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方劑學發展簡史

方劑學的發展經歷了2000多年的歷史，現存的方書，根據《全國中基圖書聯

合目錄》記載，僅從晉、唐至今已多達1950種，至于與方劑有關的醫籍就更多。

方劑學正是通過這些書籍的相繼問世，反映著這門學科不斷發發展的軌跡，了解

方劑學發展的概要過程，熟悉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書的特點及期價值，對

于學好方劑學這門主要課程并對今后的繼續深入學習和研究、運用，是十分重要

的。茲以歷史發展的前后為序，略述方劑學發展的簡史。

一、先秦時期

先民們在長期人生活和生產實踐中，經過世世代代、日積月累的口嘗身受，逐

步積累了藥物知識。隨著意識利用藥物的不斷發展，自然涉及到藥物的選擇、配

合和調劑，逐漸產生了方劑。可見，方劑是中藥應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劑，多數是單方，或僅由二三味藥組成，十分簡單。將兩種或兩種以

的藥物組成復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強作用、提高療效，并減輕不良反應和毒性，

無疑是古代醫藥學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進步。

《周禮》中已有關于“和藥”、“和齊”的記載，還有“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

折瘍之祝藥、制殺之齊”，“食醫掌和王之食、六飲、六膳、百饃、百醬、八珍之

齊''等內容。《史記》中還提到：“戰國時扁鵲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減之齊”。

上述所稱的“齊”，即后世之“劑”，顯然是指和合、調配不同的藥物組成方劑可以

應用。西漢初年，淳于意的《診籍》中，提到“火之湯”等四個方劑，惜于年代久

遠，其具體組成藥物已無從考證。1977年，在安徽阜陽出土漢初殘簡130余片一，

名曰《萬物》，其中有用商陸、羊頭治鼓脹，理石、茱萸治勞損，這是迄今通過

考古獲得的最早的復方文獻資料。由此不難看出，方劑產生的上限年代已無法確

定，而復方的出現，最遲應在春秋戰國時期。

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和竹、木簡，其中有《五十

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雜禁方》等方書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內

容多，而且保存較好。該書成書于戰國晚期，原書未見書名，整理者依據其內容

分52題而定此名，堪稱是現存最古老的方書。全書共有醫方283個，涉及臨床

各科病證100余種。諸方用藥242種，有不少品種是《神農本草經》中所未收載

的。藥方的用法，既有內服，也有外用。內服有丸、湯、飲、散等劑型，但除丸

劑之外，只有制備之法，而無劑型名稱；外有敷、浴、蒸、熨等。此外，還有炮

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規定。該帛書的出土，也充分說明了遲至戰國晚期，

方劑在臨床的運用就已初具規模。

二、兩漢時期

這一時期，方劑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其一是初步總結了治則和治法，并提出了

對組方的基本結構要求，從而初步奠定了方劑學的理論基礎；其二是決結了一批

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劑。方劑學的基礎理論，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黃帝內經》的七

篇大論之中，而這七篇大論多是東漢以后的作用品，故將其歸屬于這一時期。此

書在治則和治法方面，較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謹察陰陽，以平為期”，“治病必

求于本”，“治求期屬”以及整體治療、標本緩急、三因制宜等有關治則的理論。

書中總結的大量治法內容無一不是后世立法組方的理論基礎；在制方的基本結構

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組方理論，并對君藥、臣藥、佐使藥的含義作

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為使。”此書雖是專

門闡述中醫基本理論的經典之作，但亦載有生鐵落飲、四烏鯽骨一藤茹丸、左角

鬢酒、蘭草湯、半夏秫米湯等13首方劑。所附方劑數目雖少，但劑型并不單一,

給藥途徑也有特色，所用藥物對炮制、制劑、用法的要求二分講究。

據史書記載，這一時期的方書十分可觀，僅《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經方

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僅從1972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的

文物《治百病方》來看，簡文中有方劑36首，其主治病證涉及到內、外、婦、

五官諸科，各方中用藥共達100種之多，其劑型有湯、丸、膏、散、醴，充分反

映出不時對方劑己有相當高的運用水平。

方劑是臨床用藥經驗的結晶，東漢時期，臨床醫學更加進步，以《神農本草經》

為代表的本草學也積累了重要的藥學成果，方劑的質量隨之提高。漢末，由于疫

病肆虐，張仲景出于拯天救枉之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并以《內經》理論

為基礎，結合自己的獨到經驗，完成了當代最高水平的臨床巨著——《傷寒雜病

論》。此書經晉?王叔和及宋,林億等先后整理編輯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

使之得以廣為流傳。

傳世的《傷寒論》載方113首，《金匱和略》載方245首，不計兩書并見的重

復方，計有323個方劑。這些方劑，大多有理有法，組方謹嚴、選藥精當、藥味

不多、主次分明、變化巧妙，深為古今中外之醫家所折服，如麻黃湯、麻黃杏仁

甘草石膏湯、四逆湯、茵陳蒿湯、桂枝湯、五苓散、大承氣湯、白虎湯、當歸芍

藥散等基礎方1

齊I」，經久不衰，至今常用。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這些方劑為基礎化裁

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藥物配伍組合規律，依據理法而選藥組成。所以，《傷寒雜

病論》歷來被推崇為“方書之祖”。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長期分裂鼎峙，政權頻繁更替，戰亂不息，社會動蕩，藥材的生產、

運輸、貿易受到嚴重影響。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臨床制方選藥多注重實用，

略于理論探討，提倡用藥簡捷。在這300多年間，出現了一大批方書，可惜大多

已經失傳，目前保存較好，且影響較大者，僅有《肘后備急方》《小品方》和《劉

涓子鬼遺方》。

《肘后備急方》（又稱《肘后救卒方》），為東晉著名醫家葛洪所撰。葛洪學識

淵博，著述豐富，但其醫方之書，大多亡佚。《肘后求卒方》系從《金匱藥方》

100卷中摘錄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隨身攜帶，此乃“肘后”的由來。該書后由

陶弘景增補，題名《華陽隱居補闕肘后百一方》，再經金人楊用道將《證類本草》

部分藥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廣肘后方》，成為明清以來各種版本的祖本。葛區

所集之方，力求“單行徑易，約而有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眾急之病，無不

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劑，多以治療中風、昏厥、

溺水、外傷、中毒等突發急癥為主。該書共收單方510首、復方F94首，論述文

字十分簡要，載錄之藥方及用法，又為葛氏“皆已試而后錄之”，如用青蒿一握取

汁服，以治瘧疾，為現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后世蔥豉湯、黃連解

毒湯等，實為此書首見。所以，簡、便、廉、效是《肘后備急方》的顯著特點。

陳延之所撰《小品方》，對《傷寒雜病論》以來的經驗方進行了系統整理，在

隋唐時期與仲景之書齊名。原書約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戰亂，但不少本草和方書存

其佚文，1985年日本發現其五卷。今人湯萬春先生從中外文獻中廣收《小品方》

之佚文，共得資料880余條，另加注文770余條，輯成《小品方輯錄箋注》一冊，

于1990年出版。現有內容涉及臨床各科，理、法、方、藥俱論，亦重點收錄簡、

便、廉、效之方。陳氏清楚認識到“傷寒與天行溫疫為異氣”所感，共病因不同，

方藥各異。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溫，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黃連、黃苓之辛涼和

清熱解毒。其療“傷寒及溫病,”，內瘀有蓄血者”之芍藥地黃湯，即日后之犀角地黃

湯，首開溫熱病解毒、涼血、化瘀之先河。

《劉涓子鬼遺方》原為晉人劉涓子初輯，后經南齊龔慶宣整理而成，主要收錄

和論述金瘡、癰疽、疹癬、湯火傷等外科方劑，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外科的用

藥成就，為現在最早的外科方書。

四、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社會經濟的進步，國內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國間的廣泛交流,

加之唐王朝對醫藥的重視，方劑學又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唐代除朝庭參與或組織

編纂方書以外，還曾命令各郡縣將《廣濟方》書于大板上，立在鄉村要道之旁，

以應行為急時之需。由于這些舉措的推動，促進了方書的編纂和方劑知識的普及。

這一時期，方書大量涌現，大部頭巨著相繼問世，其方書數量之多，卷帙之巨,

都是空前的。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有方書256種，4510卷；其中《四海類

聚方》一書，在2600卷。唐代除《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外,

僅《檔以前醫籍考》不完全統計，當時的經驗方就有138部。外來醫方和少數民

族驗方的收錄，以及采用外來藥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視，如乞力伽丸、耆婆丸、

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劑學善于吸收各民族醫藥之長的優良傳

統。

隋唐方書雖多，同樣是絕大多數早佚。現存的《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

要方》）、《千金翼方》和《外臺秘要》則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劑學的真實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醫藥大家孫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

30卷，132門，載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為30卷，載方2200余首，用以

羽翼前書。二書雖以方書為名，實為綜合類醫學巨著，僅就《千金要方》之方劑

部分而言，既有“經文古方”，又有“俗說單方”；既全面總結前人經驗，又不乏作

者創新之劑。該書在以病癥類方的同時，又以臟腑為目，給嗣后臟腑辨證的發展

以巨大的影響，在安排各類方劑次序時，首列“婦人方”3卷,后又設“少小嬰孺方”1

卷，表現出作者對婦幼疾病的防治特別重視；治療無子方分男女之殊，極有見地;

對溫病的治療，孫氏更加注意對清熱解毒藥的應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黃、

側柏、蒲黃、黃苓、阿膠、大黃，驅腸蟲多用雷丸、蕪美、狼牙、貫眾，療消渴

多用枸杞、天花粉、麥冬、知母、黃芭、人參、人乳。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其

選擇藥物也非常準確，尤其是對于虛損，每將補驗藥與羊肉、鹿肉、牛髓、兔肝、

羊肝?、豬肚、胡桃、養麥、胡麻油等同用，并專輯“食治”一卷，強調“能用食平

病、釋情遺疾者，可謂良工”，食療之學、藥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啟下，得

以發揚光大。書中還收錄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劑，為后世補虛弱、抗衰老、保健

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方劑和經驗。此外，其中的溫膽湯、獨活寄生湯、葦莖湯、

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響深遠，至今仍為醫家所常用。

《外臺秘要》是繼孫氏二書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規模的方書和臨床醫學著作。

作者王煮曾因持節鄴（今河南2

臨章縣一帶）郡諸軍事兼太刺史，當時又稱此官職為“外臺”,故所輯之書稱為《外

臺秘要》。全書計40卷，1104門，收方6800余首。本書的特點是整理并保存了

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醫方，如《小品方》《劉涓子鬼遺方》《范汪方》《深師方》

《崔氏方》《集驗方》《廣濟方》《近效方》等。清人徐大椿稱首王氏“纂集自漢以

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于焉大備,”，唐以前方賴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至今該書仍是研究這些資料的重要文獻。

五、宋元時期

高度中央集權的宋代封建王朝，結束了五代以來的分裂混戰局面。國家的統一,

經濟的振興使科學文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劑學也得到了相應的進步，北

宋一些帝王偏好醫藥，對方劑也較為關注。宋太祖趙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藥，研習

醫術，并親自收集驗方1000多首。立國之初，即發布“訪求醫書詔“，這種全國

性的征集醫藥資料和藥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間不止一次，直

到宋王室南遷之前仍在進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親自為方書撰寫過序言或總

論。當時一批文化素養較高的儒臣積極參與醫藥，也促進了宋代方書的繁盛。嘉

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賢院設立校正醫書局，成為我國最早的國家醫書編撰

出版機構，再加上雕版印刷術的推廣使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醫藥方書的刻

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為本草和方書校刊匯纂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的方書，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等集大成

巨著，又有眾多各具特色的個人著述，如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張銳《雞峰普

濟方》、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嚴用和《濟生方》、王兗《博濟方》、蘇東坡

及沈括《蘇沈良方》、楊土瀛《仁齋直指方》以及《旅舍備要方》等120余種。

北宋醫家唐慎微的《證類本草》，亦收錄有單方3000余個，首開本草附列醫方

的先例，同樣留下許多驗方的寶貴資料。

北宋政府官辦藥局“太平惠民和劑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劑的生產規范化，

標志著我國制劑和成藥銷售、管理進入了新的階段。其所藏醫方經校訂編纂的《太

平惠民和劑局方》堪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組織編制的成藥典。

金元時期的戰爭，給方劑學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但許多臨床醫家仍潛心于

醫方的研究和總結，只是除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之外，方劑學的成就主要反映

在臨床醫學著作之中。其他醫方專書還有：劉完素《宣明論方》、張從正《經驗

方》《秘錄奇方》、李東垣《東垣試效方》、楊用道《附廣肘后方》、朱丹溪《局方

發揮》、許國禎《御藥院方》、孫允賢《醫方集成》、李仲南《永類鈴方》、陳子靖

《醫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學“格物致知”的理論影響下，開始了醫方義理的探討。金人成無己之

《傷寒明理論》系統闡述了張仲景《傷寒論》常用方20首的組方原理及方、藥

間的配伍關系，開方論之先河，拓展了方劑學的學術領域。宋金元時期的

醫家，還留下了不少新穎而靈驗的方劑，如錢乙《小兒藥證直訣》的六味地黃丸、

導赤散、瀉白散，劉完素《宣明論方》的防風通圣散、雙解散，王好古《此事難

知》引張元素的九味羌活湯，李東垣《脾胃論》的補中益氣湯、當歸補血湯，《東

垣試效方》的普濟消毒飲，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補陰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時期

方劑學和本草學的發展，一直是相輔相成的，明代不僅本草學大盛，方劑學同

樣獲得了巨大成功。這一時期的方書，既有搜羅廣博、規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

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方劑大全《普濟方》，又有集約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

人用方為主旨，有的則以記錄時下驗方和個人心得為側重;有的著意于釋方訓義,

出現了第一部方論專著——吳昆的《醫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諸方的衍化源流,

如施沛的《祖劑》。整個方劑之學，不僅體現在方書卷帙之浩繁、方劑數目之巨

大，而且論方質量提高，理、法、方、藥日臻成熟，更加融為一體。

明代的臨床醫學著述中，也有豐富的方劑學內容。如王肯堂的《證治準繩》，

其收方之廣，向為醫界所稱道；張介賓《景岳全書》，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

創制的部分方劑，對后世影響極大。止匕外，吳又可《溫疫論》、虞技《醫學正傳》、

龔廷賢《萬病回春》、秦景明《癥因脈治》、綺石《理虛元鑒》、薛己《外科發揮》、

陳實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濟陰綱目》等，均對方劑學有其特殊貢獻，留下

了許多傳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藥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湯，洪九有的天王

補心丹，韓懋的三子養親湯，吳又可的達原飲，陳實功的透膿散、消風散、玉真

散，虞技的九仙散，繆希雍的竹葉柳芳湯等，至今仍很常用。

這一時期本草書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觀。僅《本草綱目》一書，就有簡便而靈

驗的單方11000多首。這些內容，不但是方劑學的組成部分，而且加強了方和

藥的有機結合。

清代未能留下鴻篇巨制的方書，但方劑學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書，無意求其賅備，而趨向于由博返約。博采眾家良方的實用

性醫方，使便于誦讀和記憶的入門方歌大量出現，并深受醫藥生徒和臨床醫生歡

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廣為流傳，使方劑知識進一步普及。3

各種驗方、單方輯本亦不斷增多，達300余種，成為清代方書的一大特點。不

過其中不少為質量平平之作。其次，清人繼《醫方考》之后，又將制方理

論、方義分析、配伍關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成績裴然。除《醫方集解》等實

用類方書潛心于這些闡發外，醫經學派對仲景方的推崇和鉆研，也直接促進了方

劑釋義的深入和實用化。如柯韻伯《傷寒論翼》所附“制方大法”，對《傷寒論》

方的辨證、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討論；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中關于方劑的六篇論

文對方劑理論的發揮，都可謂新見迭出，至今仍有較大的指導意義。這一時期的

眾多本草，不再滿足于藥后簡單的收載附方，而是將方融于論藥之中，加以分析

比較，從而改變了方藥分離的不良狀況。黃元御的《長沙藥解》《玉楸藥解》及

周巖的《本草思辨錄》等，名雖論藥，實多解方。所有這些，足以說明清人闡釋

方義已蔚然成風，同時也反映出方劑學的發展。

其三，隨著明末清初中藥功用項目的確立，功用與主治含義的廓清，以及治法

理論的發展，清代方書的書寫格式亦相應出現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變化。方

書的分類，也引入了按功用分類和按治法分類的方法。現代方劑學的雛形，于此

出現。此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四庫全書》《醫宗金鑒》《溫病條

辨》《醫學心悟》等大量的醫學全書、叢書、類書和臨床著作，在保存方劑文獻

資料方面，功不可沒，如前述之《普濟方》有賴《四庫全書》轉引而幸存；在發

展方劑理論、創制新方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如溫病學派的辛涼解表、清營涼

血、熄風潛陽、解毒開竅等治法，以及銀翹散、清營湯、止嗽散、補陽還五湯、

通竅活血湯、陽和湯等，無一不是近、現代方劑學發展的源泉。

清代的實用性方書主要有《醫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醫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于諸家方書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嘗發明受

病之因，及病在某經某絡,”，亦未嘗發明藥之氣味功能，入某經某絡，所以能治某

病之故”的現狀，為使方書不致徒設，選擇“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數過之”，“先

評受病之由，次解用藥之意，又博采碩論名言，分別宜用宜忌”，詳加論述。該

書收錄之方，組成不繁，凡“藥過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選錄”，大多切于實用，療

效肯定。各類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羅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減

有法，便于觸類旁通。諸方以補養、發表、涌吐、攻里、祛風、祛寒、清暑、利

濕、潤燥、瀉火等功用為主，分為21齊I」。其分類獨辟蹊徑，以治法、病因并結

合專科用方，首開綜合分類方劑的先例。汪氏論方，其證候、病源、脈候、臟腑

經絡、藥性、治法，無不畢備，折衷取約，文字通俗流暢，為入門便讀方書的佳

作，流傳極廣。

其后，吳儀洛兼取《醫方集解》和《醫方考》二書之長，予以刪繁補要，收方

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類法為主，列為24門，輯成《成方切用》，同樣廣為流

傳。

此外，還有陳修園《時方歌括》《時方妙用》《長沙方歌括》《金匱方歌括》及

張秉成《成方便讀》等，亦多已成為現代學習方劑學的參考用書。

清代還出現了一大批方論性專著，如羅美《古今名醫方論》、王子接《絳雪園

古方選注》、費伯雄《醫方論》、吳謙等《刪補名醫方論》等。

七、近現代時期

近代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方劑學更加迅速發展。50年來，對一大批

古代的重要方書，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臺秘要》《太平惠民和劑

局方》《圣濟總錄》《普濟方》等，進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輯復，為古方和方劑

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重新編輯的古今醫方、驗方、方書辭典及其他方

劑工具書亦大量涌現，其中尤以南京中醫藥大學主編的《中醫方劑大辭典》最具

代表性。此書分11個分冊，共1800萬字，收錄歷代方劑96592首，匯集了古今

方劑學研究的成果，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劑，都是中醫學理、法、方、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臨床辨證論治

是一個由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連續過程，只有辨證正確，治法的針對性才能明

確和具體，根據治法遣藥組方才能獲得預期的療效。因此，治4

法是聯系辨證理論和遣藥組方的紐帶，也是學習和運用方劑不可缺少的基礎。

治法，是在辨清證候，審明病因、病機之后，有針對性地采取的治療法則。早

在《黃帝方劑與治法的關系

方劑是中醫臨床治療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證、立法的基礎上選藥配伍而成

的。只有首先理解方劑與治法的關系，才能正確地遣藥組方或運用成方。

從中醫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來看，治法是在長期臨床積累了方藥運用經驗的基

礎上，在對人體生理病理認識的不斷豐富、完善過程中，逐步總結而成，是后于

方藥形成的一種理論。但當治法已由經驗上升為理論之后，就成為遣藥組方和運

用成方的指導原則。例如，一個感冒病人，經過四診合參，審證求因，確定其為

風寒所致的表寒證后，根據表證當用汗法、治寒當以溫法的治療大法，決定用辛

溫解表法治療，選用相應的有效成方加減，或自行選藥組成辛溫解表劑，如法煎

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否則，辨證與治法不符，組方與治法脫節，必然

治療無效，甚至使病情惡化。由此可見，在臨床辨證論治的過程中，辨證的目的

在于確定病機，論治的關鍵在于確立治法，治法是針對病機產生，而方劑必須相

應地體現治法。治法是指導遣藥組方的原則，方劑是體現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

雖然我們常說“方以藥成“，卻又首先強調“方從法出，法隨證立“，方與法二者之

間的關系，是相互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組方、以法遣方這兩個主要方面以外，方劑和治法的關系，還體

現在以法可以類方和以法可以釋方兩個方面。前者在本教材總論第三章相關常用

治法

歷代醫家鑒于具體治法的豐富汗法是通過開泄媵理、調暢營衛、宣發肺氣等作

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隨汗而解的一類治法。汗法不以汗出為目的，主要是

通過出汗，使媵理開、營衛和、肺氣暢、血脈通，從而能祛邪外出，正氣調和。

所以，汗法除了主要治療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證外，凡是媵理閉塞，營衛郁滯

的寒熱無汗，或媵理疏松，雖有汗但寒熱不解的病證，皆可用汗法治療。例如：

麻疹初起，疹點隱而不透；水腫腰以上腫甚；瘡瘍初起而有惡寒發熱；瘧疾、痢

疾而有寒熱表證等均可應用汗法治療。然而，由于病情有寒熱，邪氣有兼夾，體

質有強弱，故汗法又有辛溫、辛涼的區別，以及汗法與補法、下法、消法等其他

治療方法的結合運用。

2.吐法吐法是通過涌吐的方法，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院的痰涎、宿食

或毒物從口中吐出的一類治法。5

適用于中風痰壅，宿食壅阻胃腕，毒物尚在胃中；痰涎壅盛之癲狂、喉痹，以

及干霍亂吐瀉不得等，屬于病位居上、病勢急暴、下法是通過瀉下、蕩滌、攻逐

等作用，使停留于胃腸的宿食、燥屎、冷積、瘀血、結痰、停水等從下竅而出，

以祛邪除病的一類治法。凡邪在腸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和法是通過和解或調和

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臟腑、陰陽、表里失和之證得以解除的一類治法。

《傷寒明理論》說：“傷寒邪在表者，必漬形以為汗；邪在里者，必蕩滌以為利；

其于不溫法是通過溫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療里寒證的一類治法。里寒證的形成，

有外感清法是通過清熱、瀉火、解毒、涼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熱之邪的一類治法。

適用于里熱證、火證、熱毒證以及虛熱證等里熱病證。由于里熱證有熱在氣分、

營分、血分、熱壅成毒以及熱在某一臟腑之分，因而在清法之中，又有清氣分熱、

清營涼血、清熱解毒、清臟腑熱等不同。熱證最易傷陰，大熱又易耗氣，所以清

熱劑中常配伍生津、益氣之品。若溫病后期，熱灼陰傷，或久病陰虛而熱伏于里

的，又當清法與滋陰并用，更不可純用苦寒直折之法，熱必不除。至于外感六淫

之邪所致的表熱證，當用辛涼解表法治療，已在汗法中討論，不在此列。

7.消法消法是通過消食導滯、行氣活血、化痰利水、驅蟲等方法，使氣、

血、痰、食、水、蟲等漸積形成的有形之邪漸消緩散的一類治法。適用于飲食停

滯、氣滯血瘀、夕微痕積聚、水濕補法是通過補益人體氣血陰陽，以主治各種虛弱

證候的一類治法。補法的目的，在于通過藥物的補益，使人體氣血陰陽虛弱或臟

腑之間的失調狀態得到糾正，復歸于平衡。此外，在正虛不能祛邪外出時，也可

以補法扶助正氣，并配合其他治法，達到助正祛邪的目的。雖然補法有時可收到

間接祛邪的效果，但一般是在無外邪時使用，以避免“閉門留寇”之弊。補法的具

體內容甚多，既有補益氣、血、陰、陽的不同，又有分補五臟之側重，但較常用

的治法分類仍以補氣、補血、補陰、補陽為主。在這些治法中，已包括了分補五

臟之法。上述八種治法，適用于表里、寒熱、虛實等不同的證候。對于多數疾

病而言，病情往往是復雜的，不是單一治法能夠符合治療需要的，常需數種治法

配合運用，才能治無遺邪，照顧全面，所以雖為八法，配合運用之后則變化多端。

正如程鐘齡《醫學心悟》中說：“一法之中，八法備焉，八法之中，百法備焉。”

因此，臨證處方，必須針對具體病證，靈活運用八法，使之切合病情，方能收到

滿意的療效。

第三章方劑的分類

方劑的分類，歷代醫家見仁見智，先后創立了多種分類方法，其中主要有“七

方”說、病證分類法、祖方分類法、功用分類法、綜合分類法等。

一、“七方”說

“七方”說始于《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君一臣二，制之小也。

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6

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

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

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則

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這是"七

方”說的最早記載。從《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述“通可去滯”、“補可去弱”、“泄可

去閉”、“輕可去實”、“重可去怯”、“滑可去著”、“澀可去脫”、“燥可去濕”、“濕

可去枯”之下，各舉數藥為例。可見陳氏所歸納的“十種”之說，原是針對藥物按

功用分類的一種方法。宋?趙佶《圣濟經》于每種之后加一“劑”字，如《圣濟經?，

審劑篇》云：“故郁而不散為壅，以宣劑散之。“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中說:

“制方之體，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十劑是也。“至此方書中

才有“十劑”這個名稱。但對十劑分類，還不足以完全概括臨床常用方藥，所以后

世各家又有增益，如《本草衍義》于十劑外增加寒、熱二劑；明代繆仲淳增加升、

降二劑。明.徐思鶴的《醫家全書》除十劑外，增加了調、和、解、利、寒、溫、

暑、火、平、奪、安、緩、淡、清等，共為二十四劑。方書中除清?陳修園《時

方歌括》載方108首是按上述十二劑分類外，其余尚不多見。

明?張景岳鑒于“古方之散列于諸家者，既多且雜，或互見于各門，或彼此之重

復”，因而“類為八陣，曰補、和、攻、散、寒、熱、固、因。’'并在《景岳全書?新

方八略引》中說：“補方之制，補其虛也”；“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攻方

之制，攻其實也”；“用散者，散表證也”；“寒方之制，為清火也，為除熱也”；“熱

方之制，為除寒也”；“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因方之制，因其可因者也。凡病

有相同者，皆按證而用之，是謂因方"。張氏選集古方1516首，自制新方186首，

皆按八陣分類。此外，為便于專科臨證運用，又另列婦人、小兒、痘疹、外科四

大門類，作為補充。可見，張氏的八陣分類方法是對原有功用（治法）分類方法

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清?程鐘齡在《醫學心悟》中提出：“論治病之方，

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明確提出了“以法統方''的

思想，也是對治法分類方劑的理論總結。

五、綜合分類法

清?汪昂著《醫方集解》，開創了新的綜合分類法，既能體現以法統方，又能結

合方劑功用和證治病因，并照顧到治有專科。分別為補養、發表、涌吐、攻里、

表里、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除痰、消導、

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救急等22類。這種分類法，概念清楚，提綱

挈領，切合臨床，照顧面廣，被后世多數醫家所推崇，如清?吳儀洛的《成方切

用》、清?張秉成的《成方便讀》都是借用汪氏的分類方法。

綜上所述，歷代醫家對于方劑的分類，各有取義，繁簡不一。古今方書浩瀚，

前人所累積的有效方劑，不盡其數。加之一方可以多用，一方常兼幾法，在整理

歷代方劑時，如何使分類細而不犯繁瑣，簡而不致籠統或掛漏，7

還需要很好地研究總結。

本教材從有利于教學和臨床出發，遵循“以法統方”的原則，參考汪氏分類法，

將下篇各論的方劑的配伍目的

藥物的功用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只有通過合理的組織，調其偏性，制其毒

性，增強或改變原有功能，消除或緩解其對人體的不良因素，發揮其相輔相成或

相反相成的綜合作用，使各具特性的群藥組合成一個新的有機整體，才能符合辨

證論治的要求。這種運用藥物的組合過程，中醫藥學稱之為“配伍“配”，有組

織、搭配之義；“伍”，有隊伍、序列之義。徐靈胎說：“藥有個性之專長，方有

合群之妙用”，“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

可以變易氣血，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

能如人所欲，以致其效。圣人為之制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

或以相輔者，或以相反者，或以相用者，或以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

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以方之妙也。”（《醫學源流論?方

藥離合論》）在此，徐氏明確指出了在組藥成方的過程中，必須重視“配伍”這個

環節。我們知道，大多數單味中藥都具有多功用的特點，在治療疾病時往

往需要發揮其中部分功用；況且，藥物既有其治療作用的一面，也有因其藥性偏

勝而致不同程度毒、副作用的一面。這就要求我們熟悉并把握其藥物功用（包括

毒副作用）發揮方向的控制因素、控制方法及運用技巧。這些方法和技巧，在古

今醫家以小生產方式積累的理論和實踐總結中有著豐富的功用相近的藥物配伍，

能增強治療作用，這種配伍方法在組方運用中較為普遍。如荊芥、防風同用以疏

風解表，薄荷、茶葉同用以清利頭目，黨參、黃英同用以健脾益氣，桃仁、紅花

同用以活血祛瘀等。

2.產生協同作用藥物之間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協同作用，常相互需求而

增強某種療效。如麻黃和桂枝相配，通過“開媵”和“解肌”協同，比單用麻黃或桂

枝方劑的發汗力量明顯增強；附子和干姜相配，俗稱“附子無姜不熱”，體現了先

后天脾腎陽氣同溫，“走而不守”和“守而不走”協同，大大提高溫陽祛寒作用。

3.控制多功用單味中藥的發揮方向這是在方劑配伍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如桂枝具有解表散寒、調和營衛、溫經止痛、溫經活血、溫陽化氣、平沖降逆等

多種功用，但其具體的功用發揮方向往往受復方中包括配伍環境在中醫藥學在長

期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代醫家反復實踐總結，產生了不少針對基礎病機的基礎方

劑，如四君子湯、四物湯、二陳湯、平胃散、四逆散等。在臨床上通過隨證配伍,

可以使這些基礎方劑不斷擴大治療范圍。如四君子湯具有益氣健脾的功用，是主

治食少便澹、面色萎黃、聲低息短、倦怠乏力、脈來虛軟等脾胃氣虛證的基礎方。

若由脾虛而生濕，阻滯氣機，以致胸院痞悶不舒，則可相應配伍陳皮，即異功散,

功能益氣健脾、行氣化滯；若脾虛痰濕停滯，出現惡心嘔吐、胸脫痞悶、咳嗽痰

多稀白，則再配半夏入方，即六君子湯，功能重在健脾氣、化痰濕；若在脾胃氣

虛基礎上，因痰阻氣滯較重而見納呆、曖氣、脫腹脹滿或疼痛、嘔吐泄瀉等，則

可配伍木香、砂仁，即香砂六君子湯，功能益氣健脾、行氣化痰。由此可見，通

過隨8

證配伍，則可達到不斷擴大治療范圍的目的。

5.控制藥物的毒副作用“是藥三分毒”。從中國醫學史的相關資料表明，上

古時期，人們對藥物的毒副作用是十分畏懼的，從古代將中藥統稱為“毒藥”，以

及“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傳說，至「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瘙”的認識,

以及臣子為國君試藥、兒子為父親試藥的記載，反映了當時運用藥物能產生毒副

作用的普遍性。但隨著中醫學的發展和藥物運用經驗的積累，尤其是方劑學的發

展，探索和掌握了控制毒副作用的方法，為后世方藥的廣泛運用和療效的提高創

造了條件。至西漢后期時，對中藥的稱謂，由“毒藥”改稱為“本草”，這本身就是

中醫藥學劃時代進步的標志。這與方劑學中運用配伍方法的成果是分不開的。

通過配伍控制毒副作用，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七情”中“相殺”和“相畏”

關系的運用，即一種藥物能減輕另一種藥物的毒副作用，如生姜能減輕和消除半

夏的毒性，砂仁能減輕熟地滋膩礙脾的副作用等；二是多味功用相近藥物同時配

伍的運用，這種方式既可利用相近功用藥物的協同作用，又能有效減輕毒副作用

的發生。這是因為功用相近的多味藥物同用，可以減少單味藥物的用量，而多味

藥物之間，其副作用的發揮方向往往不盡一致。根據同性毒力共振、異性毒力相

制的原理，這就可以在保障治療效果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減輕毒副作用。

如十棗湯中的甘遂、芫花、大戟，瀉下逐水功用相近，且單味藥習慣用量亦大致

相似，在組成十棗湯時，以三味各等分為末，棗湯調服。其三味藥合用總量相當

于單味藥的常用量。通過現代動物實驗及臨床觀察證明，這樣的配伍方法具有緩

和或減輕毒副作用的效果。

應當指出，控制毒副作用的方法，除了上述兩個方面外，中醫藥學中還包含著

豐富的方法和方劑的基本結構

每一首方劑，固然要根據病情，在辨證立法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藥物，妥善配

伍而成。但在組織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藥物時，還應符合嚴密的組方基本結構，即

“君、臣、佐、使”的組方形式。這樣才能做到主次分明，全面兼顧，揚長避短，

提高療效。

關于“君、臣、佐、使”組方基本結構的理論，最早見于《黃帝“主病之為君，，,,,

兼見何病，則以佐使藥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又說：“君藥分量最多，臣藥次

之，佐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于君。君臣有序，相與宜攝，則可以御邪除病矣。”

明代何伯齋更進一步說：“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

臣也。與君藥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治病之藥至病所者，使也。“可以看

出，無論是《君藥——麻黃：辛溫，發汗解表以散風寒；宣發肺氣以平喘逆。

臣藥——桂枝：辛甘溫，解肌發表，助麻黃發汗散寒；溫通經脈，解頭身之疼

痛。

9

佐藥——杏仁：苦平，降肺氣助麻黃平喘（佐助藥）。

使藥——炙甘草：甘溫，調和諸藥。

通過對麻黃湯的分析，可知遣藥組方時既要針對病機考慮配伍用藥的合理性，

又要按照組成的基本結構要求將方藥組合成為一個主次分明、全面兼顧的有機整

體，使之更好地發揮整體效果，這是需要充分運用中醫藥理論為指導，進行周密

設計的。

至于“以法統方”和“君臣佐使”理論的關系，前者是遣藥組方的原則，是保證方

劑針對病機，切合病情需要的基本前提；后者是組方的基本結構和形式，是體現

治法、保障療效的手段。只有正確把握上述兩方面的基本理論和技能，加之熟練

的用藥配伍技巧，才能組織好理想的有效方劑。

第三節方劑的變化形式

臨證不依病機、治法選用成方，謂之“有方無法”；不據病情加減而墨守成方，

又謂“有方無藥。”因此在臨證運用成方時，我們應根據病人體質狀況、年齡長幼、

四時氣候、地土差異，以及病情變化而靈活加減，做到“師其法而不泥其方，師

其方而不泥其藥。”徐靈胎說：“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證相合，然后施用，

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醫學源流論?執方治病論》）說明方

劑在運用時不可囿于成方，應當通過靈活變化來適應具體病情的需要。方劑的運

用變化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藥味加減的變化

藥物是決定方劑功用的主要因素。當方劑中的藥物增加或減少時，必然要使方

劑組成的配伍關系發生變化，并由此導致方劑功用的改變。這種變化主要用于臨

床選用成方，其目的是使之更加適合變化了的病情需要。必須指出，在此所指的

藥味增減的變化，是指在主病、主證、基本病機以及君藥不變的前提下，改變方

中的次要藥物，以適應變化了的病情需要，即我們常說的“隨證加減”。例如桂枝

湯，該方由桂枝、芍藥、生姜、大棗、甘草五味藥組成，具有解肌發表、調和營

衛之功，主治外感風寒表虛證，見有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或浮弱、舌苔

薄白等癥。若在此證候基礎上，兼有宿疾喘息，則可加入厚樸以下氣除滿、杏仁

降逆平喘（即桂枝加厚樸杏子湯）；若在桂枝湯證基礎上，因風邪阻滯太陽經脈，

以致津液不能敷布，經脈失去濡養，而見項背強幾幾者，可加葛根解肌舒筋（桂

枝加葛根湯）；又如桂枝湯證因誤下而兼見胸滿，此時桂枝湯證仍在者，因方中

芍藥之酸收，不利于胸滿，則當減去芍藥，以專于解肌散邪（桂枝去芍藥湯）。

上述三例都是在主病（太陽中風）、主證（惡風、發熱、自汗）、君藥（桂枝）不變的

前提下，改變方中的次要藥物（臣、佐等），以適合兼證變化的需要。由此可見，

在選用成方加減時，一定要注意所治病證的病機、主證都與原方基本相符，否則

是不相宜的。還有一點，即對成方加減時，不可減去君藥，否則就不能說是某方

加減，而是另組新方了。

二、藥量增減的變化

藥物的用量直接決定藥力的大小。某些方劑中用量比例的變化還會改變方劑的

配伍關系，從而可能改變該方功用和主治證候的主要方面。例如小承氣湯與厚樸

三物湯，兩方都由大黃、枳實、厚樸三味組成。但小承氣湯主治陽明腑實輕證，

病機是熱實互結在胃腸，治當輕下熱結，所以用大黃四兩為君、枳實三枚為臣、

厚樸二兩為佐；厚樸三物湯主治大便秘結、腹滿而痛，病機側重于氣閉不通，治

當下氣通便，所以用厚樸八兩為君、枳實五枚為臣、大黃四兩為佐。兩方相比，

厚樸用量之比為1：4。大黃用量雖同，但小承氣湯煎分二次服，厚樸三物湯分

三次服，每次實際服量也有差別（見表1）,故兩方在功用和主治的主要方面有所

不同。又如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兩方都由附子、干姜、炙甘草三味組成。但前

方姜、附用量比較小，主治陽微寒盛而致四肢厥逆、惡寒蜷臥、下利、脈微細或

沉遲細弱的證候，有回陽救逆的功用；后方姜、附用量比較大，主治陰寒極盛格

陽于外而致四肢厥逆、身反不惡寒、下利清谷、脈微欲絕的證候，有回陽逐陰、

通脈救逆的功用（見表2）。

表1小承氣湯與厚樸三物湯鑒別表

方藥組在配伍

方劑名稱主治主候備注

君臣佐使

陽明腑實證（熱證）：

小承氣湯大黃四兩枳實三枚厚樸二兩分二服

潮熱澹語，大便秘結，腹痛拒按

氣滯便秘（氣閉）：

厚樸三物湯厚樸八兩枳實五枚大黃四兩分三服

脫腹滿痛不減，大便秘結

10

表2四逆湯和通脈四逆湯鑒別表

方藥組在配伍

方劑名稱主治主候備注

炙甘草生附子干姜

一兩下利清谷，嘔吐，惡寒，四肢厥逆，身體疼痛，四逆泊證是由陽衰寒

盛所致，故以姜、

四逆湯二兩一枚

五錢脈微細或沉遲細弱附回陽求逆

通脈四逆湯證是陰寒極盛格陽于外所

一枚

通脈四逆泊二兩三兩下利清谷，四肢厥逆，身反不惡寒致,

故加重姜、附用量以回陽逐陰、通

(大者)

脈救逆

從以上舉例來看，四逆湯和通脈四逆湯的主治證候和病機雖基本相同，但是病

情輕重明顯不同，所以只是藥量大小有異，配伍關系基本不變。小承氣湯和厚樸

三物湯的主治證候和病機都有不同，所以方藥組成的配伍關系上有了改變，藥量

也隨之而異。由此可知，藥量的增加或減少，可以是單純藥力的改變，也可以隨

著組成配伍關系的改變而功用、主治發生改變。

中藥制劑種類較多，各有特點。由于劑型不同，在作用上也有區別。如理中丸

是用治脾胃虛寒的方劑，若改為湯劑第五章劑型

方劑組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