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信息繭房”趨勢探析

微博打拐、“隨手拍”、“免費午餐”……近年來，微博以風馳電掣之速，嵌入大眾的公共生活。毋庸置疑，Web2.0時代，以微博為介質的“微革命”正日益興起，在改變著傳統的世俗形態。因即時性、便捷性、開放性等特征，微博成為備受人們青睞的自媒體平臺。隨著微博的蔚為興盛，“微博助推進步，圍觀改變中國”的論斷，流傳廣遠。微博的作用，動輒被稱作“顛覆性”、“爆炸式”的。李開復還出了本書，書名叫做《微博：改變一切》。與此同時，不少人對微博抱以質疑：微博成了謠言的“發源地”，話語暴力的大本營，埋葬了個人隱私，甚至變得“公廁化”。按照公眾想象，微博是個信息集納地、觀點市場，網民們能從中吸收多元化、異質性的內容。認為微博是“包羅萬象的信息超市”的觀點，正基于此。可美國學者桑斯坦通過對網絡的細致觀察、深入思考，卻發現：網絡雖能供給豐富的信息，制造的卻未必是無限開放的社交平臺，而是密閉化的空間。在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桑斯坦提出了“信息繭房”的概念——因公眾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往往是跟著興趣走，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信息繭房”的發現，打破了人們對網絡“開放多元”的固有認知，成為研究新媒體時重要的邏輯依托和理論“外掛”。在微博上，“信息繭房”效應體現得愈加明顯：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定制模式等，與“繭房”生成內在嵌合。微博對于網民，也許不是各類信息的熔爐，只是“坐井觀天”的井口。而這，對微博上的公共話語、群體產生了攸關影響。一、微博“信息繭房”化的現狀“信息繭房”的提法，不乏思想淵源。早在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發現，民主社會天然地易于促成個人主義的生成，并隨著身份平等的推廣而擴散[1]。受此啟發，桑斯坦認為，網絡化雖帶來更多資訊選擇，看似更加自由，但在“個人本位”的理念下，勢必蘊藏著對自由的潛在破壞。桑斯坦認為，信息繭房以“個人日報”的形式呈現。在《網絡共和國》中，他對“個人日報”現象作了描述：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信息的劇增，人們會可隨意選擇想關注的話題，可依據喜好定制報紙、雜志，每個人都可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個人日報”[2]。當個人被禁錮在自我建構的信息脈絡中，生活必然變得程序化、定式化。QQ、網絡購物等工具，印證了該論斷。在QQ上，人們會跟氣味相投的人聊天；網絡購物時，公眾會依據口味選擇中意的商品。從微觀角度看，網民在制造著“信息繭房”，作繭自縛；宏觀來看，是“網絡巴爾干化”——美國麻省理工教授馬歇爾和埃里克提出，互聯網分裂成了無數小群體，它們“人以類聚”，表現出群體內同質、群際異質的特征。小群體中的人，只選擇自己偏愛的交流領域，與興趣相合的人聚談，經過時間累積，逐漸形成了趨同的風格；而各個群體間，則有話語隔閡、溝通障礙，分化明顯，認同困難。由于小群體里的人持“需求邏輯”——只看我喜歡的，我不感興趣的就不關心，內部交流極易促成“群體極化”，產生“群體盲思”，即不管小群體內散布什么消息，哪怕是流言、猜測、臆斷，他們都無意識地追隨。他們志同道合，即便是些謠傳信息、偏激見解，也能找到知音。而繭房外的聲音，則被拒斥于外，難以撼動那些群體性成見。若在網絡發展初期，“繭房化”只是現出端倪，那到了微博時代，“信息繭房”日益成型。在微博上，族群化表現得極為明顯。毫無疑問，微博填補了互聯網時代咨詢量化分享的空缺，速寫特性、裂變式傳播[3]，成了微博的優勢。在魚龍混雜的媒介環境中，微博形成了糅合新舊媒體渠道的“微傳播力”。在微博“廣場”上，信息擴散、居間聯絡十分便利；名人與草根、政府與平民等二元格局，依照話語、利益的相關度重新組合和分類。微博上，碎片化顯而易見。網友依據口味相似性而類聚，共同關注感興趣的話題，比如關心時事的，會相互轉發、評論時事新聞；喜歡音樂的，會關注某些歌手，“織圍脖”與音樂有關；愛好攝影的，常交流美圖……“圈子化”現象，很是盛行。正因如此，新浪微博上有了“微群”，形同于QQ上的“討論組”。志趣相投的網民，會圍繞感興趣的話題，談論或轉發。形形色色的“微群”，不啻為“信息繭房”的具象化體現。喧騰一時的“辟謠聯盟”，就頗具代表性。“辟謠聯盟”，是竇含章、吳法天、點子正等一伙人創立的“辟謠”組織，用以澄清“網絡謠言”，以正視聽。該聯盟成立不久，就在輿論質疑中分崩離析。原因即是，吳法天等，多為舔痔而肥的“御用文人”，是網民常說的“五毛黨”，立場極左，罕有公信力可言。而許多網絡謠言，正是利用“群體盲思”的短板，通過病毒式傳播，迅速蔓延開來。譬如說，“金庸去世”的假新聞，就在未經證實的情境下，被知名記者閭丘露薇轉發，此后經無數次轉發，很快傳遍網絡。盲信并轉發，難逃以訛傳訛的“原罪”。微博“繭房化”，是網絡巴爾干化的縮影。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眾聲喧嘩之下，微博將“去中心化”演繹到極致[4]，生成了圈子化、局域化的輿論場。一個轉發、一句評論，或許就是小群體內的交互傳播方式，也將一律化價值撕裂成了“碎片”。二、微博“繭房”的生成原因微博演變為“信息繭房”，其來有自：微博的個性化特征，網民的心理因素，都助推了微博中的“群體極化”趨勢。(一)微博的個性化特征傳媒學者尼爾·波茲曼說：“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5]”，微博的自媒體定性，勢必讓其呈現出個性化、便捷化的特征，對接起個體化的話語需求，成為你我他的“個人話筒”。微博的精髓，在于“微”——140個字符的限制，讓信息篇幅簡短化，滿足了人們速食化的閱讀習慣。較之博客，它能調動網民互動參與、信息共享的積極性；也降低了微博的使用門檻，讓網絡工具更“自我”。微薄的@(信息提示)、轉發等功能，也讓居間聯絡和信息傳播更實時快捷。微博信息的病毒式傳播，雖然方便，卻以屏蔽開闊的信息視野為代價。微博作為新型社交平臺，是通過“follow”來為用戶定制信息，這必然導致公眾關注的信息面很狹隘。北京大學新聞學副教授胡泳說：“微博的關注功能，洞察到了人的兩種基本需求，將‘自我表達’和‘關注他人’結合在一起，圍觀也就涵蓋了彼此看見的意義，包含著見證與記憶的作用[6]”，而“彼此看見”，往往是趣味相通者的“共振”、互動。在微博上，“V博”常常是微場域的意見領袖。他們粉絲甚眾，擁躉成堆，比普通用戶掌握更廣闊的話語資源。“加V”與否，也被成了精英、草根非嚴格性的分界。精英微博，常成為“小圈子”的帶頭人，在關注者的轉發、跟隨下，“內部話語”逐漸成形。他們的共鳴性話題，會受到精英們的話語牽引。個性化機制，之所以能促成網民對“信息繭房”的依賴，既源于微博在設計之初，就慮及民眾“尋找群體認同、歸依”的意緒；也跟信息掌握上的差異化休戚相關，人際的信息差距，會造成網民內部的分節化、層級化，加速了“人以群分”的局面。麥克盧漢認為，每種新的媒體的產生，都開創了社會生活的新方式，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微博的個性化特征，催生“繭房”化的勢頭；而被困在信息繭房里，視野受局限，也打照出社會生活樣態的嬗變。(二)網民的心理因素桑斯坦認為，在網絡和新的傳播技術領域里，志同道合的群體，會彼此進行溝通討論，到最后他們的想法跟原來一樣，只是形式上變得更極端了[7]。網民的無意識，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觀點相吻合：“個體的意識個性淹沒在群眾心理之中，群眾心理誘發出情緒，意識形態通過情緒感染得到傳播；一旦被廣泛傳播，意識形態就滲透到群眾中個體的心理層次，使個體喪失批判能力，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8]”。個體偏頗的觀點、失真的消息，因“繭內交流”的封閉性，而被放大化，變為群體共識，折射了群體心理的同化機能。馬克·塞奇曼嘗寫道：“我們假定世界上的一小撮人共同持有同樣一種奇怪的信念，比如說月亮是綠干酪做成的。通過一個自選過程，他們會彼此來到同一個論壇……很快他們就會覺得人人都持有這種信念”，形象地說明了群體心理的演化軌跡。提及微博，許多人會本能地覺得，它是個“集思廣益”的地方，意見會自由流通。但置于“結群”很普遍的情境下，信息間也許會存在壁壘。在小群體中，網民看到認同某個觀點的人多，難免會影響獨立判斷，自覺參與進來，助推了觀點的擴散效果。德國學者諾爾紐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論”，或能解釋這現象：在媒體訊息的耳濡目染下，人自然會具備“準統計官能”，也即感知外在氛圍的能力，察覺到主流意見，并向之靠攏；若個人意見與群體觀念不合，則會被孤立[9]。她將群體中的意見分布情況，稱作“意見氣象”。在意見氣候的影響下，人們漸漸“思想高度統一”起來。在信息超負荷的環境中，對信息擇取的暈頭轉向，易導向人云亦云的取向。獨立價值缺失，讓隨波逐流更普遍化：魯迅就曾借小說《阿Q正傳》，批判國人求同心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從，并高呼“向庸眾開戰”[10]。而這種盲從，加劇著信息繭房的態勢。三、微博成“信息繭房”的利弊“微博存知己”，是不少網民使用微博的初衷所在。微博的“圈子化”，也讓網民在小群體中找到知心，覓得認同感、歸屬感。日前，幾大門戶網站的微博，均推出了“位置交友”的功能，以定位服務來滿足網民的交友需求。而“解救單身男女”等活動，也在現實之外，拓展了人們的交友渠道。在微博“繭房”里，人們獲取類似信息的時間、路徑，都大為縮短；個體捕捉信息、感知事物，也有了方向性，不復無所適從。但微博分化為一個個小群體，會讓人的視域狹隘，產生盲目自信，想法也極端化：認為自個意見是真理，拒斥其他觀點“侵入”；更有甚者，在事態未按預想發展時，他們或做出偏激之舉[11]。再者，群際的隔膜，會讓群體之間缺乏粘性，離散成單一的力量，這會造成分歧加劇、共識鈍化，甚至于底線共識破裂。信息繭房，有如畫地為牢，局限了人的認知。評論人宋志標曾慨嘆，微博既給人一種振作的技術，同時也給人一種懈怠和疏遠的理據。“當微博越來越深入社會和人心，它是否正在結成某種行動的牢籠，把我們框定得愈加狹窄？……我們活在微博的牢籠里，卻把它想象成全世界，這種虛妄是否也是微博時代的反諷？”[12]而謠言、臆測的瘋長，亦加重著微博上的魚龍混雜。有人甚而認為，微博是種倒退而非“革命”，將微博說成“垃圾信息工廠”，是“一汪具有蝴蝶效應的口水之嘯”[13]。對微博持樂觀態度的桑斯坦，則謹慎地說，“在一個正見和八卦日益難分的世界里，許多頭腦聚在一起上網的努力，可能會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烏托邦之路”。他擔心，若群體中的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斷失當，人們會失去理性，乃至變成暴徒。四、微博上“群體極化”的對策在網絡繭房的防范措施上，桑斯坦將希望寄托于政府監管——通過積極監管，讓各類信息均勻散播，讓網民接受到廣泛的有用信息，拓寬視野，消減極化、片面的思想。在《信息烏托邦》里，他用“回音室”隱喻了網絡時代傳播的局限：因新技術帶給了人無限過濾的能力，個人能依照癖好，定制消息；網絡也以“協同過濾”的方式，提供消費者偏愛的信息，投其所好，自動隔離了別的意見。如此內閉化的信息環境，就像是“回音室”，人們設定了話題、觀點，聽到的是自己的回音。遏制“回音室”傾向，需建構網絡的“人行道”模式——在桑斯坦看來，無論是物理空間的街道、公園，還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都屬于公共領域，都應像“人行道”一樣，可能會遇到種種非計劃(unplanned)和不想要(unwanted)的情景，不同的人群會體認到新鮮體驗；那些未經事先篩選而遭遇的情狀，會引發人們的言行互動[14]。若按照桑斯坦的思路，大眾媒體、微博等，都應變成“公共論壇”，通過提供某些人“非計劃”“不想要”的信息，讓他們參與到體驗或爭辯中，避免群際孤立，減少“偏于一端的誤導”。畢竟，規避“群體極化”，關鍵在于：加強信息的對稱性。鑒于微薄的碎片化等，簡單粗暴的屏蔽、篩選，顯然不是良策。在輿論平臺上鋪展均衡化的信息，涵蓋全面、真實、客觀的內容，拓展網民的見識，潛移默化中，塑造他們的認知“廣角”，跳出“小圈子”的價值窠臼，才是正確導向的題中義。“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故意渲染“假丑惡”的意見氣候，必將帶動偏激情緒；信息聚合得當，則能紓解“先入為主”“價值先行”的思維惡習，讓公眾眼光更冷靜、理性，不至于輕易受到“極端情緒”的感染。當然，“自我設限”，也是公眾的選擇自由，不可強力矯正。這在“信息真實全面”外，提出了又一重命題：要提高網民明辨是非、獨立判斷的能力。群體極化，跟網民判斷力畸弱也撇不清干系。因缺乏理性審思，被“激情”主導，網民不擇良莠的“轉發”，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