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食品爭議對大眾風險認知的放大效應,安全法論文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s,GMF)是指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GMF從問世至今,因其具有常規手段所難以獲取的優良性狀而展示了誘人前景,逐步成為各國發展當代農業的重點。然而圍繞著GMF的健康安全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社會經濟問題和倫理道德問題所展開的爭論就一直不斷。尤其是隨著斑蝶事件玉米事件等一系列轉基因事件被媒體炒作后,公眾對GMF的自信心和接受程度都遭到了極大的影響。當前,歐洲各國消費者開場普遍對轉基因食品持反對態度;在美國,公眾的反對使很多食品加工企業如麥當勞、Frito等實行了禁止使用轉基因產品作為原料的政策;在我們國家,GMF同樣遭到多方質疑與爭議,十分是2018年農業部批準了轉基因水稻國家安全認證之后,國內對于GMF的爭論到達了高潮,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GMF的健康安全和環境問題上。風險認知是個體對存在于外界環境中的各種客觀風險的感受和認識,受個體直觀判定和主觀感受的影響。當面對不確定的技術風險事件時,高度的不確定性和嚴重的后果會給個體帶來強烈的心理沖擊,以致于使個體知覺信息的能力和有效性遭到極大的損害,造成信息的選擇和認知產生偏差,而這種偏差就造成了風險的社會放大。有研究表示清楚,當代技術會在信息傳播經過中通過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構成的風險放大站而放大,導致其影響后果遠遠超過技術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直接傷害。GMF爭論本質上就是信息傳播的經過,轉基因技術作為典型的技術風險事件,公眾對風險的認知能否會通過爭論經過而被放大、對爭論原因所持有的不同態度能否是影響公眾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將是本文將著力于研究的兩個問題,該研究對于實現GMF的可持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學術界對GMF的研究主要集中在GMF認知、接受程度、購買意愿和標識管理期望等方面,而對GMF的風險的研究多集中在技術層面上。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風險、環境風險、社會經濟風險和倫理道德等4個方面。華而不實,最主要的風險是健康風險和環境風險。在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除了受客觀風險本身的影響外,公眾的個體特征、知識構造、消費者對產品的了解程度以及卷入程度、消費者的風險態度以及信任度等主觀因素同樣影響其對GMF的風險認知。相比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對公眾GMF風險認知的影響更為深遠。風險認知的直觀判定和主觀感受的根據主要來源于公眾對相關知識和經歷體驗的積累,當下我們國家公眾對于GMF的認識誤區主要是由于其對基因、轉基因作物及安全等知識的了解特別有限所導致的。公眾對特定風險事件的相關知識理解得比擬全面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和評價風險事件。因而,本文以為有關GMF劇烈的爭論中,知識因素即公眾對GMF爭論和GMF知識的了解程度會直接影響其直觀判定和主觀感受進而影響其風險認知,據此,提出下面假設:H1:公眾對GMF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影響其對GMF的風險認知;H2:公眾對GMF爭論的了解程度影響其對GMF的風險認知。GMF的爭論來歷已久,對于爭論的根本源頭,信息傳播中的制度因素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而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溝通機制、媒體影響以及的決策,華而不實信息不對稱是GMF爭論的關鍵癥結。當下我們國家關于GMF的信息公開范圍和程度較低,僅限于GMF的一些法規制度、評價指南、技術標準以及安全證書審批情況等方面的內容,而對于與公眾利益相關度最大的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資料、轉基因食品監管情況等內容則公開較少。這就導致公眾與科學家之間所把握的有關GMF方面的知識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對稱性。當下轉基因爭論的根本源頭并非知識簡單的科學問題和對生物安全的知識分歧,更多的是媒體報道等存在差異所致。除此之外,我們國家當下在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和產業化方面采取決策的形式仍然是傳統的精英決策形式,公眾作為GMF產業鏈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卻沒有能介入華而不實。一定程度上是關于GMF決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會影響到公眾的風險認知。綜上所述,本文以為包括公眾與科學家缺乏溝通的程度、媒體缺乏科學報道的程度以及決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在內的信息傳播制度因素會影響到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據此,提出下面假設:H3:公眾與科學家缺乏溝通的程度影響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H4:媒體缺乏科學報道的程度影響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H5:決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影響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轉基因技術屬于典型的發生概率很低但后果嚴重的高新技術風險,但在對轉基因技術風險進行分析的經過中,技術工作者遵循的是成本收益為核心的分析方式方法,愈加強調的是高技術風險發生的概率與可能的損失。而社會公眾對GMF技術的風險認知則更多遭到其周圍文化因素的影響,進而使得技術工作者和公眾對GMF風險的判定產生差異。在面對GMF這種具有較強不確定性的新生事物時,東方文化中所特有的敏感和慎重導致普通公眾在面對敏感的不確定的食品問題時,損失躲避的心理愈加嚴重,因此導致了當下劇烈的GMF爭議。據此,本文GMF的不確定性和食品問題本身的敏感性也會影響公眾的風險認知,提出下面假設:H6:GMF的不確定性影響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H7:食品問題的敏感性影響公眾對GMF風險認知。除此之外,由于人口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年齡不同,會導致公眾在GMF的信息搜索能力、信息判定和信息處理能力也會有所差異不同,這些差異不同會導致其對GMF的風險認知產生差異,進而引發爭論。據此,提出下面假設:H8:個體特征影響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根據上述分析,本文將以知識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個體特征4個因素為切入點,將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作為被解釋變量,研究引起GMF爭論的這些因素對公眾風險認知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模型見圖1。【圖1】二、調查數據與樣本描繪敘述本研究主要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方法,于2018年6-7月對我們國家較具代表性的6個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重慶及武漢的消費者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面對面的問卷調查。除此之外,為了克制隨機問卷調查的局限與缺乏,本研究還結合了深度訪談與小組焦點討論等調查方式。這6個城市經濟較發達、信息傳播廣泛、公眾的文化程度水平以及科技認知能力較強,因而,更有利于對GMF這種新興科技產品的風險爭議和風險認知進行調研。根據統計學原理并結合之前的調研經歷體驗,本次調研在每個城市發放的樣本量為200,最終6個城市的總樣本量為1200,剔除無效問卷后,最終回收的有效樣本為1186份,有效回收率為98.8%。就樣本分布情況看,固然6大城市略有差異,但是總體上基本一致。從調查對象的統計結果看,男女比例平衡,男性占到51.67%,女性占到48.31%;年齡上主要以中青年為主,18~39歲人群占到81.1%,這可能與老年人出門的時機比擬少,街頭偶遇的幾率不大有關;文化程度上,調查對象主要為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到70.3%,初中到高中文化程度者占到27.3%,這可能與我們的調查地點主要選擇的是較發達省會城市,居民普遍受教育較高有關;在職業分布上,調查中也考慮到行業相關性,因而被調查者當中涉農及食品行業的人員比例占到21.1%,生物行業人員占7.9%;收入方面,被調查者以中等收入水平為主,華而不實月收入在2000元下面的占26.9%,2001~3000元的占33.7%,3001~5000元的占31.9%,月收入到達5000元及以上的占總體的10.6%。三、模型與變量1.模型建立本研究調查發現,當前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主要集中在人類健康風險和生態環境風險上。華而不實有43.2%的公眾以為GMF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是危險的,23.1%的公眾以為GMF對健康的影響一般,33.7%的公眾以為相對安全。同時,在GMF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上,47.2%的公眾以為是危險的,24.8%的公眾以為一般,28.0%的公眾以為相對安全。對于GMF爭論,大部分公眾了解甚少,有20.2%的公眾表示完全不知道,35.1%的公眾了解不多,只要14.2%的公眾比擬清楚有關的轉基因食品爭議,30.5%的公眾對爭論有一些了解。因而,本文分別以人類健康風險認知和生態環境風險認知因變量,設定了如下2個模型,并對納入模型的各個變量進行解釋與賦值。健康風險認知模型Ⅰ:健康風險=f(個體特征、文化因素、知識因素、制度因素);生態風險認知模型Ⅱ:生態風險=f(個體特征、文化因素、知識因素、制度因素)。2.變量選取與賦值根據前文構建的實證模型,公眾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認知是通過測量公眾以為GMF對人類健康、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直接詢問獲得,由公眾在非常安全比擬安全不確定比擬危險非常危險5個選項中進行選擇,5個選項分別賦值1、2、3、4、5,即賦值越高,則代表公眾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影響越危險。轉基因爭論對公眾在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認知上的影響,則是通過其對轉基因爭論原因的認可度來進行測量。由公眾在對爭論原因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比擬同意非常同意5個選項中進行選擇,5個選項分別賦值1、2、3、4、5,即賦值越高,消費者對轉基因爭論的原因認可度越高。詳細變量的選擇及賦值見表1。【表1】四、結果分析在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的模型建立的基礎之上,本文運用SPSS17.0軟件對數據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公眾對GMF爭論的了解程度與其對GMF健康風險和環境風險認知顯著相關,且均為負相關,即公眾對GMF爭論越了解,其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越安全,反之,了解得越少的公眾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越危險。結果見表2。【表2】通過穿插分析發現,在對GMF爭論非常了解的被調查者當中,沒有人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是非常危險的。只要16.8%的被調查者以為GMF對健康是比擬危險的,14.7%以為GMF對生態是比擬危險的。而在以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非常危險的人當中,沒有人非常了解GMF爭論,而在以為GMF對人類健康比擬危險的人當中,只要5.4%的人對爭論比擬了解,而在以為GMF對生態環境比擬危險的人當中,只要4.6%的人對爭論比擬了解。為了進一步驗證GMF爭論對公眾風險認知差異能否會產生影響,且差異產生的根本源頭是什么,本文在相關分析和穿插分析的基礎上,利用調查數據,運用SPSS17.0進行多元有序回歸分析,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表3】總體上看,本文所關心的影響因素大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大部分變量的系數符號與預期的影響方向一致。華而不實,公眾的受教育程度、對GMF爭論的了解程度以及對GMF知識的了解程度均顯著影響其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認知,而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缺乏溝通的程度、GMF的不確定性以及食品問題的敏感性僅顯著影響公眾對GMF在人類健康方面的風險認知。(1)公眾的受教育程度與其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方面的風險認知呈負相關關系,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預期相符。一般而言,公眾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預測的準確性和信息收集的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夠利用大量相關知識預知一些風險的發生。因而,公眾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會認同GMF在健康和環境上的安全性。(2)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缺乏溝通的程度與公眾對GMF在人類健康方面的風險認知呈正相關關系,即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溝通越少,其對GMF在人類健康方面的風險認知越強,但對公眾在生態環境方面的風險認知的影響則不顯著。公眾對科學家所提到的GMF可能引起的身體過敏和毒性能夠很好地認識和理解,因此科學家加強與公眾的溝通能降低其對GMF在人類健康方面的風險認知。相比擬而言,GMF造成的環境污染如毀壞生物的多樣性、基因漂移以及產生超級雜草等問題,因與公眾生活的直接影響并不大,并且專業性過強,普通公眾對其不能很好地認知,因此缺乏溝通的程度對公眾在GMF生態環境方面的風險認知影響并不顯著。(3)GMF決策缺乏透明性的程度與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的相關性不強。華而不實的原因可能與我們國家傳統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相關,對我們國家大多數公眾而言,介入決策的民主意識還很差,十分是決策所牽涉到的內容并未對其當下生活產生明顯的影響時。因此,在GMF的決策經過中能否缺乏透明性對于公眾在GMF上的風險認知不顯著。(4)媒體缺乏對GMF問題科學報道的程度對公眾GMF的風險認知的影響不顯著。這也驗證了之前的研究者的結論:①在食品安全領域,消費者對專業性管理機構的信任度高于非專業性管理機構。媒體作為非專業機構,公眾對其信任度偏低。②由于食品安全風險溝通中的負面偏向現象,以及公眾的消極心理與負面情感而構成的排擠與拒絕技術的心理定勢可以能會導致公眾對GMF負面方面的消息更為敏感,而對客觀科學報道持有懷疑態度。③在風險事件發生后,媒體總是想方設法尋找新聞線索,挖掘風險事件,甚至渲染和夸張風險事件,使得媒體的公正性遭遇質疑。這些可能都會導致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與媒體的科學報道程度不相關。(5)公眾對轉基因爭論的了解程度與其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方面的風險認知呈負相關性,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預期相符。當公眾對GMF爭論的信息了解得越多,對爭論的焦點問題和內容了解得越清楚,其越會以為GMF食品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越低。(6)公眾對GMF知識的了解程度與其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認知呈負相關性,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預期相符。在個體有限理性條件下,人們對事物的判定取決于個體的知識、經歷體驗。信息能夠幫助消費者更準確地估計食品危害發生的可能性,降低不確定性,也能幫助消費者采取正確有效的措施,降低食物危害后果的嚴重性,進而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風險認知水平。公眾會根據他們所把握的知識和信息來對GMF的風險作出判定,越了解GMF知識,其越會以為GMF在健康和環境上是安全的。(7)GMF為新生事物,其本身所具有不確定性與公眾對GMF在人類健康方面的風險認知呈正相關關系。GMF作為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食物,當下的科學研究當中不能確定其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以及這種后果發生的概率,對于某一事物的不確定性越高,公眾產生的風險認知就越強,尤其是在與自個密切相關的人類身體健康方面。食品問題本身的敏感性則與公眾對GMF的人類健康風險認知呈負相關性,即以為食品問題本身的敏感性越高的公眾,其對GMF的健康風險認知越低,這可能是由于在當下,公眾以為GMF在我們國家整體的食物鏈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GMF與其他事物相比具有較大特殊性所導致的。而GMF本身的不確定性與食品問題本身的敏感性與公眾在GMF生態環境的風險認知的相關性則不強,這主要是由于公眾以為GMF與環境之間的關聯度不大,對其互相關系的認識還不強。五、結論與建議本文通過對GMF爭論以及爭論根本源頭與公眾風險認知關系的實證研究,得出下面結論:當前,公眾對GMF的風險認知主要集中在人體健康風險和生態環境風險上,轉基因爭論對公眾的GMF風險認知差異存在顯著的影響。華而不實,在轉基因爭論的根本源頭上,公眾的受教育程度、對GMF爭論的了解程度以及對GMF知識的了解程度都顯著影響其在GMF的健康和環境上的風險認知,而公眾與科學家之間缺乏溝通的程度、GMF的不確定性以及食品問題本身的敏感性會顯著影響公眾對GMF在人類健康風險上的認知,媒體缺乏GMF科學報道的程度以及GMF決策機制缺乏透明性的程度則對公眾的風險認知影響不顯著。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加大對GMF科普宣傳力度,提高公眾對GMF的認知水平。應盡量運用當代傳媒手段,豐富GMF科普形式,加大GMF科技成果的科普化,使得GMF的科普活動常態化,將轉基因相關的科研成果轉化為公眾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語言,加大公眾對GMF的認知水平。(2)搭建良好的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溝通平臺。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溝通方式應由過去的風險評估(科學家)風險管理(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