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根據工作熱點細化分類、及時更新，做文字工作者的及時雨，加QQ287627102加入圈子！提高效率，遠離加班……不斷根據工作熱點細化分類、及時更新，做文字工作者的及時雨，加QQ287627102加入圈子！提高效率，遠離加班……深化數字化轉型引領高質量發展來源：大數據部

時間：2019-11-05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物聯網等新技術飛速發展，萬物互聯化、數據泛在化的大趨勢日益明顯。2017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漢堡峰會上指出：“研究表明，全球95%的工商業同互聯網密切相關，世界經濟正在向數字化轉型”。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以數字化生產力為主要標志的全新歷史階段，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對于國民經濟各部門具有十分廣泛的輻射帶動效應，對提高我國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結構加速轉變具有強大的驅動作用。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據課題組統計，習近平總書記先后三十余次在公開場合倡議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構想，要求全力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更好了解我國以數字經濟破題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典型路徑，2018年8月1日至20日，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師生組成聯合調研組，先后赴福建、重慶、浙江、廣東等地開展調研，就各地以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推進路徑、存在問題和改進建議進行系統調研。一、路徑分析：三大變革助力提質增效調研發現，各地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大力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把數字經濟作為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全局之舉和“牛鼻子”工程，在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以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成功經驗，對推動我國經濟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推進質量變革，以數字化提升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一是圍繞質量強國建設，在供給端構建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新技術為依托的精細管理和質量控制體系。2017年，重慶市全市投入財政資金3000萬元支持22家制造業企業開展智能化改造，實現改造企業產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21.8%。以重慶瑪格家居為例，借助此次智能化改造工程，企業實現了家具定制智能化生產，自動對每件訂單進行審核、拆單、排產，實現按批次組織柔性生產，不但實現了產品零庫存，還大大提升了產品全流程質量控制成效。二是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構建以大數據為主線的跨部門、跨行業、跨環節產品質量事中事后監管體系，推動全民消費向安全、綠色和中高端消費邁進。2017年，浙江省質監稽查總隊和阿里等電商平臺企業合作，先后開展了兩次電商產品質量共治行動，電商平臺將內部抽檢發現的問題產品和企業通報稽查總隊，通過質監執法人員對問題產品進行落地查處，從源頭對互聯網電商產品質量進行整治，取得較好成效。三是大力推進以社會信用大數據為基礎的質量聯合獎懲機制，引導企業增強質量、品牌和標準意識，形成政府重視質量、企業追求質量、社會崇尚質量、人人關心質量的良好社會氛圍。2018年，重慶市質監局發布《工業企業質量信用等級評價管理試行辦法》，上線重慶市質量信用系統，匯聚行政許可信息329534條、處罰信息10463條、監督抽查不合格信息283條、獎勵信息893條，建立健全企業質量信用檔案數據庫，將企業質量與企業信用掛鉤，實現“逢辦必查、觸發留痕、獎懲反饋”全過程管理，大大增強了工業企業質量誠信意識。（二）推進效率變革，以數字化促進實體經濟要素高效流通一是推動產業體系逐步向先進制造、柔性生產、精準服務、協同創新的方向轉型升級，不斷提升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和行業附加值水平。近年來，重慶市依托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大力推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企業實施智能化改造，每年增長20%以上。以重慶中冶賽迪為例，其“賽迪云”產品提供云化的ERP、MES、CAE分析等服務，將制造業溝通、分享、協作匯聚一處，連接各種工具、系統和服務，幫助企業將各領域、各行業的優勢資源與能力集聚共享。據統計，重慶目前智能化改造項目完工后的企業，生產效率平均提高32.7%，產品研發周期平均縮短12.5%，能源利用率平均提高8.4%。二是以新技術助推“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打破要素市場流通行業和地域壁壘，充分激發人才、資本、創新等要素活力，提高投入產出效率。調研發現，各地積極運用新技術推進“放管服”改革向縱深發展。如廣東省在微信平臺推出民生服務小程序“粵省事”，民眾只需通過微信端入口一鍵實名登錄，即可進行高頻事項全網通辦。重慶兩江新區深化拓展網審平臺功能，推進網上全程辦理，建立“不見面”審批目錄清單，營業執照實現“無紙全程電子化”辦理，企業注冊登記審批時限由法定20個工作日提速90%。三是圍繞產業全球化布局、跨國貿易、人才流動等構建全球化數據情報網絡，實現物流、資金流、數據流融合匯聚，提升對外開放和對接全球貿易體系效率。如重慶與新加坡DCFrontiers公司合作建設了中新企業大數據平臺，對中新兩國全量企業、政策、項目等數據資源進行整合，向用戶提供企業跨境投資招商信息查詢服務，利用數字化和跨境信息流促進貿易和連通性，有效降低貿易和物流鏈成本。（三）推進動力變革，以數字化加速實體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一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持續發展壯大，數字產業化成為新動能的核心部分。國家信息中心編寫發布的《數字中國大數據報告2018》顯示，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產業主要集中在京津、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和兩湖五大區域。2015年以來，我國數字經濟類新增注冊企業最多的七個城市分別是上海、深圳、北京、廣州、成都、杭州、重慶。二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催生了一批以消費升級、服務升級、產業升級為特征的產業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重慶合川區將大數據安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工業控制等傳統制造業相結合，著力培育壯大“安全+”新業態。截止2017年，合川區大數據工控安全相關產業總產值達到22.7億元，同比增長69.5%，對全區工業總產值增長貢獻率達48.4%。再如杭州螞蟻金服開創的“征信數據服務模式”，通過搭建征信數據共享云平臺，為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為消費升級提供了強大助力。三是數字經濟與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結合，成為農村一二三產融合滲透交叉重組“粘合劑”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催化劑”。福建漳州將“互聯網+”“生態+”與精準扶貧融合，形成了生產、生活、生態、生意“四生”融合的農村電商扶貧生態圈。2017年全市電商助力扶貧人數7664人，增收300萬元，通過“網貨下鄉”幫助貧困戶節約開支20%以上。二、存在問題：六個脫節凸顯體制惰性調研組結合對福建、重慶、浙江、廣東4個省市數字經濟領域政府和企業人員的訪談調研，并運用大數據分析手段對相關地方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分析發現，目前各地在引領數字化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在體制機制層面存在六個“脫節”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持續健康發展。（一）行業統籌與屬地管理脫節當前，我國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發展缺乏頂層統籌規劃，導致新一輪煙囪林立、條塊分割、重復浪費等問題。調研了解到，福建省、廣東省、浙江省和重慶市分別出臺了促進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實施方案和行動計劃，但是當地干部普遍反映大數據與數字經濟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邊界模糊、標準不一，多頭管理、同質競爭等問題。各地大數據缺乏統一管理，福建、廣東和浙江省大數據發展主管部門分別為發改委、經信委和辦公廳，而重慶市數字經濟管理相關職能則分布在辦公廳、發改、經信、規劃多個部門。2016年以來，我委建立了促進大數據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較好地發揮了共商共治、同心同向的橫向協商作用。但是，區域間產業競爭過度而合作不足問題長期存在，2016-2018年數字經濟領域政府項目招投標數據顯示，各省市約68%的政府項目中標企業為本地企業，有些地方政府潛意識里對本地企業存在傾向性，行政主體間的“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乃至“以鄰為壑”體制困境有待突破。（二）管制思維與模式創新脫節目前，政府自身管理體系和發展模式不能完全適應數字經濟新業態發展需求，亟需轉變行政管理舊體制。數字經濟產生了新的市場主體、市場客體、市場載體和市場交易規則，具有去中心化、跨區域和跨行業特征，現行的行政管理模式難以適應數字經濟發展。此外，數字經濟GDP核算體系力不從心，免費服務、自助服務、分享經濟無法被核算。調研發現，部分地市有大量從事教育、出行、醫療、金融行業等的數字型企業，被要求完全按照線下經營實體資格條件取得相應牌照和資質，提高了創業者門檻。調研時有企業負責人表示，現有稅收制度都是基于區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數平臺型企業跨地域的特征不利于數字型企業整合資源。上述管理機制不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嚴重抑制數字經濟創新活力的釋放。（三）政府資源與社會資源脫節一方面，政府數據和社會化數據“兩張皮”的問題較為嚴重。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數億甚至數十億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大數據應用層出不窮，但缺乏針對電商物流、移動定位、金融支付等社會化經濟社會運行數據的統一采集、監測和分析機制。隨著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程的深入推進，政府內部業務數據整合共享初見成效，但受制于立法、安全等原因，政府數據這一“富礦”遲遲無法面向社會化機構全面有序開放，導致很多數據公司“無米下炊”，只能依靠“數據黑市”等手段獲取數據，嚴重影響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協同不夠。各地數字經濟行業發展普遍存在“重硬件、輕軟件；重建設、輕應用；重監管、輕服務”的浮躁傾向及低水平重復投資問題。大數據項目“有路無車、有車無貨”現象突出，政府投資偏好“形象工程”，帶動產業集聚和民生服務效果不佳。通過我們調研統計發現，2017年福建、重慶、浙江、廣東四省市大數據投資項目中，超七成為大數據平臺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專門用于應用開發的不足5%，投資回報率較為低下。（四）招商引資與本地培育脫節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和大數據產業內生增長動力缺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較慢，各地方選擇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路徑時，重大輕小、重引進輕培育、重“外來和尚”輕“本地草根”的問題較為突出。通過調研發現，重慶兩江新區數字經濟產業外生性尤為明顯，45.1%的數字經濟企業股東均來自外省，外省股東所占比例高于貴州貴安、天津濱海、上海浦東、四川天府四個新區。在走訪中，幾個地方的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園均爭相引進華為、浪潮、紫光、阿里、騰訊等少數大企業作為“招牌”，但這些企業又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真正落地布局，導致很多地方大數據產業園出現“大企業不落地、小企業沒活力”的尷尬局面。調研過程中多家企業負責人對各地方大數據產業容易出現的盲目發展、重復建設、同質競爭等問題表示了擔憂。（五）產業需求與科教資源脫節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在引領高質量發展中，產業創新驅動力不足，技術、人才與市場脫節問題較為突出。一方面，數字經濟領域大學、科研單位與企業合作關系仍然比較松散。我國政府對有效的數字經濟技術協同創新組織不夠，導致對數字經濟技術領域缺乏長期的跟蹤和研究，不利于解決制約產業發展的重大技術問題。課題組在浙江省調研時了解到，浙江省2014年以來開始謀劃建設22個省級信息經濟特色小鎮，但是每個小鎮年度投資進展不一，與大學和科研單位合作有待加強。另一方面，大數據人才培養體系建設不充分、人才資源分布不均衡，導致產業發展后勁不足。調研發現，我國數字化人才市場存在兩個結構性錯配：一是崗位需求錯配，數據分析、數據處理、數據采集等應用型人才供不應求，而項目管理、系統架構等傳統型人才則供大于求，這一現象在廣東、浙江等發達地區尤其明顯；二是學歷層次錯配，碩博士生等高學歷人才供大于求，而大專、本科等技術藍領人才則嚴重供不應求，如重慶市2017年數字經濟類招聘崗位中，專科層次崗位占比達57%。（六）產業培育與現代金融脫節一方面，現代金融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長效健康機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產業總體處于萌芽期，近三年融資成功的創投項目中，70%處于天使輪和A輪早期，現代金融支撐數字經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與動力還未成熟。近兩年來重慶數字經濟創業公司中，僅有2家處于天使輪、1家處于B輪、1家處于C輪融資階段，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企業投融資環境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現代金融融合發展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又帶來了行業監管的潛在風險。數字經濟與現代金融深度融合催生的大量金融科技衍生品存在很多潛在風險點，如當前大量爆發的網貸P2P平臺風險問題。2016年至今，72.37%的平臺存在失聯現象，13.36%的平臺存在提現困難的問題，也有部分平臺出現終止運營、暫停發標或平臺詐騙等問題。三、對策建議：“六鏈協同”促進要素融合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其本質是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和人才鏈的協同發展。而上述四個鏈條的有機聯動、有效呼應，有賴于在監管層推進以打破行業壁壘和區域壁壘為導向的“政策鏈”統籌協調，在實施層推進以互聯網為基礎、以大數據為主線、以人工智能為驅動的“數據鏈”穿插聯動。基于此，調研組提出深化數字化轉型、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六鏈協同”發展模式——匯聚數據鏈、整合政策鏈、聯接創新鏈、激活資金鏈、培育人才鏈、集聚產業鏈。圖1

“六鏈協同”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協同發展（一）匯聚數據鏈，著力推進國家大數據中心建設加快推動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建設，既是我國信息化發展進入以大數據為特征新階段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與高水平開放的全局之舉和必由之路。通過數據資源匯聚、整合、共享和利用，圍繞“六鏈協同”，以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要素高質量融合，推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實現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促進資源配置優化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整合政策鏈，強化頂層統籌和政策配套銜接成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部際聯席會議，開展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的全面領導決策工作，下設推進辦公室，承擔日常協調工作；整合小散數據中心，盤活政府自有數據中心及社會化數據中心中可為政府服務的資源；設立數字經濟專項科研基金，支持前瞻技術研發；加大補貼獎勵力度，鼓勵數字經濟領域科研創新與成果轉化；搭建項目平臺，向各行業企業推介數字經濟關鍵機構和重點項目。（三）聚焦產業鏈，以數據鏈聯接創新鏈深化校企合作，形成產學研協同機制，尤其是發揮中介機構對創新成果轉化的放大作用，通過技術轉移、專利購買等方式提高技術擴散力，保障創新成果平穩落地。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成立實體研發中心，為新技術、新方法的孵化與發展提供創新土壤。另外，政府牽頭成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協同創新中心，健全數據資源整合和開發利用機制，形成多企業、多領域、多維度的創新鏈生態圈。（四）圍繞產業鏈，以數據鏈激活資金鏈設立產業并購基金、知識產權基金和協同創新基金等，構建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促使資金向具有競爭優勢的實體經濟企業匯聚。同時，鼓勵實體經濟企業投資，成立國家級產業大數據交易中心，以股份制方式運營，主要承擔促進商業數據流通交易、公共數據與商業數據融合應用等工作職能，有效促進數據流通共享，助力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五）依托產業鏈，以數據鏈培育人才鏈創新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加速形成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促使數據鏈各要素活力競相迸發。依托重點產業的數據集群優勢，建設國家級大數據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實訓平臺，備足產業鏈發展“發動機”。以全球視野創建國際一流的“國家數據大學”，打造國家級重點學科，加強基礎研究，為科研人才創造利于科技創新的生態環境，吸引天下英才。同時，利用數據鏈尋找制約人才發揮作用的現實矛盾和突出問題，為各層次人才提供“代理式”“一站式”“全天候”服務，縱深推進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等機制措施，促進產業鏈、數據鏈和人才鏈同頻共振。

附件1：福建調研分報告——政務信息資源整合為數字福建注入強勁動力福建省近年來高度重視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在探索以“數字福建”建設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已經走在全國前列。早在本世紀初，在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同志的親自主持和推動下，福建省把信息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進行謀劃建設，全面部署“數字福建”建設，拉開了以“數字福建”為旗幟的信息化建設大幕。具體經驗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化頂層設計，通過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協調機制全面統籌“數字福建”建設。首任“數字福建”建設領導小組組長由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同志親自擔任，此后歷任“數字福建”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均由一把手親自掛帥。依托福建省發展改革委，設立“數字福建”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數字辦”），負責在數字福建總體框架內依職推進兩化融合、電子商務、電子政務、通信網絡、安全保障、社會應用等工作，各地市相應設立信息化主管部門。在此基礎上，2015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下發《關于整合省直部門數據中心及信息中心的實施方案》(閩委發〔2015〕5號)，在全國率先開始整合各省直部門數據中心和信息中心，著力打破部門壁壘，創新政務信息管理利用體制，推行政務信息業務應用與管理分離，提高信息資源社會化開發利用效率。可以說，上下職能一致、業務銜接、分工負責的頂層組織管理體系，是保障“數字福建”全面有序推進，實現以數字經濟引領福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二是搶灘產業布局，以信息資源整合共享與產業應用為龍頭不斷推進數字經濟產業蓬勃發展。2000年12月，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省政府專題會議，聽取省計委《“數字福建”工作方案》的匯報，同意提出的計劃，即“十五”前三年，政府主要制定發展規劃和政策導向；“十五”后兩年，全面推廣應用示范工程和應用項目的成果。2002年，福建省開始推進電子商務、企業信息化等示范工程建設，以點帶面，推動“數字福建”建設。2013年起，福建省著力推進數字福建（長樂、安溪）產業園建設。同時，先后出臺了《關于支持大數據重點產業園區加快發展十條措施的通知》、《關于加快互聯網經濟發展十條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扶持產業發展的政策，匯聚各方資源推進數字福建建設，推動建設了數字福建（長樂）產業園、數字福建（安溪）產業園、福州軟件園、廈門軟件園、馬尾物聯網基地等一批重點產業園，推動央企加大在福建省的投入，先后推動普天集團、中國電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三大運營商等央企在閩投資合作，帶動易聯眾、榕基、星網銳捷以及中海創、南威、長威、伊時代、智業軟件等一批企業發展。2017年福建省數字經濟總規模突破1萬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1/3強，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福建省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三是突出以點帶面、連面成體，以區域化、鏈條化模式全面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2015年6月，福建省先行開展“互聯網+”區域化鏈條化試點。目前，全省多個城市被確定為寬帶中國、信息惠民、智慧城市、電子商務等國家級試點示范城市，50多家軟硬件企業產品技術在專業細分領域居全國之首乃至全球領先水平。“互聯網+”區域化鏈條化試點推動了產業間融合，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撐。2017年福建省信息化綜合指數居全國第6位、互聯網普及率居第4位、兩化融合水平位居第6位、網站數量居第5位、省政府門戶網站測評居第3位、境外電商和農村電商交易額均居第3位、7家互聯網企業入圍全國百強、數字經濟總量居第7位。全省基本建成覆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主要領域的公共服務平臺體系，互聯網經濟生態圈不斷健全完善。

附件2：重慶調研分報告——大數據智能化引領帶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重慶市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戰略聯結點，是我國內陸城市對外開放的高地，在汽車、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業發展基礎好，智能裝備和產品制造等方面起步較早，是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中國最大汽車生產基地。作為老工業及國家現代制造業基地，重慶市制造業基礎雄厚。但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下滑和中美貿易摩擦等各種不利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下，重慶市制造業面臨巨大的轉型升級壓力。在這一背景下，2017年11月，重慶市委五屆三次全會提出，要實施以智能化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將數字經濟發展定位成全市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創造高品質生活的“牛鼻子”，要求舉全市之力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協同發展。具體舉措如下：一是政策精準發力，通過配套產業政策實現數字經濟全產業鏈覆蓋、全數據鏈整合、全創新鏈聯通。2015年，為促進大數據產業發展，重慶市在全國率先出臺《重慶市大數據行動計劃》（渝府發〔2013〕62號）,積極推動大數據廣泛應用,逐步完善產業布局和生態體系。2018年3月，重慶市政府印發《重慶市大數據智能化創新驅動引領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8-2020）》，提出到2020年，全市大數據智能化創新驅動引領發展作用顯著提升，智能產業體系基本建成，大數據智能化應用更加廣泛深入，基本建成國家重要的智能產業基地和全國一流的大數據智能化應用示范之城，打造數字經濟先行示范區。與此配套，重慶市相繼出臺《重慶市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創新實施方案》（2016年11月）、《關于鼓勵智能終端生產企業進行智能化改造的通知》（2018年6月）、《重慶市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認定管理辦法(試行)》（2018年4月）、《重慶市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實施方案》（2018年5月），制定《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認定管理辦法》（2018年4月）等辦法，通過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勵傳統工廠智能化升級促進企業對研發和生產等環節進行智能化改造和大數據應用，加快提升重慶制造業智能化水平。二是打造產業載體，以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為龍頭打造全市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融合發展體系。2018年1月21日，重慶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正式開園，園區總規劃面積40.8平方公里，包括照母山、水土和龍興三大片區，分兩期建設，一期規劃面積20.8平方公里，二期拓展區20平方公里。產業園將按照布局集中、產業集聚、用地集約、規模適度、配套完善的原則，創新管理體制機制，重點發展數字基礎型、數字應用型、數字服務型三大類產業，到2020年，該園計劃數字經濟類入駐企業達到3000家以上，引進和培育數字經濟行業龍頭企業30家以上，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00億元。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的建設，是實施重慶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大數據智能化為引領的創新驅動發展行動計劃的重要舉措，對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大數據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提升互聯網產業發展水平、助力重慶打造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產業制高點發揮了積極帶動作用。三是創新發展模式，多措并舉加速數字經濟領域前沿科技勢能向經濟動能的高效轉化。通過調研發現，重慶市各級政府積極解放思想，創新發展模式，通過推出科技創新券、打造公共服務平臺等多種方式，以制度創新引領帶動數字經濟領域產業創新、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重慶市推出科技創新券，通過政府向企業發放創新券，企業用創新券向研發機構購買科研服務，科研服務人員持創新券到政府財政部門兌現的形式，發放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創新券、高新技術企業培育創新券、科技型企業掛牌成長創新券，全面促進全市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全面強化數字經濟領域公共服務平臺建設，與工業和信息化部簽署建設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國家頂級節點（重慶）的合作備忘錄，成為工業互聯網國家5大頂級節點之一；積極建設工業互聯網平臺，推動企業“上云上平臺”；與航天云網合作建設工業大數據制造業創新中心及云制造產業基地，引入騰訊建設工業互聯網智能超算中心，引入阿里云聯合重慶賽迪打造飛象工業互聯網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平臺應用及云服務。

附件3：浙江調研分報告——互聯網思維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和政府治理創新近年來，浙江省主動順應引領全球互聯網經濟發展大潮，在全國率先大力發展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經濟，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植入“互聯網基因”的浙江，在互聯網的浸潤中迸發出無限活力。當下，以互聯網經濟為龍頭的數字經濟成為浙江經濟新引擎，成為推動浙江經濟轉型的強勁動力。2017年，浙江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三新”經濟增加值達1.25萬億元，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7.1%。在中國“新四大發明”（高鐵、網購、支付寶、共享單車）中，網購和支付寶都是在浙江誕生，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浙江企業已經昂首邁入世界一流企業行列。作為“最具有互聯網基因”的地方政府，以杭州為代表的浙江各城市在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時，有以下幾方面經驗值得借鑒：一是創新體制機制，打造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城市“數據大腦”。2017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專門成立數據資源局（正局級），作為杭州市“最年輕”的正局級機構，杭州市數據資源局將承擔擬定全市數據資源發展戰略，負責全市政務數據和公共數據平臺建設和管理；組織協調全市政務數據和公共數據資源的目錄制定、歸集管理、整理利用、共享開放；推動數據資源在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的應用，組織實施城市“數據大腦”等重大項目的建設等職能。通過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杭州市將“互聯網思維”深深嵌入到政府數據資源整合的最底層，為推動全市政府數據化、產業數字化和社會數字化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勇于“刀刃向內”，以互聯網思維倒逼政府治理創新，不斷加快“互聯網+政務服務”向縱深推進。為推動“互聯網+政務”、“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5月，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召開全省推廣會，決定全省政務統一部署移動辦公（釘釘）系統，提高行政決策效率，打造“24小時”在線型政府。目前，浙江全省個人綜合庫、法人綜合庫、信用信息庫數據歸集基本完成，省直部門前100項辦事事項的數據需求整理和數源確認工作已經完成，首批25個省級部門45個“信息孤島”基本完成對接，市縣本地系統和“一窗受理”平臺對接，累計打通127套市級系統、98套縣級系統，省市縣三級開通網上申請的比率分別達到86.8%、73.7%、73.1%，統一公共支付平臺累計繳費量達4905萬筆。三是強化創新引領，全力推進信息經濟和數字經濟領域國家級示范區建設。浙江是產業大省、創新大省，目前浙江科技創新綜合實力穩居全國“第一方陣”，2017年浙江區域創新能力居全國第五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居全國第三位，知識產權和專利綜合實力均居全國第四位。2017年8月，《浙江省國家信息經濟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出臺，這是全國首個國家信息經濟示范區。《方案》明確，提出通過3至5年努力，信息經濟在全省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凸顯，創新能力顯著提高，體制機制明顯優化，基本建成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和全國物聯網產業中心、云計算產業中心、大數據產業中心等，在“互聯網+”、新型智慧城市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今年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打造新經濟大省的總體戰略，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全力推進。通過調研了解到，目前浙江省正在抓緊編制《浙江省數字經濟五年倍增行動計劃》及《浙江省國家數字經濟示范省建設方案》。未來，浙江省將大力發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產業和一批重量級未來產業，積極爭創國家數字經濟示范省，加快構建以新經濟為引領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力爭成為中國數字經濟“領跑者”。

附件4：廣東調研分報告——“政府管平臺、平臺管產業”打通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大通道廣東省是我國對外開放前沿陣地。多年來，廣東省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方面一直保持全國領先水平，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規模多年位居全國第一，擁有一大批實力強勁的數字經濟骨干企業。近年來，廣東省著力加快打造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現代產業體系，并出臺了《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8-2025年)》。其依托省內雄厚的產業資源、創新資源和數據資源，以“政府管平臺、平臺管產業”模式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取得了以下成效：一是搭建數據平臺，為全省政務服務優化、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治理創新提供強大動力。廣東省數據資源豐富，商貿、港口、航運、物流、海關、商檢、醫療、金融、通信等數據規模和吞吐量均處于全國前列；省內擁有廣州、深圳兩大國家級超算中心，運算速度和綜合技術水平全球領先。2016年4月，《廣東省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印發，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全省統一的電子政務數據中心，以及10個左右地市級政務數據分中心；

2017年11月，《廣東省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作方案》印發，提出2018年6月底前，要建成全省一體化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實現省、市、縣三級聯通，同級部門數據對接；2017年11月，省政府召開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廣東“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方案》，提出推進政務信息系統整合，破除“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