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人學”主題的文學合唱

長篇小說自2010年出版總量接近4000部之后，作為文學創作中的名副其實的“龍頭老大”，地位更為穩固，其影響也更加巨大。據從有關出版登記與統計部門了解，2011年長篇小說年產量在4300部以上。這樣的一個總量構成中的新增部分，主要在于類型化的網絡小說轉化為紙質作品的力度增大，這使得長篇小說領域里，事實上出現了兩類寫作的明顯分野，一類是偏于嚴肅文學的傳統型寫作，一類是偏于通俗文學的類型化寫作，兩種寫作各有不同的取向，也各有自己的受眾。與類型化長篇小說相比，以專業和半專業作家為主的傳統型寫作，因為追求內容含量與藝術成色，更為文壇內外所看重，人們也由此來觀察年度長篇小說所取得的成就與達到的高度。就這一部分創作的情形來看，2011年仍然是令人驚喜的。這不僅在于許多重量級和實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長篇小說創作，使得長篇小說領域名家聯袂、力作薈萃，還在于他們的寫作，或總有進取，或每有突破，都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長篇小說藝術的不斷刷新。就2011年的傳統型長篇小說來看，各種題材紛至沓來，各種寫法不一而足，稱得上前所少有的豐繁與多樣，但當你去梳理總的閱讀印象時，一個彼此呼應的主旋律就會漸漸地凸現出來，那就是圍繞著人性與個性的探賾，集中于人生與人際的索隱。由此也可以說，2011年的長篇小說，幾乎就是“人學”主題的藝術演繹與文學合唱。一歷史與個人人作為“一定社會關系的總和”，需要生活于一定的社會環境，并要置身于一定的歷史氛圍。這就使人的命運與其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密切相連。因此，人的命運的順遂與坎坷，往往是觀察一定的社會與時代的風向標。我們的作家們正是本著這樣的一個理念，去看取人，去描寫人，在他們的筆下，人作為自然與社會的統一，個性與共性的融合，既不孤單，也不孤立，這使他們的理想總與現實相纏繞，他們的命運總與時運相糾結，從而使個人的浮沉與歌哭，充滿了無常與無奈，也因此具有了各各不同的符號性意味。方方的《武昌城》，以1926年北伐戰爭武昌戰役為中心事件，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與戰斗場景。但這部作品最讓人為之揪心的，卻是馬維甫這個守城的北軍軍官的種種無奈：他看清了攻守雙方的輸贏趨勢，也特別同情夾在其中的無辜百姓，但服從命令的軍人天職使他決意頑固堅守，然而城內百姓的不斷死傷，尤其是表妹的身亡，讓他終于動搖，可是他打開城門讓北伐軍進城后，又覺得自己背叛了上司的信任，革命軍也因而看不起他，他忍受不了內心的糾結，終于跳城身亡。這是個失敗者的故事，然而這失敗，卻又身不由己，幾近宿命。一切都在于歷史的蒼黃翻覆使得他當初的選擇既無出路，又無退路。賈平凹的《古爐》，寫的是他所擅長的鄉土題材，但與他此前作品明顯不同的是，作品在以點代面地表現中國基層社會和鄉土政治的本相時，運用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視點，那就是在政治上、人格上都十分低下和卑微的小人物——狗尿苔，這個被地主婆撿來的孩子，身體本有殘疾，又命定了要打入另冊，在古爐村幾乎被所有的人看不起，他的價值似乎就是拿上一條火繩，給抽煙的人點點火，間或被人們戲弄。這個小人物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但卻連綴起了古爐村的四行八作，由細微處看人際，由低視角看人性，于是，在看來既不對稱的關系，也不正常的視角里，卻格外真實地揭示出了鄉村政治與鄉村人性的異常風景。嚴歌苓的長篇新作《陸犯焉識》，把鏡頭對準了一個生于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知識分子陸焉識，以他的跌宕起伏的坎坷命運，來透視一個知識分子與環繞著他的社會境況的緊張關系。只懂學問，不諳世事的陸焉識，正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這種十足的書生意氣使他在頻仍的政治運動中難逃打擊，輒遭厄運，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勞改。當他終被釋放，獲得自由之后，卻怎么也找不到曾經的家和曾經的愛人，仍然頗顯多余和倍感悵惘。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個知識分子被徹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說這是一曲悲歌的話，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陸焉識個人的乖蹇命運，顯然還有陸焉識所屬身的那段社會與那一時代。肖克凡的《生鐵開花》由“十七年時期”寫起，重點抒寫了“文革”時期的工廠生態與工人命運，并折射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史進程。作者采取了以戲寫人、戲中有戲的結構方式，那就是以一群高中生由“文革”初期的演出革命“樣板戲”《沙家浜》，到因政治宣傳需要集體走進華北電機廠，再到成為工人之后的漸次分化與相互糾葛，以及改革開放時期面臨的種種挑戰與隱痛，把當代工人的運程與當代社會的進程內在地連接起來，使得他們的成熟與浮沉、成長與進退，都分別成為工廠的興衰與時代的變異的具體佐證與生動注腳。或者說，作品就以這樣一些工人的幢幢身影，巧妙地構成了一卷精彩的歷史縮影。二人倫與女性人倫這個出自儒家學說的概念，現在已不特指尊卑長幼之間的關系，而常用來指稱以家庭天倫為基礎的人與人的關系。古人云：“人倫睦，則天道順”，極言人倫對于人道的重要。事實上，只有小家之和睦，才有大家之和諧，社會生活才能井然有序，人們才能共存共榮。在現實人倫之中，女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人們在看待和談論人倫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意義。因而，長篇小說中出現的涉及女性與人倫的描寫，就分外地讓人欣喜，格外地引人關注。王安憶的《天香》由明清之際上海的申家建造“天香園”的起起伏伏，描寫了刺繡的興起與申家的沉浮，展示了明清之際的滬上風情與世間萬象。這部小說能以小角度的小故事，透射出大視野與大格局，卻是發揮了作者的獨家所長，那就是以一個個小女人的角色來凸顯一個家族人們的命運變遷。申府中的女人之間的親密疏遠，實際上決定了申家的內在氣韻。與柯海恩恩愛愛的小綢，因柯海要納閔家女兒為妾，從此情意斷絕。閔家女兒繡藝巧奪天工，在厚道的鎮海媳婦的牽引下，她和小綢終于能和睦相處，使“天香園繡”生發出新的氣象。天地很小的女性們，切切實實地傳承了民間工藝，滋潤了一方水土，她們營造出來的這個小世界，也當然地屬于我們，屬于歷史。孫慧芬的《秉德女人》中的秉德女人，從一開始就跌入人生的最低谷，接下來是毀滅的加速和反復。但秉德女人又是一個美的化身，無論面臨什么樣的打擊與挫折，她釋發來的總是內心深處的善。這種善讓她繼續活下來，并且坦然接受了命運中的諸多不幸。比如被搶劫式地嫁給申秉德，又遭到了曹宇環、周成官的欺辱，和秉東、秉義等家族中的男人發生的或自愿接受或曖昧不清的關系。小說在一個女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社會歷史的動蕩、男權社會的霸道等。秉德女人的命運，既是鄉村生活倫理的可能結果，也是社會歷史帶給她的必然結局。因而，小說描述的一個中國女人悲苦又倔強的人生，飽含了作者對于女性生命觀的思索，也蘊涵了對于男權社會史的批判。葛水平的長篇新作《裸地》，依然書寫的是作者所熟稔的鄉土題材，但時代背景卻拉回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個作品在書寫自然意義的“裸地”的同時，還書寫了另一重意義上的“裸地”：女女這個非凡的女性，本想把全部心思用在種地上，而誰料想被無后的富戶蓋運昌看上，被他典來當做了傳宗接代的一塊“沃土”。而這個女女既讓蓋運昌泄欲，又為蓋運昌養老，最終成了蓋運昌沒有名分的紅顏知己。作者揭示給人們的，不僅是自然的土地，還有女人的心地。這樣的雙重含義，使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鄉土題材范疇，而具有土地養人，女性也養人，因之都值得善待和敬重的多重寓意。顯然，作品既是土地的挽歌，又是女性的頌歌。三存在與精神社會生活的復雜多變與斑駁陸離，常常會使人難以完全適從，并引發精神狀態的種種異動，從而帶來存在與意識的分離與分裂，造成現實與理想的錯失與錯位，這種互文性現象，既可由現實的視角來窺探人們的精神走向，也可由精神的層面來反觀現實的問題。在社會生活變動不居的當下，人們的精神狀態也在隨之變異，并由此反襯出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這種精神異動現象在2011年中，得到了一些作家的高度關注，并在他們的長篇新作之中，就此作出了自己的獨到的解讀。格非的長篇新作《春盡江南》，并沒有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從主題到故事，從人物到意趣，都接續著《人面桃花》、《山河入夢》順勢而來，而是把那個“烏托邦”意象“花家舍”，作了一種完全虛化的處理，甚至以一些商人的附庸風雅，讓它變成了物質社會的一處風景。作品把敘事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丈夫譚端午與俗世社會的格格不入以及妻子龐家玉在生活潮動中的如魚得水。這種錯位的人生，不僅導致了這對大學生夫婦的無奈分手，背后還進而隱喻了青年知識分子在生活沖刷中的日漸分化。在這里，不僅“花家舍”變味了，而且像譚功達那樣鐘情于“花家舍”的理想者也沒有了，有的只是譚端午這樣守住了理想卻守不住妻子的失敗者。作品在譚端午與龐家玉的看似南轅北轍的人生追求中，嚴峻地審視著現實，也嚴厲地反省著“自我”，苦澀的現實觀照之中，別具一種精神拷問的深長意味。歌兌的首部長篇《坼裂》，充滿了生活的元氣與青春的生氣。作品以男軍醫林絮與女軍醫卿爽雙向視角的交叉敘事，一方面以連續不斷的突發事件，描述了兩人各自在遭遇地震時的奔赴災區的醫療救護，一方面又以二人通話與短信、見聞與觀感，描寫與地震坼裂同時發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裂變。作品的兩位主角，以及他們的地震經歷，都顯得較為特別，甚至有些另類，逾越了人們一般的或通常的閱讀經驗。作品結尾林絮為救卿爽的奮不顧身，既把林絮與卿爽之間的個人私情升華到一種人間大愛，也讓他們各自稍顯雜沓的人生攀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皮皮這次新推出的《黃昏的下落》，一反舊慣地描寫了一樁疑竇叢生的謀殺案。在中年男人藤風蹊蹺死于某公園的案件中，與他有染的幾位女性都有嫌疑，讓人最意料不到的是參與辦案的女線人齊安，竟然是其中最大的嫌疑犯。作品圍繞著藤風的人際關系和相關關系人，既寫他人眼中的藤風其人，又寫藤風眼中的幾位女性，在一種互看與互證之中，揭示當下社會人們從情感到精神存在的迷失與病癥。這實際上是通過一樁謎題式的命案，來進行人性病象的審視和生活病灶的診斷，而且似乎線索理順了又未完全厘清，似乎答案找到了也還不能確定。一樁案件的種種懸疑，似乎又莫名其妙地轉移到了生活之中。四人生與個性人們常把“浮世”與人生并稱，并以“浮沉”喻比命運起伏。人之行世，猶如大海行舟，既要辨別方向，又要把好舵盤。在這里，客觀條件一般難以改變，個人主體就顯得尤為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又常說“性格決定命運”。但在我們的作家看來，性格在決定命運的同時，也在測量著環境，考量著社會。環境充分寬松，社會足夠包容，從而讓各各不同的個性得以存身并得到伸展，其實是社會在人性化層面上不斷進步的重要標志。王剛的《關關雎鳩》，從題目上看，會讓人以為主寫男女愛情，但實際上表現的卻是主人公聞迅由劇作家轉任戲劇學院教師之后的種種不適應，由此反思當下大學教育與文學教育的遠離本義。堅持自己的人文理想的聞迅，因為不遷就世俗，不屈就自己，不僅在教師同行中較為孤立，而且也不受青年學生的待見，真正懂得他并欣賞他的，只有那個也癡迷皮蘭德婁戲劇的漂亮女教師岳康康，聞迅原本對岳康康只是莫名的暗戀，但共同的旨趣與彼此的心儀讓他們相知相戀，并使這種關系成為處處碰壁的聞迅在情感與精神上的唯一慰藉。因此，這里的“關關雎鳩”，便不僅有著吟唱愛情的近義，還有著呼喚理想的遠義，也許還有著理想的可望不可即的隱義。王旭光的長篇新作《天地之骨》，讀后讓人掩卷難忘。作品里的男主人公——八級瓦工的兒子曾思凡，終于在建筑學院畢業后成為一名建筑設計師，少年時的美好憧憬與學成后的高遠理想交織在一起，使他成為某市建筑行業的著名設計師，但身懷絕技的他卻并不順遂，在重要設計項目的招標上，他既要與國外的強勁對手一較高下，又要和昏庸的政府官員全力博弈，稍不留神還會被伺機而動的市場大鱷暗中掌控。他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理念毫不妥協，但卻越來越感到孤獨和無力，直到罹患白血病英年早逝。一直深愛著他的婷婷在心里不斷地發問：“是什么東西把你壓垮了？是該死的建筑，還是你那讓人扼腕而嘆的性格？”這個問題像一個不斷放大的問號，也會在每一個讀者心里盤桓不已，揮之難去。林雪兒的《婦科醫生》，主要以女醫學博士江小鷗為中心人物，寫一個婦科醫生追求理想的過程。作品在一種很現實、很日常的生活場景中，寫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處處碰壁，但卻并不氣餒的故事。江小鷗大學畢業后，本來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卻被分到縣保健院。縣保健院環境不好，很多理想難以實現，而江小鷗總是保持著對理想的追求，并不因此怨天尤人，放棄自己。作品由江小鷗的遭際與堅持，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工作環境是不是出了問題？一個好人為什么就難以實現他的理想？作品塑造江小鷗這樣一個理想的人物，同時對這個人物生存的社會環境產生疑問，對媚俗的、勢利的現象進行了批判。此外，作品在青衣巷地域民俗的描寫上，在江小鷗與楊船離異之后仍然相好的描寫上，也都以其別致的意蘊令人難忘。五情感與情性都市言情一向是長篇小說中持續不斷的熱點，而隨著一些青春文學作家的迅速成長與強力介入，這一主題便在長篇領域里格外凸顯。年輕的作家們所以專注于都市言情，不僅在于情感本身即是人生的重要主題，還在于當下都市情感的不斷變異和撲朔迷離，這既令人為之迷惘，又很引人為之迷醉。2011年間描寫都市情感的作品較多，但有四部作品值得特別注意，它們雖然同寫情感，卻又各有旨趣，尤其是力圖寫出情感內里的情懷與情性，作者寫得有聲有色，讀來也格外有滋有味。青年作家辛夷塢的《浮世浮城》，在趙旬旬與池澄各有所屬又不無曖昧的情感糾葛中，逐漸抖落出或為他們不知，或為他們忽視的實情，這使他們之間情仇交織，愛恨交加，而谷陽山上的遇險、受傷和療治，以及這一過程中的攤牌、交底與傾訴，又使他們慢慢地化開仇怨，解開心結，并在試圖分開之時，相互都選擇了擁抱。在旬旬與池澄的故事敘述里，作者很好地運用了欲揚故抑的手段，由此既充分展示了兩位主人公的各自性情，又深刻揭示了作品人物的內在人性，從而達到一種人性的拷問與人生的自審。浮石的《皂香之塵世浮生》，描寫了已有妻子的洪均與幾位女性的婚外戀情。他在妻子之外已有護士情人黃纓兒，后又為女大學生王小薏所引動，而他以為安分守己的妻子虞可人，實際上也在與他人暗度陳倉。如果說洪均的際遇說明婚姻不是愛情的保險柜的話，那么，他的朋友于樂肆無忌憚地勾引一個個年輕的女性，就更與愛情沒有什么干系。情是性的因子，性是情的結果，這里唯獨流失了愛。作品的結尾寫到洪均強忍著自己不去動醉酒的王小薏，但還是沒有忍住，終于引來一場未知的麻煩，這是意外還是宿命，一切都難以確定。但能夠預見的是，欲念的失守必然帶來命運的失控，確可篤定無疑。陳婞的《性靈》里的白領帥男白云憶，因初戀情人嘉茜的莫名逝去長期陷入失戀的傷感不能自拔，當他決意走出失戀的陰影重新開始新的戀情時，卻發現自己已經陽痿，只能耽于意淫，情與性發生了嚴重的分離。他接觸了別的女性之后進而發現，她們也無不是靈與肉相互分裂，情與性相互分離。由此，作品便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揭示了當下都市情感生活在熱鬧表象背后的問題所在，那就是誠信的缺失已嚴重地侵蝕到愛情的肌理深層，使愛情失卻了心的相吸、靈的互動。這使這部作品在對社會痼疾的深邃診斷之中，充滿著一種對于靈肉和諧的男女情感的深切呼喚。焦沖的《男人三十》，以留京工作的大學生人群為描寫對象，實際上展開了兩條相互交織的故事主線，那就是已婚的孫文虎與葛曉菲的不咸不淡的婚姻生活，以及未婚的甘旭然如火如荼的多頭戀情。孫文虎只擔憂他與葛曉菲的不孕不育，甘旭然只關心把他所遇到的女性“泡到手”。問題在于，看似愿望正當的孫文虎最終愿望落了空，而看似用意不軌的甘旭然卻頻頻得手。在各自意愿的遂與不遂中，作品實際上也揭示出了當下都市情感中存在的錯亂與迷失。在愛的游戲中，只有真玩的，沒有人玩真的，這種表象上的熱鬧，實質上也是一種人情的虛榮、人性的悲哀。六青春與成長青春成長是青春文學中的基本主題，但隨著一些青春文學作家自身的成長，這一主題有如直通車一般也進入到了當下的傳統型小說創作之中，成為長篇領域里越來越凸顯的重要主題之一。從2011年的幾部青春題材作品來看，青春文學作家們帶來的，不只是在“寫什么”上的別開生面，還有在“怎么寫”上的自出機杼，那就是把游戲性筆墨、反諷性意蘊帶入小說創作之中，讓小說變得有了意思，也添了諧趣。章元的長篇新作《去年在外面的房間》，依然以秉性痞頑的美女作家布布為主角，寫她與幾位女友的交往，與幾位男友的交際，一個知識女性在物欲橫流的世俗社會里，以“作”的方式尋求著可以“愛”、可以“婚”的男性，但卻每每和“愛”與“婚”擦肩而過，收到的只有加倍的失望與無盡的困惑。作品里布布的尖嘴薄舌與熱嘲冷諷，諷喻著社會的世風日下，作品結尾處也不無意味地告知人們：“永不停止的私奔和偷情，總是在路上。當然，這條路上，還有外面渴望的愛情。”這條路上，真是無所不有，充滿未知，它內含了可能的失望，也寄寓了可能的希望，它所嚴峻考驗著的，是每一個上路的行者。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石一楓的《戀戀北京》，延續了他已有的創作追求，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個性風格，那就是專注于邊緣狀態的都市生活，為混跡于底層的小人物描形造影。作品里滿含痞味的趙小提，因為個性使然與慣性所致，總是以一點正經沒有的方式為人處世，包括對待愛情和女性，而這卻漸漸引動了正經為人也清純可人的小女生姚睫的好感，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青年男女，就此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