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團體訴訟的理論基礎,比較法論文本篇論文目錄導航：【題目】【引言】【第一章】【第二章】德國團體訴訟的理論基礎【3.1】【3.23.3】【第四章】【結論/以下為參考文獻】第二章德國團體訴訟的理論基礎傳統(tǒng)的民事訴訟旨在解決糾紛，相較而言團體訴訟則是異類，它更多地不是要解決糾紛，而是預防糾紛。①接下來本文將討論支撐團體訴訟制度的一些理論基礎。②一、私法自治與雙方當事人原則私法自治是私法中的基本原則，個人能夠自由地依其意志介入到民事活動中，有權創(chuàng)設、變更私法上的權利與義務關系。③在傳統(tǒng)的民事糾紛中，某人聲稱他的權利遭到了損害，為了維護自個的權益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④他親身介入到訴訟中，爭取盡可能地實現(xiàn)自個的權利，這就是私法自治在訴訟中的表現(xiàn)，即自我負責，是人的一般自決權〔allgemeineSelbstbestimmung〕的一部分。權利遭到損害的人有權決定能否通過司法途徑維護自個的權益，另一方面就意味著他只受他參加了的訴訟的判決的約束。⑤德國的民事訴訟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原則〔Zweiparteiensystem〕的基礎之上，即民事訴訟是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的，由一方當事人在法院向另一方當事人主張權利的活動。⑥德國(民事訴訟法〕中的很多條款⑦在提到訴訟時，將民事訴訟理解為雙方當事人之間就民事權利爭議而展開的詳細程序。⑧雙方當事人原則的核心在于實體爭議的一方必須作為訴訟中獨立的一方當事人，與實體爭議的另一方構成確定的訴訟法律關系，因而在民事訴訟中不存在超過兩方當事人的情形。⑨對雙方當事人原則的堅持意味著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捍衛(wèi)，由于根據(jù)雙方當事人原則的理念，爭議中的每一個利害關系人都應當是訴訟中獨立的一方當事人，享有作為訴訟當事人的全部權利。這被以為是保障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當事人自我負責在民事訴訟中的表現(xiàn)。因而，受判決約束的當事人享有在訴訟中充分的舉證、主張、申辯等權利，與此同時他也必須且只須對其作為當事人的案件負責。從這個意義上講，雙方當事人原則就是私法自治在訴訟領域的一種表示出方式。①到了近當代社會，社會活動出現(xiàn)了群體性的特點。在大規(guī)模生產(chǎn)與大規(guī)模消費的社會生活中，一個事件導致大量人群受損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建立在傳統(tǒng)的雙方當事人原則基礎上的訴訟對此類群體性糾紛經(jīng)常無能為力。究其原因，多數(shù)時候并不是單個糾紛有多復雜，相反，在大多數(shù)這類糾紛中，受害者找到實體法上請求權基礎并不困難。問題的根本源頭在于：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原則基礎上的傳統(tǒng)民事訴訟原則上要求每個利益相關者作為獨立的一方參加訴訟，也就是講，要求每個利益相關者都享有作為訴訟當事人的全部權利，而在群體性糾紛中，這恰恰是不現(xiàn)實的。②假如諸多的被侵權人向法院提起訴訟，③法院將承當宏大的審理負擔。結果很可能是訴訟將持續(xù)數(shù)年之久，而且由于大量的工作，法院將無暇顧及其他爭議案件。④固然根據(jù)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受害者能夠提起共同訴訟，法院對有關聯(lián)的案件能夠合并審理，但這種訴訟合并帶來的效率改善是有限的。由于在這類合并的訴訟中，每個原告與被告的訴訟關系都被單獨、分別地考慮，華而不實某個訴訟關系中的當事人所為的訴訟活動不對其他訴訟關系產(chǎn)生任何影響。事實上，法院把這類案件看作是諸多的單個訴訟，在華而不實任何一個訴訟中，雙方都能夠動用其作為當事人的權利，要務實際參加訴訟，接受聽審。這樣仍可能給法院帶來沉重的工作負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群體性糾紛。為了回應群體性糾紛給司法工作帶來的壓力，需要重新審視雙方當事人原則這一構造本身。在必要時，能夠考慮對雙方當事人原則的構造作出限制、調整和突破，以解決群體性糾紛。⑤二、團體訴權的本質實體法上的防御性請求權為回應群體性糾紛帶來的壓力，能夠在多個層面突破雙方當事人原則。比方，訴訟啟動階段，能夠允許個別受害人代表所有受害人提起訴訟，甚至允許與案件沒有直接關系的其他主體代表受害人提起訴訟；在訴訟進行階段，能夠由原告中的一個或者幾個代表所有原告進行訴訟，可以以從大量案件中挑出共同爭點先行處理；在訴訟終結階段，則能夠在特定條件下擴張判決的效力，讓生效判決約束并未實際參加訴訟的其他受害人。①考慮到雙方當事人原則與當事人權利保障以及私法自治原則關系密切，且司法自治又常被看作構成當代法治根基的基礎性理念，德國立法者在構建團體訴訟制度時并沒有冒然地突破雙方當事人原則。首先，從團體的訴權形式上看，團體的訴權是實體法上的請求權。在轉換(關于保衛(wèi)消費者權益的不作為訴訟指令〕時，德國立法者在(一般交易條款法〕第13條第2款〔現(xiàn)(不作為訴訟法〕第3條第1款〕將不作為和撤銷請求權只要有權主張這種表示出方式用有權請求替代。德國立法者用這樣一種純粹的實體法請求權構造的語言表示出方式強調了團體訴權的性質，②即實體法上的請求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限制競爭法〕中關于團體訴權的規(guī)定同樣如此。③也即是講，團體享有的是自個獨立的請求權，向法院提起訴訟是以自個的名義行使自個獨立的請求權，團體當然是適格的當事人。這種制度構建的好處顯而易見，團體訴訟仍然是在雙方當事人原則的范圍內(nèi)，并沒有毀壞傳統(tǒng)的民事訴訟構架。其次，從團體訴權的內(nèi)容看，立法者并不希望團體訴訟太多地干涉私法中的主觀權利體系，為了盡可能地保障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團體被授予的訴權是一種防御性的請求權。團體訴訟的功能并不在于通過私法上的補償來保衛(wèi)群體的利益，而是通過預防非法行為，避免潛在的群體性糾紛，因而不作為之訴是團體訴訟的核心。團體提起不作為之訴并不會影響個人的權利狀態(tài)，通過非法行為建立起的法律關系仍然存在，當事人要想獲得救濟仍需自個主張權利。即使是團體收繳之訴，其目的也在于懲罰；懲罰的目的在于預防，而非補償。收繳之訴同樣不直接影響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團體的收繳請求權獲法院支持時，相應的款項是上繳到國庫的，個人受害者并不能通過收繳之訴獲得補償，但仍能夠提起給付之訴。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通過非法行為就不能獲取任何利益。收繳之訴發(fā)揮的這種威懾作用從根本上講還是對非法行為以及可能造成的糾紛的預防。綜上所述，德國的立法者審慎地賦予了團體防御性的實體法請求權，既沒有打破民事訴訟中傳統(tǒng)的雙方當事人原則，也沒有太多地干預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對于當代社會的群體性糾紛，團體訴訟更多地發(fā)揮了預防將來潛在的群體性糾紛的作用。④只要個人權益在將來不再因同樣的非法行為遭受損害，則團體訴訟的目的就達成了。三、團體獲得訴權原因保衛(wèi)公共利益團體的請求權并非源于傳統(tǒng)的主觀權利體系，在該體系下很難解釋團體為什么能夠享有這種權利。①團體提起訴訟也不是訴訟擔當行為，由于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限制競爭法〕中規(guī)定的不作為請求權和收繳請求權消費者個人并不享有，而且團體提起訴訟并不以團體成員的個人權益遭到損害為前提條件。盡管如此，團體訴訟還是不可避免地打破了相關主觀權利人對訴訟權利的獨占。②那么，授予團體訴權的原因何在？本文一開場談到了團體產(chǎn)生的原因：單個個體在面對很多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時是無助的，因而他們聯(lián)合起來共建穩(wěn)定的制度，以保證社會和經(jīng)濟的安寧。從中能夠發(fā)現(xiàn)，這種聯(lián)合是為了保衛(wèi)一定群體的利益。沃爾夫〔Wolf〕指出，團體是集體利益的承當者〔Tr?ger〕，于是團體為了維護其章程規(guī)定的利益就應當有權提起訴訟。③但假如團體僅僅根據(jù)其章程的規(guī)定和其成員組成構造就能夠自行決定它的訴權范圍的話，現(xiàn)行法律對團體訴權的十分限制就沒有了意義，難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團體任意提起訴訟的混亂場面。④準確地講，團體的成員才是該群體利益的真正承當著，團體只是這個群體的一個表現(xiàn)形式。當團體對某個群體具有代表性時，該團體才會被受權為了整個群體的利益主張權利。⑤群體的利益雖不能簡單地同公共利益劃上等號，但團體在保衛(wèi)群體利益的經(jīng)過中還是能對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衛(wèi)產(chǎn)生積極的作用。⑥團體的訴權并不是單個個人訴權的集合，團體訴訟的規(guī)范目的超越了對個體權利的保衛(wèi)。通過團體訴訟的方式，不僅能夠更有效地保衛(wèi)群體的整體利益，也更容易實現(xiàn)公共利益和法律的調整目的。⑦另一方面，民事訴訟法也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