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詩壇一、中唐詩壇概況中唐詩歌的歷史范圍：文學史上的中唐，一般是指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到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歷代、德、順、憲、穆、敬、文宗七朝，共71年。766年左右，先后逝去的著名詩人有王維（761）、李白（762）、高適（765）、杜甫（770）、岑參（770）等，盛唐詩壇由此冷寂。但此后新的詩人群體不斷涌現，至貞元、元和、長慶時期出現了文苑再盛的局面，直到836年前后，柳宗元（819）、韓愈（824）、元稹（831）、劉禹錫（842）、白居易（846）等文壇大家相繼離世，中唐文學亦到了它的尾聲。中唐詩風的轉變：

時代精神的轉變：由盛唐的自由浪漫轉為冷靜思考，由濟時用世轉為憂時拯世。

審美趣尚的轉變：由盛唐的興象玲瓏、風骨端翔、意境渾融轉為大歷十才子的清新淡遠、韓孟的奇崛險怪、元白的平易通俗。

寫實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流。

中唐詩歌的分期：中唐詩家輩出，風格多樣，為唐詩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上承杜詩，下啟晚唐和兩宋詩風中唐前期——自大歷至貞元中：韋應物、劉長卿：以山水詩為主錢起、盧綸等大歷十才子及李益的邊塞詩元結、顧況：新樂府運動的先驅中唐后期——貞元后期至長慶年間：元白詩派韓孟詩派及李賀柳宗元劉禹錫中唐前期詩人從總體上看，中唐前期詩人在創作主觀上出現一種從盛唐到中唐的過渡面貌。一方面，他們在詩歌的美學風貌上，繼承了盛唐詩人特別是王、孟等作家的情韻，另一方面，時代的巨變又使他們缺乏盛唐詩人那種元氣渾厚的內在骨力而呈現“氣骨頓衰”的特點，詩歌情感與風貌上表現為冷漠、蕭瑟、衰颯等，在意象選擇上也多表現為清冷和荒寒。詩壇的這種狀況，表明這是由盛唐到中唐過渡的一個創作低潮時期，也為后來中唐詩人的詩風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劉長卿：秋風夕陽的詩人

劉長卿年輩與杜甫相若，是由盛唐入中唐的詩人，創作高峰在其中后期，尤工五言律絕，自稱為“五言長城”，與錢起并稱“錢劉”，代表作有《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送靈澈上人》等。有《劉隨州集》十一卷，存詩500多首。由于身逢衰亂的時代，再加上自身仕途的坎坷，劉長卿詩中雖然也有激昂慷慨的報國之志，但更多的是對國家命運的悲嘆，對唐政權的失望，對自身命運坎坷、孤寂無援的哀傷和無奈，充滿冷落凄涼情調。其詩往往以寒水、夕陽、孤舟、荒村等荒寒意象與冷寂、杳暗、寥落等語詞來呈現荒疏蕭瑟之景與悲涼哀愁之情，風格凄婉清切。“城池百戰后，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舉目傷蕪沒，何年此戰爭。歸人失舊里，老將守空城。”——《奉使到申州傷經陷沒》“蓬蒿千里閉，村樹幾家全。”

——《送袁明府之任》（二）韋應物（737-792？）曾任左司郎中、江州刺史、蘇州刺史。有《韋蘇州集》。向往歸隱的寧靜，有意效法陶淵明的沖和平淡，成為韋應物詩歌的主導傾向，在山水田園詩派中，王、孟、韋、柳并稱。氣貌高古，清雅閑淡，自成一家。“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蘇軾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滁州西澗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三）“大歷十才子”

指中唐大歷年間群聚京洛、詩風相近并交游酬唱而齊名的十位才子詩人。“十才子”之名，最初見于姚合編的《極玄集》，即李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除了應酬唱和之作外，他們主要寫日常生活細事、自然風物和羈旅愁思，抒發寂寞清冷的孤獨情懷，表現超然世外的隱逸風調。藝術表現上以謝朓為宗，講究格調辭藻，追求清雅閑淡，工于白描寫景，擅長細膩雕琢，以五言律為主，大多寫得精致工整，以錢起、盧綸成就較高。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省試湘靈鼓瑟》）“竹憐新雨后，山愛夕陽時。”（錢起《谷口書齋寄楊補闕》）“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于石棱中。”（盧綸《和張仆射寒下曲》其二）（四）、邊塞詩人李益李益（748~829），字君虞，比大歷十子略晚，身跨大歷、元和。有《李君虞集》。青年時詩風近十才子，以五律見長。壯年時從軍達26年，多寫邊塞詩，形式多為七絕、七律，這一時期為創作頂峰。晚年入朝為官，多慕仙向道的閑適之作，成就不高。李益七絕凝煉含蓄，韻味深長，甚得后人推崇，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其邊塞詩常常在壯烈、慷慨之中帶有傷感和悲涼。雖帶有盛唐詩的一些特色，但其詩中的感傷悲涼情調，應與大歷時期的時代風貌有關。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一）劉禹錫（772—842）

字夢得，洛陽人，貞元九年進士。貞元末任監察御史時，與柳宗元等人參與了王叔文為首的革新活動，失敗后被貶為朗州司馬，此后長期在外地任職。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長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蘇州、汝州刺史，繼而遷太子賓客。有《劉賓客集》，存詩800多首。

中唐后期詩人—劉禹錫和柳宗元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再游玄都觀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上九霄。

詠史懷古詩，語言平易簡潔，意象精當新穎，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時空中，注入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后的悲情和沉思，使作品具有一種歷史和人生的滄桑感和雋永感，在中唐詩壇勝境獨標。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金陵五題·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民歌體詩，汲取民歌特色，仿照民歌進行創作，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

堤上行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岸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山水詩，也改變了大歷、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

水底遠山云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游南莊醉后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游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里一青螺。（《望洞庭》）

劉禹錫的詩歌特點：大多簡潔明快，格調高昂，風情俊爽，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蘊涵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如名句：“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人。古文大家，與韓愈并稱，也是優秀詩人，有《柳河東集》。存詩160多首，大部分是貶官永州、柳州后的作品。除少數是諷刺現實、反映農民痛苦的作品外，大多是抒發詩人政治失意的憤懣和離鄉去國的悲哀。（二）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柳宗元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詩歌特點：清幽孤寂、憂情哀怨在樸實而簡潔的語言中蘊含了幽清而凝重的情思，寓情于景，寄慨遙深，詩風兼有簡潔、幽深、溫麗、含蓄之長。

蘇軾：“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應物）上。退之（韓愈）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沈德潛：“柳柳州詩長于哀怨，得騷之余意。”

中唐后期詩壇“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

——趙翼《甌北詩話》新樂府運動與白居易

（一）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指唐代出現的模仿漢魏舊體樂府而即事名篇的一種新詩體。所謂新樂府運動，是唐貞元、元和年間由白居易、元稹倡導的以創作新題樂府反映現實為中心的詩歌革新運動。他們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重視詩歌的諷諫作用，追求詩歌的平易、淺切、流暢，形成了尚實、尚俗的美學特征，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元白詩派主要作家介紹1、張籍，存詩470余首，有《張司業集》，樂府詩最為著名，以簡潔樸實取勝，少鋪敘議論，多用白描和對比，而諷諭之義自見。2、王建，存詩500多首，有《王司馬集》，反映人民的生活面廣泛而深刻，善于從不同角度表現不同職業人民的悲慘命運，突破了前人的題材，雖寫實卻更含蓄。3、元稹，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與白居易齊名，存詩800余首，有《元氏長慶集》，有大量唱和詩作，亦與不少新題與古題樂府詩篇。其《連昌宮詞》、《宮詞》也都頗為人所傳誦。4、李紳，原作今已不存，但《憫農》二首卻是萬口傳誦。（二）白居易

1、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有《白氏長慶集》，約2800余首。“志在兼濟，行在獨善”，是他一生的處世準則。早年銳意進取，志在安人治國，但以元和十年（815）被貶江州司馬為轉折，轉向獨善避禍的吏隱生活。2、白居易的詩歌主張

（1）重寫實，認為文學植根于生活，也應該反映生活，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創作宗旨。這是白居易論詩的核心，是他“兼濟”之志在文學上的體現，也是他對現實主義詩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2）強調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策林》六十九《采詩》），充分發揮詩歌的美刺作用和教化作用（3）尚通俗，提出詩歌“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等通俗化的具體要求。（4）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為內容服務。“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是儒家“比興美刺”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強調了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是對杜甫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一步發展。與之相適應，追求淺切詩風，但他把儒家功利主義的詩論強調到極致，重視詩歌的諷諫作用，而忽略了詩歌功能和藝術風格的多樣性，所以，白居易詩歌理論有偏窄、絕對的弊病。3、白居易的詩歌創作

《白氏長慶集》存詩2800多首，曾自分為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美刺比興者，因事立題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百韻者四百余首，謂之雜律。”（《與元九書》）（1）諷喻詩

170多首。最有代表性的是《新樂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內容上主要有以下兩類：

一是深刻反映了下層民眾苦難生活；二是尖銳揭露了上層達官貴人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的罪行。

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輕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桔，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吃人。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1）一吟悲一事，取材典型，主題集中，人物鮮明，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上陽白發人》等，詩人直賦其事，敘述完整，情節曲折，并運用外貌、服飾、心理活動等細節描寫刻畫人物，塑造了一系列勞動人民的形象，較之杜甫的“三吏”、“三別”的類型化描寫更有個性化特色。這是詩人在敘事詩中溶入了傳奇小說的表現手法的結果，是對傳統敘事詩的發展。（2）以敘事為主，并與抒情、議論相結合。或寓感情于敘事中，或以第一人稱代替人物直接抒情，或“首章標其目”，或“卒章顯其志”。（3）句式靈活，語言淺顯平易而又能警策動人。（2）感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琵琶行》的藝術特點敘事曲折詳盡，描寫生動細膩，抒情色彩濃重。更多地借鑒了小說的表現手法，通過人物的動作、意態來展現人物心理、表現人物性格，并運用了氣氛渲染、環境烘托來塑造形象、抒發感情。在形式上，采用七言歌行體而有創新，運用了平仄協調的律句，間用對偶，數句一轉韻，音節隨情節而曲折，使詩歌顯得流暢勻稱，優美和諧，便于演唱。（3）白居易的閑適詩和雜律抒寫對田園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平易通俗、淺切明暢是白居易各類詩歌共同的藝術風格。而太詳、太露、太盡，缺乏含蓄蘊藉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是白居易詩歌的藝術瑕疵。韓孟詩派他們自創新格，另辟蹊徑，“言人所未言，辟人所未辟境”，表現出奇崛險怪的藝術特征：

1、構思新奇大膽創新，以散文章法、句法入詩，以議論、哲理入詩，打破了詩歌旋律的回環往復及對稱之美，寫出了不少既有詩歌的優美、又有散文的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的佳作。2、意象險怪為求險求奇，創造了大量前人未曾使用過的險怪意象，其詩歌意象群具有以怪為美、以俗為美、以丑為美的特點。3、用語冷僻奇峭。講究煉字煉句，往往用僻字、奇語、險韻，使詩作顯得語峭韻古，突兀崢嶸，但也出現了雕琢文字、玩弄韻書、佶屈聱牙的傾向，直接影響了詩意的發揮。（一）孟郊（751—814）

字東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家境貧寒，46歲始登第。一生仕途不暢，生活極為困頓。有《孟東野集》，存詩400余首，以樂府與古詩為主，多寫中下層文人的窮愁生活以及怨憤苦悶情緒。孟郊詩歌具有奇險寒澀的特點：

一、審美情趣上，他愛寫丑怪、枯槁、慘厲和恐怖的事物。眾虻聚病馬，流血不得行。后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京山行》）波瀾凍為刀，刜割鳧與鹥。宿羽皆剪棄，血色沉沙泥。（《寒溪》）

二、構思上，孟詩刻意求奇求險，意象冷僻、苦澀、險怪。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古怨》）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秋懷》）

三、語言上，反俗避熟，硬語盤空，但又力求妥帖。百尺明劍流，千曲寒星飛。（《石淙》其八）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棱。（《秋懷》其三）蜜蜂為主各磨牙，咬盡萬木村中花。（《濟原寒食》其七）孟郊詩的特點，一方面，與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關；另一方面，與他心情郁悶、情緒低沉有關。苦苦地寫詩，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尋求新詞句，用過去詩中少見的僻字險韻與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壓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語言表現多帶有冷澀、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從而盡可能把內心的愁哀刻劃得入骨和驚聳人心。賈島簡介范陽（今北京附近）人。出身寒微，早年曾為僧，法名無本，后在京洛遇韓愈，遂還俗應進士舉。約五十多歲官長江主簿，后世因稱賈長江。有《賈長江集》，存詩400余首，長于五律。就其詩境界而言，多幽僻之境，其詩句多經反復錘煉，十分省凈，常有耐人尋味的佳句。如“長江人釣月，曠野火燒風”（《寄朱錫珪》）、“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暮過山村》）、“馬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江亭晚望》）等。總體而言，賈詩的風格清深幽峭，但缺乏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他是遠遠地站在社會之外，在禪房山林幽靜之境中表現自己的生活情趣。（二）韓愈（768—824）

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后世常稱韓昌黎、韓吏部或韓文公。有《韓昌黎集》，存詩300余首。

韓愈以古文大家的藝術功力和革新精神，突破詩律束縛，追求險怪奇崛，形成汪洋恣肆、雄渾剛勁的詩歌境界，造成新穎、生僻、怪奇的藝術效果，卓然為唐代乃至中國古代詩歌史一大家。韓愈詩風奇崛險怪，具體表現在：一、語言上的獨創，力求擺脫平俗，多用有力度和硬度之語，喜用巧喻，甚至不避生澀拗口、突兀怪誕，以險怪、世俗、丑陋之意象入詩。“字向紙上皆軒昂”“強箭穿魯縞”

“終然落未已，意與崩山比”（《落齒》）

“連年收科第，若摘頷下髭”“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云柳絮無根蒂，天闊地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聽穎師彈琴》）二、立意與構思的奇特。“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春雪》）三、以文為詩，把散文中的章法、句法及議論運用到詩歌創作中。山石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比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開頭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愿脫去而無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卻又給人以一聲發自肺腑的嘆息似的震撼。

《南山詩》連用五十多個“或”和“若”，如“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在五言古詩中開創了賦體式的長篇排比句法，構成滿目琳瑯、多姿多彩的風景圖。《寄盧仝》、《誰氏子》等，則大量在詩句中羼用散文的虛詞，如“破屋數間而已矣”、“忽此來告良有以”、“放縱是誰之過歟”、“不從而誅未晚耳”等等。韓愈詩歌氣勢宏大，尚險好奇，瑰麗奇崛，以古文美來補充詩歌美的努力應該肯定，它不僅對大歷纖弱詩風具有振起的力量，而且豐富了唐詩的創作方法，擴大了唐詩的表現能力和范圍，從而促進了詩體和語言的解放，使唐詩乃至宋以后的詩歌發生了很大變化。

“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清葉燮《原詩》）“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北宋惠洪《冷齋夜話》引沈括語）“曲盡其妙。”（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韓愈詩歌也給后世開啟了弊端：其一，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澀詞，雖有其出奇制勝的效果，但過分使用則會破壞詩歌閱讀的連貫性，造成整體意境的割裂支離，影響了后世詩人把詩當炫耀奧博的工具而忽視表達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學問為詩的陋習。其二，由于太過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惡怪誕的意象，這畢竟與人們長期養成的審美習慣相去太遠，有時會引起人的厭惡感。也對宋代一些詩人（如梅堯臣）也曾帶來不好的影響。其三，由于有意變化句式，好發議論，以文為詩，有時便忽略了詩歌本身的韻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繭自縛，但完全不顧語言的節奏卻會使詩失去音樂性的美；詩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議論，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則會使詩沒有詩味。宋代有的詩人“以文為詩”，寫得干癟枯燥，這不能說沒有韓愈的影響。（三）李賀（790—816）

字長吉，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