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的交換與實現哈羅德·德姆塞茨一、產權德姆塞茨則把產權看作：“產權包括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產權式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損，因而誰必須向誰提供補償以使他修正人們所采取的行動。”即在德姆塞茨看來“產權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產權的產生源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隨著分工和交換的發展，從而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并且，由于技術的發明和進步，使實現產權的成本降低，當界定產權所能帶來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并能促進新收益的產生時，新的產權也就由此而生。一般來說，任何不稀缺的東西都不會形成產權關系，一種物品從不稀缺到稀缺的過程就是產權形成的過程。德姆塞茨從資源的配置的角度出發探討產權的起源。他指出，“產權的出現最好從它與新的或不同的有利或有害效應的出現之相互聯系中去理解”，新產權的出現，是對互動的人們調整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性的愿望做出的反應’，或者將這個命題用另外一種方式表述“當內部化收益變得比內部化成本大時，產權就發展起來將外部性內部化”。德姆塞茨認為，經濟價值的變化使內部化增加，而經濟價值的變化產生于新技術的發展和新市場的開拓，這導致舊的產權難以與此適應，新的產權也就有了產生的必要。本文主要觀點：稀缺物品定價為零不一定導致無效率；而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定價為零則會導致無效率。他用副效應（sideeffect）這個概念代替外部效應（externaleffect），避免了局限于地理區位.同科斯一樣，作者關注的也是存在外部性的情況下產權安排對產值最大化的影響，不過,他還強調了維權成本。科斯在研究外部性對資源配置影響時提出了科斯第一定理即在產權已經界定且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下，產權的初始界定情況不會影響產值的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總結的科斯第二定理認為，如果交易成本不為零，產權的初始界定就很可能對總產值的最大化產生影響。科斯顯然是想強調產權界定在資源配置上的重要性。不過，科斯在探討時假定產權的界定是外生的，而且并沒有深入探討界定產權的成本。德姆塞茨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二、交換成本他認為傳統的最優化原理被誤用了，原因在于“大部分福利經濟學理論很少考慮到相對于使用政治機制的成本而使用市場的成本”。他認為，“在此情況下對市場無效率的通常分析的困難在于，缺乏用‘合意’的價格衡量顯露出副效應的市場”。為了化解這種誤用，他認為可以分別考慮“生產出來的物品”和“未生產出來的物品”。最優化原理要求考慮前者的各種邊際替代率相等。作者似乎認為，對最優化原理的這種運用忽視了這一點——無論是市場交易還是政府服務都是有費用的，而對市場和政府提供的這類服務的成本的忽視就是最優化原理被誤用的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所以，大多數有關副效應的福利前提是建立在標準的最優化原理的一個無效的運用上的，即它們不考慮一些物品的成本”。例1：商場的停車場不收停車費的問題其實人們所購商品的價格就含著停車費，這樣讓他們也就替那些不進商場卻也在停車場停車的人交了停車費。因此，這就提出了不交錢卻也可以得到收益的問題。為收回停車場的建設成本和交換成本，而向每個停車者適當收一定的停車費，免費使用的車位就會減少。但是一旦減少修建停車場的資源，也就增加了用于市場交換的資源。因在商場購物而間接繳納了停車費的人，也許寧可再花一筆錢，為不愿交停車費的人另建一個停車場，也不愿意省下這筆錢，卻還得付出所要求的交換成本，而不交費的人還是得不到車位。商家實行免費停車的做法，其競爭者是否會借機在附近開商店與之競爭？這些競爭者的顧客能在前一家商場的停車場處免費停車，這些競爭者是否會把商品的價格定得更便宜從而擠兌這家商場？如果這些競爭的收益之大，那么商場停車場的所有者就會在允許免費停車之前，就買下周圍的土地，并將這種收益算在自己的賬上。在這個例子中，提供這種成本高昂但不收費的停車場的效率取決于提供者能否收回這種成本，即能否把這種成本打入商品的價格中。也就是說搭配銷售能夠降低交換成本會時，提供免費停車場的辦法才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優勢。例2：蜜蜂采蜜無價格問題

養蜂人和果農很可能會在應該種多少棵果樹上討價還價，爭辯果樹對蜂蜜生產有多大貢獻，蜜蜂授粉對蘋果生產有多大貢獻。如果這種相互作用產生的預期收益在價值上足以抵消因缺乏分工所造成的任何不經濟，那么同一個農民就有可能既養蜂又種樹。然而，放棄分工也可能會帶來損失，如果兼業經營的收益還抵不上這種損失，那么兼業也許就不是什么好辦法。這個例子并不直接涉及搭配銷售問題。花蜜這種產品成本高，價值也高，卻不得不免費提供。原因在于如果把間接收益考慮進去的話，養蜂人的成本就太高了。由于不可能用較低的成本來搭配銷售，因此，如果蘋果生產本身有利可圖，也就不妨免費提供花蜜。三、保衛成本作者將交換成本和維權成本作為并列的變量納入衡量資源配置效率中。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強調界定產權的成本。收益和機會成本是很多人在考慮資源配置時所用的概念，作者的理解與此有所不同：“任何可接受的資源配置機制都必須圓滿解決兩個問題。它們是：第一，信息必須包括資源運用的所有替代用途的收益；第二，激勵人們去考慮這種信息。在此意義上，兩個問題都用資源配置機制來解決，而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則可歸結于計算”

。可見，他沒有放棄使用脫離機會成本和收益，但基于信息的理解似乎提供了更好的視角。作者還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觀點：產權界定會影響物品的價值。正如他所言，“正被交易物品的價值取決于對實物行動的獲準權利和形式這些權利的程度”。這一觀點傾向于啟發人們從產權束上看待經濟物品的價值而非通常的使用價值或勞動量。例3：如果要付出很高的保衛成本才能使汽車不被偷盜，那么汽車所有者會從算賬的角度考慮，降低私人對汽車的控制程度會更合算，因此，高額的保衛成本也會造成汽車的需求價格下降。公共產品問題公共物品的定價應該為零嗎？顯然，如果一個物品不是稀缺的，那它的價格自然是零，資源配置的效率沒有必要研究。但是，一旦物品是稀缺的，資源配置效率就成為了值得關注點問題。人們想問的是，對于并非稀缺的公共物品，它的定價應該為零嗎？作者的回答：“為了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得到排除非購買者而獲得的信息，倘若額外信息比起必要的交換成本和保衛成本來更有價值。在這些成本較大時，采用零價格符合效率要求”。其他措施對于稀缺品也要征稅。某些產品的保衛成本可能過高，以致不能用較小的成本，從市場上得到該產品對社會收益起哪些作用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征稅或許是最實用的籌資方法，也是對所建立的權利進行界定的有效的方式。其效果與財政補貼、消費稅及政府非價格性分配相同。但是這些措施都因具有“排他性”，當然也就有其自身的成本。這些措施之多也只是代替市場的次優的方式，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