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

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兩重含義：宏觀層面上是指混合所有制結構，即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制結構中，既有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也有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還包括擁有國有和集體成分的合資、合作經濟；微觀層面上是指混合所有制企業，即在同一企業內部既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制因素，其中包括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的企業，也包括一般的股份制企業。這兩重含義的混合所有制在我國都各自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每一次革命和變革，都是以一定的理論為基礎的。一混合所有制結構：從單一的公有制到多元所有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所實行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本來就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后來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原定需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才能基本實現的“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到1956年只用了7年就基本完成了（若剔除1949～1952年3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實際上只用了4年）。[1]從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在此期間經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和“窮過渡”，形成了單一的公有制結構：農村以集體所有制為主，城市以全民所有制為主。國家只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從事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強調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在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只能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在牧區只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1978年，城鎮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業職工占78.44%，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業職工占21.56%。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經濟在執政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從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對立面被絕對禁止[2]，到逐步成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3]，最終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公有制經濟一起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4]，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也得到了憲法的保護[5]。由此表明，從宏觀層面上看，或從所有制結構的角度看，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過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我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起來。那么，是什么理論指導支撐著上述否定之否定的革命和改革的歷程呢？顯然，對私有制的恐懼、憎恨和排斥，并非來自私有制本身[6]，而是源于私有制產生的剝削。而私有制必然產生剝削，剝削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這種觀念則是建立在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基礎之上的。按照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價值是唯一由活勞動創造的，非勞動收入無一不是非勞動要素的所有制憑借著非勞動要素的所有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這樣，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剝削就成了孿生兄弟。按照這一理論，要消滅剝削，就必須消滅私有制這一產生剝削的根源。這就不難理解，在現實中，為什么我們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總是強調要對其進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為什么在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經濟的“三個有利于”的同時，總是不忘記提醒人們私有制體現著剝削關系；為什么當允許私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時會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追根溯源，正是傳統的剝削理論，構成了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理論障礙。而要消除這一障礙，就必須根據新的價值理論重新認識剝削與私有制的關系。筆者從1985年起潛心研究價值理論，創立了廣義價值論（1987，2010）[7]，并在此基礎上與谷書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1988）[8]。根據廣義價值論，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了價值創造。而所謂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在社會財富即價值的創造中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經過多年的爭論與探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終于確立了“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簡稱“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中共十七大則進一步強調要完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根據廣義價值論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剝削產生于報酬與貢獻的偏離：如果要素報酬低于要素貢獻，要素所有者就被要素使用者剝削了；如果要素報酬高于要素貢獻，要素所有者就剝削了要素使用者；如果要素的報酬與貢獻相一致，要素所有者與要素使用者之間就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根據以上分析，私有制經濟中并非一定存在剝削，而公有制經濟中未必就沒有剝削。我們不能籠統地把私人業主等同于剝削者——只有當私營業主付給工人的工資低于其邊際產品收益時，我們才能把私營業主界定為剝削者；我們也不能斷言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就一定不受剝削，除非他們的勞動報酬等于他們的勞動貢獻。由此可見，正是對傳統勞動價值論的反思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的建立，才為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掃除了理論障礙，也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制度的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二混合所有制企業：從非公即私的企業到公私融合的股份制企業如前所述，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既包括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的企業，也包括一般的股份制企業，而后者是現代混合所有制企業普遍采取的形式。股份制在我國近半個世紀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改革開放前，股份制企業連同其他任何非公有制企業一律都被取締。改革開放初期，股份制也一度被當作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而受到排斥。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1984年第一家比較規范的股份制企業——上海飛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后正式營業。鑒于股份制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所表現出的良好業績和巨大活力，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99）指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中共十六大報告（2002）則進一步指出：我國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推進企業的體制、技術和管理創新；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要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國有大中型企業繼續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9]中共十七大（2007）報告也強調要“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10]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國2903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型骨干企業已有1464家改制為多元股東持股的公司制企業，改制面為50.4%。截止到2012年年底，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總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53%；地方國有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戶，上市公司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60%。目前，國有控股的境內外上市公司1100余家，其國有權益和實現利潤分別占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17%和46%左右，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已經成為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上述有關股份制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始終伴隨著股份制企業姓資姓社的爭論。而有關股份制屬性的爭論，則充滿了形而上學的氣息，爭論雙方，無論是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新公有制論[11]，還是以項啟源等學者為代表的非公有制論[12]，都只強調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對立（水火不相容），而忽略了二者之間的統一（同一）。實際上，如果以產權是否可分以及財產收益是否可以量化到個人作為區分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的標準，那么，股份制在性質上既是一種財產組織形式，也是一種特殊的產權形式（所有制形式），它既不是純粹的私有制，也不是純粹的公有制，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中介，是公私兩種產權制度的有機融合，是對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揚棄，它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同時也是非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首先，股份制企業不同于單純的私有制企業，它具有一定的公有特性。這不僅表現在資產來源上可能具有的公有成分上，更主要的是股份制企業具有公有產權的一般屬性，那就是即使在以私有產權為基礎（或主體，或出發點）的社會，通過股份制這種產權組織形式，私人資本在保留了其資產的內部可分性（資產分割并量化到個人）的同時，取得了外部整體不可分的法人資本形式。一方面，股份制企業里的國有股和集體股，本來就是公有成分，這一點不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如此。另一方面，股份制企業在產權安排上越來越具有整體性。不僅由股東出資凝聚起來的公司法人財產不可分割，而且剩余收益的分配也越來越體現整個所有者的共同利益。不僅如此，各種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各種金融創新，在私產流動的同時保證了公司財產的完整性，這種流動體現了全體所有者（股東）個人意志對公產經營的約束，使得公司控制權體現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性或公眾性，而不僅僅是少數大私有者的意志。被人們廣為引用的《資本論》第3卷第27章馬克思的那段名言[13]，表明股份制的出現已經給資本主義財產所有的形式和生產方式帶來新變化，股份公司這種財產組織方式已經具有了與私有產權相對立的特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公有屬性。其次，股份制企業也具有一定的私有性，股份制企業并不直接等同于公有制企業。股份制企業產權作為法人財產權，是不可分割的，但內部私有產權和收益卻是可分的。股份制企業關注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它的目標是實現出資人即股東利潤最大化，并根據出資額的多少分配企業的利潤，這些和私有產權安排都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股份制企業出資人的私有產權可以分割并借助資本市場實現產權流動，才形成了對企業經營者的外部約束，有利于強化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股份制是公私產權的融合或中介。辯證法的中介思想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股份制這種特殊的產權形態。中介是標志不同事物之間聯系、亦此亦彼的哲學范疇。辯證法認為，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相互過渡，辯證法不知道什么是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也不知道什么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了“亦此亦彼”，并且使對立互為中介。彼此對立的經濟范疇，通過亦此亦彼的中介環節而統一起來。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有一個從前者轉變到后者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不可避免地要兼有資本主義和未來共產主義兩種社會形態的特征。[14]也就是說，其所有制結構必然是公私混合的，其經濟體制必然是計劃和市場共存的，其分配關系也必然是按資分配與按勞分配并存的。但根據馬克思的論述，這一過渡時期既不屬于資本主義，也不屬于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一個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的由資本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的中介環節。而中共十三大在理論上進行了突破，認為我們已經處于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共十五大報告則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看成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于目前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來說，幾乎所有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范疇，都明顯地帶有曾經一度被視為截然對立的兩種經濟制度的痕跡，表現為兩種對立的經濟關系的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相互過渡，呈現出彼此對立的經濟范疇之間的交差、調和與折中。[15]股份制企業兼具私有和公有產權的二重特性，使得它不僅是一種財產組織形式，而且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產權形式或所有制形式，只不過這種產權形式既不是純粹的（或原始的）私有產權，也不是純粹的（或原始的）公有產權，而是公私產權的一種融合形式或中介形式。它揚棄了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不足，又吸取了它們的有價值成分，體現了重視個人利益基礎上整體的一致性，使產權走向開放和流動，體現了各種權利之間的分工與制衡。總之，股份制既是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相互轉化的一個中介，又是公私產權的一種融合，體現了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兩重屬性的內在統一。三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對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影響那么，把股份制看作一種所有制形式，特別是一種兼有公私兩種產權屬性的所有制形式，這是否與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相矛盾？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公有制企業）采取股份制形式，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將如何體現公有制為主體？其實，中共十五大報告對上述質疑已經進行了回答。中共十五大報告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提出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16]股份制經濟發展后，并不是消滅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特殊行業和領域，國家獨資股份公司或若干國家投資機構持股的股份公司依然存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這里。由于股份制既可以看作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也可以看作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作為公私兩種所有制相互融合的實現形式，因此，我們既不能出于對私有化的恐懼而抑制股份制的發展，也不能認為應該大力發展股份制，就把股份制一律說成是公有制，完全否認其私有屬性。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所占的比重誰高誰低以及在股份制這種混合的或融合的所有制形式中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誰居主導地位，那是由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決定的，至少也應該是根據“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來確定的。我們應該摒棄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評的只講對立、否認統一，只講斗爭、不講聯合或妥協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17]，既不能企望用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也不必擔心私有制會一統天下，至少在我們可預期的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這樣。由此我們得出如下幾個結論：以私有產權為基礎（或主體，或出發點）的社會，通過股份制這種產權組織形式，在保留了內部可分性的同時，取得了外部整體不可分的法人資本形式；而以公有產權為基礎（或主體，或出發點）的社會，通過股份制這種產權組織形式，在以法人資本的形式仍然保留了外部整體不可分的同時，使公有產權具有了內部的可分性。股份制既是一種財產組織形式，也是一種特殊的產權形式（所有制形式），它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中介，是公私兩種產權制度的有機融合，是對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揚棄：它拋棄了二者自身所存在的消極的東西（對公有產權來說是非效率，對私有產權來說是不平等），保留和發揚了各自積極的東西（對公有產權來說是集體主義和平等，對私有產權來說是效率）。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為了解決私人財產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突破了私人資本的制約，走向私人產權和公共產權融為一體的股份制；社會主義為了發展生產力，也突破了大一統的公有制，適應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要求，不僅大力發展各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