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效應識別與農村金融政策應對路徑選擇

一、引言城鄉收入差距作為社會公平的測度指標，揭示的是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的水平以及經濟增長的環境，已經成為經濟學家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但與之相伴的卻是城鄉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了2009年的3.33∶1。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正在拷問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和諧與公平，并有可能累積形成社會沖突與矛盾，最終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近年來，我國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支農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選擇合適的政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根據不同地區的區域特征選擇有針對性的政策應對路徑，已經成為保證我國經濟未來和諧穩定發展的關鍵。庫茲涅茨(Kuznets)“倒U型”曲線是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最為經典的描述。庫茲涅茨(1955)認為收入分配的長期變動軌跡是“先惡化，后改進”，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隨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即收入差距存在“庫茲涅茨效應”。庫茲涅茨同時還強調，盡管隨著經濟的發展可以克服收入差距問題，但政府不應該放任自流，需要國家政策適當進行調節。因為完美運行的市場經濟可以保證經濟發展的效率，但并不必然能夠帶來公平的收入分配。傳統經濟學理論也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著替代或者取舍關系，即兩者不可能同時實現，追求更多的公平必然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Okun，1975)。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實證結果，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國外早期的研究結論印證了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效應，但最近的一些研究卻發現該效應并不明顯(Ahluqwalia，1976；Aghion等，1999；Figini，1999；王小魯和樊綱，2005)。雖然不同國家實證檢驗的結論既有支持公平與效率不可兼得的觀點，也有支持兩者之間可以相互促進的觀點，但學者們統一的共識則是，城鄉收入差距過高必然導致過多的社會問題，進而引起經濟動蕩(Kaldor，1957；Pasinetti，1962；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lesina和Perotti，1996；Blank，2002)。從長期的累積效應來看，收入差距對于經濟增長始終呈現出負的影響；而經濟增長則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因此，可以通過調節收入差距來促進經濟增長，形成良性循環，實現公平與效率相互協調的目標(陸銘等，2005)。不過，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所揭示的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城鄉收入差距必然惡化的規律得到了多數國家實證數據的支持，還被諸如瑞典、斯里蘭卡、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證明并非一定成立。并且，庫茲涅茨效應所概括的“先增長，后分配”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遭到了大多數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摒棄，而尋求“邊增長、邊分配”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成為政策制定的核心出發點。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被認為是產生“邊增長，邊分配”效應的關鍵因素(蔡昉，2007)。發展農村金融，為農村經濟注入資本與活力，引導資源向農業和農村傾斜，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而目前，在我國農村地區卻是只有少數農民能夠享有金融服務，大多數農民則被正規金融機構排斥在外。隨著農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國家正在探尋培育更加高效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體系，改善農村金融的廣度和深度。尤其是2006年以后，銀監會從機構種類、資本限制等方面，放寬了農村金融機構的準入政策，鼓勵各種類型的資本到農村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力爭構建農村金融體系的多樣性和完整性。但是，農村金融機構數量的增加，涉農貸款覆蓋范圍和規模的擴大，這些政策手段能否真正實現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標？不同地區政策手段的效果是否存在差異化特征？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效應識別；第三部分分析農村金融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機理，解析不同農村金融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方向和作用力度；第四部分是結論及政策建議。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效應識別本文選取從1985年到2009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以及人均GDP數據，構建PanelData模型識別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庫茲涅茨效應。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發布的《中國銀行業農村金融服務分布圖集》和國泰君安(CSMAR)地區經濟統計數據庫。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構建了對數模型和非對數模型同時進行檢驗。其中，Urratio代表城鄉收入差距，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之比；GDP為地區的人均GDP；為識別庫茲涅茨效應是否存在，本文同時還引入人均GDP的平方項和人均GDP對數的平方項。參數估計分別采用混合估計模型、橫截面上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表1的估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對數模型還是非對數模型均拒絕了原假設，因此固定效應模型更加合理。根據表1固定效應模型中的參數估計結果，對數及非對數模型的一次項系數估計值全部顯著且為正，二次項系數估計值全部顯著且為負，并且擬合程度(調整R[,2])分別達到0.84和0.76。這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確實符合“倒U型”曲線特征，存在庫茲涅茨效應，即伴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先增加后減小的變化態勢。也就是說，我國過去選擇的是“先增長，后分配”的經濟發展模式，即在追求經濟發展效率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視社會分配公平的現象。三、農村金融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事實上，正確高效的農村金融體系建設，能夠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資本和活力，有效地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進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實現經濟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戰略目標。伴隨著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關注，國家正在探尋培育更加高效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體系，改善農村金融的廣度和深度。例如，引導各種類型的資本參與農村經濟、增加農村金融機構數量、擴大涉農貸款覆蓋范圍和規模、提高農村金融機構效率等政策手段。然而，這些政策手段真的都有效嗎？政策實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如何根據不同的區域特征有針對性地選擇應對政策等問題將是本部分研究的重點。本文將城鄉收入差距作為因變量，選取農村金融發展深度、農村金融發展廣度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效率等3個維度的10個指標，以及3個控制變量作為自變量，以檢驗各種農村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受限于中國銀監會數據樣本統計期間，變量選取的樣本期限為2006年-2009年，變量選取見表2，構建模型如下：(一)總體樣本的實證結果分析本文仍采用混合估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的實證檢驗結果如下表3所示，誤差值為White值。根據Hausman檢驗和固定效應檢驗的結果，發現橫截面固定效應模型更適用。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農村金融政策因素都能夠影響城鄉收入差距，其中金融機構農業貸款比例(ALP)、金融機構存貸款比例(LD)、貸款農戶比例(LFP)、農業貸款網點覆蓋率(LFAMONT)、農村人口比例(FARMERP)等5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另外的8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單位GDP的農業貸款額(ALGDP)、貸款履約率(GLR)、貸款網點比率(LOANINP)、農村金融機構法人數量(LEGALENTI)、農業基礎投入(RUFINV)、就業城市化(EMPRATIO)等6個因素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與之相反，另外2個指標：人均農業貸款(ALMPP)和金融機構網點平均從業人員數量(STAFF)，則明顯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從政策手段的歸屬來看，農村金融發展深度指標中的金融機構農業貸款比例和存貸款比例兩個指標，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沒有顯著的效果。也就是說，即使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預金融機構加大涉農貸款的比例，或者對涉農金融機構的存貸款比例給予優惠，也根本無法實現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另一個有趣的結果就是，單位GDP的農業貸款額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顯著的效果，而人均農業貸款額卻顯著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農村金融發展廣度指標的估計結果表明，貸款農戶比例和農業貸款網點覆蓋率兩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增加更多的金融機構網點并不能夠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同時，試圖通過政策引導增加獲得貸款農戶的比例，也是不明智的選擇。而金融機構網點平均從業人員數量與城鄉收入差距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關系，表明金融機構過于臃腫和龐大，增加了農業信貸的成本，客觀上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具備貸款審批權的營業網點越多，農村人口獲得貸款的搜尋成本越低，整個金融體系“惠農、支農”的效果就越顯著。2006年中國銀監會放松農村金融管制以來，活躍的民間私人資本流入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機構等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它們具有“組織精簡、服務深入、貸款靈活”等特點，彌補了傳統涉農金融機構的缺陷和不足，極大擴展了農村金融體系的覆蓋范圍，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實現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3個控制變量中，農村人口的比例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不顯著，而農業基礎投入和就業城市化則能夠顯著改善城鄉收入差距。這說明國家加大“三農”的投入力度和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市中就業，分享城市發展所提供的更高的資源效率和工業文明所創造的經濟成果，這些政策既有利于通過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維持社會經濟的和諧穩定發展，也為城市中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同時，提高農業基礎投入，促進農村公共設施環境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也可以間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有效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提高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提升貸款履約率，減少金融資源的浪費，同樣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策手段。總之，并不是所有的政策手段都能夠顯著改善城鄉收入差距，甚至還有一些政策手段事與愿違。因此，在通過發展農村金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選擇方面，必須審時度勢和有的放矢。其中，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增加涉農金融機構數量、提高金融機構運行效率、保證涉農貸款與地區的經濟增長保持同步等政策手段，能夠實現改善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標。通過優惠的存貸款比例引導金融機構增加涉農貸款規模，以及簡單地增加涉農貸款覆蓋范圍的政策手段收效甚微。而增加金融機構網點的員工數量和盲目提高人均農業貸款規模的政策，則會事與愿違。(二)區域差異化樣本的實證結果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揭示的不僅是社會的分配結果，同時也揭示了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之間的發展效率差異。但是，我國作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簡單地強調通過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來實現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是不現實的。同時，我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的區域性差異十分明顯，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實行差異化選擇十分重要。本文依據各省市自治區在2009年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比例，對31個省份進行劃分，其中前16個省區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已經超過全國農業總產值的80％，可以劃為農業大省，而其余15個省區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之和尚不足全國農業總產值的20％，則歸為非農業大省。并對劃分后的農業與非農業大省的面板數據分別分析。具體的劃分結果和參數估計的結果見表5。可以看出，農業大省和非農業大省樣本的參數估計結果存在顯著差異。估計結果在農業大省和非農業大省保持一致，并且與整體樣本估計結果也保持一致的只有7個指標，具體包括：金融機構農業貸款比例(ALP)、貸款網點比例(LOANINP)、貸款農戶比例(LFP)、農村金融機構法人數量(LEGALENTI)、農業貸款網點覆蓋率(LFAMONT)、農村人口比例(FARMERP)和農業基礎投入(RUFINV)。這說明，通過增加金融機構貸款網點的比例和增加農村金融機構法人數量，進而降低農業貸款的搜尋成本，以及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間接增加農民收入等3項政策手段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同時依靠政策引導金融機構擴大涉農貸款比例和擴大貸款覆蓋面等措施，收效甚微。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單位GDP的農業貸款額(ALGDP)、人均農業貸款額(ALMPP)、貸款履約率(GLR)、金融機構網點平均從業人員數量(STAFF)、就業城市化(EMPRATIO)等因素雖然在全國樣本下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卻只在非農業大省的估計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在農業大省的實證檢驗中影響并不顯著。金融機構存貸款比(LD)指標，雖然在整體樣本和非農業大省的參數估計中并不顯著，但是在農業大省的實證檢驗中十分顯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并且具有加劇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說明在我國的農業大省中，工業部門在貸款獲取方面對農業部門存在明顯的擠占效應，結果就是金融機構貸款發放的比例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四、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城鄉收入差距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