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時期興兵進行統一戰爭的用兵方法,軍事理論論文摘要：朱元璋渡江占領南京以后，先后擊敗陳友諒，消滅張士誠，迫降方國珍，統一江南地區。為實現全國統一，朱元璋興兵進行封建統一戰爭，集京師優勢兵力，施戰守多變的用兵之道，南下平定閩廣、北伐中原、突襲大都、西進晉陜甘藏、平叛西南、出兵遼東和漠北、掃清殘元勢力和割據勢力，穩固了明朝的統治，穩固了南京的京師地位，為明朝立國奠定堅實的軍事基礎。對朱元璋的封建統一戰爭中的用兵之道進行系統闡述。本文關鍵詞語:洪武;大一統;統一戰爭;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大一統〞是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割據的政治理念。(春秋·公羊傳〕初次提出“大一統〞[1]。西漢董仲舒進一步闡述了公羊學講的大一統思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2]董仲舒主張統治者施仁政以實現大一統，提出了“免除百家，獨尊儒術〞，“大一統〞自此深切進入人心。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以實現國家主權和領土完好作為追求的目的。自秦朝實現了政治上統一，至今兩千多年，“統一的時間約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時間約占三分之一。〞[3]朱元璋承襲“大一統〞觀，率軍征戰十七年，推翻了元朝統治、實現“大一統〞。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公布(即位詔〕，強調元朝國運終結，自個承天意、受天命，建立明朝，建元洪武[4]。洪武元年九月，朱元璋平元都，詔天下統一戰爭的正當性和明朝的合法性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5]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以位正統，提出了“華夷一家〞，宣告“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6]一、北伐西征，雙向用兵為摧垮元朝統治，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南北同時用兵，派胡美、湯和、廖永忠從陸路、水路進軍，以勢不可當之勢攻取了福建和兩廣；派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以京衛軍為主力北伐中原。先后取山東、攻河南、入潼關，向大都逼近。(一)北伐克大都洪武元年閏七月，明軍大舉北伐入通州，元順帝從城西北建德門逃，出居庸關往上都開平(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洪武元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元朝滅亡，改大都路為北平府，設六衛防守。南京在北京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7]。原屬南京衛所的飛熊、淮安、徐州等五所之軍士約一萬五千人整體留駐北平，明軍乘勝平大都以北地區。元殘存余留仍有十萬人踞晉甘，十萬守陜西，二十余萬陳兵遼東，企圖東山再起。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授命攻山西，于太原附近擊敗元軍，擴廓帖木兒逃往甘肅。洪武二年(1369)正月，明軍占領山西，隨即徐達率常遇春、馮宗異進軍陜西，殲滅李思齊、張思道所部元軍，八月占領陜西。(二)分兵挺進陜甘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率元室重臣和部分退往漠北，先后居開平(今內蒙古多倫西北)、達里泊(即呼倫湖，在呼倫貝爾境內)、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元軍主力并沒有被消滅，仍保存著較強的實力。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為徹底消滅北元主力，興師北伐，命大將軍徐達率領副將軍李文忠、馮宗異、鄧愈、湯和出征。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為剿滅在定西(今屬甘肅)屯踞十數萬的元軍，借元順帝妥歡帖木兒病亡、北元昭宗愛猷識理答臘繼位立足未穩之機，集結優勢兵力，分兵西東兩路進攻陜甘。東路軍李文忠大獲全勝，俘虜北元皇室多人，元昭宗北逃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徐達率西路軍在沈兒峪(今甘肅定西縣以北)打敗擴廓帖木兒軍，俘獲八萬余人，迫擴廓帖木兒率少數親軍渡黃河趨和林。明軍北征大勝，迫使北元殘存余留勢力從應昌、定西一線北撤。元昭宗愛猷識理答臘退至和林以后，不甘失敗，重設統治機構，更換年號，任擴廓帖木兒為中書右丞，選用能臣，負隅頑抗。洪武五年(1372)正月，為徹底摧毀擴廓帖木兒，永清沙漠，朱元璋再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遣師北征，分三路率十五萬兵出擊[8]。擴廓帖木兒借助有利地形率軍抵抗，在嶺北(今蒙古烏蘭巴托東北)擊敗徐達，中路軍死傷數萬；元昭宗愛猷識理答臘在且退且戰中突襲明軍，重創東路軍；僅西路宋國公馮勝率師攻取了甘肅[9]。甘肅從此納入明朝的疆域。征西經過中，朱元璋調用了南京京衛將士作為主力，對出征甘肅的吐蕃及西安、河南官員，以及南京京衛軍士論功行賞[9,10]。洪武八年(1375)，擴廓帖木兒死于蒙古，西北殘元勢力削弱。二、進兵西南，水陸并進(一)平定川蜀元至正十五年(1355)，徐壽輝領導的紅巾軍任命的統兵征虜大元帥明玉珍據成都，遂又率兵由巫峽入川蜀，占領重慶。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被部下推為隴蜀王，至正二十二年(1362)即皇帝位，建都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死，年僅十歲的明昇繼位，母彭氏聽政，大臣間相互殺戮，國柄旁落[11]。朱元璋在對明昇招降失敗后，為迅速平定西南邊陲，洪武四年(1371)正月調兵遣將，以南北兩路大軍水陸并進，攻奪四川。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南路軍以水師為主力，進長江從水路攻重慶；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北路軍以步騎經秦隴發兵成都[12]。六月，廖永忠軍抵重慶，駐軍銅鑼峽，不久湯和率軍抵達重慶，與廖永忠軍會師，駐兵朝天門外，明昇率部下至軍門投降。七月，傅友德與戴壽、向大亨等惡戰于成都城下，戴壽得知明昇已降，軍無斗志，乃籍府庫倉廩納款投誠，成都平定。八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兵會傅友德攻克保寧，蜀地迅速平定，歷時九年的大夏滅亡[11]。(二)戰守并舉朱元璋在平蜀戰爭中，采取就近調兵，戰后并守的用兵策略。攻重慶就近調用京衛水軍和湖廣水軍，攻成都調用周邊豫陜步騎軍，減少消耗，節省軍費開支。戰后設成都都衛及右中前后四衛，留官軍鎮守成都，以穩固戰果[13]。陸續分置保寧守御千戶所、重慶守御千戶所、敘南、青川二守御千戶所[13]。(三)克昆明、大理平定川蜀后，殲滅云南的殘元勢力提上日程。元梁王匝剌瓦爾密把持政權，占據云南東部及貴州西部，段氏兄弟割據于云南西部的大理。忽必烈登基稱帝時，封五子忽哥赤為云南王，曾孫孛羅稱霸云南二十年，其子把匝剌瓦爾密襲爵后承父志，擁兵二十萬通北元。明廷曾遣使招降元梁王，梁王和段氏駐守云南，尊北元為正朔，拒招降，殺使臣。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調集三十萬各地官軍，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出征云南[14]。大軍以南京軍為主，旌旗為南京軍的番號和建置[15]。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攻克昆明，元梁王兵敗自殺。閏二月，藍玉、沐英進軍大理。頭目段世依托大理險要地勢抗拒明軍，明軍于下關(南詔皮羅閣所筑龍尾關)、上關(龍首關)兩面夾擊，段世就擒被押至南京，云南基本平定。(四)京軍主力戰后留置洪武十五年四月，烏撒(今貴州威寧)、東川(今云南會澤)、芒部(今云南雄鎮)復叛[15]，九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下未服諸蠻[15]。明朝平定云南后，為控制各地，先后設置云南左右前后等十四衛指揮使司[16]。又革臨安宣慰司，置臨安府及臨安衛指揮使司[16]。其后置云南布政使司，命汝南侯梅思祖暫署云南布政使司事，統云南全境[17]。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為五十二府[18]。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命傅有德、藍玉班師回朝，并“復諭西平侯沐英曰：“云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19]于是，留副將軍沐英率以數萬兵鎮云南[15]，留五都司官兵及南京京師諸衛和江北和陽、府軍右、廬州鳳陽、壽州諸南直隸兵戍守云南[18,20,21,22,23]。為保證鎮守云南數萬軍兵糧餉充盈及邊疆地區穩定，朱元璋實行屯田自給，留“大軍屯聚〞，[24]亦軍亦農。凡駐滇軍和留戍云南軍，其家屬就地安置；凡官兵，平常屯田，戰時征伐。“詔在京軍士戍守云南者其家屬，俱遣詣戍所，戶賜白金十兩、鈔十錠，令所過軍衛相繼護送。〞[25]可見，南京京師京畿駐兵軍士對攻取、留鎮云南的發揮了重要作用。留鎮云南的四個都司及南京京軍和南直隸的兵力，隱兵于衛所，駐守于州縣，不涉邊疆傣族領地。明朝在平定對云南的經過中建立起第一批軍事衛所，官軍是征南大軍主力的一部分，他們隨沐英留鎮于云南，衛所統轄官軍的數量為九萬[26,27]。三、平定遼東、漠北元順帝兵敗大都北奔后，東北大部分地區仍然為北元地方強臣占據。洪武元年，納哈出以遼陽行省左丞相坐鎮金山(今吉林雙遼東北)，以二十萬兵馬拱衛北元統治；知院哈刺章駐守沈陽古城，行省高家奴守遼陽山寨，行省平章劉益守遼東半島，給明朝的東北邊防構成重大威脅。(一)欽命降將管轄遼東洪武四年二月，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迫于明軍壓力奉表投降，朱元璋遂設置遼東衛指揮使司，并欽任降將劉益為指揮同知[28]，首開通明達朝勢力浸透遼東之先河。五月，遼東衛指揮同知劉益被故元平章洪保保等人叛殺[29]。六月，故元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將叛殺劉益的逆并故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送至明廷。于是，明朝以吳立、張良佐、房暠為遼東衛指揮僉事[30]。七月，設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總轄遼東衛所軍馬[31]。明朝在遼東機構設置中強化了軍事實力，迫降了故元平章高家奴等北元遼東將領，削弱了反叛氣力[32]。洪武五年六月，明朝以設立郡縣的措施，置遼東金、蓋、復三州[33]。洪武八年，明朝將定遼都衛改為遼東都司。洪武十年(1377)，罷所屬府縣，軍政由衛所治理，實行軍民合一。(二)迫降納哈出占據金山的元將納哈出，對明朝統治遼東造成威脅。洪武四年，遼東衛奏請朝廷增兵防范[30]。為徹底挫敗納哈出的侵擾，加強明朝在遼東的軍事實力，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朱元璋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二十萬兵北伐[34]。五月，迫使納哈出及所部投降[35]。大將軍馮勝在班師回京途中，再掃殘敵，俘獲傷殘番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和大批戰車及軍馬[35]，并將降將家屬安置于信州[36]，至此遼東平定。(三)朝廷補給遼東軍需洪武初期，遼東地區屯種未興，生產有待經營，不能保證本身的供應，遼東衛所的給養由朝廷供應[37]。由于漕運未復，朱元璋經常派遣將領率京師京畿駐兵通過江南的海運，把軍糧運到遼東，以保證鎮守遼東官軍的軍餉[38,39,40,41,42,43,44]。從洪武初期到后期，由南京海運到遼東的糧米多則達七十五萬余石，少則十數萬石。南京京師和京畿駐兵在加強遼東地區的控制和經營經過中起到重要作用，洪武時期調南京京衛軍鎮守遼東[45]。(四)肅清沙漠北元殘敵平定遼東、征降納哈出之后，朱元璋把肅清沙漠的戰略設想提上日程。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退出長城，洪武三年死于應昌，其子元昭宗愛猷識理答臘嗣復北走和林，洪武十一年(1378)年病故，其弟脫古思帖木兒為大汗，是為益宗。洪武二十年(1378)九月，朱元璋任命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肅清沙漠[46]。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藍玉等率師十五萬于捕魚兒海(今內蒙與蒙古國交界之貝爾湖)打敗北元軍，徹底摧毀了北元朝廷。捕魚兒海之役，明軍大獲全勝，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北遁，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被俘，獲益宗次子地保奴、妃及故太子妃并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官屬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余口，得寶璽、圖書、牌面、宣照會、金印、銀印諸物[47]。洪武二十二年(1389)，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北逃和林途中為部下也速迭兒襲殺。北元三主，元順帝妥歡帖木兒、元昭宗愛猷識理答臘、益宗脫古思帖木兒俱在明軍的軍事打擊下不斷北退，北元汗廷所擁有的軍事實力損失殆盡，權利解體。捕魚兒海之役后，明朝北疆趨于穩定。(五)積極防御，京軍鎮守北平。明初以南京為京師，將北平作為軍事中心，從東起遼東、西至甘肅的長城，實行積極的北邊防御策略。在這一帶設重兵守御，剿捕北元殘存余留勢力。防守長城一線大部分是由當地的軍兵駐屯，仍有部分來自于各地方衛所和南京京師京畿衛所。洪武七年(1374)，戍守北平軍士有來自南京、鳳陽、滁州、沂州、淮安、大河及山東、河南各衛[48]。洪武八年，南京內部調整衛所合并改設鐘山、龍驤等衛所，諸衛所余軍調北平諸處守御[49]。洪武十四年四月，都督府選騎士赴北平北征[50]，跟隨徐達征進的一萬六千余人，大部分調自于南京京師京畿衛所。徐達率領的大軍是一支包括南京京軍在內的機動，常年駐守北平等處，抵御蒙古南下，修繕城池，練兵備御。洪武十八年(1385)八月，朱元璋又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京衛將士往北平操練[51]。由此可見，在北元朝廷滅亡、蒙古草原敵對勢力被擊潰前，南京京衛和京畿衛所，為北部防線提供了優勢兵力。四、結論從1351年元末群雄四起到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歷時十八年。朱元璋先后領導了農民起義戰爭，封建兼并戰爭，封建統一戰爭。朱元璋在1367年統一江南后，心系一統，居安思危，調動戰略機動即京師駐軍，南北同時用兵，南下平定閩廣，揮師北伐中原，突襲占領元大都，趕走元順帝，推翻了八十九年的元朝統治，西進晉陜甘藏、攻四川、平云南、迫降遼東打擊殘元勢力，完成了統一大業。朱元璋自建國后，用二十余年時間統一全國，削除了元末群雄割據的局面，實現了新的“大一統〞。朱元璋的用兵智慧，為明朝實現全國“大一統〞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統一和完好，是華夏兒女數千年的共同愿望，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史為鑒，創始將來，大一統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仍然是中華民族共創輝煌堅不可摧的強大動力。以下為參考文獻[1]公羊高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M].顧馨,徐明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1.[2]班固.漢書中冊:卷56,董仲舒傳[M].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1918.[3]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161.[4]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29[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477.[5]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35[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632.[6]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53[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048.[7]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34[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619-620.[8]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1[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321.[9]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4[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358,1371.[10]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6[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406.[11]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11,太祖平夏[M]北京:中華書局,1977:150-153,159-160.[12]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0[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167.[13]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8[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278,1279,1280，1285.[14]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39[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185.[15]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M].北京:中華書局，1977:166,169，170,171.[16]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1[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224,2229.[17]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2[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233.[18]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3[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250，2258.[19]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53[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391.[20]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6[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291,2292-2293.[21]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7[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300,2318.[22]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52[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390.[23]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66[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554.[24]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44[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267-2268.[25]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84[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771-2772.[26]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59[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459.[27]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202[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3032.[28]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1[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191-1192.[29]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5[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230.[30]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6[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241，1249.[31]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67[M].臺牝:“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253-1254.[32]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6[M].臺牝:“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395-1396.[33]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4[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1359.[34]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80[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721.[35]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82[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748-2749,2751-2752.[36]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183[M].臺北:“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2757-2758.[37]姚廣孝，夏原吉，楊士奇,等明太祖實錄卷72[M].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