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收入差距變化趨勢及其結構分解的實證研究

F304.8：A1003—5656(2012)11—0068—08一、引言隨著我國居民貧富懸殊的不斷拉大，收入差距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總體上看，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研究全部居民內部、城鄉居民之間、地區居民之間以及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問題。Knight和Song(2003)[1]等分析了城市居民工薪收入水平及結構的變化，研究了導致工薪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曾國安、胡晶晶(2008)[2]運用總體收入相對差距系數研究了我國城鄉收入不均等問題，認為工資性收入差距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貢獻最大。李實等(2000)[3]、梁運文等(2010)[4]對城鎮居民的財產分布進行了估計，對財產分布與收入分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我國財產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已經比較嚴重。對農民收入差距進行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比如萬廣華(1998)[5]利用對數線性回歸模型研究了我國農村地區收入差距問題，認為當前我國農村地區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而且地區間的農民收入差距擴大速度要大于地區內。Rozelle(1994)[6]分解了我國省際內和省際間的農民收入差距，分析了決定農民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劉純彬、陳沖(2010)[7]以1996-2008年全國31個省級轄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為樣本，對省際間農民收入差距進行了研究。從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研究收入差距問題的大多數成果都是以城鄉區域收入差距為研究對象，有的只是在研究過程中涉及了農民收入差距問題；專題研究農民收入差距問題的成果主要以地區間或省際間農民收入差距以及農民財產分布為研究對象。從總體上研究農民收入差距，并對各類收入差距進行結構分解的成果不多見。本文發展了一個衡量收入差距的簡單易算的基尼系數計算公式，在此基礎上分解出構成總收入的各類收入基尼系數及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并運用2003-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人民生活”欄目里面的“按收入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的有關數據，對農民純收入及各類收入差距進行計量和結構分解，分析近年來農民收入變化情況，探討決定農民收入差距的關鍵因素，并給出有關政策建議。二、分析方法和數據說明目前理論界廣泛采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評價指標主要有基尼系數、泰爾指數、人口收入份額度量指標等三大類。其中，基于洛倫茲曲線計算的基尼系數是國際上最為通行的測度收入差距的標準。國際上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主要有連續計算方法和離散計算方法兩種。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對基尼系數計算進行研究，但計算公式無論是數學推導過程還是實際計算過程都很煩瑣。張建華(2005)①提出一種簡便易用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本文采用張建華的基尼系數計算公式，并在他的基礎上對基尼系數進行分解。由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定義，可以推導出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見式(1)，具體推導過程可以參見張建華(2007)。我們采用Pyatt等(1980)[8]的研究方法對總收入基尼系數進行分解。將式(2)、式(3)、式(4)代入式(1)，經過簡單數學推導可以得出本文的基尼系數分解結果，如式(5)②：式中λ[，k]越大，表明第k類收入對總收入基尼系數的影響和作用越大。根據式(1)、(5)、(6)，我們就可以計算出總收入和各類收入的基尼系數，以及各類收入對總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率。研究方法確定之后，關鍵是要找到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們運用《中國統計年鑒》“人民生活”欄目里面的“按收入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的有關數據開展實證研究。由于2002年以前的《中國統計年鑒》沒有“按收入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這一項內容，因此我們選擇2003-2010年共8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分析。具體數據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高收入戶五類農村居民家庭的調查戶數、平均每戶常住人口、人均純收入，以及構成人均純收入的人均工資性收入、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人均財產性收入、人均轉移性收入四大子類收入。全國農村居民家庭調查戶數、平均每戶常住人口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人民生活”欄目里面的“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得到，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高收入戶五類農村居民家庭分別占全國農村居民家庭調查戶數的20%。三、農民純收入和各類收入增長態勢分析在對農民收入差距及結構分解研究之前，我們先對農民純收入和各類收入總量及其增長情況進行比較分析。根據2003-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農民純收入統計數據，表1顯示了農民人均純收入、各類收入及增長的基本情況。從農民收入的絕對值來看，2003年以來各項收入都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除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其他年份基本都實現了兩位數以上的快速增長。其中農民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五項收入8年內分別增長了2.28、2.65、1.84、3.08和4.68倍。從農民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看，各類收入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增長速度差異化趨勢比較明顯。一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速度。這表明，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正在發生轉變。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并實現快速增長，將在農民收入分配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最為迅速，增長幅度最大，主要是由于我國近年來加大了對農民轉移支付。二是農民收入增長受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很大，與經濟增長同步波動。比如，2009年是我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的一年，經濟增長落到近年來的低谷，同樣，農民收入也降到了近些年的最低點。三是農民轉移性收入與經濟形勢呈反向變動趨勢。經濟形勢越好，農民轉移性收入相對越少；經濟形勢越差，農民轉移性收入相對越多。這主要是由于農民抗風險能力較弱，經濟不景氣時，國家為了防止農民收入和生活因為經濟形勢的影響而嚴重惡化，加大對農民轉移支付力度。從農民各類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情況來看(見表3)，一是我國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比重持續上升，占到了總收入的四成以上，這主要是由于“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使得農民工工資明顯上漲，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提高。二是家庭經營純收入比重持續下降，這說明農民來自于種田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低，主要是因為農產品價格和產量增長速度不快、農產品精深加工發展不充分等因素制約了經營收入的增長。三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比重快速提高，8年間前者比重增長了36%，后者比重翻了一番。正如前文所述，這說明農民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正在發生轉變。四、農民收入差距的計量與結構分解表2給出了計算農民純收入和各類收入基尼系數所需的數據，其中全國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的調查戶數、平均每戶常住人口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有關各年數據直接得出，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累計到n組人口總純收入占全部人口總純收入的比重、總工資性收入占全部人口總工資性收入的比重、總家庭經營純收入占全部人口總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重、總財產性收入占全部人口總財產性收入的比重、總轉移性收入占全部人口總轉移性收入的比重等數據，是根據統計年鑒數據經過數學計算得到。把表2中的有關數據代入式(1)、(5)、(6)，可以計算出反映農民純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并可以分解出反映農民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等四類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以及四類收入差距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計量結果如表3所示，各類收入基尼系數和各類收入差距對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分別用圖1和圖2直觀地刻畫出來。表3和圖1、圖2的計量結果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一是2003-2010年期間，農民純收入差距總體上穩中有降，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3074下降到2008年的0.2957，2009年又上升到0.3063，2010年再次回落到0.2967。這一結果表明過去8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差距整體上沒有擴大，而且還表現出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向。這也說明，農民收入差距不是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更多的是因為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和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③。農民收入差距變化的情況證明，我國大力支持“三農”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在農民收入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沒有擴大。二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差距和轉移性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工資性收入的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3690逐年下降到2010年的0.3125，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4005逐年下降到2010年的0.2521。這一結果說明目前我國農民工工資差距在不斷縮小，國家對農民的轉移支付更加均等化、制度化、規范化。尤其是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了很多，這充分說明近年來我國加大對農民的轉移支付力度不但有力地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而且有力地推動了農民收入差距的縮小。三是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2538逐年上升到2010年的0.2922。出現這種結果，主要是因為國家鼓勵支持農村土地流轉后，土地逐步向農業經營大戶集中，農業規模化經營加速推進，從事規模經營的農戶收入必然要比散戶的經營收入要高，從而帶來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的擴大。四是農民財產性收入差距在總體縮小的趨勢中出現反復和波動，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基尼系數由2003年的0.4952下降到2007年的0.4693，2008年又大幅上升為0.5190，之后又逐步下降，2009年為0.5190，2010年下降為0.4613。從這個結果可以看出，經濟形勢對財產性收入的變化具有重要影響，經濟形勢惡化，居民財產性收入就會加大波動，財產性收入差距也就隨之擴大。2008年和2009年是我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的時期，受經濟下滑的影響，這個時期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差距也比較大。五是在農民各類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差距最大。從表3和圖1都可以看出，財產性收入的基尼系數是最高的，遙遙領先于其他收入的基尼系數。這說明農民財產性收入分布的貧富差距比其他各類收入都要大，農民之間財產性收入分布很不均衡。這一結果也證明了財產性收入“馬太效應”的客觀存在性，具體表現為富裕的群體積累了更多的財產，獲得了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與低收入群體的差距不斷拉大。六是農民純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二者貢獻的，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差距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比較小。這主要是因為雖然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基尼系數相對較低，但二者在農民純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較高，從而放大了二者對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可以預見，隨著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比重的擴大，二者對純收入差距的貢獻也將隨之不斷擴大。七是農民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三類收入差距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逐步上升，2003-2010年三類收入差距對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分別由0.4204、0.0404、0.0481上升為0.4326、0.0532、0.0650，這主要是由于這三類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在持續提高，從而帶動貢獻率提高。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穩中略降，由2003年的0.4853下降到2010年的0.4713，主要是由其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造成的。五、結論本文利用《中國統計年鑒》2003-2010年按收入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的有關數據，計量測算出農民各類收入的基尼系數及其分解結果和貢獻率情況。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增長尤為迅速，農民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占據了絕對份額；農民收入差距呈現出穩中有降的發展趨勢，農民工資性收入差距和轉移性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家庭經營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財產性收入差距在縮小的總體趨勢中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出現反復；各類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差距最大，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相對較小，但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最大，轉移性收入差距對農民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則相對較小。本文給出的政策建議為：一是在短期內，增加農民收入關鍵是要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要繼續逐步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大力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加快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不斷提高農產品價格，努力提高農產品單產產量，以量價齊升帶動農民收入增加。二是從長遠來看，增加農民收入要突出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要創造條件讓農民擁有更多的財產，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三是從短期和長期相結合的角度來看，增加農民收入要注重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要隨著國家財力的增長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農民的轉移性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