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近代海洋商業文明和海洋工業文明向海洋生態文明和數字文明轉型的背景下，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全球海洋治理呼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治理觀，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秩序。海洋命運共同體旨在實現時間—空間—自身維度海洋觀的三位一體：從時間維度看，人類邁向深海時代，海洋推動了工業—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擴張，塑造了海洋型全球化，呼吁構建藍色伙伴關系；從空間維度看，海洋是大陸和島嶼天然的聯系紐帶，是人類命運的載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正在打造陸海聯通的全球伙伴網絡；從自身維度看，海洋自身是地球最大生態體系，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海洋命運共同體的三大涵義可概括為：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體，人與海洋是命運共同體，海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然紐帶。因此，理解海洋命運共同體要克服中國傳統上的以陸觀海、以海觀洋的內陸文明思維，確立以洋觀洋、以天下觀天下的新海洋觀；同時也要走出西方“陸權—海權”對抗論，杜絕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陸地災難在海洋重演，避免數字海洋時代繼續“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悲劇。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樹立人海合一新文明有助于解決工業文明時代遺留的海洋權益爭端、海洋霸權等問題，同時也有助于應對數字文明觀下的“數字海洋”的新挑戰。關鍵詞：海洋命運共同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人海合一，藍色伙伴關系在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有150個國家的領土直接與海洋相連，被稱為“沿海國”。①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陸海內外聯動，內陸與沿海的區別不再明顯。隨著陸地資源日益稀缺，人們開始把目光越來越投向海洋。海洋可持續發展關系到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同時，海洋關乎世界和平穩定與國際秩序的走向。目前，海洋生態環境、安全環境面臨“圈海運動”“印太戰略”等嚴峻挑戰。海洋同時也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調節體，關系所有國家的命運。因此，海洋治理、海洋秩序何去何從？這是海洋命運共同體提出的時代背景。然而，當前代表性的海洋命運共同體觀是將海洋作為客體看待，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或者以國際法、國際安全、國際貿易與自然資源的視角，對海洋命運共同體做自己熟悉的本專業理解，或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簡單運用于海洋，并未區分究竟是人類的海洋命運共同體，還是海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性觀點是，海洋命運共同體內涵包括海洋利益共同體、海洋安全共同體、海洋生態共同體以及海洋和平與和諧共同體；②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目標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海洋世界；③“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創新性話語表達，需要通過“嵌入”國際海洋法律規則加以固化，從而實現從共識性話語到制度性安排的轉化。④究竟如何理解海洋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海洋領域的應用嗎？本文試圖梳理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提出必須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來理解海洋命運共同體。一、是什么：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涵義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目前，傳統海洋爭端還沒有解決，又面臨全球板塊化、“印太”版北約的新挑戰。分裂對抗思維在陸上陰魂不散，又在海洋游蕩。有鑒于此，習近平主席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強調“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⑤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理念，“要像對待生命一樣關愛海洋”；⑥倡導更新人類的海洋觀，塑造海洋文明新形態。他指出，“海洋對于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⑦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實現了海洋定位的三位一體，也是時間—空間—自身三個維度海洋觀的集大成。(一)時間維度：海洋生命共同體從歷史上看，人類對于海洋的認識有一個逐漸發展、不斷深化的過程。在古代，人類總以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大洋是世界的盡頭；在16世紀之后，人類才認識到世界大洋之大，但是，對海洋的利用只局限于海面；到20世紀之后，人類才認識到大洋之深；到20世紀晚期，人類才能進入深海，認識到大洋深部與人類社會的密切關系。回顧歷史，地理大發現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掀起了歐洲人環球探險、開發勘探海洋的浪潮。17世紀初，擁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因不滿葡萄牙海洋擴張政策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擅自吁請教皇劃定海洋勢力范圍，將葡萄牙戰船作為捕獲物扣押，并授權當時頗負盛譽的國際法學者雨果·格勞秀斯(HugoGrotius)闡明“海洋自由”的思想，⑧為荷蘭海洋政策辯護。格勞秀斯指出，自然孕育萬物，給人以理性的啟迪。從自然法角度講，“人類共有物”可被劃分為兩類：有形有限與無形無限。這些東西原本是無主的，都可以為人所有、所用，但由于屬性不同而適用于不同原則；前者可以通過法律形式確定其公有性質，而后者系全體人類之共同財產，無法也無須為個體所占有，適用全人類自由使用原則。據此，格勞秀斯提出，大海不識主權者。格勞秀斯的思想引發了一場有關“海洋自由”的思想大辯論。英國學者約翰·塞爾登(JohnSelden)提出，上帝將對海洋中魚群的支配權交給了亞當，就意味著將海洋本身交給了亞當，英國人作為亞當的后裔自然是其海洋支配權的繼承人。他認為，英國及其歷代君王應永享對其周邊海域的排他性主權和管轄權。⑨葡萄牙法學家弗萊塔(SeraphimdeFreitas)則提出了海洋“有效治理原則”。他認為，海洋與空氣一樣為人類所共有，但在保留海洋人類共有屬性與地位的同時，應適度引入主權國家對陸地領土的“有效管轄”原則，將部分航行與捕魚權讓渡給部分國家，以實現對海洋資源的“準占有”和“有效治理”。⑩蘇格蘭國際法學家威廉·威爾伍德(WilliamWelwod)在其《海洋法概覽》中也指出，在遠離各國陸地且不受海岸限制的大洋(greatocean)上，應實行航行自由，但近海海域不能與大洋相提并論。?基于蘇格蘭東海岸漁民的捕魚傳統，他們理應當擁有對近海100英里的捕魚權。關于“海洋自由”的這場思想論戰，最終將學者們的視野聚焦到海洋作為全球公域所具有的“排他性利益”(exclusiveinterests)與“包容性利益”(inclusiveinterests)之間的矛盾上來。塞爾登主張主權國家對海洋行使“排他性主權”；弗萊塔主張將海洋的治理權讓渡給主權國家，以保障海洋“包容性利益”的實現；威爾伍德主張將海洋劃分為“公海”與“領海”，以對“排他性利益”與“包容性利益”做出調和。?這場辯論促使格勞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中對其早期理論進行了反思，正式提出了“公海自由”與“近海主權”的雙向原則。?有關“海洋自由”的辯論使“全球公域”(globalcommons)開始進入學者的理論研究視野。當然，上述學者的海洋思想均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與對外擴張的產物，具有濃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印記，其目的都是為本國的海洋權益辯護，或是對海洋所蘊含的“排他性利益”與“包容性利益”做出于已有利的暫時協調，其思想雖為國際海洋法制度做出重要貢獻，但在當時也進一步激起了資本主義列強瓜分海洋及類似全球公共領域的欲望。?滄海桑田，時移世易。當今世界，正經歷著從內陸文明走向海洋文明、海洋商業文明走向海洋工業文明的大交替，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數字文明的大飛躍。人類的海洋商業文明起源于海島及海邊的國家或地區，典型如古巴比倫文明中的腓尼基；古希臘文明中的愛琴海、地中海沿岸及島嶼上的諸多城邦及小國；古羅馬文明中的迦太基、羅馬、高盧、英倫三島；歷史上的丹麥、瑞典、挪威三個“北歐海盜”國家。這些國家通過海上商道從事海外貿易，征服和掠奪其他國家。人類的海洋工業文明起源于全球化，而凸顯于可持續發展時代。隨著“碳中和”目標日益普及，各國紛紛把目光投向陸地之外的新疆域。海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高科技競爭的新熱點，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與關注，內陸文明紛紛走向海洋，可以說，誰擁有海洋誰就擁有未來。21世紀是人類開發“海土”的世紀，人類將進入海洋工業文明的新紀元。人類重估“海土”價值，處于“第二次地理大發現”的前夕。不同于第一次地理大發現時海洋只是作為商路、殖民擴張的通道，如今海底的價值凸顯出來。人類進入了新海洋時代——“深海時代”或曰“海洋時代2.0”。海權論之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ThayerMahan)曾把全球海洋命名為“一條廣闊的高速公路，一個寬廣的公域”。?如今，海洋不再只是全球公域的組成部分，而是在孕育著下一輪全球化的動力。正是看到這一點，一些國家掀起了與工業革命前期“圈地運動”類似的“圈海運動”。“圈海運動”吹響了海洋商業文明向海洋工業文明邁進的號角。?與此同時，新一輪海底光纜、數字海洋建設又在制造新的、更致命的數字壁壘和數字鴻溝，世界日益被聯通還是被分割？人類究竟是在進步還是在倒退？為了避免工業文明和西方“分割”的邏輯從陸地搬到海洋，從海面深入到海底，為樹立海洋生態文明觀、數字文明觀，中國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二)空間維度：人與海洋命運共同體海洋學家把海分為三類：邊緣海、內陸海和地中海。從海洋命運共同體來看，這種區分不存在，甚至不考慮海洋與大陸的分隔。因為海洋命運共同體不只是從空間上超越陸權—海權的地緣政治觀，而是上升到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三位一體的地緣政治觀。生產空間。歷史反復昭示，向海而興，背海則衰。當今世界，隨著地球人口的日益增加，生活環境惡化與水土大量流失，地球上的陸地已不堪重負，而海洋正在成為人類第二生存空間。海洋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領域：海洋占地球面積的71%，其中礦物資源是陸地的1000多倍，食物資源超過陸地1000倍。海洋和沿海資源及產業的市場價值每年達3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超過30億人的生計依賴于海洋和沿海的多種生物。?世界各國通過海洋產業創造的價值接近全球GDP的1/10，若按國家和地區計算，海洋堪稱世界第八大經濟體。?生活空間。古代中國對海洋價值的理解概括起來是兩句話，即“興漁鹽之利行舟楫之便”。?今天，我們更加認識到，海洋對于全人類的生存以及生活環境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我們生存所需的水資源以及舒適的生活氣候，甚至我們呼吸的氧氣，從本質上講都是由海洋提供和調控的。妥善管理海洋資源，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至關重要。但是由于全球環境污染和溫室效應愈加嚴重，導致海洋酸化和沿海水域環境持續惡化，這將對全球生態系統功能和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生態空間。海洋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自身也是地球最大的生態體系。海洋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來源。現在地球上已知物種中超過四分之一是海生。有些科學家認為，只在海洋可能就有2000萬種生物，不過大部分尚未被發現。已知的魚類約有2.87萬種，還在不斷發現新物種，但同時也有很多種滅絕。?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藍鯨，可以長到33米長、140噸重(但它不是魚)。海水溫度上升1℃~2℃，就可能殺死一整片珊瑚礁的生物。(21)海洋命運共同體既超越了中華民族的海洋價值取向，更超越了近代西方擴張式的海洋文明觀，其強調海洋是連接人類命運的天然載體。海洋是各大陸、島嶼天然的聯系紐帶，是人類命運的載體。地球表面的71%被水覆蓋，其中96.54%的液態水存在于海洋中，(22)大氣與大洋之間、河流湖泊與大洋之間、大洋與大洋之間相互連通。小小一枚海貝，竟是最早的全球性貨幣。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在《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中指出，作為貨幣的海貝構建出了一個存在超過兩千年、橫跨亞非歐大陸的“在商業和文化上緊密聯系的世界”，即“貝幣世界”。在這個“貝幣世界”中，云南貝幣的崩潰和黑奴貿易的昌盛有著息息相通的隱蔽聯系；同時，突破了以往學者的認知，楊斌指出，海貝雖然流通各地，但并沒有成為中國最早的貨幣，因為在此“地方性”戰勝了“全球性”。(23)“在全球性和地方性兩種勢力的相互博弈中，促使海貝成為第一種全球性貨幣。”(24)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集體會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外方代表團團長時指出，“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聯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中國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就是希望促進海上互聯互通和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藍色經濟發展，推動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進海洋福祉。我們要像對待生命一樣關愛海洋”。(25)海洋命運共同體要樹立海洋權利(right)觀而非海權(power)觀。這是我們賦予海洋新的使命，四通八達的海洋載的不是大炮去征服別人，載的是世界各國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三)自身維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海洋實踐從海洋的國際法地位角度來看，海洋本身是個互聯互通的共同體。太空、極地、深海成為人類尚未充分認知的三大疆域。相比于太空、極地，海洋中95%的水域尚未被探索過，人類對海洋的認識遠遠不如對火星的認識，這就為人類探索海洋提供了巨大空間。海洋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海洋生物多樣性決定了一個海洋生態系統一旦被破壞，其修復周期長達幾百年甚至需要更長的時間。這與陸地上十年樹木、百年樹林的生態環境不同，如果把陸上的思維方式搬到海洋，將造成海洋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我們必須保護海洋的生態，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海洋不僅孕育了生命、蘊藏資源，還是調節全球氣候變化的主體。近代人類中心主義把海洋當客體對待，海洋不斷遭到破壞和污染，人類卻試圖讓海洋自愈。所以現在對待海洋既要考慮發展還要考慮治理，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在發展，且人類越來越要補償海洋發展，反哺海洋。海洋與人類發展息息相關，海洋關系到人類的未來，并塑造我們的世界觀。當前，全球海洋形勢嚴峻，過度捕撈、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海洋垃圾等問題時有發生，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類社會和海洋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進一步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面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圍繞“21世紀的挑戰和希望”議題展開討論，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是：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汲取中國傳統儒家先賢之智慧。(26)可持續發展，從生態環境領域到人類文明高度，需要呼喚東方智慧。海洋命運共同體就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古羅馬哲人呂齊烏斯·安涅·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eca)說過，我們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27)水循環的一切都將重歸海洋。浮游藻類制造了大氣中80%的氧氣，沒有藻類就沒有生命。(28)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中寫道，可以把大地母親發展到海洋母親的高度，她是孕育你的海洋母親，她不是你征服的奴婢，這就是我們現在對海洋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很重要的認識。(29)海洋本身是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某些活動破壞了海洋生態體系。海洋其中一部分的變化會給整個海洋系統和地球生態系統造成影響。保護海洋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根基，為了海洋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保護海洋。總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命運共同體從全新的視角闡釋了人類與海洋和諧共生的關系，為全球海洋使用發展明確了方向”。(30)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旨在實現時間—空間—自身維度海洋觀的三位一體：從時間維度看，海洋推動了工業—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擴張，塑造海洋型全球化，如今邁向深海時代，我們呼吁構建藍色伙伴關系；從空間維度看，海洋是各大陸、島嶼天然的聯系紐帶，是人類命運的載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正在打造陸海聯通的全球伙伴網絡；從自身維度看，海洋自身是地球最大的生態體系，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重大。海洋命運共同體的三大涵義可概括為——海洋自身是生命共同體，人與海洋是命運共同體，海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然紐帶。二、為什么：為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是敵視對立還是相互尊重？是封閉脫鉤還是開放合作？是零和博弈還是互利共贏？選擇就在我們手中，責任就在我們肩上。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個家園。面對共同挑戰，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傳統上，中華文明具有典型的內陸文明特質。海洋文明能否展現、如何展現和合共生的邏輯？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文明觀為此指明了方向。我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涵義和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32)(一)為海洋強國夢正名中國推動建設什么樣的世界？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首先是回應外界對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如何互動和相處的關切，回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是趕超美國，也不是回到漢唐，而是在中國與世界命運共同體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黨章和憲法。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對海洋強國夢的理念闡釋。中國傳統海洋觀是天下觀的延伸。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時候，明成祖給了他一封敕書，讓他帶給西洋各國頭目和番王。書中說道：“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搪誠來朝，咸錫皆賞。故茲敕諭，悉使聞之。”(33)這與西方擴張型海洋觀形成鮮明的對照。同時，中國傳統海洋觀折射內陸型文明的局限，即以陸觀海、以海觀洋，而不是以洋觀洋、以天下觀天下。梁啟超先生在《地理與文明之關系》一文中指出，“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萬險于一擲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于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理解海洋命運共同體，要克服傳統中國以陸觀海、以海觀洋的內陸文明思維，確立以洋觀洋、以天下觀天下的新海洋觀。理解海洋命運共同體，同時也要走出西方“陸權—海權對抗”論，防止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陸地災難在海洋重演，避免進入深海時代、數字海洋時代繼續“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悲劇。中國的海洋強國夢不是重復西方列強崛起于海洋的殖民擴張邏輯，而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二)為全球海洋治理正道其次是回答“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時代之問的“中國方案”，及時回應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時代命題，即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全球互聯互通伙伴網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古代，歐洲流行羅馬帝國皇帝愷撒的名言是“我來，我看見，我征服”(Icome，Isee，Iconquer)。(35)近代，歐洲殖民者也奉行愷撒的名言，在世界進行大肆掠奪。西方自然觀導致海洋成為殖民、擴張的工具。如今，海洋發展面臨不可承受之重，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呼喚所有國家將海洋視為生命起源之地、連接大陸的天然紐帶，呼喚探索新的全球海洋治理觀。2017年6月，中國在聯合國首屆海洋可持續發展會議上正式提出藍色伙伴關系(BluePartnership)的倡議，旨在推動“珍愛共有海洋、守護藍色家園”的國際合作，以有效應對非傳統的海洋危機問題，重點經營中國—歐盟藍色伙伴關系、中國—東盟藍色伙伴關系、中國—太平洋島國藍色伙伴關系、中國—北極國家藍色伙伴關系、中國—南美國家藍色伙伴關系，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治理機制和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3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堅持陸海統籌、人海和諧、合作共贏，協同推進海洋生態保護、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權益維護，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積極發展藍色伙伴關系，深度參與國際海洋治理機制和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推動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提示我們全球海洋治理不能只思考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問題，更要思考為誰治理、靠誰治理等問題。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同時在國際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為海洋治理正道，中國倡導共商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觀。《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人類進步潮流。”(38)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話時一再強調，“新冠疫情再次證明，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間正道”。(39)(三)為全球海洋秩序正法海洋命運共同體不是經略海洋，而是倡導海洋與人類不可分割的命運觀。“要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40)具體來說，中國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三大使命。一是要解決陸海地理環境造成的天然不平等的發展問題。海洋推動了資本的全球擴張，塑造了海洋型全球化——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創的全球化，是基督教文明殖民世界，塑造了西方中心論，海上的物流主要集中在大西洋之間。從人類社會共同發展角度來看，近代以來，歐洲人開創的全球化本質上是海洋型全球化，主要依靠貿易，而90%的貿易都是通過海上進行的，產業鏈于是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內陸國家普遍落后。世界上67%的人口生活在距離海岸400公里范圍內，全球GDP的61%來自海洋和距離海岸線100公里之內的沿海地區。(41)海洋作為載體造成了天然的不公平，雖然依靠目前技術，如海鐵聯運正在逐步在縮小差距，但遠遠不夠，因為這個問題是海洋載體本身自帶的優勢造成的。海底通信已經成為信息時代最重要的基礎設施。99%以上的國際數據通過海底光纜進行傳輸，每天經它們完成的交易額高達10萬億美元。(42)毫不夸張地說，掌握了海底光纜，也就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經濟、信息、財富的流動渠道。海底光纜是聯通世界還是分割世界？強者聯接在一起，弱者被邊緣化？數字海洋建設，要充分發揮“數據使用而非占有、數據越用越值錢”的特點，破除全球板塊化之“不通則痛”。我們自古講“利當計天下利”。走出近代，實現陸海聯通，推動全球化朝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使其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使命。二是構建和諧海洋，促進人與海洋和諧發展。古代人類對海洋的認識僅停留在海平面，對海底世界基本上處于未知狀態。海洋占地球表面積的71%，公海占世界海洋水域的61%，(43)屬于能夠挖掘、開發、利用的公共海域。21世紀的海洋觀倡導人海合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希望公海不再重復海洋圈地運動的悲劇。這正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冠名“21世紀”的深遠意義。雖然目前我們對海洋還是處于探索階段，但陸地日益有限的資源已經枯竭，所以現在很多新資源的開發方向轉向海洋。開發海洋資源的同時應重視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不僅要把海洋作為資源，而且要考慮海洋的可持續發展，實現海洋資源的有序開發利用，為子孫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藍天。三是命運共同體努力為各國謀取共同安全發展。過去的霸權國借助海洋，將自身的規則推向了全球。所以今天的國際貿易等制度，基本都建立在曾經的海洋文明的基礎之上。這是一種擴張式的文化，海洋成為霸權國擴張便利的載體。中國提出的海洋命運共同體反對海上霸權，是要統籌安全與發展海洋，開發和保護海洋，構建新型海洋伙伴關系和海洋秩序。中國還特別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前者堅持發展優先、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后者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觀，與西方國家的共同發展觀和共同安全觀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為解決發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重要理念和思想引領。兩項倡議都提出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他，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著眼于傳統海洋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可持續，強調各國各地區命運與共，都有機會且都有能力經略海洋、治理海洋、維護海洋秩序，為全球海洋秩序正法。三、怎么辦：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之道從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角度來看，實現陸海聯通，開拓深海時代和公共海域，已成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使命。從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來看，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不能只思考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問題，更要思考為誰治理、靠誰治理等問題。因此，海洋命運共同體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構建。首先，各國要從我做起，避免自身行為產生的負外部性，走和平發展道路，維護海洋安全秩序，通過構建藍色伙伴關系，肩負起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責任。當前，以海洋為載體和紐帶的市場、技術、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緊密，中國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就是希望促進海上互聯互通和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藍色經濟發展，推動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進海洋福祉。中國從同周邊鄰國積極探討開展海上漁業合作和資源共同開發、設立多個亞洲合作基金為地區海上合作提供動力，到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積極促進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和經濟融合發展；從支持配合國際社會打擊各種非法漁業活動、有效實施伏季休漁政策，到與多個國家在海洋環保、防災減災、應對氣候變化、藍碳、海洋酸化、海洋垃圾治理等方面開展交流與合作，始終致力于同各國一道打造和平海洋、合作海洋、美麗海洋。習近平主席指出：“海洋的和平安寧關乎世界各國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維護，倍加珍惜。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渴望和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定奉行防御性國防政策，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中國軍隊始終高舉合作共贏旗幟，致力于營造平等互信、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海軍作為國家海上力量主體，對維護海洋和平安寧和良好秩序負有重要責任。大家應該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進互信，加強海上對話交流，深化海軍務實合作，走互利共贏的海上安全之路，攜手應對各類海上共同威脅和挑戰，合力維護海洋和平安寧。”(44)中國大力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促進海洋生態系統的養護和修復。全國近30%的近岸海域和37%的大陸岸線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管控范圍，累計建立各級海洋保護區270余處、面積1200多萬公頃，(45)“藍色海灣”“南紅北柳”“生態島礁”等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加快推進。中國積極推進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海洋政策與管理等多方面國際合作，同葡萄牙、歐盟、塞舌爾等建立藍色伙伴關系，推動成立東亞海洋合作平臺、中國—東盟海洋合作中心等區域性平臺，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推廣應用自主海洋環境安全保障技術。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彰顯中國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推動各方共護海洋和平、共筑海洋秩序、共促海洋繁榮的負責任大國擔當。中國堅決維護和支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權威和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促進實現海洋環境共同維護、海上安全共同保護、海上爭端和平解決。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積極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推動“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不斷取得新進展。中國始終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建設者、海洋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者、國際海洋秩序的維護者，愿同各國一道，本著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精神，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共同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實現海洋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其次，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要超越傳統海洋文明觀，樹立生態文明海洋觀。1902年，梁啟超在《論學術勢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提出，“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46)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通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的大學問，海洋命運共同體是這一大學問的神秘而熟悉的個案。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緒論“歷史的地理基礎”一節，刻畫了海洋文明的哲學畫卷。他這樣描述：“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船——這個海上的天鵝，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動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這一種工具的發明，是人類膽力和理智的最大光榮。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筑，就算他們自己也以大海為界——就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洋不發生積極的關系。”(47)黑格爾描述的海洋文明超越了征服和掠奪，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精髓——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開闊的是人的心胸。因此，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從分割到聯通、從征服對抗到和合共生、從合法思維到合情合理合法思維方式的升華。一是分割思維到聯通思維，從排他性歷史觀走向共享歷史觀。近代國際海洋法帶來了海洋新秩序，也遭遇時空體系混亂。被譽為“海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存在缺陷，有關歷史性權利、島嶼與巖礁制度、群島制度、直線基線、大陸架外部界限、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國際海底開發制度等方面的規定，存在不足。(48)再比如，我們強調南海諸島自古是中國領土，這種縱向合情合理的思維遭遇橫向合法性的質疑，呼吁我們建立南海共享歷史觀和未來觀。習近平主席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49)二是和合共生思維超越征服對抗思維。《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序言寫道：“各海洋區域的種種問題都是彼此相關的，有必要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慮。”(50)這就要從羅馬帝國“我們的海”(MareNostrum)上升到最大的我們，即人類。三是合情合理合法思維超越合法思維。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如果太空代表詩與遠方，那么海洋則代表故鄉與留戀。從邏輯上看，法律服務資本、保護既得利益，從而難以制約強者，如自由航行，對于內陸國家有多大意義？中國要樹立大愛思維，共同開發海洋資源，共享海洋文明成果。通過陸海聯通，消除自然不平等，阻止后天不平等的傳遞和強化。處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新階段的國際法，當然不同于“后威斯特伐利亞會議時代”的傳統國際法，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共同利益日益獨立于主權國家及其相互之間的“個體”利益，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生存和發展應當予以優先保護的利益。“共商、共建、共享”“國際公共利益優先保護”“可持續發展”等原則上升為國際法不同領域的基本原則。國際法的精神和價值追求也發生相應變化，從“二戰”之前追求國際社會和平，到“二戰”之后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直至人類命運共同體階段更加重視對國際共同和整體利益的保護，國際法也隨之從“共存國際法”，歷經“合作國際法”走向“共享國際法”的新階段。這一階段性轉型，不僅要求國際法理論深度創新，而且對網絡、數據、外空、海洋、極地等領域的共商、共建、共享機制提出了新的使命。(51)從人類文明史看，“一帶一路”建設正在開創“天人合一”“人海合一”的人類新文明。2014年6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希臘雅典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論壇并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和平合作和諧之海》的演講，全面闡述了中國新型“海洋觀”，得到了歐洲各方的積極響應。(52)一是建設“和平”之海。中國倡導與其他國家一道，共同遵循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準則，通過對話談判，解決海上爭端，謀取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反對海上霸權，確保海上通道安全，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以及海盜、海上恐怖主義、特大海洋自然災害和環境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尋求基于和平的多種途徑和手段，維護周邊和全球海洋和平穩定。二是建設“合作”之海。中國積極與沿海國家發展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海洋合作，共同建設海上通道、發展海洋經濟、利用海洋資源、開展海洋科學研究，實現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其中，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建設“合作”之海的建設性之鍬。三是建設“和諧”之海。中國始終強調尊重海洋文明的差異性、多樣性，在求同存異中謀發展，協力構建多種海洋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諧海洋，從而維護海洋健康，改善海洋生態環境，實現海洋資源持續利用、海洋經濟科學發展，促進人與海洋和諧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中國希望與作為“海上霸主”的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系，這就要求中國提出21世紀海洋合作新理念，創新航運、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過特許經營權、共建共享港口等方式，推進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對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貴在“21世紀”——中國既不走西方列強對海洋掠奪、殖民，導致沖突不斷的老路，也不走與美國海洋霸權對抗的邪路，而是尋求有效規避傳統全球化風險，開創人海合一、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海洋文明。不僅如此，“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