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3文化名人在息縣“五七干校”的遺痕19６9年1１月１8日晚，河南省息縣東岳公社軋花廠倉庫里，搭滿大大小小的通鋪，集中住著１０0多人。在這些人中，有文化名人錢鐘書及夫人楊絳、俞平伯、沈從文、胡繩、何其芳、呂叔湘,有經濟學家孫冶方、駱耕漠、顧準、吳敬璉、林里夫等等——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中央機關單位在息縣“五七干校"的歷史一幕。

據息縣縣志記載：１９６９年前后,外貿部、物資部、鐵道部、中科院、對外文委、對外經委、全國總工會等中央機關單位先后在息縣舉辦“五七干校”。到1970年,有幾千名北京人來息縣，住在各個“五七干校"駐地。他們在參加政治運動和田間勞動的同時，也進行著各種思考和創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價值的手稿和作品,這其中包括著名學者的理論文章,著名作家的詩歌、散文、日記等等.今天品評這些文字，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當年文化浩劫之中,這些學人的睿智和個性。

俞平伯在息縣創作的詩?

俞平伯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作家、批評家兼詩人,他一生潛心寫作，辛勤筆耕，以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建樹,成為“五四”運動以來為數不多的碩儒,特別是對中國古典詩詞和《紅樓夢》，他有著很深的研究。?

俞平伯一生作詩數量極多,他把“人生譬之為波浪,詩便是船兒”。1９６９年，他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干校”來到息縣,這一段生活，成為詩人一生中最特別也最難忘的經歷。樸素寧靜的鄉間生活與喧囂壓抑的政治氣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這期間,詩人進入晚年創作的高峰期，農舍茅屋、河塘竹林、雜亂的集市、泥濘的道路均成為素材。鄉親們常看見他隨身攜帶著一個破舊發黃的小筆記本，上面寫滿了七言或五言詩詞,從這些草稿的流暢程度來看,幾乎每首詩都是一氣呵成,很少改動.在息縣一年多的生活里，詩人共創作了近百首詩詞，具有代表性的是《息縣雜詠》、《紀東岳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長詩《重圓花燭歌》還在香港單獨出版。這些詩詞,真實地記錄了息縣農村的田園風光和民情民風，至今讀來仍清新爽朗。詩人在《紀東岳事》里寫道：

?櫻子黃先赤，紅桃更綠桃.?塘春多扁嘴,延頸白鵝高。?東岳廟恢擴,聞當街北頭。

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明日當逢集，回塘撒網賒。

北頭賣蔬果,南首有魚蝦.

詩人住處，房前屋后有很多楝樹，當紫色的楝花盛開時，隨風飄來陣陣清香。這位久住蘇杭和京城的老人，從未見過楝花,他在一封家信中滿懷喜悅地寫道:“頃看見一樹,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詩詞中每見之。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風。開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詩人每每用之。我卻從未見過,因口占二詩。”??天氣清和四月中，門前吹到楝花風。?南來初識亭亭樹，淡紫英繁小葉濃。?此樹婆娑近淺塘，花開飄落似丁香.

綠陰庭院休回首，應許他鄉勝故鄉。?詩人夫婦倆在息縣東岳住了一年零兩個月,在此期間與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農民問字》一首:?

昔年漫學屠龍技，訛謬流傳逝水同。

慚愧鄰娃來問字,可留些子益貧農。

在農村過端午節是非常熱鬧的，特別是鄰居的熱情關照，常給他們帶來許多喜悅和快樂。１９７0年端午節，詩人夫婦倆在鄰居家度過,隨后,詩人在《端午節》中寫道:??晨興才啟戶，艾葉拂人頭。?知是天中近，鄰居為我留.?清潤端陽節，茅檐插艾新。?分嘗初刈麥，慚荷對農民。?由于詩人夫妻年紀大，又受人尊敬,勞動時一般被安排些較輕的活干,《績麻》是其勞動內容之一：??脫離勞動逾三世，來到農村學績麻.?鵝鴨池塘看新綠，依稀風景似歸家。

?農村的生活也常給老人帶來一些困難。一個下雨天外出開會，俞平伯步行返回至半路時，道路泥濘，立在其中無法自拔。幸有農人路過攙扶，昏黑時才回到住所。這次經歷發生在“冬至”那天，所以詩人寫了首《至日》:

?至日易曛黑,燈青望眼賒.

泥途云半舍,苞信一何遐.?已濕棉衣重,空將油傘遮.?風斜兼雨細,得伴始還家。?

1971年元旦，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識分子提前從干校“畢業”。在離開東岳時，老鄉們都來相送，真情難舍,詩人用息縣方言賦詩一首《與農民話別》:

?落戶安家事可懷，自憎暮景況非材。

農民送別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來。?俞平伯一生當中,有２0年住在蘇杭，有50年住在北京,但是，在息縣的這段生活經歷給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卻不亞于北京和蘇杭。回到北京以后，老人與息縣東岳的房東之女顧蘭芳有書信相通,常勾起他的思鄉之情,他在《辛亥雜詩》里寫道：

茅檐土壁青燈憶,新歲新居住永安。

日日風寒已是春，農娃書信慰離人。

卻言昨夢還相見，回首天涯感比鄰。?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歸味所趨。

自是人情鄉里好，殷勤護我到茅廬.?……?

俞平伯1９９０年以91歲高齡逝世于北京。他的詩詞成為息縣人民永遠唱不完的歌。?

錢鐘書夫婦及《干校六記》??息縣東岳有位老農說,“五七干校”的人,個個通曉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國文字。這正是“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留給老百姓的印象。

?其中的錢鐘書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博識多能，學貫中西，主要作品有《管錐編》、《圍城》等,被譽為文化大家。錢鐘書的夫人楊絳是翻譯家、文學家，最著名的譯著是《堂吉訶德》.19８０年，她根據“五七干校"的親身經歷寫成了散文集《干校六記》,記錄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生活狀況，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里的多舛命運和達觀精神，以及他們夫妻恩愛、相依為命的感人場景，“文字簡約而詼諧,感覺微妙而真切”.??當時，到“五七干校”的隊伍從北京出發,“學部敲鑼打鼓進行歡送，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及老伴打著紅旗領隊當先,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經信陽、羅山和息縣縣城，另一路經駐馬店、正陽，到息縣東岳。剛開始，楊絳一行暫住在村里副隊長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床位在沒風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見五指,除了晚上睡覺,白天待不祝干校的勞動有多種，種豆、種麥等農活是大田勞動,也有些雜活，如脫坯、養豬、打井、種菜等等。“清晨三點鐘空著肚子下地,早飯六點送到田里,勞動到中午休息,黃昏再下地干到晚。”在《鑿中記勞》、《學圃記閑》兩篇文章里，楊絳記錄了挖井的過程和感受：“挖井一開始是干土非常吃力，到后來是帶有水分的爛泥巴分量更沉重，由于天氣很冷挖到三米深以后,越挖越困難.”楊絳干的是為打井人送飯和燒水的雜活，有時也湊湊熱鬧，脫了鞋襪,把四處亂淌的泥漿鏟歸一處.“平時總覺得污泥很臟,可是把腳踩進泥里,覺得它更親近了.”水井挖好的那天，楊絳還特意打來燒酒,買來泥塊糖（劣質糖塊），為大家開了個慶功宴.??楊絳在一個村莊看管菜園，錢鐘書則在另一個村莊看管工具，他們相隔咫尺卻不得見面.后來，錢鐘書得到一份到郵電所領取報紙、信件、郵包的工作，湊巧的是去郵電所的路正好經過楊絳看管的菜園子.這樣，他們夫婦倆可常在菜園相會,楊絳養的一只小狗也在錢鐘書來時繞膝親熱，他們“遠勝于舊小說和戲曲里后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在這期間,他們還度過了60歲的生日，為此,還開了一個燒雞罐頭.

?菜園里種了很多青菜，有韭菜、萵筍、胡蘿卜、香菜、蒜苗等等，常有老鄉來“揀”他們的菜。一天，有位老大娘帶著女兒揀了許多干老的菜幫子，說“先用水煮一下，和些面糊，一攪，可好吃哩1“我見過他們的‘饃’是紅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面糊也是紅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面糊是何滋味”，楊絳寫道。她經常在生活上幫助這位老大娘,還指導小女兒的學習,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干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當時，錢鐘書又黑又瘦，容貌和照片上差別比較大，他到診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黃大夫看他簽名簿上寫的是錢鐘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是什么錢鐘書,錢鐘書我認識１后來錢鐘書說出楊絳的名字，此事才得以了結。錢鐘書和另一位一級研究員,從來就沒有用柴草燒過火,一次別人讓他倆燒開水，結果半天時間都沒有燒開,這事讓大家笑話了很長時間。更有趣的是何其芳吃魚的故事：一天，食堂改善伙食，有紅燒魚，何其芳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起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沒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里還沒拿掉，大家看到都笑了.

顧準的《息縣日記》??顧準是一位會計學家、經濟學家,也是一位當代思想家。他才華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一生在歷史、哲學、政治等諸多領域進行著執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獨特的學術思想，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早在上世紀5０年代，他就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在一生的著作里，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盡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在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說過,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問題的所在，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雄飛世界”.??顧準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歷盡了種種苦難.有兩大重要歷史事件使他與信陽地區結下了不解之緣。一次是１９5９年被下放到商城縣勞動改造近五個月;另一次是19６９年隨學部“五七干校"到息縣生活近兩年。??１96９年１1月，顧準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放到息縣“五七干校”.在此期間,他留下了一二十萬字的《息縣日記》.當時政治運動頻繁，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被兩次打成“右派”分子的顧準沒有因此消沉,他一來到息縣就進行廣泛調查和深入思考。他在日記里寫道：“息縣地處淮河之濱，在淮河的緊北面……東岳環境,并不如在京所聞那樣嚴峻.土地遼闊,村落田地，景色與淮海區依稀相類。此次來息縣，對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認識.‘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這是息縣的民諺，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淮上的自然條件如此優越，作為農業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僅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個著名的谷倉。對于千里淮上錦繡河山所知較多,更加覺得我們祖國的宏偉壯麗.”?

相對于大城市,息縣東岳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但顧準來到這里卻少了許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相對穩定。干校又有較多的農業機械，人工干的都是較輕一些的雜活,如修建房屋、打井、養豬等等.他記錄到,“巫寶三脫坯，章有義制瓦,楊堅白和泥,駱耕漠裝麻,林里夫拉車”。平日除在食堂吃飯外，自己還可買些煉乳、糖果.１９７1年元旦,顧準在日記中寫道：“雖在運動中，新年伙食極其豐盛。運來豬四頭半,魚恐在四百斤左右，集體伙食供三頓好菜，魚、餃子、熘肉片.全天的勞動任務是絞餃子肉餡，這是五年來未干過的活."

隨著生活的好轉，他在息縣的日記越寫越多、越寫越長，有時一天的日記達兩三千字，成為探討理論的思緒集錦。這段時間的思考，引發出他的許多重要學術思想，形成了對祖國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的意見和建議。現在看來，當時他的那些觀點與今天許多正在實行的政策大致有著驚人的相似。?

關于三峽建設,他在１９71年的日記里寫道:昨聞三峽上馬,晚間浮想聯翩，不能入寐……三峽電站若以45０ＫW輸電半徑計，達周邊為漢中、西安、洛陽、九江、長沙、重慶。其年發電量若上５００億KW,以０．05元/KW計，每年收入達２５億元.這樣，這個電站即使投資10０億元，也是劃得來的。??關于黃淮海開發問題,他在197０年１２月２0日的日記里寫道：黃淮平原苦于三料俱缺,東起海州,西迄信陽……應修筑五六條簡易鐵路，于是燃料可以運入農村，畜產品、農產品可以運出,這塊大平原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大片的精耕高產農業區……經營這個大平原農業的經濟效果,遠勝于山區的治山治水。大寨型的農村是可貴的，然而這塊大平原的農產量卻是無限的。

?關于西部開發，他寫道:東側建設，無論工業或農業,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設，并不是沒有必要,關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漢西側的廣大地區，資源現當開發,工業理應發展,百年來偏枯局面當改變。東西并舉，速度更快。但愿今后十年,我國工業能十倍于今日。

關于人口與發展的問題,他寫道:我敢設想的極限,是一半人口在農業，農產品自給的工農業大國。但是這是一種不合理的限制。這種局限，其實不能擺脫農村貧困和農村人口增殖率無法抑制的困境，也永遠達不到真正現代化的目的。

在研究新會計問題上，他寫道：在會計上引起的新的問題有二，第一，對企業而言，全部用工用料分成資本支出和收益支出兩部分；第二，對國家全體而論，決不可以再抄襲蘇聯，以當年財政的收支為企業會計計算的唯一內容，經營基金,尤其是固定資本的增減,是全體工人階級一年辛勤勞動的重要成果之一。1964年前曾設想，國家要有一個總會計局。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更成為必要.

顧準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的前途,重心其實應放在經濟發展上……以經濟為中心來建設中國。經濟發展在我國必將愈來愈成為中心，其他一切，勢必圍繞這個中心而轉動……造成一個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設的局面，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中國就是雄飛世界的中國了。??星移斗轉，滄海桑田，當年“五七干校"的這些文化名人已離開息縣三十多年了。同到中州是勝緣,息縣人在茶余飯后,談論起當年“五七干校”的人和事，至今仍然津津樂道.收集整理這些文化遺跡，才發現它們已經深深地植入這片土地，形成一種本地特有的文化.?俞平伯、錢鐘書等人在“五七”干校何西來１96９年１1月15日，學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馬出發去河南羅山.文學所是“連鍋端”，全部下去了,準備在那里安家落戶.文學所知名的俞平伯、錢鐘書、何其芳等都下去了。俞平伯還帶著他的夫人“大表姐”.俞平伯有一段日記是這樣寫的：“上午發言。到所里來，表示赴‘五?七干校’之決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陽羅山，辦‘五？七干校’。學習班結束。下午回家。1５日2時3０分，攜妻離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轎車同赴車站。"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寫“離老君堂寓”這幾個字時,肯定是很有感觸的。老君堂是俞家祖寓。俞家最有學問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學術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說,“到平兒，俞家五代書香。”就是從俞樾算起的。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幾十間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書房。“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請朋友到西院唱昆曲.“文革”中,他從正院被趕出,住進矮小的書房.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馬櫻花綻開粉紅的花朵。這種花又叫合歡花。這時，俞老從偏院的墻頭，看到馬櫻花開，便寫了《七絕》一首：先人書室我移家,憔悴新來改鬢華。屋角斜暉應似舊，隔墻猶見馬櫻花。這首詩后來在牛棚難友中傳閱時被發現,把他斗得夠嗆。說他記了“反革命變天帳”。寫一首詩就是“變天帳”。詩書對于知識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禍之累.下干校前，很多人覺得沒指望了，把書都賣了。離開自己的書，是很痛苦的。那時賣書,小本八分５0０克，大本一毛五分５００克，報紙三毛５0０克，外文精裝書還不要,得撕了皮才行。也有不乏遠見的聰明人買書，幾塊錢就能買一套《資治通鑒》。下干校時，我們先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落腳。那地方原來是勞改農場。我們就住在勞改犯住過的房子里，打地鋪。１１月中旬，天已經很冷,又補種了一些麥子.何其芳隨身攜帶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個大白茶缸。從刷牙喝水到吃飯,他都用這個大白缸子.信陽出水稻，有水塘養魚，食堂有時也買魚吃。一次,給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連魚帶湯的燒鰱魚。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裝了一份。吃著吃著，越吃味道越不對。吃到最后，發現下面有一塊香皂!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個故事.因為羅山水塘多,大家經常到水塘邊洗臉洗腳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個原是糞坑的池子里洗過東西,于是文學所調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編了一副對聯,來取笑我們。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何老別糞坑洗屁股愈洗愈臭沒有橫批。我自己可以加一個:香臭不分。“老別”也有典故。“文革”中，造反派寫我的大字報說，“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云云.所里有個蒙古族同志，叫仁欽?道爾基,他的漢語不太標準,說這句話時結結巴巴：“我們有，有個別、別、別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別別”或“何老別”。剛下去時，錢鐘書、吳曉鈴燒開水。這兩位是有名的大學問家。錢老著有《圍城》、《談藝錄》等書，吳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廂記》最早注本的注者,戲劇專家。讓錢老和吳老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掃地”！而且，冬天的北風老往膛里灌，水老燒不開。里頭加熱,外頭加冷。還有人不自覺，去打熱水洗臉洗腳，這種時候兩位老人就會用充滿“忿恨”的眼光盯著這些人！我們駐地在離羅山縣城5公里多地的地方,只呆了幾個月時間，又從羅山搬到息縣東岳公社.在那里劃了1萬多畝地。學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到了東岳,一方面建校，蓋房,種地,燒磚,打坯，勞動強度大。一方面清查“5?16"。學習、審查不斷.那時錢鐘書管收發。我們寫了大字報，還拿去讓錢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報稿，說，你這個不通啊！你這里邏輯上有錯誤。他指出我的邏輯之錯，我當下就接受了,改了。那里地特別多,我們在殘存的水圍子里搞豬圈。以為水圍子可以擋住豬。何其芳和另一個同志在水圍子里養豬。但殊不知豬會游泳，常常半夜豬就跑了。何其芳就打著手電找豬，追豬。有時下雨，他和那個同志穿著雨衣雨鞋滿地找。他寫了《養豬三字經》，說是“豬憂亦憂，豬喜亦喜"。這句話成了何其芳干校養豬的座右銘，很有名.可見，他的確是虔誠地下去改造自己的。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住在老鄉家.老鄉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簡陋.俞平伯在這里干點輕活,搓麻繩，用來捆秫秸。因為我們蓋的那種房子,沒有椽子,只有檁條。就用麻繩捆住秫秸桿，捆成又粗又長一條一條的秫秸把子,搭在檁條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別的東西，做為支撐.俞平伯搓麻繩，可說是一絲不茍。他跟何其芳一樣，虔誠地勞動，虔誠地改造。他對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詩為證：脫離勞動逾三世,回到農村學績麻。鵝鴨池邊新綠繞,依稀風景頂還家。另外,他還有一首《鄰娃問字》：當年漫說屠龍計，訛謬流傳逝水同.慚愧鄰娃來問字，可留些子憶貧農.“屠龍”為典故。指學的本事沒用。說是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訛謬一樣過去了。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識還是明顯存在的.他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寫在花箋上的一首詩給我看了。是在“十竹齋”花箋上寫的.我記得其中三句：炙背夕陽面壁居，毛公指點分明甚,悔不當初細讀書。5０年代批判了他。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點”句和“漫說屠龍"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這首詩他的遺詩集《俞平伯舊體詩集》未收.俞平伯在東岳住在水塘邊，那個水塘很臟,不是清水，水泛黃綠色,很深。洗衣、洗菜，臭哄哄的。池塘邊，有幾棵苦楝樹,春天開一種淡藍色的小花。淡藍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邊，十分奪目，當是宜人的春色了。俞平伯又來了詩興,寫了《楝花二首》：一天氣清和四月中,門前吹到楝花風。南來初識亭亭樹，淡紫英繁小葉濃。二此樹婆娑近淺塘，花開花落似丁香。綠蔭庭院休回首,應許他鄉勝故鄉.故鄉還是他在北京的家。到后來，干校實在沒什么可做的，就讓俞平伯夫婦先回了北京.他們已是６0多歲近７０歲的老人了.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這就是當年的俞平伯。大部分“五？七戰士”和一些帶家屬的,都住大營房，用葦席隔開。單身漢集體住,地盤大一點。一家一戶的，各自隔開。那里吵架說話解手什么的，都聽得見，沒有任何隱私。文學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學學者,《詩經》、《三曹詩選》、《樂府詩選》的選注者，全家也住這樣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聽見搖扇子的聲音，就罵他老伴，“天沒這么熱,干嘛老搖扇子？”他一罵，就沒動靜了。過一會,搖扇似的聲音又響起來。原來是床板在噗嗒噗嗒響，是來探親的.僅一席之隔,無法消聲。余先生便戲稱：“海豹！海豹！"干校生活很單調,只準讀《毛選》和馬恩列斯著作以及報紙文件。《紅樓夢》都不讓看.軍宣隊說《紅樓夢》是黃色小說。錢鐘書帶了幾本比磚頭還厚的外文辭典，一有工夫就看。辭典是工具書,看辭典，不會犯哪一條禁令。（摘自光明日報出版社《無罪流放—-６６位知識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低首在沒奈何的光景中??廣東頻道（０4—2116：２4）成為紅學家之前，俞平伯是詩人.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出版過一本詩集《憶》。詩集均為手書影印，豐子愷插圖，朱自清書跋,俞平伯自書，精致可愛之極.扉頁上寫有這么一句：“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徜徉在息縣集市上，七十歲的老人想必不會再尋覓遙遠的童心。

從來佩服楊絳的文字，含蓄，典雅，韻味無窮。但對她敘述往事的不露聲色,乃至過于冷靜和哀而不怨，也曾感到不滿足。一位朋友讀過小說《洗澡》后說:怎么能把精神的痛苦寫得那樣冷漠？他說他不理解，也不喜歡。我想，這也許是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的緣故。不管怎樣,作為藝術家的楊絳，的確達到了一般人望塵莫及的超人境界。正像她和錢鍾書刻意追求一種別人做不到的“大隱隱于市”的境界一樣。當然,寫《我們仨》的楊絳有了變化。畢竟是寫家事,寫家人情感，過去追求冷靜、節制境界的楊絳,此時筆端的情感色彩濃烈了許多也在情理之中。再翻開她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記》,仔細品味,發現說她過于冷靜也許是誤讀。記別、記勞、記閑、記情、記幸、記妄,雖非橫眉冷對，或者痛心疾首，但不露聲色的敘述過程中，一直貫穿著蒼涼、悲憫、感傷。春節前，屬猴的我去中央電視臺錄制一個談猴年的節目。主持人問到一九六八年那一個猴年的大事時,我脫口而出：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后來又想，其實我只說對了一半,那一年還開始另一件大事：五七干校。從這一年年底開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要離開城市下放到農村的“五七干校”,開始真正務農生活，這一舉動一九六九年達到高潮.楊絳和錢鍾書都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楊絳在外文所，錢鍾書在文學所.文學所先行下放,全所定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發。錢鍾書則被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