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變革與突破

近幾年來，在國家的大力倡導與支持下，我國的文化產業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2007年我們的文化消費需求總量達到6300億～6600億元，2008年將突破7000億元。2007年在GDP增長率為11.4%、總量達246619億元的情況下，文化產業占GDP的比重仍達2.45%，比上年提高了0.3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從業人員有1132萬人，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為1.48%，占城鎮從業人員比重為4.0%。這些數據表明，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對提供就業機會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文化產業的發展似乎也走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原創性產品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后勁不足，文化產品影響力不強等問題日益顯現。例如，在作為文化產業核心產品的圖書出版方面，雖然已達到每年出版新書25萬種之多，但除教材、教學輔導書占了相當的數量之外，許多為改編、注釋一類作品，原創性作品的比例低，另外單種圖書的印數也呈明顯下降趨勢。隨著“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實施，中國近年來的圖書版權貿易逆差大幅下降，已經由最高時期的15∶1下降到現在的大約5∶1。2007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各成員單位共向海外輸出版權1397項（不含港澳臺地區），比2006年增加200多項，這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從實際輸出的版權種類來看，古籍、繪畫書法、中醫藥類版權占絕大部分，自然科技、人文社科類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輸出的國家也主要局限在東南亞一帶華文圈內，圖書產品依然缺乏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總的來看，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不強，或者說很弱。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文化軟實力”這一概念，明確把“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的文化發展戰略。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尺度之一，“文化軟實力”指的是與經濟、科技、軍事等所表現出的“硬實力”相對應的國家力量。依筆者之見，文化軟實力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文化的創造力。這是一個民族善于在繼承自己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學習借鑒先進的外來文化，并根據現實的需求創造新文化的能力。它包括繼承能力、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等。其次是文化的作用力。這是文化對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起支撐和推進作用的能力，它包括文化的凝聚力、組織力、約束力等。第三是文化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優秀的文化對世界文化所作的貢獻，包括對異文化的吸引力、說服力、在異文化中的傳播力等。對于文化產業來說，文化軟實力就具體表現為文化產品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如市場覆蓋率和占有率）。一制約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兩塊短板就現實的情況看，或許我們的生產力有了比較大的發展，但偏重于產品的量，產品的質還不高，產品的結構也不合理，缺乏競爭力。這些問題的出現，尤其在發展的初期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有必要認真考慮，切實解決，才能有所突破。造成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產品生產的角度看，有兩個薄弱環節嚴重地制約著我們。（一）產品生產重技術甚于重內容文化產業是以大規模的復制技術和高效能的傳播技術為前提發展起來的，我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晚，但充分利用了后發優勢，乘著世界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的快車，文化產業的有關技術部分發展很快，特別以網絡文化服務業最為突出。其他如影視、音像產品的制作和傳輸技術水平，圖書、報刊的印制技術水平，舞臺演出的技術服務水平等比之國際水準毫不遜色。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就是這些高科技水平的一個縮影，足以讓世界瞠目。充分重視技術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是對的，但是問題在于我們的內容創作卻比較貧乏，數量少、質量低，與技術的先進性嚴重脫節，或者說，我們常常用先進的技術來掩蓋內容的貧乏。例如，很多國產大片主要是依賴現代化的高科技制作手段吸引觀眾，但所表現的內涵卻非常淺薄；圖書的印制包裝越來越精美甚至豪華，內容卻多為重復、炒冷飯或者平庸之作。我們每年生產數百部電視劇，大都為模式化制作的低劣產品，根本無法與觀眾見面，其出產之日就是終結之時。由于內容的薄弱，我們的文化出口不但進入不了歐美的主流社會，甚至連主要出口對象——亞太地區，對我國文化產品的需求也多集中在教材教輔、體育設備、文化娛樂設施等器材和用具方面。由于自主產品的質與量欠缺，大量占據我們花巨資建設的優質傳輸通道的，是我們付費購買來的美國大片、韓劇、日本動漫等。（二）在內容創作方面，或者說文化創造方面，我們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意義眾所周知，文化作為一個符號系統，是由能指和所指，即形式與意義兩方面構成的。但是我們現在所創造的文化，大多在形式方面下工夫。“文化”一詞在今天的中國，大概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任何一個東西要推銷，動輒就可冠以“文化”。賣酒的是弘揚酒文化，賣煙的吆喝煙文化，賣茶的宣傳茶文化，但除了那個物質（商品）本身，卻不知道其文化究竟何在？我們在文化創造中常愛使用的所謂“中國元素”，例如燈籠、京戲臉譜等等，往往只是一些空洞的符號，沒有意義的支撐，徒具形式而缺乏實在的內容。韓劇的成功，其根本在于以韓國活生生的文化——衣、食、住、行、家庭鄰里、社會生活的真實展示為賣點。而我們的眾多文化產品，最缺乏的就是“文化”，特別是文化的內容和意義。文化就其本質來說，是生活行為的態度和樣式，同時也為這樣的生活行為提供意義。因此，文化是有表現形式的，但它決不能只是形式，它是“有意義的形式”。文化的意義首先是在文化持有者生活中的意義，然后才會對異文化的持有者產生意義。其意義越大，文化的凝聚力、影響力才會越大。文化的意義也是區別真實文化與虛假文化的重要標準。“端午節”之所以成為韓國的文化遺產，而沒有成為我們的文化遺產，與我們過去長期不重視這一傳統節日的文化意義，因而這一節日只剩下了一些簡單的如吃粽子之類的民俗有關。而在韓國江陵地區，匯集了其國內的傳統習俗，并發展出屬于自己的獨特內容，是一項大規模的祭奠儀式，也是這一地區全民的慶典活動。它既有保存歷史（與該地區的神話傳說相聯系）、文化和祈福的多重功能，還蘊涵陶冶民眾性情、形成族群認同的目的，進而成為韓國民族精神的象征。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們很多優秀的傳統文化被丟失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對一切文化成果（包括所吸收的西方優秀文化成果）的肆意破壞，最終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斷裂。改革開放后，舉國上下忙于經濟建設而忽略文化建設，一度“商品拜物教”盛行，物欲橫流、道德滑坡、低俗為王。近幾年來，發現了文化的經濟意義，但著眼于把文化作為一種經濟手段來使用，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并不是從文化本身的需求和意義出發。當然，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文化也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格局，不同階層、不同個性的文化需求、文化表達都得到社會的包容和接納，但時至今日，并沒有形成一種既繼承了優秀的文化傳統，又富于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所傳揚的中華民族先進文化。毫無疑問，從黨的“十二大”以來，我們就開始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十四屆六中全會就是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主題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等，并且投入了很多資金，做了很多工作，力爭向廣大人民群眾提供豐富的精神文化產品，如在全國普及廣播電視，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的“三館”建設，科學技術、醫療衛生、文化“三下鄉”活動等等。這些工作確實取得一定成效，但這些投入主要是在硬件方面的多，軟件方面的少，或者說是對文化傳播途徑和傳播手段方面的投入要遠遠高于文化自身（內容）建設的投入。因此，現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困境，在于作為產業發展的核心戰略資源——文化資源的缺乏。所謂文化資源，就是人們所創造、所享有、所認同、所傳承的文化。而文化資源的缺乏，又與我們的文化創造力或說文化生產力的欠發展密切相關。中央提出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解放文化生產力。二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回顧（一）計劃經濟時期的文化生產體制舊有的文化生產體制與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生產體制相一致，也是計劃體制。所有的“文化人”（那時稱“文藝工作者”），不管是寫小說還是拍電影，說相聲還是耍雜技，跳芭蕾還是畫油畫，都在國有院團或文藝家聯合會工作，并按工作計劃從事相關的創作活動。結果正如計劃經濟體制一樣，開始可能有短暫的繁榮，但很快就陷入僵局。文化產品的生產比之經濟產品的生產有更復雜的個體性、隨意性、不可確定性和不可控制性，計劃體制下文化產品的生產效果更遠不如物質產品的生產效果。物質產品的計劃性生產最終導致經濟學家所稱的“短缺經濟”，而文化產品的計劃性生產因為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加之強調階級斗爭的政治空氣濃厚，精神的需求非常有限，因此較之物質產品，在生產和需求之間的矛盾反而不突出。（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打破“一大二公”的國有計劃體制，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現了“小康”的人們文化需求空前旺盛，表現為對文化產品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要求越來越高。這時仍然滯留于計劃體制中的文化生產與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于是才有了文化體制改革與繁榮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部署。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就是改革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細化一下，文化體制分為文化的管理體制與文化的生產（包括流通或者說供給）體制。前者對應政權層面的運行，如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等的制定實施等；后者對應生產（供給）層面的運行。前者是宏觀的，后者是微觀的。從本質上看，管理為生產服務，二者又緊密聯系、相互依存。文化的生產也可大致分為兩個層次：作為一種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創造、享有與傳承；作為一種產品（商品）形式的文化的生產，也即文化產品的生產。雖然一般主要講后一種文化生產即文化產品生產，但文化產品的生產不能脫離文化生產，就如同藝術創作不能脫離生活一樣，二者之間是源和流的關系。文化體制改革不僅要改革文化的管理體制，而且要改革文化的生產體制。前一階段的文化體制改革把文化產品的生產機構分為了兩大類：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事業單位主要從事公益性文化產品的生產，企業單位主要從事經營性文化產品生產。從現實的運行情況來看，雖然促進了文化產品的生產，但如前所述，文化創造的缺乏是當前制約發展的瓶頸。經營性的文化產品生產由于受到市場和競爭的壓力，它更趨向于注重商品的外在包裝和宣傳營銷，無暇更多顧及商品的文化意義。公益性文化產品的生產由于仍然囿于傳統計劃體制內（從本質上說是國家財政包養）的生產，這種生產體制極大地束縛了文化創造性，也就是文化生產力，其創造出的文化產品和民眾的生活關系甚少，更難得到認同。因此，現在文化產業的突破不僅僅在產業自身內，而是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體制的進一步變革與突破。三文化產業進一步變革與突破的方向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文化產業進一步的變革與突破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讓創造走出體制讓創造走出體制就是要突破現有的文化產品生產（包括提供）體制，即主要由“吃財政飯”的文化事業單位生產并提供公益性文化產品，由文化企業生產通過市場提供非公益性文化產品，變為重點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市場體系。現有的公益性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提供是一體的，基本是由文化事業單位所承擔，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應該是一個靈活多元的構成體系。它以公共財政為主體向社會免費提供公共文化產品，以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同時為彌補公共財政提供的不足，應該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資源，鼓勵社會的非營利組織、群眾團體、企業等免費向公眾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另一方面，降低公共文化產品生產者的門檻，或者說，政府不再只是向文化事業單位定向采購文化產品，而是向社會開放采購。不僅是非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有競爭機制，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同樣也應該有競爭機制。競爭才有活力，競爭才會激發創造力，這個在物質產品的生產領域經過歷史檢驗的原理也同樣適用于精神產品的生產領域。在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方面同樣形成多元化的生產格局，才能建立有活力的、可持續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此相關的主要是建立公共文化產品的檢驗標準和檢驗制度。公共文化產品的種類、形式、內容需要從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發，以提升國家形象，培育公眾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提高公眾的科學文化素養為基本標準。文化市場體系同樣包括文化產品的準入制度（檢驗標準），還包括流通、交易的方式、渠道及規則等，核心是有一個公平的文化市場制度環境和機制，以有利于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在文化市場體系中，更不能允許壟斷性生產和經營，應保持開放性的生產體系。由于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小型的生產單位甚至是個體生產者有很大的市場空間，這些生產者可能是職業的文化產品生產者，也可能是非職業的文化產品生產者，特別在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廣大群眾不僅是文化的消費者，也應該是文化的創造者和生產者，雖然他們并不以此為職業。因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市場都應該為他們提供文化交流和表達的空間（包括平臺、載體等）。非職業的文化生產者或者說民間的文化生產者由于人數眾多，其蘊藏的創造潛力十分巨大，許多文化精品常出自民間創作或非職業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兩年的《狼圖騰》、2007年的《藏地密碼》，兩部書都出自業余作家之手。《狼圖騰》已經簽約26個語種，作者姜戎成為中國輸出版權最多的作家；《藏地密碼》的作者何馬獲得了440萬元的天價稿酬。總之，當下文化繁榮和文化產業的突破，就是要讓文化生產、文化創造走出傳統的體制。（二）讓文化回歸生活文化本來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符號化或意義化的生活，但是我們現在把文化搞成一種與生活缺少關聯的東西，一種僅僅是用于表演、展示或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