜項商品和服務等八大類支出，包括用于贈送的商品或服務。我們考察了和家庭消費直接相關的流轉稅：增值稅和營業稅。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屬于增值稅征稅范圍。其稅率有17％和13％兩檔，17％為基準稅率，13％的低稅率主要適用于糧油、食用植物油等。在中國境內提供應稅勞務(包括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或者銷售不動產，屬于營業稅征稅范圍。營業稅的基準稅率為3％和5％。除臺球和保齡球為5％外，娛樂業一律執行20％的稅率。醫療和教育行業沒有營業稅。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稅率基本保持不變，每項消費支出對應的增值稅、營業稅稅率是根據法定稅率調整計算的。①四、主要結果在《中國價格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中，全部家庭按照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1997年之前為生活費收入)分為不等的7個收入組。同時，占總調查戶數5％的更低收入戶作為困難戶單列，反映城市貧困戶生活情況。根據各收入組的收入和消費支出情況，我們計算整理了各收入組的消費中包含的流轉稅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年鑒中也報告了各收入組調查家庭的數量和家庭平均人數，我們在計算總收入和總稅收時把這些作為相應的權重。1.不同收入組歷年流轉稅表1和表2分別匯總了增值稅和營業稅負擔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我們從表中可以看到增值稅和營業稅表現了不同的趨勢。首先，從橫行來看，展示的是不同收入組從1995年到2006年稅收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變化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兩個時期內，對所有家庭來說，增值稅占收入的比例是下降趨勢，而營業稅占收入的比例在各收入組略有增加。其次，從縱行來看，展示的是在每一年內不同收入組稅收負擔的對比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年份，增值稅的負擔比例都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營業稅的趨勢卻是相反，隨著收入的增加而略有增加。把兩個稅合并起來，從全國平均來看，流轉稅占收入比例約在10％到7％之間，并且呈現下降趨勢。流轉稅負擔比例的下降是由于法定稅率不變假設和各收入組消費結構變化共同導致的。在我們分析中假設法定稅率從1995-2006年期間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在這段時間內消費者面對的真實有效稅率可能發生了變化。如果實際征收的稅率比較低，法定的稅收并沒有交給政府而是在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保留，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降低了消費者的價格。而隨著金稅工程等加強稅收征管能力項目的全面開展，以及稅務機關征稅能力的提高，使得真實稅率和法定稅率越發接近，使消費者的實際消費價格增加，因而將改變商品消費的選擇。因為這里的法定稅收負擔是根據實際消費來推斷的，所以也使得按照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收負擔降低。此外，稅收負擔比例下降也可能和家庭儲蓄率的增加有關。由于稅收負擔是消費和法定稅率的乘積，如果家庭收入中儲蓄的比例增加，用于消費的比例下降，那么法定稅收負擔比例也將相應地出現下降趨勢。從1995年以來，由于國有企業改革，住房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使得城鎮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增加，許多文獻發現城鎮家庭的儲蓄比例一直在上升。這也使得法定稅收負擔出現了下降的趨勢。2.各項稅收的suits指數比較不同收入組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和他們負擔的稅收占全部稅收的比例，可獲得稅收負擔分布的細節。通過稅收負擔指數，可以從全局的角度了解稅收負擔的分布情況。我們使用衡量稅收負擔整體情況的Suits指數來分析構成流轉稅的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負擔分布變化情況。Suits指數是類似基尼系數的指標，它從整體上度量稅收負擔的累退或者累進程度，表示按照收入排序后的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和他們支付的稅收占全部稅收的對比情況，但它的取值范圍位于[-1，1]。如果Suits指數是負數，那么該項稅收負擔就是累退；如果是正數，那么相應的稅收負擔就是累進的。越接近-1，稅收累退的程度就越高；反之，越接近1，則稅收累進的程度就越高(Suits，1973)。表3展現了各項稅收用Suits指數度量的稅收累退程度從1995-2006年的變化趨勢。和分組比較的結果一致，從單項稅收來看，營業稅負擔是累進的，增值稅負擔是累退的。總體來看，流轉稅的Suits指數是負數，作為整體仍然是累退的，但是累退的程度在上升。流轉稅在2001年之前的趨勢是累退的程度緩慢上升，但是在此之后，累退的程度逐漸上升。1995年流轉稅負擔的Suits指數為-0.042，到2001年下降到了-0.058，到2006年又進一步下降到了-0.069。從Suits指數來看，增值稅是流轉稅中累退程度較高的稅收，并且一直是累退的。增值稅累退的程度一直在上升，Suits指數從1995年的-0.048降低到了2001年的-0.065。2002年之后，Suit指數又逐年降低，2006年的Suits指數為-0.1，達到了最高的水平。這表明相對于高收入組，低收入組承擔的稅收比例在增加，這一點從表1中最低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負擔比例間的差距也可以看出來。營業稅基本上是累進的稅收，累進程度從1995年開始下降，Suits指數到2001年達到了0.008。但是在2002年之后，Suits指數又變成0.098，并且之后的累進程度逐漸上升，2006年營業稅的Suits指數達到0.107。累進程度上升，意味著高收入群體負擔稅所占比例在增加。流轉稅的稅收負擔是由各收入組的家庭結構，收入情況和支出消費偏好決定的。從以上趨勢可以看出流轉稅負擔在總體上是累退的，累退的程度有上升的趨勢。這主要是由于構成流轉稅的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負擔趨勢不同。營業稅逐漸成為累進的稅收，但是增值稅一直是累退的稅收，這使得流轉稅整體累退的程度逐漸上升。流轉稅累退性上升的趨勢，除了消費結構變化的原因，可能也和收入分配的變化有關。在下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95年到2006年按照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增加非常大。當收入增加時，服務型消費增加，而基本服務消費的比例減少，使得增值稅的累退性增加和營業稅的累進性增加。由于流轉稅是對消費征收的，不同收入的家庭儲蓄比例也影響稅收負擔的分布。MarcosChamon和EswarPrasad(2009)使用城鎮家庭微觀數據發現，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家庭的儲蓄率逐漸升高，并且醫療、教育和養老問題是家庭儲蓄的主要動機，高收入家庭的儲蓄率較高。這使得高收入家庭消費的比例降低，進而使稅收占收入的比例下降，增加了流轉稅的累退性。3.福利變化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標有很多，在這里我們使用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和收入減去流轉稅后的基尼系數來考察流轉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關于基尼系數的計算，已經有許多文獻，詳細的討論見徐寬(2003)。本文的數據是分組數據，因此我們使用分組收入數據計算稅前和稅后的基尼系數，在計算當中，使用各收入組的人數作為權數。和文獻中的發現一致，基尼系數計算結果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出現差距擴大的趨勢。與此同時，流轉稅的累退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表4給出了稅前和稅后的基尼系數以及流轉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從1995-2006年是上升趨勢，從1995年的0.208增加到了2006年的0.326。去掉流轉稅稅后收入的基尼系數，也從1995年的0.212增加到了2006年的0.331。每年的稅后基尼系數都大于稅前基尼系數，表明流轉稅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但是流轉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基本保持不變，并呈現出減弱的趨勢。在進行分稅制改革不久的1995年，流轉稅使得基尼系數變化的比例約為1.92％，但是近年來稅后基尼系數的變化相對下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