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內涵辨析4500字摘要：本文從行為金融學與進化博弈論的開展歷程分析出發，比擬了這兩門學科中關于“有限理性〞概念的區別與聯系。

在行為金融學和進化博弈論中都有關于“有限理性〞概念，則，這兩門學科中“有限理性〞的內涵是否一致，本文從這兩門學科的開展歷程來表明“有限理性〞概念的區別和聯系。

行為金融學中的“有限理性〞的內涵

由于傳統的金融學是建立在理性人若和有效市場假說兩大基石之上的，投資的目標是收益最大化，投資者之間無差異，他們都是對風險持厭惡態度的，并且面對不同資產的風險態度始終是一致的。但是，隨著金融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金融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無法用傳統金融理論解釋的異常現象;同時實驗經濟學研究說明，投資者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投資決策時并不總是理性的，隨著上世紀80年代心理學在研究人的非理性行為方面的重大發現，金融學便借鑒了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成果，對證券投資者的認知偏差和有限理性行為及其深層次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創新的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理論從心理學對人類決策行為的研究成果出發，比擬圓滿地解釋了金融市場上存在的一些無法用傳統金融理論闡述的異常現象，比擬切合實際的闡釋了投資者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并由此否認了傳統金融學中的投資者“完全理性〞的若，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

經濟心理學家Slovic(1972)從行為學的角度出發研究了投資者的非完全理性決策的過程。諾貝爾獎得主Simon最早提出投資者“有限理性〞的觀點。普林斯頓大學的Kahneman和斯坦福大學的Tversky(1979)的“冀望理論〞(prospecttheory)認為：投資者預期和感覺的變化而導致投資行為的變化不能簡單地從“理性〞的角度來解釋。Shefrin(2000)指出：證券投資者總是試圖做出理性的決策，但是如果無法把握自己行為的后果或對投資前景含糊不清時，其有限的能力和人類固有的行為模式就會不自覺地主宰著他們的行為。行為金融學家Debondt和Thaler(1985)認為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是人類最為鞏固的認知偏差，它會使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偏離理性的軌道，并在其經典文獻“股票市場過度反饋嗎《〞中正式提出了證券投資者的“過度反饋〞的行為傾向。odean(1999)的研究發現投資者具有非理性的過度交易的行為特征。

進化博弈論中“有限理性〞的內涵

上世紀50年代后，經濟學家開始轉而強調個人理性，信息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同時也開始關注參與者的決策之間的相互影響，即所謂的時序問題。而博弈論在此階段剛好解決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從而使博弈論在經濟中的應用得到了快速的開展。博弈論是在考慮到決策主體行為互動情形下，研究理性人如何決策及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理論。但是，博弈論對理性人的理性要求過于苛刻，那種“共同知識〞要求決策者近乎全知全能，并且碰到博弈的多重均衡時也無法確定究竟選擇哪一個均衡，這無疑是理論本身的局限。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從進化生物學開展起來的進化博弈論，運用有限理性若來解釋經濟現象使博弈論重獲生機。進化博弈論的核心思想在博弈中是用群體來代替個體作為局中人，用群體當選擇不同純策略個體比率來代替局中人的混合策略。特別是從該理論的根本概念—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ESS)提出以來，早已超出了生物進化理論的使用范圍，現己被廣泛地應用于經濟領域、社會領域來解釋并預測人的群體行為。

行為金融學中的“有限理性〞的表現

普遍的“售盈持虧〞傾向

“售盈持虧〞傾向，即投資者愿意賣出當前盈利的股票并繼續持有虧損股票的心理傾向，行為金融理論稱之為“處置效應〞(dispositioneffect)。

趙學軍、王永宏(2022)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的“售盈持虧〞傾向比美國投資者更嚴重;呂嵐、李學(2022)通過賣盈比例/賣虧比例和持股時間檢驗說明，中國股市同樣存在處置效應，與美國股市不同，中國股市的處置效應在年末相對增強，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的處置效應比中國機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更強烈;陳斌等(2022)通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個體證券投資者處理套牢股票的方式方面，選擇“長期持有，直到解套〞的投資者為數最多，選擇“不斷補倉拉低價位〞的投資者數量次之，而選擇“忍痛割肉〞者最少。上述對處置效應的研究反映了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的損失厭惡(lossaversion)傾向，這會削弱投資者對投資風險和股票未來收益狀況的客觀判斷。

總體上存在“過度自信〞傾向

心理學家發現，人類往往過于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時機，把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運氣和時機等外因在其中的作用，這種心理偏差被稱為“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李心丹、王冀寧和傅浩(2022)采用統計分析辦法，發現投資者進行了一些并非能帶來收益最大化的交易，在排除合法避稅、流動性需求和平衡收益與風險等三個可能影響因素后確定我國個體證券投資者進行上述非理性交易的原因是對自己的能力過度自信，故我國個體證券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總體上存在“過度自信〞傾向。

“過度自信傾向〞對于投資者正確處理信息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影響。直接影響是，如果投資者有過度自信傾向，則他們就會過分依賴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而輕視公司財務報表的信息;間接影響是，具有過度自信傾向的投資者在處理各種信息時，重視那些能增強他們自信心的信息，而無視那些有損其自信心的信息，以至于不愿成認自己投資決策失誤，這會導致“售盈持虧〞、對某些信息反饋過度(over-reaction)或反饋缺乏(under-reaction)、進行大量盲目交易等非理性行為。

顯著的“羊群行為〞傾向

“羊群行為(herdbehavior)〞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輿論，而不考慮自己擁有的信息的行為。具體表現為大量的投資者在某段時期內買賣相同或相近的股票，同時進出證券市場。中國證券市場中存在著明顯的“羊群行為〞，無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體投資者，羊群行為均表現十足。施東暉(2022)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建立了用以檢驗羊群行為的回歸模型，并據此對中國證券市場進行檢驗，結果說明，在政策干涉頻繁和信息不對稱嚴重的市場環境下，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為。

證券市場上的“羊群行為〞使投資者的買賣行為和證券價格變化具有聯動性和趨同性，從而導致個股價格變化和市場指數變化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引起大量的“跟風〞和“跟莊〞行為的出現，而這些行為往往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莊家所利用，所以在我國證券市場上，大局部中小投資者成為莊家獲取暴利的犧牲品。

進化博弈論中“有限理性〞的表現

選擇與突變

一般而言，進化博弈模型主要是基于選擇(Selection)和突變(Mutation)這兩個方面而建立起來的。選擇是指本期中的贏者策略(獲得較高的支付)在下一時期將更為流行(由于有更多的后輩、被競爭對手學習與模仿等方式而被更多的參與者采用);突變一般很少發生，它指種群中的某些個體以隨機的方式選擇策略，那些獲得更高支付的變異策略經過選擇后將變得流行，那些獲得更低支付的變異策略那么自然消亡。進化博弈模型的選擇形成機制通常有三種意義解釋：生態學意義上的適應度(即后輩數量)、個體意義上的反饋變更(試驗、刺激反饋等)和社會意義上的策略變更(學習與模仿等)。不論是哪種情形，進化博弈的根本思想是適應性，是不斷改良的，即較好的策略將變得更為流行。

進化穩定策略

進化穩定策略是由MaynardSmith(1973)在考察種群中個體的適應度由各個個體行為共同決定的環境下，個體對成功策略的選擇時提出來的。進化穩定策略的根本思想是：若在一個全部選擇某一特定策略的大群體中，進入一個選擇不同策略的小群體(變異或外來入侵等)，如果該突變小群體在混合群體的博弈中所得到的支付(適應度)大于原群體中個體得到的支付，那么該小群體能夠侵入大群體，在演化過程中該小群體將逐步壯大并可能取而代之成為大群體;反之，該小群體在演化過程中將自然消亡。如果一個群體能夠打消任何小群體的入侵，則就稱該群體到達了一種進化穩定狀態，此時該群體選擇的策略就是進化穩定策略。

兩種“有限理性〞表現的區別與聯系

行為金融學所表現出來的“有限理性〞與進化博弈論中的“有限理性〞有差異，行為金融學側重于心理、習慣、社會風俗方面等影響人類的一些固有行為模式(這些固有模式人類往往自己不知道，比方過度反饋和反饋缺乏，情緒，性格)對自身的經濟行為的影響;而進化博弈論的研究不側重于發現這些人類的固有行為模式，雖然進化博弈論中的參與人也不知道這些固有模式，或者是無意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