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機遇和挑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一個復雜且影響廣泛的社會經濟問題，涉及能源、經濟、環境、技術等諸多領域。我國仍處于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費總量上升階段，且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高”，要在10年內實現碳達峰、再用30年時間實現碳中和面臨巨大挑戰。為實現這一莊嚴承諾，本報告認為，實現“雙碳”目標首先要解決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轉型問題。須加緊降低高耗能產業比重，著力提升產業能效水平，發展節能環保和綠色低碳產業，穩定經濟基本盤。同時，應按“減煤、穩油、增氣、加新”的路徑持續推進能源轉型，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推進新型電力系統建設，推動我國工業制造業向綠色低碳轉型升級，以更高的能源效率和更清潔的能源，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供應。其次，推動健全“雙碳”政策體系。推動“雙碳”目標實現，需避免突擊冒進和“一刀切”。應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考量，結合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發展實際，合理制定減碳任務，做到產業上有保有壓、地區上有先有后。此外，在推動“雙碳”背景下的能源轉型、節能提效、技術創新等方面，還面臨體制機制難點o應注重破除體制性障礙，打通機制性梗阻，推動政策性創新，為加快推動“雙碳”進程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發展環境。最后是加強“雙碳”國際合作。推動碳中和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內容。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發展是當前國家間分歧較小的領域，也是我國加強國際合作的重要議題；另一方面，要警惕發達國家通過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打壓我國出口企業市場競爭力，避免在西方主導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陷入被動局面。應根據我國實際發展階段和條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框架下，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標準和規則制定，合理爭取發展中國家權益。同時，加強核能、新能源等方面國際合作。我國仍處在工業化深化期，實現碳中和目標面臨多重挑戰藍皮書指出，實現碳中和目標任重道遠，具體而言主要面臨以下挑戰。（一）產業結構偏重，仍處在工業化深化期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一直建立在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傳統工業體系上，這種以資源、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為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經形成即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和慣性。近年來，國內產業持續轉型升級，工業增加值占比持續下降，但產業結構整體偏重，工業直接排放占全國總排放量的30%,加上工業使用的電和熱，占比高達60%70%。同時，制約國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因素還較多，制造業等邁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高端行列仍需時日。此外，5G、大數據中心等新興服務領域高能耗現象較為突出。目前，全國有15萬個數據中心，年耗電量超過1600億千瓦時，相當于整個上海地區全年的耗電量，且這些數據中心電力供應70%來自煤電。（二）能源結構偏煤，仍處在能源需求增長期我國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約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85%,在化石能源中，尤以煤炭碳排放占比最高，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氣高70%。我國能源結構以“一煤獨大”為主要特征，2019年，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費比重約為58%,其中煤電排放了約40%的二氧化碳。2020年，我國化石能源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的32.5%,超過歐盟和美國之和，在所有工業大國（地區）中占比最高。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最大投資國，然而，2019年我國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僅為15%,低于全球19%的平均水平。據研究機構測算，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時，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需從目前不到16%提升至80%以上，非化石能源發電量需從目前的34%提升至90%左右。可以預計，要達到以上目標必須付出艱苦努力O（三）能源效率偏低，仍處在高耗能發展階段在加大清潔能源利用的同時，提高能效已成為減少能源部門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據國際能源署數據，在未來20年間，提高能效將削減40%能源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自2015年以來，世界能效增速開始不斷放緩，2018年能效增長幅度僅為1.5%,2019年僅1.6%。中國是世界上能源效率提升幅度最大、能源強度下降最快的經濟體，能源強度年均降速超過2%,能源強度下降幅度達86%。然而，我國能源利用效率整體仍然較低，能源強度仍居高不下，2019年能源強度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是0ECD國家的2.7倍。下一步應積極推動能源綜合化、智慧化利用，加強節能提效和新技術新工藝應用，進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四）綠色低碳關鍵技術尚待突破實現碳中和目標需持續推動低碳領域基礎研究及應用技術研發，重點在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發電、特高壓輸電、適應新型電力系統的智能電網、大容量電化學儲能、大型儲能電站、源網荷側多類型儲能技術、綠色氫能與燃料電池、碳捕集利用與封存（ecus）等領域發力。綠色低碳領域需突破清潔能源供應、新型燃料替代深度脫碳、負碳等三個層面關鍵技術。然而，我國科技創新領域存在科技計劃碎片化、科研項目重復化、科研經費分散化等弊端，創新效率整體不高。應發揮科技創新舉國體制的優勢，優化創新研發資源配置，集中攻克與低碳技術深度融合的關鍵材料設備及核心工藝。（五）市場化體制機制有待完善一是電力市場。當前以“降電價”為主的電力價格體制改革已無法滿足“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新要求。需不斷完善新能源市場化價格機制，推動新能源消納成本在發電側、電網側和用戶側合理分攤，最終形成“誰受益、誰買單”的市場化長效機制，以利用統一的市場出清價格，保障“平價時代”的新能源能夠獲得合理收益。二是碳市場。當前我國碳市場配額仍以免費發放為主，市場化價格機制尚未真正形成，流動性明顯不足。下一步可借鑒歐盟經驗，逐步由免費發放配額過渡到以拍賣為主，碳市場覆蓋范圍從電力行業逐步擴大到工業、交通等行業，覆蓋的溫室氣體可從二氧化碳逐步擴大到甲烷等其他溫室氣體，參與主體可從高耗能行業拓展到金融等相關行業。（六）外部環境仍面臨諸多挑戰當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不同形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標。歐盟是全球氣候治理的“風向標”，自2019年起提出一系列綠色新政，美國拜登政府也欲借新一輪氣候外交政策，重返全球氣候治理舞臺中心。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主張影響深遠。在此背景下，我國順應時代潮流，提出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愿景。然而，我國在氣候治理的外部環境上仍面臨諸多挑戰。一是來自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挑戰。近期歐盟宣布了氣候治理一攬子計劃“Fitfor55",并正式公布碳邊境關稅政策(CBAM)立法提案，擬對來自碳排放限制相對寬松國家和地區的鋁、鋼鐵、水泥、肥料等進口商品征稅。拜登政府正在推行積極氣候能源政策，欲借重返《巴黎協定》及主辦氣候峰會契機，重回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舞臺中心。同時，美國也在起草計劃，擬對未采取積極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征稅。若美歐等國和地方聯手形成西方國家利益主導下的碳邊境稅集團，不僅對我國出口造成重大影響，引發與美歐等碳邊境稅國家新一輪貿易爭端，還可能將我國排擠在新一輪全球氣候治理規則之外。二是“一帶一路”煤電項目正面臨國際輿論質疑、投融資受限等多重挑戰。隨著全球加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共識日益增強，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及海外煤電投資將經受越來越多的國際輿論壓力。當前，來自26個國家的近120家私營和公共金融機構已同意將化石燃料排除在其投資之外；世界銀行和日本、韓國等OECD國家開始限制對燃煤發電項目的財政支持，亞投行也公開表示不再為任何火電項目和涉煤項目提供融資。2021年9月21日，主席提出，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這充分體現了我國將加強清潔能源國際合作的決心。三是我國氣候治理國際話語權有待加強。長期以來，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一直掌握著較強的氣候話語權。自《京都議定書》制訂發達國家未來減排基準以來，歐盟更是引領著氣候變化多邊談判的進程。我國需努力提升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在溫室氣體減排工作中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積極推動《巴黎協定》實施。同時，盡快完善國內氣候變化立法及碳交易機制，并將相關經驗推廣到國際氣候變化治理規則層面，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力。中國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過程中面臨四項重大機遇藍皮書指出，中國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過程中面臨四項重大機遇。1-中國特色制度優勢和全社會廣泛共識，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保障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難以實現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確立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理念，推進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并將應對氣候變化全面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制定了明確目標，采取有力度的政策舉措和行動，政府較強的執行力和全社會對綠色發展的高度共識，在推動綠色低碳轉型上形成強大合力。2020年，中國在GDP比200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基準年）增長超過4倍的同時，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額完成了2009年承諾的45%的高線目標，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8億噸，初步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走上一條符合國情的綠色低碳轉型之路。2.新科技革命和綠色低碳技術變革，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技術支撐當前以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正在重塑全球產業生態。信息網絡技術與能源技術融合，推動化石能源清潔化、清潔能源規模化和能源服務智能化，推動能源技術向綠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轉型。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開發、存儲和傳輸技術的進步，氫能、天然水合物和聚變能等新一代能源技術的發展，促進能源結構從高碳向低碳轉變。有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可以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20%以上。得益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為我國前所未有地進入國際科技前沿地帶提供了機會窗口，特別是在數字智能技術和綠色低碳技術領域走在前列。近年來，我國促進數字智能技術與能源清潔高效開發利用技術融合創新，大力發展智慧能源技術，使其成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力量。3.我國具有綠色低碳轉型的“后發優勢”，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更大空間我國傳統產業規模龐大，通過技術改造加快傳統產業綠色低碳轉型，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產能，發展高技術含量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產業體系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具有巨大的減排潛力。我國能源結構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煤炭消費占比仍高達56.8%,推動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加快去煤化進程，促進光伏、太陽能等新能源成為主體能源，積極開發綠色氫能產業，提高終端用能的電氣化水平，將形成巨大的節能降碳空間。同時，由于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起步較晚，新增的工業產能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可以通過發展綠色低碳產能和綠色基礎設施來實現，避免傳統工業化城市化模式帶來的“鎖定效應”。4.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創造有利條件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連續兩年超過100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經濟體量大，可以分攤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的初始成本，而且初創企業可以依托國內市場進行孵化，加之擁有規模龐大的產業制造體系，既有處在接近全球前沿的產業和技術，也有處在追趕階段的產業和技術，為形成較為完整的綠色產業鏈、發揮不同領域的產業和技術優勢創造了條件。比如，近年來，我國發揮了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以光伏、風電的規模化開發利用促進光伏、風電制造產業發展。2005年以來，中國風力驅動渦輪機容量每年均成倍增長，已具備最大單機容量達10兆瓦的全系列風電機組制造能力，同時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光伏電池板制造國，不斷刷新光伏電池轉換效率世界紀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產業服務體系逐步完善。據生態環境部統計，202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領域裝機和發電量、投資、專利數已連續多年位列全球第一。碳中和進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綠色低碳轉型的競技場藍皮書指出，碳中和進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綠色低碳轉型的競技場。世界各國正在就碳中和問題邁出決定性的步伐，2019年12月歐盟公布“綠色協議”宣布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目標并于2020年3月向聯合國正式提交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戰略；2020年9月中國宣布碳中和；10月日本和韓國宣布碳中和；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在其就任總統之后馬上宣布重返《巴黎協定》，并在一周內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將不遲于2050年前實現全經濟凈零排放，再加上此前已經宣布碳中和的英國、加拿大、南非、墨西哥等，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約占全球GDP的75%）已經宣布走向碳中和，人類開始進入一個低排放發展的新時代。對于這個新時代，有些人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有人稱之為人類從工業文明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或者是走向生態文明的新時代，稱謂無關緊要，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實現從資源依賴向技術依賴的低排放發展轉型。在這一轉型的過程中，歐盟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1972年第一次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挪威首相布倫特蘭提出了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觀點，把擺脫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的發展轉型，作為保護地球家園的道義制高點，并不斷地研發技術，實現發展轉型。在1973年石油危機的推動下，歐盟二氧化碳排放初步達峰，以后雖有反復，但是排放水平總體進入平臺期，1992年《公約》的達成，特別是《京都議定書》的達成和生效，加速了歐盟發展轉型的進程。1997年歐盟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達到50%的能源革命的愿景。到2019年底歐盟二氧化碳排放與1990年相比減少23%,提前并超額完成了《京都議定書》任務要求。2020年9月歐盟又更新其自主貢獻的目標，即到2030年比1990年減排40%提高至不低于55%。如果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比喻為戀愛走向婚姻過程的話，美國就是“戀愛”的熱衷者和“結婚”的逃避者。在推動《公約》《京都議定書》達成的過程中，美國都在其中發揮了主導和引領作用，但是履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時美國出現了第一次“逃婚”，拒絕簽署。在推動《巴黎協定》達成和生效后，美國選擇了再一次“逃婚”。雖然兩次變故措辭不同，但其本質是不愿意履行對排放大國（亦稱新興大國）沒有排放約束力的國際義務。美國的第一次退出，推動了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基礎四國的減排承諾，也推動了《巴黎協定》和碳中和的進程。這次美國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協定》還會對新興大國做出何種要求，人們拭目以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論美國政府如何選擇，不論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的積極，還是小布什、特朗普時代的消極，美國的經濟體系還是按照低排放發展的軌跡在前進。小布什時代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達到了峰值，奧巴馬執政的8年間，美國二氧化碳排放減少了11.1%,由于特朗普的消極，美國2019年比2005年的減排量僅為14.4%,與其承諾的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的目標尚有差距（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了11%,比2005年減排達到23.8%）。特別是特朗普宣稱支持的煤炭消費占比，更是從2005年的23.6%下降到11.9%,減少了11.7個百分點。燃煤發電量從2.18萬億千瓦時，降低到1.05萬億千瓦時，減少了50%以上，即使是在特朗普執政的4年期間，煤炭消費量和燃煤發電量分別下降了27%和28%。隨著全球對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溫室氣體排放源和匯的平衡達成共識，各國或早或晚地將走上低碳排放之路。全球已有191個國家、1萬多個城市、5000多家企業加入聯合國發起的“聯合國氣候雄心聯盟：凈零2050”運動，成為全球碳中和的先行者。在這些引領者的帶動下，一場以碳中和為目標的競賽的大幕已經拉開，這場競賽將推動全球范圍內的綠色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能源系統的變革。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是化石能源燃燒，因此實現碳中和的關鍵是能源系統的變革，首先，不斷優化能源結構，不斷減少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最終實現由非化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由于煤炭單位熱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是石油和天然氣的1.5倍和2倍，在優化能源結構方面減少煤炭消費是世界各國的首選。大致路徑是：先將每千瓦時碳排放量最高的煤炭發電逐步淘汰,進而實現電力的凈零排放。其次，努力擴大電力在終端用能中的比例，在工業系統、交通系統和建筑系統盡可能實現電力對化石能源燃燒的替代。那些暫時無法實現電力替代的工藝、設備和服務，被稱為難以用電力替代的領域，則考慮使用氫工藝技術進行替代，比如發展氫冶金取代焦炭冶金，在航空領域用氫或氫合成燃料取代傳統的化石燃料等。發電領域的替代技術已經非常成熟，也就是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