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武術傳承場域嬗變論析

G112；G852：A武術發展始終與其相應的社會場域相適應，社會文化生態從根本上決定著中國武術的發展走向，同時中國武術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社會文化生態建構，兩者之間的共時歷時走向共同構成了中國武術存在的場域。正如“決定一個民族民俗文化的特質，或者說一個民族‘民族精神的標記’，最根本的是要從這個民族生息繁殖的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來尋找”[1]，因此從傳統武術傳承場域的視角對中國武術傳承予以觀照，以期傳統武術能夠在回歸傳統與理性選擇之間作出兩全其美的決策。一、場域及傳統武術傳承場域界說(一)場域的概念場，本是一個物理學術語，本指物質存在的一種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動量和質量，能傳遞實物間的相互作用，如我們經常說的電場、磁場等。域的本義為城邦，天子諸侯所守土為域，所建城為邦，后來逐漸衍生為區域、范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基于現代社會高度分化的客觀事實，提出了實踐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場域。布迪厄認為“社會科學的真正對象并非個體。場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須作為研究操作的焦點”[2]145。布迪厄對場域的概念界定如下：“我將一個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3]。因此場域不能僅僅理解為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自然領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領域，而是在其中有內在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力的社會存在，而造成這一存在的前提就是社會分工，社會這一大場域由經濟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藝術場域等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若干“子場域”構成。誠如布迪厄所說的：“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2]134。場域首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空間內的各因素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存。“我們可以把場域設想為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場域的效果得以發揮，并且，由于這種效果的存在，對任何與這個空間有所關聯的對象，都不能僅憑所研究對象的內在特質予以解釋”[2]138。其次，場域是一個客觀關系構成的系統，而不是實體系統。“各種場域都是關系的系統”[2]45。通過這種客觀關系來協調人際之間的關系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布迪厄說：“‘現實的就是關系的’，在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不是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或個人之間交互主體性的紐帶，而是各種馬克思所謂的‘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觀關系。”[2]133第三，場域中存在著各種積極的活動力量，各種力量之間的不斷“博弈”使場域充滿活力，因而場域是一個充滿爭斗的空間。“作為包含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這些爭奪旨在繼續或變更場域中這些力量的構型”[2]139。除此而外，對于場域的理解不能忽視的就是“慣習”——“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法國社會學家菲利普·柯爾庫夫對稟性的解釋是“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4]。盡管“場域”是客觀存在的關系系統，但是生活在場域中的行動者并非是一個個的“物質粒子”，而是有知覺、有意識、有精神屬性的人，因此，人類的稟性系統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傳承價值，這可能也是歷史或者傳統得以存在的先決條件。(二)傳統武術的傳承場域傳統武術傳承是將這種身體文化在一個共同體(諸如宗族、民族、家族)的社會成員中作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的過程，其本質是文化的濡化。在這一縱向承繼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傳承者、受傳者這兩個顯性群體，兩者是傳統武術傳承的主要陣地，也是我們平時理解的武術傳承的主體。除此而外，傳統武術的傳承還要受到生存環境、文化樣態等外在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種文化的形成，當初一定具有它形成的需求和條件，也一定是為特定的人群和民族服務的，并有它的實用功能和價值”[5]7-8，因此這是傳統武術傳承的又一子場域。二者共同構成傳統武術的傳承場域。傳承者和受傳者這一外在顯性群體共同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中，“依據文化原型理論，人類各種文化都具有不同的價值體系，這是由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自己特定的生成‘土壤’條件和具體的生態環境所決定的”[1]。例如民族心理中的世俗務實精神，便是由農業社會導致的一種心理趨向，“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6]。中國武術傳承同樣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內在熏陶與涵養，倫理道德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家族傳承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一些手工藝、中醫以及其他一些專業性、技藝性比較強的行業中是最基本的傳承方式，而模擬血緣的師徒傳承，可以認為是一種擴大化的家族傳承”[7]，為了使師徒傳承更加符合血緣傳承的某些質性，儒家的宗法倫理便成為二者契合的介質。通過“三師在位(引師、送師、師父)”[8]的遞帖拜師儀式完成“親師合一”的制式轉換，將“師”與“父”、“徒”與“兒”進行了天衣無縫的同構。除此而外，師徒之間的限制與要求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家族、宗族的倫理道德，如清初黃百家的《內家拳法》中“五不可傳”的記載，“心險者，好斗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鈍者”，除“骨柔質鈍”是對身體素質的要求外，其余四條均從日常品行方面對擇徒進行了限制。而要求徒弟“視師若父”，聽師父的話，信守承諾，不能三心二意，這些對徒弟的日常行為規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特有現象，在傳統武術的傳承中依然存在。傳統武術通過儒家宗法倫理道德在漫長的演變與發展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在與其外部環境既獨立又依存的狀態下到達“技(技擊)、身(強身)、性(道德)三者有機結合”[9]。縱觀武術發展的整個歷程，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這一社會子場域與傳統武術的傳承處于雙向、歷時、共時的同構之中。本質而言武術發展是與當時的水生產力水平、外部條件、人文氛圍互動和“博弈”的過程，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即社會關系在武術場域中的體現，因為布迪厄認為“現實的就是關系的”，中國古代兵器的發展便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冷兵器時代較早出現的武器是弓箭，《易·系辭》中所說的“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便是當時弓箭的真實寫照，盡管其造型非常原始、簡陋，但對于人類的生產和生存舉足輕重，誠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弓箭對于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于野蠻時代和火器對于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西周青銅冶煉技術的提高，使得諸如戈、矛、鏃、鉞、殳等眾多青銅兵器在戰場上出現；秦末漢初鐵制兵器的出現使得青銅器退出了軍事舞臺；清朝末年火器的廣泛運用使得冷兵器徹底退出軍事舞臺。武術器械的演變更迭實質上也是人類生產力水平逐步提高的過程，不同材質使得武術器械的形制有相應的要求，進而促進了武術技術體系的發展和繁榮，如青銅硬而脆的特點使得當時的青銅劍長度有限，且利切削而不利砍劈，鐵器具有的硬度、韌度使得器械的形制由窄向寬，由薄向厚轉變，即由劍向刀轉變，技術體系也由劍刺向刀劈轉化。冷兵器與熱兵器的更迭導致武術由實用技擊向修身養性轉變，民國時期武術與西方兵式體操的抗爭，建國后武術劃歸體育部門管理的決策，武術進入高等學府的教育化轉變，當代武術文化價值日益凸顯導致武術又積極向文化部門靠攏，這些不勝枚舉的實例說明武術發展離不開人類社會這一大場域，是兩者之間的對話與“博弈”，是武術適應人類社會發展與需求的明智抉擇。二、傳統武術傳承困境的時代緣由(一)人類生存環境的改變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依靠黃河、長江和其它內陸河流的澆灌，具有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這就是中國文化產生的特殊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的農耕文明使得人們的生活空間狹窄，相互之間的交往有限，甚至出現“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其技藝、經驗的世代因襲成為中華文化傳承的邏輯路徑。武術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不僅是生存手段，也是休閑娛樂的手段之一，“忙來耕田，閑來造拳”，季節性的農業生產使得人們有相對完整的空余時間、相對集中的精力從事武術活動，因而古人非常重視武術的“體悟”，“形意是用身體‘想’，開悟不是腦子明白，而是身體明白。與禪的‘言下頓悟’相似，等身體有了悟性，聽到一句話就有反應”[10]116。在視覺形象和知覺經驗之間建立良好的映射關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靜心體悟，因此傳統武術技藝的增長需要時間的累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對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誕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進而波及到全球，中國也未能幸免，清末民初“體”與“用”、“西化”與“本位”的論爭便是真實反映。隨著科學理性的全球肆虐，中國文化的生存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交通、科技、電子、信息等技術日新月異，人們之間的信息溝通得到極大改善，足不出戶便可知曉天下事，“地球村”是這一狀況的真實寫照。生存手段多樣化，農業生產不再是生存的唯一手段；娛樂方式多元化，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制造的娛樂樣態滿足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靜心體悟已經成為遙遠的“童話”。傳統武術作為一種“活態”身體文化，其內在稟性要求十年如一日的體悟，“太極十年不出門”，缺乏長期體悟所得的武術至多只能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島，不可能構成武術的全部或者整體，這勢必造成了傳統武術傳承的“倒金字塔”現象——時間愈久，失傳愈多。當人類社會的列車大步流星地向前奮進時，包括武術在內的眾多民間傳統技藝注定會遭遇“失憶”的尷尬，因為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已經今非昔比。(二)宗法社會向法制社會過渡消解了傳統武術傳承的根基“中國古代社會建立在無數個各自以血緣紐帶聯系族人的宗族基礎上，屬于宗法社會，也就是以嫡長繼承為核心，以宗祧繼承貫穿始終的社會”[11]。宋代張載認為：“宗法不立，既死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國家大有裨益。”[12]宗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一種人倫關系，通過人際間的倫理道德來協調、維護相互之間的關系和國家統治。宗族社會是以個體家長制為基礎的聚族而居的家族社會，依賴血緣關系得以建立，家族倫理成為宗族社會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寶。傳統農耕社會中生產工具、物質財富、權利、社會地位的獲得較為不易，因此人們傾向于把自己獲得的外部條件無條件地傳給自己的子孫，一代一代傳遞的結果就造成了“農恒為農，世不徒業”。各種手工技藝者首先要有利于本門技藝的經驗積累和發展，其次是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產生群體凝聚價值，因此諸如傳統武術在內的眾多技藝傳承大多采取血緣傳承、師徒傳承、地緣傳承、業緣傳承的方式。師徒傳承是一種擬血緣化的傳承，“聚族而居”的地緣傳承是擬血緣化傳承的進一步泛化，師徒傳承、地緣傳承、業緣傳承是以血緣傳承為圓心而逐次展開的同心圓，是血緣傳承的擴大化，即使再擴大也是在一個極其有限的場域、行業中承繼。“宗”字光環籠罩下的倫理道德是無形中的“緊箍咒”，對于“宗”內人們的言行舉止具有嚴格的要求，甚至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因此傳統武術要求受傳者對本門本宗極度虔誠與尊崇，而對其他流派與拳種不屑一顧，這是傳統武術傳承的又一稟性。西周時期，“政治身份與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賴于宗法身份，發展出一種治家與治國融為一體的政治形態和傳統”[13]。中國古代社會通常運用“家國同構”的理念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家族內部事務的處理往往不需要運用國家機器，族長乃至本門本宗長者具有足夠的權利管理家族事務，國家法制＋宗族治理的“雙軌制”形式對于宗族繁榮和國家安定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歷史來看，中國民間社會的宗族制度的興起，并不是由血緣自發形成的自然組織，而是由于國家對于社會的驅動與滲透影響的結果，‘國家的在場’貫穿于其中。中國鄉村的治理與宗族也出現了重大變化，‘雙軌制’開始向國家主導的‘單軌制’發生轉變”[14]。國家治理的先進理念便是法制先行，因而法制觀念在全球悄然滋生漫延，尤其在民主國家和法制國家建設如火如荼開展的今天。法制的加強使人、家族、宗族、社會之間的關系不再完全依賴宗法倫理調解，而是依賴眾多的國家機器法律、軍隊、監獄等來執行，法律法規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到繁為現代社會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和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人類生活正常運轉提供了動力。現代社會人類文化的傳承主要通過教育惠澤眾生，而班級授課制又是教育采取的主要手段，傳——受之間不再是封閉式的“一一映射”，教師取代了“師父”，徒弟轉變為學生，不限疆域、身份、背景，文化傳承的場域無限擴大，人人成為中華文化傳承的使者，而“學形意拳是要師傅教徒弟一個對一個地帶出來的，就算寫成文字全部公布，要沒有實際練拳的體會，也難以明白”[10]88。傳統武術的師徒傳承可以看作精英教育，有助于文化的提高與創新，對于文化的縱向承繼至關重要；而現今的班級授課制則可以看作大眾教育，有助于文化的普及與推廣，對于文化的橫向播散舉足輕重。面臨宗族社會向法制社會的轉變，面臨文化傳承方式質的改變，傳統武術原有的稟性要么因勢而變，要么逐漸走向消亡，拒絕這一改變，必然導致傳統武術傳承步履維艱。(三)傳統武術技擊、健身價值的更迭淡化了傳統武術的魅力“中國武術的最原始的本質，必然就是擊技”[15]。技擊作為中國武術的固有特質，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人類正是為了滿足自衛的需要創造并發展了武技，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即使在生產力已相當程度發展的時代，這種武技只要還能滿足自衛的需要，只要它還能作為人類自衛的主要手段而存在，它就要繼續存在并發展”[16]。武術技擊的展現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其技擊的展現也就缺少理想的場域，社會前進的步伐永遠不會停息，因此這也注定了武術技擊的表現必然逐漸異化。誠如葛兆光先生所說，“很多似乎天然合理的事情，其實細想起來未必是‘天經地義’，只是在一段歷史時間中逐漸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同罷了，追根究底的話，它并不見得是在堅不可摧的基礎上”[17]。當武技不再是人類生存的必需手段時，武術技擊生存的外在場域也就不復存在，“詳推用意終何在，延年益壽不老春”，表現性技擊、健身類武術走上武術發展的前臺，以延續昨日的輝煌，表達自己的“烏托邦”理想。“武術及其拳技不再是一種求生存、好勇斗狠的暴力行為的手段，而成為一種對自然、天道、自我的一種追求的手段。武術將‘術’與‘藝’的結合，通過實踐而獲得天人相合、萬物歸根的精神體驗與生命的感悟。通過由武悟道，超越武術技擊的外在，實現高層次的自我生命的實現和體悟，使武術成為理想化的技擊藝術”[18]。健身作為中國武術現代發展的主力軍之一，要想“在眾多同質重復、等質等效的信息競爭中脫穎而出，顯示出其被‘必選’的價值來”[19]并非易事，武術從必需走向備選，甚至遭遇落選的尷尬境地，傳統武術的傳承場域已經今非昔比。“學習跆拳道，體驗中國武術精神”更成為北京東直門外一跆拳道館的廣告語，傳統武術的精神卻需要通過跆拳道的學習予以為繼[20]。形式不斷淡化，內容不斷淺微，受眾不斷萎縮，價值不斷異化，社會發展的無情現實使得傳統武術的傳承淪落為“明日黃花”。(四)科學理性的興起破解了傳統武術的神秘光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西方現代科學理性發展的兩根導火索，啟蒙運動不是文藝復興的簡單繼續，而是文藝復興的發展和提高。啟蒙運動的開展促使西歐和整個世界對民主和科學的認識逐步提高，西方社會對待科學、自然的認識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崇尚以數學和物理的方法對自然界進行研究，這一行動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并進而奠定了現代科學在世界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1]。在科學的聲名如此顯赫的時代，一切向科學看齊成為潮流，大眾對“科學至上”越來越頂禮膜拜，科學理性成為我們判斷、取舍事物的重要標準。所謂“科學理性則主要是指理性精神在科學活動領域中的體現，主要表現為數學理性、邏輯理性和實驗理性”[22]。現代科學誕生于實驗，并且強調結果的可重復性，而這與傳統武術的哲學基礎格格不入。武術、國畫、中醫等富含中華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均是在陰陽五行的整體哲學觀指導下產生和發展的，其“科學”具有鮮明的中國色彩，這一“科學”與西方現代科學并非同一概念。“倒中醫”的做法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悲哀，究其原因就是中醫不科學，事實果真如此嗎？在西方醫學尚未誕生抑或尚未傳入中國之前，我們的祖先又是怎樣在醫治傷風感冒、頭痛發燒的呢？這一問題自然不用回答。由于“中國人觀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沒有理論上的說明，一切發現，遂只變成像是技術般的在社會傳布，缺乏了學理的解釋與再探討，如此則像是使后起的人僅能心領神會，不易繼續模仿前進”[23]219-220。東西方科學是在完全迥異的文化特質下產生的，各自具有獨立的評判標準和適用對象，如果非要生搬硬套，那只會導致產生一個“非驢非馬”的怪胎來，中國“科學”是用不求邏輯的感性的方法應用于人的內部世界，而西方科學是用邏輯的理性方法應用于外部世界。盡管中西方科學具有完全迥異的生存場域，但是西方科學在短短幾百年間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讓人嘆服，中國的改良派、維新派人物開始力推西方科學，盡管“以今日之理去判斷衡量古人，在歷史研究中是不恰當的”[10]2，但是仍然不能阻止西方科學在中國的肆虐，中國武術界也開始運用西方解剖學、生理學知識對中國武術進行研究和論述，如吳志青的《國術理論概要》(1935年)，寶奉三，馬步周的《國術概論》(1936年)，沙古山的《國術與健康》(1941年)等等，這些專著的出版無疑是中國武術受西方科學影響而產生的，“國術一道，脫不以科學方法從而改進，勢難邀上之信用，必致完全失傳”[24]。這一做法在重構中國武術體系的同時，也解構了中國武術，將中國武術的神秘感滌蕩得一無所有，讓人一眼見底。對于中國武術而言，完全應用科學理性的方法來求證并不是“科學”的選擇，因為諸如精、氣、神、意境等主觀感受，就現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而言是無法加以測量的，而這些又恰恰是中國武術的內在追求，科學理性作為一把雙刃劍，在促進中國武術發展的同時，也消解了武術傳承的美麗神話。神秘感是人類最深邃、最美麗的情感，驅動著人類繼續好奇地去探索人和自然。愛因斯坦說：“人類最美的經驗是神秘感，神秘感是一切真科學與真藝術的真源泉。”中國武術的神秘來自于習練者對于心中之“道”的不懈追求，而消解了神秘感的武術因此也失去了傳承的內在動力。(五)西方體育項目強勢入侵嚴重擠壓了傳統武術的生存空間西方工業文明自19世紀中葉開始大量進入中國，與此同時西方體育也昂首闊步進入中國，使得以武術為首的民族傳統體育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下不得不開始艱難的現代轉型，西方體育的示范性主導型牽引讓武術在內的眾多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進入了一個“問題的時代”[25]。東西方體育文化交流產生了巨大逆差，中國從文化宗主國演變為文化殖民地，從自覺、主動的交流演變為自卑、被動的接受。“我們所有的運動項目的選擇和開展大多推介的是西方體育內容，我們的所有競賽程式全部移植西方競技體育模式”[26]。借鑒體操口令教學的武術教學稱為“新武術”，武術套路“高、難、美、新”發展方針的出現，無體重級差和護具保護的擂臺制競賽演變為競賽規則制約下的西方體育競賽模式，甚至學校體育教育的內容也成為一個“小小的奧運會”，所有這些變化均顯示出西方體育的巨大威力。西方體育項目以簡單易學、趣味性強、規則明晰等優點迅速占領了國內市場，以武術為首的傳統體育項目陷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限惆悵之中，生存空間被嚴重蠶食，傳統武術整體處于一種“文化失憶狀態”，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使得其傳承舉步維艱。三、傳統武術傳承場域嬗變的時代思考文化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團結人民，推動發展的精神支撐。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今天，優秀民族文化愈發成為確保民族延續，保持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載體。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華民族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傳統文化必將是振奮民族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國務院先后頒布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等條例，這些關于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標志著我國文化建設、文化產業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層面，但我們必須看到，當某種傳統文化不再為眾多的當代人所需求，或者該文化的傳承條件不再具備時，要想使它得到廣泛的喜愛和傳承幾乎無法實現，因為兩者的傳承場域已經今非昔比。“不可否認，這是一個變的時代，從社會到個人，從制度到思想，都在劇烈地變動著”[27]。雖然我們對某些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很大的新奇感，也有人會以一種懷舊的心情憧憬那些已漸遠去的昨日風光，但文化的“新陳代謝”使得某些傳統文化或者傳統文化的部分因子難以為繼也是正常的，“文化是為活人服務的。一種傳統的文化適用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