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周溯源研究員2014年我國現有各類期刊近萬種，學術理論期刊5000種左右，分為一般期刊、核心期刊和權威期刊。大部分是一般刊物，核心期刊各個學校劃分不一樣，大約有200多種，權威期刊最少，約有一二十種。大家公認的有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求是雜志、歷史研究等，報紙則有人民日報學術理論版、光明日報學術理論版。我國現有社會科學工作者100萬左右，并且每年還在增加，五路大軍，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核心期刊、

權威期刊發表，但是僧多粥少，競爭激烈。

那么，怎樣才能成功呢？

可用一句話來回答：把文章寫好。第一境界，準確明白。第二境界，生動形象。第三境界，簡潔凝練。第四境界，質樸自然。第五境界，創新出彩。那么怎樣才算好文章呢？我把文章分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準確明白

把要說的事、要講的理，說準確、講明白，做到條理清楚，邏輯嚴密，語言通暢，讓讀者一看就懂，盡量避免字詞孤僻而難認、句子太長而難讀、語意雜糅而難懂的現象。準確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碼要求。第二境界，生動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鮮活動感的語言，不僅把事與理說得準確明白，而且繪聲繪色，讓人讀起來有興致，有美感，如沐春風，如飲甘醇。第三境界，簡潔凝練用較少的文字說明較多的內容，用較短的篇幅講清較復雜的事理，論題集中，不蔓不枝，篇無閑句，句無閑字，干凈利索，像金剛石，體積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亞說：簡潔的語言是智慧的靈魂，冗長的語言則是膚淺的藻飾。恩格斯指出：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了解，就能牢牢記住，而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第四境界，質樸自然不矯揉造作，不故弄玄虛，不佶屈聱牙，“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文從字順，平淡清淳。質樸自然并非拒絕雕飾，而是雕飾之后又不露痕跡，是飽經歷練而臻于爐火純青，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凡是大手筆的文章，都是質樸自然的。第五境界，創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標準是義理創新，“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無疑，這種創新出彩，是合乎民眾的期盼與時代的召喚，是對社會事物認識的深化，對客觀規律的揭示，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破解，是科學新命題的提出，是對真善美的發現與褒揚，對假惡丑的識別與鞭撻，是針砭時弊，匡謬糾錯，揚棄超越。第五境界，創新出彩創新出彩，可表現在各個方面，如詞句、觀點、方法、表述、結構、體裁、風格、學派、理論體系，等等。“動人春色不須多”。一篇文章創新出彩、形成亮點之處，可能就一兩個警句，幾十個字；一部著作，做出貢獻、被人稱道引用的，可能就一兩個獨到的觀點。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來，讓人開卷獲益,愛不釋手。

怎樣才能寫好文章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都能說出幾點看法，我講十點：

一、標題要新巧；二、內容要新穎；

三、論據要充分；四、論證要嚴密；

五、論述要精彩；六、寫作要規范；

七、文稿要多改；八、投稿看對象；

九、溝通很重要；十、成功在堅持。魯迅先生說過：記人，最好記他的眼睛。何以如此？因為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最能反映人的風采和魅力。對于文章來說，標題猶如“文眼”，至關重要。因此，看人先看眼，看文先看題。文眼巧不巧、亮不亮，往往決定文章的命運。現在有的文章標題太平、太長，別人一看標題就不想讀這篇文章。第一點：標題要新巧文章標題的弊病由來已久。時下文章特別是理論文章，標題主要存在三種弊病：一是平，二是長，三是公式化。有的標題竟長達十七八個字，二十多個字，又平又長，又呆又笨，毫無生氣。且不管文章的內容如何，只就標題而言，就因其乏味而使讀者掃興，懶得一讀。那么，是何原因使得標題出現上述毛病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幾種情況：有的是才力不逮，實在想不出好標題來；有的是懶動腦筋，不想為標題多費神；有的是缺乏精益求精的追求，滿足于過得去就行；有的是責任心不強，不管讀者愛不愛看，能達到亮相的目的就行，或者只是為了評職稱；有的是習慣于形式主義文風，愛搞黨八股那一套，沒有個性，缺乏創新精神；也有的是幾種情況兼而有之。人要取個好名字，書要取個好名字，文章也要取個好標題。標題好，能激起讀者閱讀的渴望，感到不看文章是一種遺憾；標題好，猶如畫龍點睛，與文章形成合力，達到宣傳目的；標題好，即使文章平一些，也能使讀者有所收獲。有的文章標題好，令人拍案叫絕，過目不忘，甚至終生難忘。例如：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進一步，退兩步》，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別了，司徒雷登》，鄧小平的《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江澤民的《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發展要有新思路》、《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等等，都是十分好的標題。有些理論家、學者的文章標題也起得非常好，如胡喬木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胡繩的《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科學的春天》，翦伯贊的《內蒙訪古》、《桃花扇底看南朝》，等等，堪稱標題的典范。至于魯迅先生，更是文章高手，他的文和題，極具創造力和個性，諸如《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戰士和蒼蠅》、《罵殺和捧殺》、《老調子已經唱完》等等，清新雋永，回味無窮。當然，標題怎樣才算好，每個人的標準并不完全一樣，但我以為有三點是基本的，可以達成共識：第一，貼切、醒目、生動。第二，短一些，簡潔一些。人們不愛讀長文章，也不愛讀長標題，短比長好。當然，并非一概反對長標題，該長的還得長，比如列寧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這樣的標題不能短。第三，要有個性，切忌似曾相識，人云亦云。如今我們進入了創新時代，提倡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提倡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章標題更要令人耳目一新。有人或許不以為然，說中國自古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崇尚樸實的文風，標題越平實越好，何須多花精力？這又誤解了。平實不等于平淡，更不等于冗長和公式化。“文似看山不喜平”，這是人們的閱讀心理，并非編輯對作者的苛求。當然，起一個好標題亦非易事，沒有賈島的“推敲”精神不行；沒有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磨礪精神不行；沒有鄭板橋的“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的創新精神也不行。不嘔心瀝血、不搜索枯腸，好標題出不來；沒有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好標題出不來。寫文章就是苦差事，誰要寫好文章，誰就得準備吃苦。這一點，我們的先人深有體會，如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感慨，杜甫“讀書破萬卷”、“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拼勁，便是明證。如今，時代在飛速前進，信息在爆炸式增長，讀者的鑒賞水平越來越高，期望值越來越大，選擇的范圍越來越廣，文章不好他不看，標題不好也不看。怎么辦？結論只有八個字：文章要好，標題要巧。（原載《求是》雜志2002年12期）賈島“推敲”

圖二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

（賈島）

春風又綠江南岸

（王安石)刪繁就簡三秋樹

領異標新二月花

（鄭板橋）

讀書破萬卷

（杜甫）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標準是義理創新，“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毫無疑問，這種創新出彩，是合乎民眾的期盼與時代的召喚，我把它歸納為九個方面：

一是對社會事物認識的深化，二是對客觀規律的揭示，

三是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破解，四是科學新命題的提出，

五是對真善美的發現與褒揚，六是對假惡丑的識別與鞭撻，

七是針砭時弊，八是匡謬糾錯，九是揚棄超越。

這九個方面有時是相互交叉重疊的。第二點：內容要新穎例如，對社會事物認識的深化，就可能是對客觀規律的揭示，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破解。對真善美的發現與褒揚，有可能同時提出科學新命題；對假惡丑的識別與鞭撻，可能同時是針砭時弊，匡謬糾錯。必須指出，創新出彩，決不是隨心所欲，扭曲事實，妄想臆說，詭辯忽悠。必須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群眾的檢驗、歷史的檢驗。有創見新意之文，為文明長河貢獻了真理的顆粒，被人樂道而傳播。特別優秀者則被奉為經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貴創新，創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唐大家韓愈力主文章必須創新，“惟陳言之務去”。北魏時期的文論家祖瑩提出：“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南宋大詩人戴復古主張：“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被稱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能詩能書能畫，世稱“三絕”，為自己的書齋寫有一幅對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可見他是特別喜歡簡潔凝練，由衷推崇創新出彩的。惟陳言之務去(韓愈)鄭板橋的書法王安石說：“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一般而言，一篇文章創新出彩、形成亮點之處，可能就一兩個警句，幾十個字；一部著作，做出貢獻，被人稱道引用的，可能就一兩個獨到的觀點。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來，讓人開卷獲益，執卷留連，愛不釋手。“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王安石）如《孟子》中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韓愈《師說》中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劉禹錫《陋室銘》中的“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在不深，有龍則靈”；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歐陽修《伶官傳序》中的“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王勃《滕王閣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杜牧《阿房宮賦》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等等。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韓愈“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在不深，有龍則靈。（劉禹錫）近年來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求是雜志、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等，它們刊登播發的文章中，還有一些知名學者的文論中，也不斷出現一些新亮點，為人們喜聞樂道。例如，江澤民同志講的“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胡錦濤同志講的“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群眾利益無小事”；李瑞環同志講的“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還有廣為流傳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習近平經典之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打鐵還需自身硬”“踏石留印、抓鐵有痕”

“我們的干部要上進，我們的黨要上進，我們的國家要上進，我們的民族要上進，就必須大興學習之風，堅持學習、學習、再學習，堅持實踐、實踐、再實踐。”“鞋子合不合腳，

自己穿了才知道”“小康不小康，

關鍵看老鄉”“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群眾在我們的心中有多重，我們在群眾的心中就多重”；“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盡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金獎銀獎，不如群眾夸獎，金杯銀杯，不如群眾口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最大的憂患是沒有憂患意識，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問題缺乏警覺”；等等。總之，創新出彩宛如閃光的“寶塔尖”，而塔尖則需要堅實的塔基、塔身來支撐。

正如明代文學家譚友夏所說：“一篇之樸，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樸。”在各個層面的創新中，義理創新是最主要的。文以意為主，意為文之魂。杜牧指出：“茍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亂”；“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清代著名戲劇家、文藝理論家李漁認為：“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眾”；“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謂諸美皆備”，乃為上乘之作。“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眾”；“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李漁）“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謂諸美皆備”（李漁）我認為，義理創新大致有四種形式:

一是開新域——從頭說。

從無到有，提出一個新命題、新理論。例如哥白尼創立的日心說，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蒙代爾提出的歐元論，等等。

二是改舊論——重新說。

也就是認為原來講的不對，或不全對，或者因形勢變化而過時了，對舊的命題、原理作形式或內容的改造，變舊為新。例如，毛澤東為成語“實事求是”賦予新的含義。再比如，前幾年流行吃南瓜能降血糖的說法，后來有醫學家出來糾正，南瓜不能降血糖，吃多了反而會使血糖升高。這就是改舊論，重新說。

三是有發展——接著說。

彌補原有理論的不足或糾正其偏差，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加以調整和豐富。例如鄧小平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又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發展。這三者合起來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毫無疑問，這個理論體系還會不斷發展下去，隨著實踐的深入，將陸續增添新的內容。還有我黨工作的指導方針，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到“統籌兼顧，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先是講“又快又好”，現在講“又好又快”，置換了一下次序，也是發展。

四是分取舍——揚棄說。

例如我們研究傳統文化，學習外來文化，都是采取汲取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有位學者說：“三綱五常是可分的，三綱很反動，五常很珍貴。”這是有見地的。凡是學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對德國的古典哲學、對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對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作了分析批判，有所揚棄取舍。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化為新理論的元素。馬克思否定了黑格爾哲學唯心主義的外殼，取其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否定了費爾巴哈哲學的形而上學成份，吸取了他的唯物主義體系，創造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馬克思剔除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學說中的不正確因素，吸取了其中關于勞動價值論、地租、利潤等科學成份，加以改造，創造了剩余價值學說。文章力求義理新，如做不到義理新，就得有新材料

沒有新材料，就得有新方法；

沒有新方法，就得有新角度；

沒有新角度，就得有新表述；

沒有新表述，就得有新詞語。寫文章忌諱沒有創新，忌諱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內容空疏，陳言老調多，空話套話多。或是有內容卻遠離民生與學術的緊要課題;“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潤色愈工，其實愈喪”。隋朝李諤上書高祖，批評齊梁文風之弊：“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筐，唯是風云之狀”；“損本逐末”，“構無用以為用也”。這就是說，一是內容脫離生活實際，二是只注重文字雕琢，玩弄文字游戲。到了宋代，蘇軾指責“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這個批評是言之有據的。因為相當一部分文人在仕途上艱難跋涉，他們無心也無暇深入體察民生之艱難、民心之渴求，只知自話自說。嗷嗷待哺的民眾，盼生存之利如大旱之望云霓，居象牙之塔的話語者，談心性義理卻在閑庭漫步。明明人性有善有惡、亦善亦惡，他們卻在那里反復爭論，是人性善，還是人性惡？爭論了一千年還沒有結論，還要爭論第二個一千年。老百姓饑寒交迫，他們卻宣揚顏回之樂，說什么“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老百姓度日如年，無法忍受，他們卻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可“犯上作亂”。他們以社會衛道士的面目活動，而所作所為不過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如此事功，遭到老百姓的鄙夷。蘇軾指責“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

到晚清，“不務實學、專事浮文”之風尤熾。太平天國后期重要首領洪仁玕，他在著名的《資政新篇》中批評：“文士之短簡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帖面陳，俱是讒諂贊譽。”就是說，文人的文章，不論長篇還是短篇，沒有一句實話；下級向上級的匯報，都是詆毀政敵、討好上司、報喜不報憂的言辭。此話雖有偏激、夸大，卻切中積弊。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批評：“文士之短簡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帖面陳，俱是讒諂贊譽。”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認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系”。這些人寫的文章再多，出的書再厚，不能解決民生問題、社會問題，不能推動歷史進步。所以，等于是一堆廢紙。有的甚至是文字垃圾。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認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系”。在古代，有“博士買驢，書卷三紙，不見驢字”的笑話。明太祖時，就是朱元璋當皇帝時，刑部有個主事，刑部就是掌管法律、刑獄事務的官署，這個主事叫茹太素，他上書言事，奏章竟長達17000字，朱元璋看了半天，不知所云，氣得將奏章扔到地上去了，并喝令左右將茹太素痛打一頓。消氣后，令人將奏章拾起來重新看了一遍，發現“其切要可行者”不過“五百余言”，可見廢話之多。既惱火又大惑不解。于是發出圣旨，規定公文的格式，強調從今以后，再不許寫空話、套話、廢話。二是盲目求長，煩冗拖沓博士買驢，書卷三紙，不見驢字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煩冗拖沓呢？或是“私于自是”，不忍割愛；或是“以長為貴”、“以長為能”，簡單地認為篇幅越長越有學問、部頭越厚越有分量；或是不善提煉概括、剪裁取舍；或是為世風習染，言必“戴帽”、“穿靴”；或者追求周全穩妥，面面俱到。在當今，有的是受“以量取勝”時尚的影響，為統計成果的量化指標所迫，為達到一定字數而拉長“注水”。當然，也有作者本想出精品“靚女”，但因急功近利，未足“十月懷胎”，就提前“剖腹分娩”；初稿成后，又未能沉淀涵育，用心呵護，在修改環節上下足工夫，而是草草打扮，就匆匆“出嫁”了。在這種誘惑和壓力面前，必然滋生浮躁之風。

清代外交家、詩人、學者黃遵憲曾感嘆：“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有的無病呻吟，有的因循克隆，有的淺嘗輒止，有的信筆戲說，有的只道“天涼好個秋”，有的追求體系架構重于內容扎實，追求包裝華麗重于濟世實用，追求感官刺激重于靈魂凈化……未能對學術問題提出創見，就民生問題拿出實招。三是創新不足，甘于平庸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黃遵憲)那么，文章究竟如何作呢？先賢有倡導：柳宗元主張文以明道，韓愈主張文以載道，墨子、王充主張文貴適用，文不茍作，顧炎武主張“文須有益于天下”，古人還要求“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要因為發表了自己無益的文章而妨礙了有價值文章的發表。這也就是說，如果是無益的文章，就不要去寫，寫了也不要拿出來發表。生，有益于當時；死，聞達于后世。是歷代賢良人士的最大愿望。古今中外大凡傳世名文，必有創新之處，必具高境界。“文須有益于天下”

(顧炎武)第四點忌諱，也是最大的忌諱：

抄襲！寫文章少不了引用別人的材料、觀點、表述，必須注意標明來源和出處。只要標明了，就沒有問題。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你必須在文章中列出論據。論據，即是數據、材料、引文。數據很直觀，很有說服力。例如，你批評北京的房價高，那么，你要舉出數據，四環內的達2萬多元1平米、4萬多元的也不少，均價達到21800元1平米。你如果再舉，工薪階層的收入買不起，即使是高級公務員、部長級干部，單憑工資收入也不敢問津，就更能證明你的論點。為了支持論點，還經常會引用別人的話，前人的話，名人的話，群眾的話，引用經典著作，引用調查研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有了這些材料、數據、引文，你的論點才能立得住，才能說服人。第三點：論據要充分馬克思說，寫文章，搞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他寫《資本論》，研究過1500多種資料，做過大量的讀書筆記，學問做得很扎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很難駁倒他，因為馬克思論據充足。馬克思的足跡有了論點，有了論據，還要通過論證來闡述，使文章有邏輯性，層次分明，層層遞進，絲絲入扣。

第四點：論證要嚴密下面講一篇文章

《住的問題》（

學習時報2011-09-12）2013年10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專題學習住房領域情況。（來源：央視網）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6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余年的快速發展，現在吃穿問題，即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日常用品和出行問題也解決得不錯。雖然有一部分人尚未脫貧，至少有了低保。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關于住的狀況，進步也很顯著。但相對于衣、食、用、行來說，問題多一些，大城市尤其突出，成為焦點。困境

說住房問題多，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農民住房問題不大，大多住得寬敞、高大、亮堂，有的還帶有庭院，可在院中種菜、養雞、養豬，面積大者高達幾百平方米，超過北京部長的住宅面積。農民住房的問題主要不在面積小，而在提高建筑質量、改進結構布局、改善周邊環境、完善配套設施等。

其次，鄉鎮、縣城、地級市的居民，由于前些年可以自建房，有的單位能分房，即使買房，因房價不高而買得起，所以住得也不差。無房、少房、危房戶并不多。問題突出的是省會城市、一線都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南京、武漢、杭州等地。即使是在省會城市、一線都市，也不是所有人都緊張，仍然有相當多的人住得舒適，如福利分房較好的黨政機關的公務員，部分效益好的國企職工，黨政院校和大專院校的教師，部隊機關干部，社會上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等等。還有些家庭，子女或出國，或在外地讀書、就業，成了“空巢”，住房也寬裕。困難的是大城市里的平民百姓，普通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剛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進城打工的農民等等。也就是說一部分是本城居民，一部分是外來流動人口。大城市居民，手上多少有點積蓄，但他們不像農民有宅基地可以自建房，也沒有人組織他們集資建房。外來流動人口，在老家一般有住房，但房子帶不動，也就成了新的無房戶。不難看到如下困境：在棚戶區的簡易住宅里，在鬧市的大雜院里，缺乏供水、排污、取暖設施，夏天漏雨，冬天漏風，巷道狹窄，環境臟亂差。在陳舊的筒子樓里，多家共廚房、共廁所，因擁擠而常鬧糾紛。

陳舊的筒子樓有的家庭三代同堂，老兩口、小兩口隔著簾子睡覺，生活別扭、尷尬。有的家里架雙人床，有的在天花板上吊閣樓爬上爬下，有的挖地窖鉆地洞，有的大學生制作蛋形公寓，有的用集裝箱改成棲身之所，有的索性住在報廢的破舊汽車里，等等。大學生制作蛋形公寓城市中的地下室、城鄉結合部的棚戶區，都成了農民工、打工仔、漂族的蝸居。住地下室者看不見藍天和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惡劣的居住環境，導致休息不好，體質下降，疾病侵身，心情抑郁。城鄉結合部的棚戶區城市中的地下室漂族的蝸居不少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畢業后一時找不到工作，在城里只得住蝸居、當蟻族、做鼠族。沒有地方休息、看書，沒有地方研究、創造，沒有地方戀愛結婚！“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沒有地方研究、創造，沒有地方戀愛結婚！還有為數不少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藝術工作者、業務干部等，同樣無力購房。局促的房間，既是臥室，又是辦公室，也是書房、實驗室。其居住環境同時是工作和科研環境。而他們是社會的精英和棟梁，是先進生產力的載體或推動者。住得很差，勢必耗損他們的寶貴精力、健康和壽命，妨礙他們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拖了社會發展的后腿。即使是普通勞工，8小時外也需要在家里自修、盤點，提高自己，以適應社會的需要與競爭。如果想買書，家里卻放不下一個書架；愛音樂，家里卻擺不下一張琴；看電視，又影響孩子學習；心情不能不沉重……住房對人太重要了！自古道“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有“穴”（屋）才有“家”，有家才有正常生活。家是親情的所在，避風的港灣，給力的基站。人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家中度過。安居才能樂業。大詩人杜甫曾悲愴地呼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戲劇《天仙配》中深情地唱道：“寒窯雖破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如果連寒窯也沒有，怎避風雨？無處避風雨，何以恩愛？因此，住房是人生的基本需求；住得寬敞、舒適，是人類的本能追求。住房解決不好，不僅影響人的生活，而且影響人的發展，嚴重制約社會的進步。大詩人杜甫曾悲愴地呼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戲劇《天仙配》中深情地唱道：“寒窯雖破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許多人因缺房而愁腸百結，

因盼房而望眼欲穿……困惑

困惑一：房價何其高！大城市的房價，動輒1萬多元1平方米，2萬多元比比皆是，3萬元以上也不稀奇！一套房子少則100多萬元，多則幾百萬元，平民的收入幾輩子也買不起，即便是高級公務員、部長級干部，單憑工資收入也不敢問津。普通人東拼西湊加上借貸買下一套房子，立即成為房奴，必須終生還貸。然而，鳥兒筑巢，半年足矣；蜜蜂建房，數月可成；小小兔子，也有三窟。人為萬物之靈，解決自己的住房，何以反不如動物乎？當然，那些地段好、造價貴、品質優的商品房，只要有銷路，價格高一些也無可厚非，問題是有那么多困難戶缺少保障房、那么多中等收入者無法改善住房，而房價普遍那么高，使多數家庭只能望房興嘆，則令人費解了。多數家庭只能望房興嘆

困惑二：住房供地為何少？

房價太高，是因地價太高；地價太高，是因供地不足；供地不足，是因要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然而，18億畝耕地不過120萬平方公里，占大陸陸地總面積960萬平方公里的12.5%（全國陸地總面積964.3275萬平方公里，減去臺港澳合計3.7125萬平方公里，大陸有960.615萬平方公里），何至于影響住房用地？

反過來說，解決住房問題，也不至于突破這條紅線。充其量按人均住房100平方米計算，大陸13.4億人口也不過1340億平方米，折合13.4萬平方公里。（如果按每棟房子蓋6層，就得再除以6，而樓與樓之間的間隔大約幾倍于樓房的地基面積，兩下相抵，仍然是13.4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大陸陸地總面積的1.39%。兩者相加，也不過總面積的13.89%，只占很小的份額。而且建房并非都要用耕地，荒山、荒坡、荒地均可建房。糧食生產也一樣。隨著我國人民食品結構的改善，主食的比例在減少，副食的比例在提高。許多副食的生產并不占耕地，而是在山上、林間、水中、草原上、海洋里，有的也可在車間里。多發展副食，可大大節省糧食耕地。由此可見，土地并不緊張。

說土地不夠，是一個誤區，是自己嚇自己，是因為我們經營不善。中國人有足夠的土地和空間建設必要的住房，建設美好的家園。人均國土面積比我們小得多而吃飯、住房都解決得比較好的國家并不鮮見。如果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只能解決13.4億人的吃穿問題，而不能解決好住的問題，或者為了解決好住的問題，就不能解決好吃穿問題，只能說明這個民族沒有能力，沒有智慧。然而，中華民族卻歷來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但是，有能力有智慧者，也必須提防陷入誤區，作繭自縛。據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2009年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十大房地產企業的土地儲備總量超過3億平方米，可供各自開發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1998—2008年十年間全國用于房地產開發的土地，目前仍有40%囤積在開發商手中。這樣一來，更加劇了住房用地的緊張。土地囤積城里房價太高，農民工在城里買不起房子，勢必在農村老家蓋房子，而在農村蓋房子，必然占地更多。如同交通，農村建房就像開小車，一輛車只能坐三四人，城里建房就像開公交車，一輛車能坐幾十人，占地相差幾十倍。這是因為村莊往往缺少規劃，或者有規劃但執行不嚴，導致建房無序，濫占耕地。有的村民競相攀比，爭風水，搶地邊，院子越圈越大，有的占地多達1畝多。又因農民建房以平房庭院和低層居多，不可能向高空發展，占地很多卻建房很少。一畝地在城里能蓋一棟大樓，解決100戶的住房，在農村只能蓋一兩家民居，嚴重浪費地基。所以，城里房價愈高，農村失地愈多。而農民工在城里買不起房、租不起房，勢必阻礙農民融入城市，阻礙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那么，中國將長期停留在農業國位置。占地開發

困惑三：賣地財政為了啥？

高房價的根源在地價高，地價高的根源在“土地財政”。據財政部公布，2009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為32581億元；據國土部公布，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為15910.2億元，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2010年增長到65.9%，北京則接近70%。賣地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由此可知，推動房價上漲不僅有開發商一只手，還有地方政府一只手。據統計，北京的商品房均價已達每平方米22310元，而實際成本內行人認為不過3000元左右（不含地價），可見利潤之高。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增加財政收入，當然需要從土地出讓金中得到一部分資金。而增加財政收入，本是為了發展公益事業，讓民眾生活幸福。如果賣地財政卻使民眾買不起房、租不起房，試問：增加財政收入豈不是南轅北轍么？退一步講，百姓的溫飽問題、住房問題解決了，即使財政收入低一點，又有何妨？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地價之高出路遇到困境，出現困惑，不必悲觀，我們“窮則思變”。在科學發展觀看來，辦法總比困難多。既要解決住房問題，又要保持足量耕地，筆者經過深思熟慮，謹提出以下方略，供執政者參考。

遏制投資性炒房，充分利用已有住房。

據專家測算，目前全國大約有3000萬套閑置房，一些一線城市的增量住宅空置率達到50%，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炒房形成的。這是一種嚴重的社會不公，也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要改變這種“一邊是無房可住，一邊是有房閑置”的不合理現象，必須遏制炒房行為。最有效的辦法是征收房地產稅。要區分消費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生存性需求和享受性需求，實行差別稅率。對二套以上住宅，按面積兼按套數實行累進制稅率，對商品房長期閑置者征收閑置稅。不管住存量這一頭，蓋房再多，困難者仍無房可住。由于炒房哄抬起來的高房價，由于高房價形成的高收入，對炒房者個人來說，暫時是真實的財富，但對整個國家而言，則是虛幻的泡沫，隨時可能破滅，導致金融危機。一旦出現金融危機，炒房者手中的財富也就隨之縮水，金光閃閃的鈔票也就黯然失色了，接下來全民一起品嘗金融危機的苦果。國際上已有前車之覆，殷鑒不遠。而遏制投資性炒房，則可以使虛高的房價回歸真實的價值，防止形成房地產泡沫經濟。無疑，征收房產稅勢必影響一部分人的暫時利益，但這對解決大多數人的住房有利，對社會和諧穩定有利，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最終對全體公民有利。2011年1月28日，重慶市、上海市同時開始向個人征收房產稅，希望能取得好的效果。房屋不得投資，不得閑置，多要何益？有錢人不能多買房，房價也就炒不上去。如能促使3000萬套閑置房都用起來，可解決1億多人的居住問題，可迅速降低房價，大大緩解住房緊張。閑置房遏制投資性炒房，充分利用已有住房。征收房地產稅

加大住房用地供應量，多建住房。

土地供應是建房的基礎和前提。在住房用地供應上，人民政府必須從土地的人民屬性出發，為全體公民、尤其是絕大多數普通民眾著想，而不是為少數人賺取超額利潤創造條件提供便利。應按照保障民眾基本住房的需要，在近期內大幅度增加住房用地的供應量。廉租房、經濟房、限價房、公租房用地，政府實行零地價或低地價。目的是使困難者能租得起房，買得起房，住得上房，使民眾的住房有所改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國土資源部的最新統計表明，包括2010年出讓的住宅用地在內，還有近32萬公頃尚未開發，相當于近5年住宅供應用地的總和，其中保障房建設用地約占到了13%―14%。如果把這些土地換算成實際商品房供應，以平均容積率1.5、每套住房90平方米計算，可增加5300多萬套住宅。按人均30平方米計算，可解決1億多人的住房問題。（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8日《民生周刊》版）大城市缺房者很大一部分是流動人口，而流動人口并非都要在城里扎根落戶，故以租住為宜，一來可以減少開支，二來便于流動。所以，在新建保障房中，應加大廉租房的比例。雖然廉租房的投入資金回籠很慢，但政府責無旁貸。

大力發展中小城市。

要解決大城市的擁擠，必須眼光向外。在國家的宏觀規劃中，應大力發展中小城市、邊遠城市，加大那里的住房建設，實現人口的合理布局。要從大城市分出一些大機關、大工程、大項目、大專院校。這樣，既避免人口過度集中于首都北京以及中部、東南部發達的大城市，又利于推進各地的城市化建設，有利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形成東、西、南、北、中均衡發展的戰略格局。新疆石河子過去是不毛之地，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現在成為風景優美的宜居城市，贏得聯合國的認可，為城市發展布局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小城市、邊遠城市發展起來后，大城市的人口負擔、住宅壓力也就隨之減輕，房價隨之降低。新疆石河子由于科學技術、交通條件、物流設施、網絡通信的發展，地球變“小”了，世界變“平”了，中心與邊遠的界限漸漸縮小并趨于消失。一個地方，可能是邊緣，也可能是中心。也就是說，如今發展中小城市、邊遠城市，不僅在理論上成立，而且在實踐上可行。

大城市周圍多建“衛星城”。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武漢、南京、福州等接近或超過千萬人口的大城市，雖然擁擠不堪，卻又是繁華之都，具有就業機會多、發展平臺大、工資水平高、醫療教育強、公共設施好等優勢，雖然房價高、住房難，人們還是削尖腦袋往里擠。那么，我們要換個思路，不必像攤煎餅式地發展大城市，可在大城市的周邊多建“衛星城”。城市內密不透風，城市外海闊天空。衛星城例如北京的昌平、密云、平谷、順義、懷柔、通州、大興、延慶、房山等郊區有的是地方，通過提升面向中心城區的綜合服務和人口疏散功能，建成綜合性新城。新城與中心城市的交通問題，可以通過建地鐵、輕軌、高速路來解決，實現半小時或一小時城市圈，做到大城市、衛星城同步發展，資源共享，使居民感覺在衛星城與大城市生活相當，小城的“低碳環保、綠色生態”，甚至比大城市更宜居、更舒適。例如北京的昌平、密云、平谷、順義、懷柔、通州、大興、延慶、房山等郊區有的是地方，通過提升面向中心城區的綜合服務和人口疏散功能，建成綜合性新城。要完成工業化潮流下的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只有多建中小城市。集約利用國土空間，組建城市帶、城市群，一攬子解決眾多問題，也有利于消除城鄉差別、工農差別。

擴大農田復耕面積。

既要保證住房用地，又要保證耕地面積，就必須節約和開源并舉，擴大農田復耕面積是重要途徑。目前，我國農村住房一般有庭院，占地面積大。在廣袤土地上的農村舊房改造中，擴大復耕面積有巨大潛力。在農村新民居建設中，抓好土地資源整合，適時將舊村改造置換出來的土地復耕為良田，必能大大增加耕地面積，彌補增建新城占用的土地。同時，要充分利用現有耕地。由于種田收入比不上打工收入，所以許多農田原來種三季的變成了種兩季，種兩季的變成了種一季，有的甚至拋荒。2007年湖南省土地拋荒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例達10%以上。（《經濟觀察報》2011年5月9日第14版）務必調整政策，鼓勵一部分農民精心種田。集約經營的畝產量數倍于粗放經營的畝產量。根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等專家在全國數省30多個行政村的抽樣實地調查，農村宅基地的利用率很低，有的不足50%。按照他們的匡算，村莊空置面積超過1億畝，相當于全國耕地總量的1/18。這里的“黑洞”何其大！如果一方面為拼命保耕地而限制住房用地的劃撥，一方面保住的耕地又大量浪費，這顯然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慶市發明的“地票”制度，有效地解決了農村土地的大量閑置和城市建設用地不足的矛盾，不失為一個智慧的思路。農田復耕農村宅基地

拓展空間，增加面積。

蓋房并非都要占耕地，有些山地、荒地、灘地稍加平整開發，也可建房。完全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一些住房建在非耕地上。從平面思維即可節省耕地。如果立體思維，更可以拓展空間。例如向地下發展，建地下倉儲、停車場、圖書館、餐廳、通道、活動室、休閑娛樂健身場所等等。還可以多建高層樓房，向空中要面積。荒地、山地、灘地怎樣變成有用之地？修路即可。路通到哪里，人就活動到那里，那里就變樣，無用變有用，價值就提升。荒漠變綠洲，荒坡變良田，荒地起高樓，荒村變都市……這樣的成功范例，中外比比皆是。千百年來，神州大地上有多少土地在閑置？在沉睡？在等待開發與利用！今天仍然是這樣。地下商場高樓建筑修路

堅持群眾路線，依靠群眾力量。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克服無數困難，取得輝煌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代表人民利益，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解決住房困難也要走群眾路線，以天下之力，辦天下之事。要相信各級黨政組織、相信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確定大的原則，然后放開手腳干。允許不同地方、不同行業、不同單位根據自身特點，創造解決住房的模式，因地制宜，不拘一格，殊途同歸。將民眾的住房狀況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如同將GDP、環保、計劃生育等作為政績考核指標一樣，各種妙法就會隨之產生。在周密的宏觀計劃下，提供零地價或低地價土地，支持各單位、村集體集資建房是一條捷徑。單位小者可以多家合作共建。集資建房有許多好處：

集資建房一是有規劃、集約化，提高土地、建材、設施利用率，避免浪費；二是省掉了中間環節，不賺利潤，房價即成本價，價位低，買得起；三是既調動了個體積極性，又發揮了集體組織的優越性，團結力量大。融資易，周期短，見效快。千萬個集體齊上陣，遠比由政府一家承建，資金多得多，速度快得多，效果好得多。還可以建立住宅合作社，打破開發商的壟斷局面。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組織起來，團結合作，這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在，是外國人羨慕的中國道路的特色所在！中國道路的特色

政府建保障房應當長遠考慮。

城市住房緊張不是三五年、十來年的事，也不是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就能完全解決問題。截至2010年，我國城市人口已達6.66億，城市化率達到49.68%。如按發達國家的標準達到80%左右，我國還有30%的距離。按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吸納1400萬農民進城，那么還將有幾億人離開農村，進城租房、買房，然后融入城市。我們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完成這個歷史性轉移。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國家進入發達社會，老百姓3口之家的住房（哪怕是兩口之家），不可能停留在40平方米、50平方米，會逐步過渡到80平方米、90平方米或更大。城市住房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短缺的。那么，現在的保障房政策應當從長計議，遵循公平原則、再生產原則、可持續原則。租也好，買也好，既要考慮公民能夠承受，又要考慮資金能夠及時回籠，而不能簡單地回到福利分房的時代。保障房

1998年開始實行住房體制改革，當年人均住房是9.3平方米，經過12年的推進，截至2009年底，農村人均住房達33.6平方米，城市人均接近30平方米，發展到今年年初，城鎮人均住房已經超過30平方米，并且在住房質量、住房成套率、配套設施、居住環境等方面大為改觀。實踐證明，住房市場改革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方向是正確的，成就是顯著的，可以明顯地看到市場機制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雖然近年來出現了弊端，但可以調控和改進，使之健康發展。現在的保障房如果改為由政府包起來的辦法，則是市場原則的倒退，會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滋生新的腐敗領域，出現開著寶馬住經濟適用房的奇怪現象，而且加重政府的負擔。老百姓反對的是天價房價，并不反對合理的房價。普通人買一套經濟適用房或限價房，用20年左右的時間能夠還清房款（特殊困難者可給予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