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統三年）中國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

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名稱由來

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于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余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余生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歷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于農歷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并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并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隨著北伐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匯，以迄于今。革命背景

變革之道

立憲運動是中國清朝政府繼自強運動（洋務運動、1861年－1895年）、維新運動（1895年－1898年）之后推動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廢除軍機處，發布內閣官制與任命總理、諸大臣。成員名單中過半數為清宗室（皇族）與滿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滿，認為清政府實無誠意推行憲政，乃逐漸同情、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臺，中華民國就此誕生。在推翻清朝的斗爭中，革命黨人曾經先后發動十次武裝起義，屢次失敗，而又能屢次重起，海外華僑的大量經濟支援，實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對于海外華僑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爭中的作用，孫中山曾經用這樣一句言語表達：華僑是革命之母。

文化軍隊

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后，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綠營為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斗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后，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為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余個協、營。革命團體革命的主要組織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以及后來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后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松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

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等。革命準備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先后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1895年-1900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及同時期其他起義

廣州起義

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舉國悲痛。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云坐鎮香港，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在這次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云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內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自立軍起義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之亂，陷于無政府狀態。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擬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惠州起義

1900年，孫中山決定準備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云、英國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港英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臺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后，得到日本臺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于是在臺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臺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臺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1900年-1907年：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安慶起義欽州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馬炮營起義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干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革命導火索

革命經過

武昌起義

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匯合相關文獻：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全國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海內人士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致滿清政府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軍奉天討滿清檄文袁世凱出山

10月14日，經奕劻、徐世昌、那桐保舉，監國攝政王醇親王載灃任命兩年前被罷黜，現在彰德養病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獨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獨立。10月27日任命袁為欽差大臣，統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師到鄂，駐節內閣總理大臣奕劻稱病上奏辭職。11月1日，攝政王載灃被迫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組閣。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后，袁世凱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1月6日，宣統帝下罪己詔，釋放革命黨刺客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11月13日，袁世凱帶衛隊抵京任內閣總理大臣。11月16日，組成袁世凱內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2月16日，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當時關內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陜西、江西、云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后被袁軍控制。革命后續發展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11月11日，聯軍司令部在鎮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一指揮下，聯軍相繼攻占烏龍山、幕府山、雨花臺、天保城等據點。后黃興趕來加入指揮。12月2日一舉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戰)。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有。清海軍反正11月中旬，進攻武昌的清海軍反正。海軍提督薩鎮冰，與黎元洪是師生，艦隊參謀湯薌銘與湯化龍是昆仲，被勸反正。11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薩鎮冰稱病離艦赴上海治病，黃鐘瑛任艦隊司令，經九江林森勸說，艦隊歸附革命軍。臨時大總統宣統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孫文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并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5月，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國旗統一案。5月1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為陸軍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商旗適用國旗，陸軍旗和海軍旗。該案咨達袁世凱時，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6月5日獲得臨時參議院通過。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頒布施行。革命影響

政治影響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并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盡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后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并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在辛亥革命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余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盡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思想影響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系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經濟影響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社會影響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并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