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效率相關文獻與研究評述

一服務業生產率與“成本病”模型（一）服務業生產率與“成本病”模型研究的進展早在20世紀60年代，Fuchs就提出了服務業生產率增長較慢的問題。Fuchs（1968）利用美國服務業的統計資料，對服務部門和生產部門進行比較，深刻分析了服務業就業增長的情況，并將其概括為服務業就業結構變化理論：①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尤其是就業比重和地位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它可能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②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必須與人均收入水平相適應，如果服務業發展過于滯后（就業比重與產值比重偏低），就會制約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③服務業具有大量吸納勞動力的潛力，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服務業就業基本均維持上升趨勢。在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力同時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而最終發展到以向服務業轉移為主。Fuchs分析了人均產出增長對服務業就業的影響，證明服務業就業增長的主因來自供給方面。他還發現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商品生產率與服務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會擴大，服務業的生產率與商品的生產率之比和收入水平負相關，但他未對服務業生產率較低的生成機理及影響進行深入解析。Baumol（1967）在“成本病模型”[1]中指出，經濟中存在著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從長期來看，總生產率最終將被經濟停滯部門所影響，經濟增長趨于消失。Baumol的模型有四個基本假定：①經濟能夠劃分為兩個部門，即停滯部門與進步部門（StagnantSectorandTechnologicallyProgressiveSector）；②經濟只有一種投入，即勞動力；③兩個部門的工資同步變化（即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④貨幣工資與進步部門的單位勞動產出同步變化。實際上，從模型分析看，這個模型還有兩個隱含的假定：第一，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的；第二，長期市場需求曲線具有良好的性質（BrianChapman，2010）。只有在需求曲線具有良好性質的情況下，假定④才能夠得以成立。根據這四個假定，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如果停滯部門的產品（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服務產品”）在政府補貼或其他因素作用下，缺乏價格彈性，或者富有收入彈性，則兩部門的實際產出比重可能保持不變。而在不平衡生產率增長模型中，如果兩部門產出比例保持不變，則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向停滯部門，其他部門的勞動力份額將趨向于零。這就是著名的“成本病模型”。“成本病模型”的核心假定是工資同步。在進步部門，工資與生產率同步；在停滯部門，價格與工資同步。因此，這個模型忽略了生產率對利潤的影響。假定工資在兩個部門間完全擴散，這意味著整個經濟有著一個單一的工資率。在進步部門，工資完全由生產率決定，而在停滯部門，完全不是這樣的。鮑莫爾認為，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間有著某種流動性。而且，他假設勞動力是同一的。這個假定是完全成問題的，因為經濟被分成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部門。生產技術的不同，對勞動力的要求顯然也不相同，因此，工資不可能完全相同，勞動力也不可能完全流動（ThijstenRaa和RonaldSchettkat，2012）。從生產率視角看，第一，盡管鮑莫爾的模型具有非常清晰的古典精神，但模型中通向靜止狀態的路徑與李嘉圖模型有著很大的差異。鮑莫爾的模型是基于平均生產率而非邊際生產率（在李嘉圖模型中，增長受到貧瘠的土地邊際生產率的影響）；對鮑莫爾而言，不是生產率增長的限制產生了一個通向停滯狀態的路徑，而是取決于兩部門的平衡增長。第二，對李嘉圖來說，技術進步延緩了到達靜止狀態的步伐，而在鮑莫爾模型中，技術進步加速了這一進程。第三，在李嘉圖模型中，人口增長要求開發更貧瘠的土地，導致增長率下降；在鮑莫爾模型中，勞動力被假定為常數。如果有持續增長的勞動力滿足停滯部門的需求，則平衡增長約束不能引導經濟通向靜止狀態。從實證研究的視角看，Kuznets（1971）通過對59個國家國民經濟結構數據的分析，提出了一個部門結構模型，指出隨著人均GDP的增長，產業增加值結構與就業結構會發生變動。他對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服務業吸納勞動力越來越多的現象進行了解釋，認為服務業勞動比重穩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①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相聯系，對服務的中間需求擴大；②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的發展，國家生產系統的越來越復雜導致中央政府監督和調節作用的增強，而政府對勞動的消費需求如衛生和教育等大幅增加；③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對服務的最終需求也會逐步增加。Kuznets強調供給因素對服務業結構變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供給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增長、技術變革和資源比例的變動。盡管Fisher、Clark和Fourastie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統計學而非經濟學的相關原理來闡述三產業劃分理論，在服務增長成因研究上僅是以最終服務需求（消費需求）增長來解釋，沒有關注到中間服務需求（生產需求）增長的趨勢，但是他們已開始運用相應工具來分析服務產量、服務就業的演變及一般的增長過程，有些觀點已構成現代服務增長理論研究的雛形。Fuchs、Baumol和Kuznets等從供給角度圍繞服務生產率相對低下的原因對服務業增長的原因進行了研究，拓展了之前學者局限于需求角度對服務業進行研究的視野。之后，Kravis、Heston和Summers（1983）使用多個國家數據從另一個角度對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滯后問題予以解釋。研究結果發現，以現行的國民經濟統計方法為基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比商品生產率低是一個確定的事實。不僅單個國家如此，跨國截面數據分析結果還顯示，隨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商品生產率與服務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會逐漸擴大——服務業生產率和商品生產率之比與收入水平具有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收入水平越高，商品生產率越高，而服務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則越低。因此，如果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不大的話，商品生產率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StevenRoach（1987）同樣指出，計算機使用的巨大增加并沒有對經濟績效產生影響。統計表明，1961～1973年，18個OECD成員國全員生產率平均從每年的3.25%下降到1.09%（1974～1992年），而勞動生產率則從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1974～1992年的1.81%，美國也有類似現象。RobertJ.Gordon（1996）指出，1950～1972年，美國的制造部門每小時產出增長率為2.9%，1972～1987年，增長率下降為2.2%。與此相對應，1950～1972年、1972～1987年、1987～1994年私人非農業非制造業部門的每小時產出增長率分別為2.1%、0.4%、0.8%。Saxonhouse（1985）和Leveson（1985）分別根據日本和美國服務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對鮑默爾-富克斯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基本上支持該假說。HiroakiSasaki（2007）認為，如果考慮到服務既可以作為最終消費，又可以作為中間需求[2]，在給定服務部門生產率低于制造部門的情況下，制造業的就業份額與經濟增長率在長期內均趨于下降，不論勞動與服務產出之間的替代彈性是多大。Anne-KathrinLast和HeikeWetzel（2010）對德國劇場表演的生產率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使用隨機前沿方法，將TFP分解為兩個部分：①鮑莫爾的“成本病模型”在此部門是否有效；②效率進步能否補償由此帶來的生產率負面影響。結果證明，隨著工資的增加，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這證實了“成本病假說”。而且，劇院有著明顯的規模效應，但并不足以抵消“成本病”帶來的非效率。但是，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服務業生產率表現并不如大家公認的那么糟糕。RubinaVerma（2012）根據印度1980～2005年部門增長核算，服務部門的TFP是最快的，而且TFP的增長明顯地源于服務部門增加值增長，1991年之后服務業TFP的增長是因為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化改革。JackE.Triplett和BarryP.Bosworth（2003）也指出，在1995年之后，服務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要遠遠快于商品生產部門。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密集使用ICT是提高服務業生產率的有效途徑。Jorgenson和Stiroh（2000），Jorgenson（2001）從宏觀角度通過跟蹤研究和實證分析，發現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美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Waverman（2001）利用21個OECD國家20年的面板數據檢驗了電信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電信服務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向的因果關系。Triplett和Bosworth（2003）研究了美國54個行業（含服務部門的29個行業）發現，服務業的生產率在1977～1995年年均增長0.3%，而在1995～2001年為1.5%，服務業信息化解釋了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80%。Sridhar和Sridhar（2007）考察了發展中國家電信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業務促進了國民產出的增加。Rubalcaba和Kox（2007）從就業、生產率和創新三個方面闡述了商務服務業對歐洲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從本質上看，服務業生產率或者“成本病”問題遠比現有的研究要復雜，這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服務業在國民收入與社會就業中快速增長的原因非常復雜（江小涓，2011），涉及價格因素、需求因素、供給因素等諸多因素；第二，經濟學的統計與計量分析中，通常都使用“排除法”來定義服務業，即一般而言，經濟學家將非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經濟量定義為服務業（尤其是在對服務業進行統計時更是如此），這樣，服務業沒有統一的、明確的定義，其內部各個產業之間并沒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共同點；第三，服務業在產出測度方面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第四，對服務業的理論研究遠遠滯后于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表現。由于這些原因，對服務業生產率的研究非常復雜。（二）關于服務業生產率測算的問題由于服務業本身的龐雜性[3]，對服務業生產率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往往缺乏標準方法來衡量技術的改進、質量的提升以及價格的下降，因此，導致了對生產率分析的錯誤（Griliches，1994；Diewert，2000；J.StevenLandefeld，BarbaraM.Fraumeni，2000；ThijstenRaa&RonaldSchettkat，2012）。而服務業的統計核算問題本身也會導致對服務業生產率測算的錯誤。許多研究者指出，生產率的概念應用于服務部門遠較其應用于制造業更為復雜。DjellalFaridahetGalloujFa?z（2010）詳細探討了現有的生產率分析框架應用到服務業的問題，他認為，現有的生產率分析框架沒有考慮服務業所特有的消費者參與問題、服務質量的主觀體驗問題等。有學者指出，服務業生產率涉及服務質量、消費者主觀體驗等諸多方面，因此，需要建立一個單獨的框架（劉丹鷺，2012）。JonasRutkauskas和Eimene·Paulavic∨iene·（2005）提出，生產率同時要求效率與效能（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因為某種活動如果只有效率而沒有效能，或者只有效能沒有效率，都不是具有生產性的。生產率概念用于服務業時，其分析的范圍包括了組織之外的要素，即顧客。一些服務組織削減了投入要素，但是將顧客的活動包括進來，使生產率得到了提升。而在計算服務業的生產率時，質量非常重要。例如，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健康保健業的生產率在1990～2000年下降了20%以上，全要素生產率比1960年下降了近40%。而事實上，許多新的藥品、設備和診療手段不斷地被發明出來，使現在的醫療診斷更精確、病人留在醫院的時間更短、治療的痛苦更小，這些都意味著節約了巨大的成本和為病人帶來了便利，但建立在醫生、床位等指標上的傳統統計指標無法計算服務質量的變化。J.StevenLandefeld和BarbaraM.Fraumeni（2000）認為價格指數也不能捕捉到新產品或新生服務的出現。對于產品而言，新經濟的效率可以被估計出來，但對服務而言，缺乏適當的價格數據，這使得新技術提高產出和生產率方面的測度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ThijstenRaa&RonaldSchettkat，2012）。Moriches（1994）認為，由于對質量提高等因素測量的困難，經濟學家對美國經濟成就進行了低估。如果考慮質量因素，至少在1947～1973年，服務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并不慢于制造部門。APO（AsianProductivityOrganization）2004年年報則認為，由于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在服務生產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傳統的測量系統對此缺乏有效的方法，因此，測量問題也成為進行服務業生產率國際或時際比較的重要障礙。Diewert指出：“我們認為經濟測度錯誤可以解釋在OECD國家自1973年生產率下降的原因，特別發現在高通脹時期，商業支出的誤測導致生產率下降，當通脹下降時，由于不能準確地測度相關的變量，而掩蓋了生產率增長恢復的情況。”Wolff（1991）同樣認為生產率悖論的主要問題在于如何測度那些產出測度困難而輸入測度相對容易的企業的生產率。他說：“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近年來服務業表現不理想是由于測度這一時期的產出的問題，而不是由于生產率的實際變化?！盙ordon（1996）認為，測量的誤差并不足以解釋勞動率下降之謎。因為大多數行業都是中間行業，價格下降的影響將會直接導致總量產出的減少（考慮到經濟總量也是使用貨幣來進行計量的），但從統計數據上沒有看到這一點。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弱的工會力量與寬松的移民政策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處于不斷下降之中。我國學者岳希明、張曙光（2002）從服務業增加值的核算角度指出中國服務業增加值被低估的原因有兩個：核算范圍的不全和部分服務業計價過低。由于服務業增加值被嚴重低估，服務業增長率也可能存在偏差?？紤]到生產率核算誤差的問題，經濟學家不斷對生產率的測算進行改進。喬瓦尼·羅索和羅納德·謝科特（2012）提出了“最終產品生產率（FPP）”方法[4]，這個方法重點考慮服務作為一種中間投入對生產率的貢獻。作者認為，如果使用FPP方法，則服務業的生產率比現有方法（索洛余值法）測算的要高得多。JonasRutkauskas和Eimene·Paulavic∨iene·（2005）提出使用服務業成本效率、服務效能、成本效能（Cost-efficiency，Service-effectiveness，andCost-effectiveness）等概念，完善了服務業生產率的分析，而ArmandoCalabrese（2012）對服務質量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度分析，他認為，服務質量與效率之間并不存在單一的替代關系。在生產率測算方法方面，國內學者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主要集中在索洛余值法、隨機前沿模型和標準DEA方法。索洛余值法需要強假定與資本存量數據。隨機前沿方法使用了先定函數形式以及假設隨機誤差項服從一定的概率分布，存在先驗的主觀因素。標準DEA可能會產生技術進步為負的結果，而Timmer和Los（2005）指出，技術退步在現實生活中難以理解。二服務業投資效率對中國服務業效率研究而言，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服務業投資效率問題。數據表明，自1993年開始，我國服務業投資就已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0%以上，但是，無論是服務業增加值，還是服務業生產率方面，都與其巨大的投資有著明顯的反差，也與“服務業發展需要的投資更少”這一直觀印象相違背。因此，這里引發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服務業投資是否更具有效率。國內外專門研究投資效率與服務業發展關系的文獻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外學者在研究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因素時多從需求因素（收入水平、經濟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分工水平等）、供給因素（基礎設施狀況、人力資源投入、開放程度、信息化水平等）、創新層面（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去探究和分析。實際上，服務本身需要投資，服務的提供和服務功能的實現都要依托某些特定的基礎設施或物質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積累是服務業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研究投資效率與服務業增長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必要。劉培林、宋湛（2007）基于我國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對服務業和制造業企業法人績效進行分析表明，我國有組織的服務業是一個相對昂貴的產業，裝備一個勞動力所需的資產量比制造業多，財務效應和經濟效益比制造業差，進入這些服務業的投資門檻水平不比制造業低。曹躍群、張祖妞、郭春麗（2009）探討了服務業資本利潤率變動趨勢及成因，研究發現服務業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市場化水平、服務貿易發展與服務業資本利潤率之間存在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吳建新（2010）用非參數生產前沿方法將中國1978～2007年服務業勞均產出增長分解為效率變化、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的貢獻三個部分，研究發現：技術進步是促進各地區服務業增長的重要因素，作用隨著資本積累的提高呈上升趨勢；效率雖然對服務業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較小，卻是各地區服務業增長率差異的主要原因；資本積累在不同時期對地區服務業增長的貢獻差別很大，作用隨著時間發展呈上升趨勢。夏杰長、李勇堅（2010）利用中國現有投入產出表提供的數據，使用AMSZ準則，對中國服務業的動態效率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中國服務業投資是動態無效率的。要改變服務業投資動態無效率的問題，必須從改善資本配置、推進城市化進程、打破服務業領域的壟斷和體制障礙等方面著手。他們創新性地將宏觀經濟學里的“動態效率”分析方法引入了服務業投資效率研究，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著短期與長期匹配等問題。之后，他們（李勇堅、夏杰長，2011）又使用ICOR（增量資本-產出比）指標對服務業投資效率進行了進一步研究，研究發現服務業在吞噬大量資本的同時，沒有帶來與投資相適應的產出，服務業投資的低效率來源于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與房地產業的巨額投資消耗與畸高的增量資本產出比，而兩者投資低效率的根源在于現有的投資體制與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李文秀等（2012）使用ICOR指標對區域間服務業發展的趨同或集聚趨勢進行判別[5]，研究表明，整體上服務業體現了集聚趨勢，但是分行業看這個趨勢并不明顯。也就是說，整體上我國服務業投資可能產生高效率，但各行業之間存在差異。這項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將投資效率與趨同、集聚等經濟地理理論進行聯系。從整體上看，關于服務業投資效率的研究文獻還相當有限，從投資視角來研究服務業效率，還缺乏具有創新性的成果。三政府行為與服務業效率由于服務的特殊性（HoekmanB.，2006），其對政府行為的敏感性與制造業不同，政府行為對服務業的效率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汪德華等，2007）。從理論研究看，由于服務業生產率的復雜性（ChristianGr?nroosHYPERLINK"http：///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02002758#"&KatriOjasaloHYPERLINK"http：///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02002758#"，2004；DjellalFaridahetGalloujFa?z，2010），以及政府行為的廣泛性與難以量化，國內外對政府行為與服務業生產率之間關系的研究并不多。第一，從現有的文獻看，有些文獻討論了政府行為影響服務業生產率的作用機制。政府行為影響服務業生產率的可能作用機制包括：形成良好的服務交易與消費環境，具體包括法治、合同的可預期性、標準、誠信等軟性環境，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信息條件與便捷的服務可獲得性等硬性環境（李勇堅、夏杰長，2009；胡東蘭，2013；RubinaVerma，2012）；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交易發生；完善的要素市場以及包括資金等在內的各種要素的可獲得性（陳艷瑩、王二龍，2013；MarcoDaRinetc.，2011）；改革服務業的規制政策，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服務業的競爭；形成良好的服務創新政策環境，激勵服務組織創新（StephenBroadberry&SayantanGhosal，2005）；提供財稅方面的優惠支持（OECD，2005）；提升投資效率（龐明川，2008；李勇堅、夏杰長，2011）等。第二，從廣義的政府行為視角分析其對服務業生產率的影響。例如，汪德華等（2007）以一國法治水平來衡量契約維護制度的質量，與其服務業比重顯著正相關；政府規模與其服務業比重顯著負相關；法治水平對服務業比重的影響在中低收入國家更重要。李勇堅、夏杰長等（2009）探討了收入分配、戶籍制度、規制政策等相關方面的政府行為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陳志武（2004）認為，服務業與制造業所需要的制度環境不同，制造業對信息真實性與逆向選擇的要求與服務業不一樣，因此，制造業能夠在一個很弱的制度環境下快速發展。但是，服務業對制度要求很高。實證研究表明，新聞自由度及法治水平（以及相應的合同結果可預期性）與服務業發展水平及效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第三，從政府規制與競爭的視角，對服務業生產率進行研究。MartinNeilBaily，RobertJ.Gordon和TimothyF.Bresnahan（1993）通過對歐洲與日本四個服務部門產業政策的對比，認為競爭對服務業效率具有促進作用，但產業政策的效果取決于產業結構、產業規模、產業效率等因素。Nicoletti，G.（2001）對OECD國家服務業規制改革的績效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對服務業規制政策進行改革，將促進服務業效率的提升。王勁松、史晉川（2005）研究了民營化進程對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民營化是中國產業結構演進的一個重要因素。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認為在服務業中，進入自由化對服務業所有行業的生產率都有促進作用。PhilippeAghion等（2012）使用中國1998～2007年的企業數據發現，如果在競爭部門增加補貼，并維持競爭，則補貼、稅收優惠、關稅等對TFP或者增長具有正向的顯著作用。RubinaVerma（2012）認為，印度1991年之后服務業TFP的增長是因為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化改革。劉丹鷺（2013）也指出，當放松管制體現為國有以及集體企業壟斷力量的下降時，它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顯著的正面關系；當放松管制體現為私營以及外資企業實際進入和市場自由化時，它與生產率增長存在負面或不相關的關系。但ChiaraCriscuolo，RalfMartin，HenryOverman和JohnVanReenen（2012）認為，大部分產業政策對企業進入、投資與就業有正向的效應，而對TFP的效應并不明顯；對小企業的效應高于大企業。第四，從政府出臺的各項支持政策視角，研究其生產率效應。財政政策通過稅收影響服務企業的收益，進而影響其投資行為，財政支出政策直接影響服務業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環境和人力資本的數量與質量，進而影響服務業生產率（李勇堅、夏杰長，2009）。陳金保、何楓和趙曉（2011）分析了稅收激勵對服務業生產率的作用機制，稅收激勵能顯著促進中國服務業TFP和技術效率的提高；但由于缺乏對服務創新的激勵政策，現階段稅收激勵對我國服務業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加大對服務業技術投入和創新投入的支持力度應該是今后的稅收政策重點。郭東海（2010）通過理論分析和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發現，產業政策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OECD部長會議（2005）也曾提出，開放國內市場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培育創新與生產率，建立有利于服務增長的財稅環境。第五，政府行為通過其他途徑對服務業生產率的影響。李勇堅、夏杰長（2009）綜合研究了民營化、收入分配、戶籍制度、規制政策等相關方面的政府行為對服務業生產率的影響。對服務業而言，需求波動對其生產率具有明顯的影響（MasayukiMorikawa，2012），因此，通過政府行為影響居民的服務消費行為，也會對服務業生產率產生影響。胡東蘭（2013）研究了財政支出對居民服務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社會性支出對居民服務消費具有擠入效應。當期和滯后期社會性支出對居民服務消費有擠入效應，而且影響具有持續性但正沖擊作用變化不明顯。陳艷瑩、王二龍（2013）則指出政府行為導致要素市場扭曲，進而影響了服務業的生產率。胡宗彪（2013）指出，服務部門與商品部門相同，更低的貿易成本與更高的生產率及更快的生產率增長相聯系，并且這一效應主要體現在生產性服務部門，在實證上，未發現服務貿易成本下降提升服務業生產率及其增長的經驗證據。從總體上看，如果通過政府行為降低服務交易成本，則有可能會使服務業效率獲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