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研究報告以經濟學科為例

一引言黨的十九大要求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2020年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在全球人才競爭新格局下，夯實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人才基石，這宣示了推進質量型發展的緊迫性。內涵式發展主要體現為以提高質量和效率為目標的精細化制度安排與管理。經過70年的發展，從1949年研究生在學人數僅為629人到2020年考研人數突破300萬人，[1]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已由需求不足轉變為資源稀缺，提高培養質量和效率，成為高等教育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本報告以經濟學科為例，圍繞內涵式發展，通過相對細化的問卷調查，分析我國學術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為改革決策提供參考。從世界各國發展經驗看，教育作為基礎設施與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關，創新引領取得成功的國家，研究生教育水平一定高，研究生教育水平低勢必構成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黨和政府重視教育改革與發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為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高端人才。1978年恢復研究生教育至今，研究生招生人數不斷增加。2019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78年的10708人發展到2019年的91.65萬人，40年間增長了84倍多。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交通運輸、電力、電信等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而教育作為核心“軟件”基礎設施之一，其改革步伐相對滯后。從現實情況看，除了教育界普遍認同的“錢老之問”，也應看到國內優秀本科畢業生出國讀研人數有明顯增加趨勢。從國際競爭力角度看，這反映了我國研究生培養質量堪憂。據不完全統計，自費出國留學人數由2004年的10.43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59.63萬人，年均增幅為13%，其中出國讀研人數年均增幅為54%。[2]除各種客觀原因之外，培養模式改革與體制機制創新是提高我國研究生教育質量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迫切要求。近年來，我國本科教育改革步伐明顯加快，從招生制度、教學質量管理和評估制度等方面展開，研究生教育體制改革則相對滯后，其中由數量型的外延式發展向質量和效率導向的內涵式發展的轉變是改革的核心與關鍵。我國現有研究生培養模式存在哪些主要問題，應如何解決，是本報告想深入探討的。在過去40年里，我國研究生教育經歷了大量改革實踐與探索，由數量型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變的條件日趨成熟，相關研究也提出了許多關鍵問題和對策，對制度的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主要涉及推薦免試招生制度中的公平與質量間的矛盾與平衡問題[3]、研究生獎助貸體系的激勵效果[4]、導師團隊知識結構合理性[5]以及科研創新能力的提高[6]等。也有學者建立了培養模式指標體系進行評價研究。[7]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本報告主要有以下幾點貢獻：基于高等教育服務市場理論，構建學生工作、導師制度和培養方案三維指標框架，權重分配也限定在各主維度內一級指標之間；評價指標和等級設置相對細化，以捕捉內涵問題；問卷抽樣兼顧不同地區、不同人員類別（學生、導師和管理者），以提高樣本的代表性。問卷調查對象限定在經濟學科（經濟、貿易、金融等），相關結論可能更適用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也可供其他學科參考。二理論框架（一）概念界定與指標設置原則對于“培養模式”這一概念的內涵，目前學術界沒有完全統一的界定。1998年教育部《關于深化教學改革，培養適應21世紀需要的高質量人才的意見》指出，培養模式是學校為學生構建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以及實現這種結構的方式。龔怡祖認為培養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與理論指導下，為實現培養目標而采取的某種標準構造樣式和運行方式。[8]董澤芳認為，培養模式是學校為了實現培養目標，根據一定的教育理念和培養制度而設計的，具有系統性、目的性、開放性與可仿性等特征的培養模型與操作樣式。[9]綜合上述觀點，總體來看培養模式一般包括兩方面，一是為學生構建什么樣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二是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前者是目標，后者是實現目標的途徑。為確保對現行培養模式進行客觀評價，根據問卷數據的特點，本報告在指標設置與分析中遵循以下原則：科學性與可行性相結合。對培養模式的綜合評價既要相對系統全面，還應突出重點、合理簡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綜合性評價的優勢之一是，可以對不同指標量化結果進行比較。但由于問卷數據的主觀性特點，須對量化結果和基本邏輯與價值取向進行綜合判斷。（二）指標框架與分析根據高等教育服務市場理論，高等教育屬于服務性消費，包括供求主體和供求客體，供求主體又分為需求主體和供給主體。[10]需求主體即學生，供給主體主要是導師，供求客體就是培養方案及培養過程。三者構成了教育質量評價的基本要素。[11]據此，本報告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相應設立生源選拔與管理（統稱“學生工作”）、導師制度、培養方案三個主維度，構建“主維度+子維度”的層次分析框架（見表1），本報告根據已有研究以及對我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系統觀察，歸納出了9個一級子維度、16個二級子維度，力圖反映主要培養目標及方式選擇。其次，權重確定體現重要性，三個主維度孰輕孰重往往可比性較弱。本報告以主維度內一級子維度（指標）為單位進行比較。最后，評價等級相對細化，以便于準確判斷。比如招生規模過大或過小均不可取，簡單分為“好”或“不好”容易導致評價過于籠統。表1評價指標體系主維度一級子維度二級子維度文獻來源學生工作（生源選拔與管理）招生方式統考陳立章等，2015；陳少雄，2005；裴魏等，2015；李菲等，2018推免學生資助獎學金劉文等，2015；畢鶴霞，2006；魏紅梅等，2014；裴秋蕊，2015；李海生，2010；吳雪萍等，2019三助津貼困難補助學生管理階段考核張強等，2010；陳少雄，2005；裴魏等，2015；胡玲琳，2004兼職管理招生規模招生規模陳少雄，2005；陳少雄等，2004導師制度指導時間單導師制胡玲琳，2004；張強等，2010；張杰等，2017；李娜等，2020雙導師制指導小組制知識結構完整單導師制胡玲琳，2004；姚金水等，2012；劉彩紅，2012；鄭浩等，2013；李占華等，2020雙導師制指導小組制學術道德培養單導師制胡守強，2017；單玨慧等，2017；王超等，2020雙導師制指導小組制培養方案理論教學學生講解比重胡玲琳，2004；裴魏等，2015；董澤芳，2012；張穎偉等，2016作業量考試頻率科研訓練研究方法訓練胡玲琳，2004；張強等，2010；王明喜等，2016；盧陽等，2017；韓國高，2017；陳新忠等，2020調研能力訓練|Excel下載表1評價指標體系從具體指標設置看，學生是培養（需求）主體，學生工作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入學前通過科學合理的招生方式選出最有潛力的生源，二是入學后根據研究生階段的年齡與學歷特點實施有效的激勵與管理。因此，設置了招生方式和學生資助等共4個一級指標。第一，招生方式決定生源質量，目前主要有兩種方式：統一考試（簡稱“統考”）和推免[12]。推免制度對擴大生源、提高質量、促進在學生本科階段增強綜合素質培養意識等，都起到了積極作用，成為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引發了教育界對公平與質量平衡等問題的擔憂。[13]尤其近年來推免生占比不斷提高，有可能扼殺有潛力學生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第二，學生資助下設3個二級指標：獎學金、三助津貼和困難補助。研究生處于高等教育最高階段，同時也是科研生力軍。學歷和年齡等因素使得學生面臨各種兼職機會和經濟保障需求，讀研的機會成本相對較高，因此資助制度設計核心目標是兼顧經濟保障和學術實踐與訓練。第三，學生管理主要包括階段考核和兼職管理兩個部分，前者通過開題審查、中期檢查、預答辯等保障學習進度與質量，兼職管理則與“學生資助”呼應，從限制角度確保資助體系設計目標的實現，例如不允許限定時間和范圍之外的兼職等。第四，招生規模過大或過小均不可取，故設了5個評價等級：過大、偏大、適中、偏小、過小。導師作為研究生教育服務的主要供給主體，在培養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教育部2018年《關于全面落實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職責的意見》對此做了進一步強調，如何落實并產生效果則有賴于制度設計。相對于本科教育而言，研究生教育更像“手工業”，需要個體培養及相應的時間投入，知識結構完整和學術道德培養均為重要培養目標。本報告以指導時間、知識結構完整、學術道德培養為導師制度評價準則（一級指標），以目前國內實行的單導師、雙導師和指導小組制度為主要選擇方式（二級指標）。培養方案作為連接供、求主體的供求客體，是對具體施教內容的考察。不同學科培養方案具體內容不同，但大致可分為理論教學和科研訓練兩部分，設為兩個一級指標。理論教學一般包括三個主要環節，即認知、操練、考核，對應設置3個二級指標：學生講解比重、作業量和考試頻率。“學生講解+教師點評”是我國社會科學學科研究生理論教學經常采用的方式，有利于學生參與和自學能力訓練，但學生講解比例過大或過小均不利于知識系統化與獨立學習能力訓練的平衡。因此對二級指標均設置了5個評價等級，以獲取更確切的信息。理論課教學系統性強、容量大、內容更新快，應發揮教師講授的主導作用。主觀上，教師可能想借此加強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但在知識更新快、理論創新不斷涌現的情況下，過多依賴學生自學易產生知識碎片化等問題。科研訓練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是科研方法訓練，二是科研實踐。本報告根據社會科學學科的規律，相應設立研究方法訓練和調研能力訓練兩項指標。三研究方法基于上述框架，本報告通過評價性問卷獲取第一手質性數據，然后進行合理的量化。以下簡要介紹抽樣和量化方法。（一）抽樣為保證樣本代表性，本報告對問卷對象的背景和所在地區做了合理篩選，涵蓋國內七大地區16所211和（或）985大學（見表2），包括培養過程的三個主要參與方——學生、導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其中學生占3/4，以反映其作為需求主體和服務對象的重要地位。首先，211大學與985大學是研究生培養的骨干機構，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具有較高的代表性，選擇相近層次的學校可避免樣本的異方差。其次，對七大地區的選擇有助于提高樣本點之間的獨立性。問卷采用郵寄自填的方式，為保證數據質量，采取了以下幾項措施。每所學校由本報告作者通過內部渠道選定一名聯絡人，一般為研究生院（部）或經濟學院相關負責人，由聯絡人從金融學、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等專業隨機選出8名問卷對象：學術學位研究生6名，導師和教管人員各1名。為確保隨機性，要求6名學生來自不同專業和不同行政班級。對三類人員的選擇，主要考慮對需求主體、供給主體和供給客體不同視角的覆蓋。問卷采取有償、不記名方式；權重分配代表不同指標對培養質量的貢獻程度，需要參評者進行綜合判斷，故對象限定為導師和教管人員。表2學校選取地區學校環渤海中央民族大學、南開大學、中國海洋大學長三角上海交通大學、蘇州大學珠三角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東北大連理工大學、遼寧大學西北西安交通大學西南重慶大學、西南大學中部湖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合肥工業大學|Excel下載表2學校選取（二）量化指標的量化借鑒了陳少雄提出的方法[14]，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一級指標權重，反映對提高培養質量的重要程度，二級指標的滿意度評分采用了模糊數學法。1.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本報告采用層次分析法原理確定權重。該方法由托馬斯·塞蒂（T.L.Saaty）提出，基本邏輯是通過多位專家對指標進行兩兩比較確定權重，并可通過一致性檢驗避免非理性判斷帶來的偏誤。具體來說，首先以9級評分制兩兩比較各因素重要性，1、3、5、7、9五個奇數值依次表示同樣重要、稍微重要、明顯重要、很重要、極端重要，四個偶數值為介于上述相鄰判斷之間。例如在a、b、c三因素比較中，重要性兩兩比較結果如表3所示。表3兩兩對比示例-1因素因素abca158b1/513c1/81/31|Excel下載表3兩兩對比示例-1以i和j分別代表矩陣的行和列，各元素兩兩對比結果yij由表4中的方法確定。比如y23=5反映了矩陣第二行（a）與第三列（b）的比較結果。表4兩兩對比示例-2yij兩兩對比重要性的差異程度y22=1同等重要y23=5a比b明顯重要y24=8a比c的重要程度介于很重要和極端重要之間y34=3b比c稍微重要|Excel下載表4兩兩對比示例-2可通過對表3矩陣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運算和歸一化處理，得出a、b、c三個因素的權重。為確保權重確定過程客觀，需按照式（2）對表3矩陣A進行一致性檢驗。這里n表示矩陣階數（因素個數），λmax表示矩陣最大特征值，RI表示隨機一致性指標臨界值，可通過查表獲得。如果矩陣滿足一致性條件C.R.＜0.1，說明專家評分過程客觀可靠。表3矩陣一致性指標C.R.=0.0633，可視為權重分配結果可信。2.模糊數學法：滿意度評分二級指標滿意度評分采用模糊數學方法。該方法是針對大量經濟現象具有模糊性而設計的評分方法，適合本報告評價指標的特征。比如評價某種導師制度對學生學術道德培養的影響時，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分數。具體步驟如下。第一，建立評價因素集U。比如假定某事物由d、e、f決定，U=（d，e，f），這些事物因素具有模糊性。第二，建立評判集V。V是與U中因素對應的評價標準，比如等級劃分為優、良、中、差對應分分別為4、3、2、1時：第三，建立模糊評價矩陣：式（4）中：i=1，2，…，n；j=1，2，…，m。其中rij表示對于因素集U中第i個評價因素做出第j級評語的隸屬度，計算公式為rij=dij/d，即對因素Ui做出第j級評價人數與總人數之比。第四，建立二級指標評分矩陣：同理可求得其他n-1個二級指標的綜合評分。四結果與分析（一）評分二級指標評分反映了參評人對現狀的認同度或滿意度，共發放問卷[15]128份，回收率為100%，其中有效問卷124份。以學生工作模塊為例（見表5）。根據式（3），四個評價等級“非常好”、“比較好”、“一般”和“不好”的對應分數區間為76～100分、51～75分、26～50分、1～25分，取對應區間中位數建立評判集V1=（88，63，38，13）；分五等的對應區間為67～100分為適中、34～66分為偏大或偏小，1～33分為過大或過小，取中位數可得評判集V2=（17，50，83，50，17）。各等級的選擇人數占比構成模糊評價矩陣R（見式4）。評判集乘以評價矩陣可得二級指標加權評分，結果見表5。其中“選擇人數占比”構成模糊評價矩陣。比如招生方式對應的兩個二級指標模糊評價矩陣為：即認為目前統考方式非常好的占50%，認為比較好的占39%，依次類推。按式（5），評價矩陣R1乘以評判集可得統考和推免兩項二級指標加權平均分（73，61）。表5學生工作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單位：%，分一級指標二級指標選擇人數占比加權平均分非常好比較好一般不好招生方式統考503910173推免254625461學生資助獎學金354616366三助津貼314816564困難補助244129659學生管理階段考核345015168兼職管理829362743過大偏大適中偏小過小招生規模招生規模7334812064資料來源：根據問卷數據整理。|Excel下載表5學生工作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二）權重權重體現對培養質量的影響程度或重要性，問卷對象限定為導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共發放問卷[16]32份，每所樣本學校兩份，有效回收率為100%。以往研究多數對所有一級指標進行兩兩比較，其可比性值得商榷。譬如理論教學和學術道德培養分屬“培養方案”和“導師制度”兩個不同模塊（主維度），很難比較哪個更重要。本報告以主維度內一級指標為單位進行比較。仍以“學生工作”為例，下設招生方式、學生資助、學生管理和招生規模4個一級指標，參評人在4項指標之間進行比較，取平均值[17]可得判斷矩陣A。計算矩陣A的特征值、特征向量，歸一化處理后可得權重向量：W=（0.37，0.09，0.15，0.39）T四階判斷矩陣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為0.90，依式（2）進行一致性檢驗：，說明專家對比過程客觀，權重計算結果可信。（三）綜合評價二級指標加權平均分加總后取平均值可得各項一級指標評分，乘以各自權重后相加可得三個主維度的綜合評價得分，結果見表6。三個模塊綜合評價分別為62分、62分和60分，從本報告取值區間1～100分看總體處于中等水平。表6評價指標測算結果單位：分主維度綜合評價得分一級指標二級指標指標評分權重指標加權平均分學生工作62招生方式670.37統考73推免61學生資助630.15獎學金66三助津貼64困難補助59學生管理560.39階段考核68兼職管理43招生規模640.09招生規模64導師制度62指導時間620.24單導師制64雙導師制67指導小組制54知識結構完整630.33單導師制57雙導師制71指導小組制61學術道德培養620.43單導師制61雙導師制68指導小組制58培養方案60理論教學710.17學生講解比重67作業量73考試頻率73科研訓練580.83調研能力訓練55研究方法訓練60資料來源：根據問卷數據整理。|Excel下載表6評價指標測算結果1.學生工作一級指標中，招生方式評分最高（67分），學生管理最低（56分），反映了參評人對后者的認可度相對較低，一個關系入學前學生選拔的公平與質量，另一個影響入學后的管理。該兩項指標的權重也最高，分別為0.37和0.39，表明兩者最受關注。二級指標加權平均分為43～73分，平均分為62.25分。兼職管理評分最低（43分），是學生管理（一級指標）評分低的主要原因，63%的受訪者選擇了“一般”和“不好”。如前文所說，與本科生不同，研究生因年齡、學歷和教學安排等原因有更大和更多的有償兼職動力和機會，單純以經濟收入為目的而從事與專業無關的兼職將分散學生對學業的專注與投入。沒有明文規定將給學生和學校雙方帶來不確定感，不合理的非學術性兼職往往造成學生時間的無效利用，校方和導師的管理也缺乏依據。雖是細節問題，但對培養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往往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其次是困難補助（59分），1/3以上受訪者選擇了“一般”（29%）或“不好”（6%），認為“非常好”的只占不足1/4（24%），反映了受訪者對現行困難補助制度的認可程度也相對較低。學生管理的另一項二級指標是階段考核，獲得相對認可（68分）。對招生規模的評價中等（64分），但從表5看，認為適中的不到50%，40%認為偏大或過大，12%認為偏小，反映了現行招生指標管理體制下可能存在規模失衡。指標分配一般向211學校和985學校傾斜，研究樣本也都是這些學校，不難理解為何有2/5的參評者認為招生過多。二級指標加權平均分最高的是“統考”（73分），這解釋了招生方式獲得較高認可度的原因。統招統考從形式看可以最大限度保證公平競爭，但同時也應看到評分并未處于“非常好”評價區間，認為“非常好”的只占50%，體現了受訪者對進一步完善的訴求。我國碩士研究生考試一般為四門，即政治、英語、數學、專業，根據不同專業有個別調整。總體看這些考試偏知識、輕能力，且存在一定“應試”色彩，較難準確衡量考生的整體素質，這也可能是推免制度受到招生學校普遍歡迎的原因。雖然2013年《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推薦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免試攻讀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規定各招生單位推免生比例不得超過本單位招生計劃的50%，但有些雙一流高校實際招收比例出現超過半數的趨勢，[18]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有統考方式本身存在較大局限。雖然推免制度總體也獲得了一定的認可（61分），但與統考制度評分相比較仍有明顯差距，說明該項自1985年開始實行的重要招生制度改革有待進一步完善。主要問題還是在于如何保障公平與質量的統一。[19]比如高水平大學往往要求推免生須來自211學校和985學校，復試早于統考生，獎學金分配一般也有傾斜。同時，這樣的安排也不利于提供動態的公平競爭，有些學生很有潛質但“大器晚成”，以本科出身為門檻很可能構成這些生源進入高水平大學讀研的障礙，帶來潛在的人力資源浪費。以上對統考和推免制度評價結果的分析，反映了兩種招生方式都存在明顯的局限。如引言所說，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研究生報考積極性不斷提高，人數出現大幅增長，研究生教育已由“需求不足”變為“供不應求”的稀缺資源，因此把握好公平與質量的統一成為在生源選拔環節注重內涵式發展的關鍵。2.導師制度在時間投入方面，單導師、雙導師和指導小組三種方式分別獲評64分、67分和54分。本報告也就此專門對導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問卷進行了單獨統計，對指導時間的總評價分為50分，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師生比偏低的狀況，與上文提到的招生規模偏大相呼應。近年來高校研究生擴招，到了2019年招生規模超過90萬人。根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教育統計數據，我國在校研究生高達286.37萬人（其中碩士243.95萬人），[20]而指導教師僅有41.4萬人，[21]也就是說，導師人均指導研究生6.9名，實際上部分導師甚至需要同時指導10名以上的學生。而發達國家的高校每位導師指導學生數量上限一般為6人。例如美國高校中每個導師同時指導的研究生人數一般為2～3人，5～6人屬較高水平。相較而言，雙導師制得分高于單導師制，符合預期，且近40%選擇了“非常好”（見表7），正副兩位導師畢竟能給予更多的指導時間。指導小組制評分為54分則是意料之外。小組一般由3名教師以上組成，學生本應得到更充足的指導時間，獲最低評的原因，應是在實際操作中只注重了指導成員的增加，對合理分工等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在分工與機制不夠健全的情況下，簡單的成員增加將降低單個成員的責任感和時間投入。在知識結構完整方面，單導師制獲最低評價（57分），這也符合預期，雙導師制再獲最高分（71分），僅1%認為雙導師制不好，指導小組制得分（61分）顯著低于雙導師制，原因應與上文對指導時間的討論相同。對學術道德的培養，雙導師制仍獲最高評（68分），兩名導師客觀上可以互相監督，指導小組制再獲最低評分（58分）。另外，參評人普遍認為學術道德培養是導師制度設計的最重要目標（權重為0.43），其次是知識結構完整（權重為0.33），反映了人們對現有導師制度的關注重點。綜合以上分析，雙導師制在學術道德培養等各項指標方面總體獲評最高，指導小組制最低，只在知識結構完整方面略高于單導師制。學科理論的深入發展和交叉融合趨勢的不斷增強，對指導教師的知識結構完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的單導師制顯然難以適應這一需求。而就一般邏輯而言，指導小組制在指導時間和知識結構互補方面具備明顯的潛在優勢，小組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也更有利于學術道德培養。所以發達國家在長期實踐中普遍采用這一制度。由此反推，獲差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只注重了該制度的外延——指導老師人數增加，忽視了合理分工等主要內涵。再者，雖然雙導師制各項指標獲評最高，但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主導師和副導師之分削弱了導師間的平等和分工的實質意義。單導師制作為現行最主要的導師制度，無論形式還是內涵都具有明顯的局限，尤其在人們較關注的知識結構完整等培養目標的實現方面。表7導師制度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單位：%，分一級指標二級指標選擇人數占比加權平均分非常好比較好一般不好指導時間單導師制245717264雙導師制393821267指導小組制153842554知識結構完整單導師制164833357雙導師制39537171指導小組制244628261學術道德培養單導師制176316461雙導師制365013168指導小組制224135258資料來源：根據問卷數據整理。|Excel下載表7導師制度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3.培養方案培養方案體現主要教育內容。理論教學綜合評分為71分，二級指標中“學生講解比重”為67分，作業量為73分，考試頻率為73分，其中認為作業量與考核頻率適中的分別占69%和71%（見表8），認為學生講解比重適中的也占近60%，均占大多數，說明認可度普遍較高。對科研訓練的綜合評分為58分，與理論教學相差較大，其中作為社會科學科研基本能力之一的調研能力訓練獲得55分，顯著低于平均值，也是所有二級指標中獲評最低之一，反映了培養方案設計的一個重要缺失或不足。理論教學和科研訓練兩項一級指標的權重分別為0.17和0.83，表明參評人普遍認為科研訓練在培養方案制訂中應占絕對主導。也就是說，參評人一方面普遍認為科研訓練的重要性遠高于理論教學，另一方面對科研訓練內容的認同程度明顯低于理論教學。解釋這一結果所反映的實質問題需要全面分析。根據筆者在研究生教學與指導實踐中的觀察，理論教學在我國研究生教育中開始受到重視，但相對而言，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仍普遍存在。研究生的可持續性科研創新能力培養，有賴堅實的理論基礎與素養，是內涵式發展的應有之義，因此理論教學與科研訓練在培養方案中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問卷數據中兩者權重分配的強烈反差，明顯反映了對教學相對輕視的理念和導向。同時也說明在學術研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心態。就像建房子一樣，常識告訴我們，地基牢才能建得高。國內許多一流大學已經不再將成果發表作為獲得學位的必需條件，從而使教學的發展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從多數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踐看，在重視科研訓練的同時，基礎理論教學在培養方案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通常有專門的教授委員會負責教學大綱制定、教材選擇、授課教師遴選，并大都沒有畢業前發表成果的要求，以便在有限的學習期內切實打下牢固的理論基礎。表8培養方案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單位：%，分一級指標二級指標選擇人數占比加權平均分過大（多）偏大（多）適中偏小（少）過小（少）理論教學學生講解比重7175916167作業量2156914073考試頻率1117116173非常好比較好一般不好科研訓練調研能力訓練193542455研究方法訓練224729260資料來源：根據問卷數據整理。|Excel下載表8培養方案二級指標問卷結果統計五總結：我國學術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的主要問題在現階段創新引領發展的時代，人才競爭已成為世界性重大戰略問題。研究生教育是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的主要途徑，加快推進向質量型發展轉變已成為當務之急。本報告通過問卷調查分析我國學術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結果顯示，現行模式經過多年改革總體來看獲得了一定認可，但粗放型、數量型發展理念依然有較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對評價最低、影響較大的兼職管理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資助和兼職之間也缺乏統籌安排，反映了對過程管理精細化不夠重視的普遍現象。第二，我國現行研究生招生考試制度存在不公平的問題，也存在明顯的質量問題。一方面，推免與統考兩種方式的評分差距明顯，反映了對招生考試進一步重視公平的訴求，也反映了從1985年開始的該項招生方式多元化改革仍有較大完善空間；另一方面，統考雖然評分較高，但一些高校對招收推免生的傾向以及比例提高的趨勢，反映了統考方式本身對提高生源質量存在較大束縛。第三，應全面審視現行三種導師制度。雙導師制總體獲評分數相對最高，但主導師和副導師之分削弱了導師間的平等和分工的實質意義，多數情況下是主導師帶學生過多問題衍生出來的一種方式，對培養質量的影響仍有待評估。指導小組制獲評最低，只在知識結構完整方面略高于單導師制，主要反映了對該制度內涵重視不夠，只注重了該制度的外延——指導老師人數增加。單導師制作為現行最普遍的導師制度，無論形式還是內涵都具有明顯的局限，尤其在人們較關注的知識結構完整等培養目標的實現方面。第四，在培養方案設計理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從我國研究生基礎訓練環節實際情況以及與發達國家培養質量的對比來看，現有設計普遍存在輕教學、重成果的理念，從長期看缺乏扎實的基礎理論訓練必然成為科研和學術水平提升的主要瓶頸，應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第五，科研訓練是問卷中獲評最低指標之一，也是經濟學科等社會科學研究生培養方案的薄弱環節。第六，本問卷調查結果還顯示了招生規模偏大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更為直接地體現了數量型發展理念的影響。數量和質量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應辯證看待兩者，對其進行合理取舍。在研究生教育已成為供不應求資源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提高質量和效率。六改革建議本部分根據上述問題提出改革建議。先簡要討論基本思路，然后是具體建議。（一）基本思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開放等五大發展理念，同時強調要保持制度、理論、道路、文化自信，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統一思想的集中體現，為“雙一流”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大方向。2015年10月國務院《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則提出了具體目標和方向，要求加快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發展的體制機制。我國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作為“雙一流”建設關鍵環節之一，應緊緊圍繞體制機制創新與開放，增強改革的內外部動力。而探討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離不開對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基本認識。1.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進入新常態高等教育是體現國家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窗口，也是國家核心基礎設施服務行業之一。研究生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目的是在本科教育基礎上培養高級專門人才，這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渠道，體現了國家軟實力。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研究生教育也應按照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針，從追求數量擴張的粗放型向以追求效率和質量為特征的內涵化發展方式轉變，以提高國際競爭力，滿足社會發展對高質量研究生教育的需求。2.新常態時期實現研究生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關鍵是創新與開放研究生教育是管理制度密集型行業，提高教育服務供給質量與效率的關鍵是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隨著我國進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階段，管理體制機制創新、擴大開放、吸納世界精英人力資本要素為國家服務成為許多行業已經采取并行之有效的戰略轉變，這也是新興市場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經驗之一。這一思路同樣適用于研究生教育改革。3.對外開放是國家自信的體現，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功經驗2020年6月印發的《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教育部對外開放意見》）提出要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鑒、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寬領域、更多層次、更加主動的教育對外開放局面。2015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也明確要求推進教育等服務業有序開放。鄧小平同志最初提出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體現了高度的國家自信。高等教育開放雖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中華文明五千年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對外部文化的融合。可憑借我國多年改革開放經驗積累，加強監管，采取由點及面開放的漸進方式。多年實踐表明，改革效果顯著的領域一般開放程度也較高，凡是開放做得好的行業大都在競爭中實現了創新型發展，乃至進入國際一流甚至領先行列，既體現了自信，也在實踐中增強了自信，形成良性循環。因此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先進管理理念和制度也是一種體制機制創新，是趕超型國家后發優勢的主要來源。（二）具體建議結合國情和發達國家實踐，本報告提出六點建議僅供參考和商榷。1.按照公平原則，建立“兩個統一”的招生考試制度一是逐步建立以能力測試為主的國家統一標準考試體系，以完善現行統考制度；二是設立“綜合成績+標準考試成績”的統一錄取條件，以兼顧生源選拔過程中的公平與質量。我國自古就有統考傳統（例如最早的科舉），而且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建立統一的標準考試制度相對更有利于生源選拔質量與效率的提高。現行統考制度的主要缺陷，一是重知識、輕能力，二是專業課各校自行命題的方式難以確保統一的質量標準。建立國家統一的標準考試體系既有利于統一解決考試重知識、輕能力的問題，也有利于高效率地形成統一、穩定的試題質量標準。實行國家統一標準考試體系還有利于推行一年多考，以提高生源選拔的效率，避免“一考定終身”。而設立“綜合成績+標準考試成績”的統一錄取條件，有利于解決推免制度的公平問題。具體施行中，兩者的權重可適當區分，推免生可以綜合成績為主、標準考試成績為輔，普通考生則以標準考試成績為主、以綜合成績為輔。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招生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以全國統一標準考試為主、本科或碩士階段綜合成績為輔的制度（北美、歐洲等）；第二類是以后者為主、以歐美通行的GRE或GMAT的標準考試成績為輔（新加坡等）；第三類是以日本為代表，完全由學校自主招生，教授擁有命題和招生決定權，考試一般為英語、基礎、專業三科。值得注意的是，能力測試是各國招生考試的共同重點。GRE是一般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包括一般能力測試和專業測試，前者內容為文字推理、數量推理、邏輯思維、分析性寫作四部分。GMAT是工商管理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內容包括分析性寫作、綜合推理、數學、語文四部分。考試一般為一年多次，試題來自標準題庫。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國相對更適合建立一個以能力測試為主的統一標準考試制度。2.創新與完善體制機制，對學生的兼職管理和資助體系進行配套改革在建立相關制度方面應注意處理好幾個關系：一是將兼職與學術實踐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普遍采用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兼職方式進行資助，相對更有利于提高資助效率，值得我們借鑒；二是在提供生活保障基礎上嚴格限制兼職時間，以保證學業為主；三是根據研究生年齡特點，明確兼職津貼的生活保障屬性；四是資助制度設計應堅持獎罰分明的原則，建立等級制和等級動態化調整機制。以博士資助為例，其目前基本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資助效率和培養效率的提高。3.以指導小組制為基礎將目前三種導師制有機融合導師制度設計是研究生教育供給側結構是否科學合理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應根據合理分工、成員平等、互相監督的制度內涵，以指導小組制為基礎將目前三種導師制有機融合。發揮單導師制的主要責任人優勢，同時結合指導小組制在知識結構完整等各項指標實現過程中的潛在綜合優勢。例如導師可主要負責課題選擇、研究設計與總體指導，其他成員主要保障過程公平和對知識結構的補充等。從發達國家高水平大學長期實踐看，其多以該方式為主。4.培養方案改革應重點加強對教學的規范化要求與管理針對輕教學、重科研理念的影響，建議加強對教學、教材和教學大綱的規范化要求，并在學位點評估等方面給予教學更高的權重與地位。也可由政府主管部門組織專家共同制定核心課程教學大綱，并對學位核心課程及教材選擇與編寫提出指導性意見。5.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培養方案中可加入“實地調查”必修課程教育管理部門可鼓勵和倡導以正式學分的形式增設“實地調查”等相關課程。理論結合實際是長期以來所倡導的學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較強的實驗性，更需要研究者具備深入實際進行觀察的能力，這應在培養方案設計中得到體現。6.政府管理部門轉變思路，從重點管數量逐步過渡為重點管質量對質量的評估可根據情況采用不同方式，包括建立畢業生去向、留學生層次與來源國家以及畢業生后續發展狀況等評估指標和相應的跟蹤數據庫等。上述建議的基本思路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解決現行存在的主要問題。但增強體制機制創新的內外部動力涉及更深層次的改革。對此也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明確研究生教育核心管理崗位的責、權、利，實行專職化，培育制度創新內生激勵。實行核心管理崗位專職化，有利于落實責、權、利原則。效率與創新是專業化分工的結果，專業化意味著專職化。高校研究生管理大部分核心崗位采用“雙肩挑”形式，即由教授兼任。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發揮教授對教育規律認知的積累，但雙肩挑人員同時需完成學術職務的工作量，這必然分散投入管理工作的精力，是制約管理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本原因是未能真正落實責、權、利配套措施。應逐步減少核心管理崗位雙肩挑的學術考核要求，同時提高與職責匹配的薪酬待遇。這在多數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很普遍，教授高薪受聘專職管理崗位期間一般不需要同時承擔或只承擔少量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不再參加學術工作考核。需要注意的是，應科學論證崗位設置數量，遵循按工作量和職責要求設崗原則。第二，將研究生教育作為高等教育對外開放試驗區，增強制度創新的外部動力。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