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夷長技”到維新變法》教學設計教學目標知識與能力識記：林則徐被稱為“開演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思想；早期維新思想和90年代維新思想；理解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漸進歷程，及每一歷史階段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內容的異同和特點；運用所學知識認識中國人民學習西方與救亡圖存緊密相連，探究與當時世界形勢的關系；過程與方法學生自主閱讀、自主學習，進行問題探究、比較，樹立學生問題意識，提高歷史思維能力。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通過學習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敢于面對現實，沖破樊籬、放眼全球探索救國之路的愛國精神與創新精神，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培養愛國主義情感，培養學生堅強的意志和創新的科學態度。重點與難點重點：“師夷”與“制夷”的關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在洋務運動中的作用；維新變法思想的特點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難點：分析每個歷史階段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內容的異同和特點，認識近代思想發展的過程及其所處的歷史背景。教學課時：1課時二、教材分析和教學建議2.教材分析與建議本課教材主要從三個方面向學生介紹了從鴉片戰爭后至19世紀末中國近代思想向西方學習發展的漸進過程：開眼看世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維新變法思想。這些思想從學造器物、仿行制度，先學習西方實用科技后學習社會政治學說，探求強國之路。由于這一時期中國人民學習西方與救亡圖存緊密相連，建議在教學時適當補充一些社會背景材料或影視材料，增加學生對中國近代思想向西方學習的漸進過程的感性了解，為深入認識這一階段鴉片想解放的意義奠定基礎。本課引言重點從鴉片戰爭后林則徐指出被革職談起，引起課文的正文。因此，本課的導入教師可以從鴉片戰爭說起。由于本書是思想史，所以要引導學生從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設問：一、我們已經學習過的第一、第二兩個單元，想一想，15世紀前后，中國和西歐的思想發展出現了什么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歷史的發展各有什么影響？通過前面的學習，我們已經知道中國古代主流思想的發展線索，中國傳統思想有其輝煌的一面，但是明清之后，卻日益僵化，日益束縛了中國人的積極進取精神。同時，我們也知道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西歐國家解放了思想，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近來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外敵入侵迫使中國知識分子發生改變。二、聯系已經學過的必修一和必修二，談一談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是什么？在學生回答的基礎上,教師引導學生進入本課學習。第一目“開眼看世界”教材以鴉片戰爭以后為坐標,闡釋了國門被打開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新的變化,開始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之路。教材首先概要介紹了向西方學習的背景，隨后重點敘述林則徐、魏源向西方學習的內容，最后概述開眼看世界的影響。（1）開眼看世界的原因建議教師在本目教學時,首先增加有關鴉片戰爭前后的內容,幫助學生加深理解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近代思想開始發展的原因。很久以來，西方人來華都被稱為到天朝上國朝貢。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統治日趨衰微，階級矛盾不斷尖銳，政府財源枯竭，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崛起，加緊對外擴張。鴉片戰爭中，天朝上國被一個西方島國打得一敗涂地，使華夏鄙視遠夷的傳統觀念受到猛烈的沖擊。一些愛國的封建士大夫（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開始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驚醒了。他們開始睜開眼睛去看看陌生的外部世界，尋求強國御侮之道。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逐漸傳入中國。外患日深的歷史條件推動他們面向世界，開始認識到在當時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向西方學習，開眼看世界。（2）開眼看世界的倡導者——林則徐、魏源林則徐不僅是最早抵抗西方侵略的民族英雄，也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在官署中設立譯書館，組織人員搜集、翻譯西方國家的書報，注意研究各國情況、動態。他主持編譯和審訂了《四洲志》，介紹了世界5大洲30余國的歷史、地理和政情。還摘譯了《各國律例》。其中一類使關于西方國家歷史、地理、法律、鴉片生產和時事的知識，《各國律例》和《四洲志》就是為抗英斗爭制定政策的參考。另一類是關于外國科學技術的知識，是為改變軍事落后狀況服務的。在鴉片戰爭中，他發現英國侵略軍“船堅炮利”，就立即以改革家的膽識，設法購買英制船炮。并加以仿制，邁出了“師夷長技”的第一步。林則徐提倡學習西方的“長技”主要指軍事科學技術。魏源根據《四洲志》等書，廣泛搜集中外文獻資料，編成《海國圖志》一書。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撰的介紹西方歷史地理最翔實的專著，也是探尋學習西方富國強兵之道的啟蒙之作。它系統介紹世界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介紹并傳播西方先進技術；贊揚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稱瑞士的民主共和制為“西土之桃花源”；還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救國主張，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具體內容、方法。這為中國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貴的思想準備。這促使人們開闊眼界，引導人們注意世界形勢，了解世界，對近代維新變法思想有一定的影響。建議請學生閱讀教科書中的【資料回放】，了解有關內容，知道魏源編《海國圖志》的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教學建議,可以請學生分組討論如下問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為什么會出現向西方學習的思潮?學習西方什么?有什么影響?教學時,還可以請學生閱讀本目內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問題,師生在解答疑問過程中完成本目的學習任務。第二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材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興起的目的、內容、洋務派和頑固派的論戰、洋務派的措施和影響等幾個方面,展示這一時期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探索過程。（1）“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興起的目的和內容教材從洋務派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來維護清王朝統治并闡釋其內容。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外國經濟侵略加劇，國內有太平天國運動，政局岌岌可危。洋務派看到西方船堅炮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改變現狀。中學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綱常名教；西學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學技術。“中學為體”,是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等方面的一些具體措施，舉辦洋務新政，來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教學時可以分析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思想？這種思想的提出的目的是什么？（2）洋務運動教材從洋務運動的內容、影響、失敗三個方面分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影響。19世紀60~90年代，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為旗幟，進行了長達30多年的洋務運動。創辦近代學堂，是文化教育領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開了窗口。洋務派有計劃地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據統計，洋務運動期間共派出留學生200多名。這些留學生不但學習到了外國語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學、軍事技術以及某些社會科學知識，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情況。他們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文化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詹天佑、嚴復等。洋務運動為西學在中國更為西學在中國更廣泛的傳播奠基。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促進作用。建議引導學生分析洋務派倡導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貢獻，分析沒有實現“自強”的原因。洋務派和頑固派的論爭，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于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于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介紹西方社會科技知識，對于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地主階級進行道路選擇的前提，也就是說他們總想把西方先進的軍事、經濟技術來嫁接到落后的社會制度上來，這種努力是注定會失敗的。第三目“維新變法思想”教材從早期維新思想、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思想、維新變法運動3個方面介紹近代思想的沿革變化。（1）早期維新思想早期維新思想產生于19世紀60年代以后，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文化的傳入，是早期維新思想的來源。早期維新思想的人物代表著正在轉化中的資產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建議引導學生分析洋務運動30年有沒有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甲午戰爭失敗表明洋務運動沒有將中國引上富強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務運動學西方技術錯了呢？然后指出早在洋務運動實施過程中，一批積極參與洋務或與洋務有密切聯系的有識之士已經覺察到洋務運動有不少弊病，認識到如果向西方學習僅僅局限于“器物層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涉及經濟流通領域、文化思想領域和政治制度領域。這是代表著一種輿論和思潮的萌發,為維新變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在了解早期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的主張的基礎上，注意其兩點局限性：一是沒有完整的理論；二是沒有付諸行動。（2）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思想19世紀90年代，維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為首的維新派開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來評判中國，提出了系統的理論和明確的施政綱領，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維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對舊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運動。維新變法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反對舊事物，實行新法。維新思想傳播的方式——開辦學堂、著書立說,建議引導學生歸納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各自的觀點和對封建思想的沖擊、近代思想解放的貢獻。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是由于維新運動的高漲，引起封建頑固勢力的仇恨和攻擊而展開的。洋務派也站在頑固派一邊，形成了維新派與頑固派、洋務派的尖銳對立。變與不變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對時代推來的問題，做出了兩種相反的回答。建議指導學生制作論戰內容對照表分析這場論戰的性質和作用。維新派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為武器，提出了系統的維新變法的理論和主張。通過這場論戰，使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知識分子中不少人開始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形成向西方尋找真理，學習新學的熱潮。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義，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潮。建議教師組織學生閱讀【歷史縱橫】在課堂上展開辯論。建議引導學生分析:如果將維新派同頑固派之間圍繞變法、民權、西學三個問題論戰中的主張同鴉片戰爭以來林則徐、魏源、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思想作一番比較，有沒有發現什么不同與變化呢？后者提倡向西方學習主要局限于船堅炮利、科學技術，基本上沒有觸及封建制度，甚至是去維護舊的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是對于千年老屋的修補；而現在維新派的理論基礎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與社會進化論、天賦人權說和主權在民說，他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核心都是以資本主義來代替封建主義。（3）維新變法建議幫助學生分析光緒帝接受與支持維新派變法主張的原因,對維新派的變法思想產生的影響。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深感“亡國無日”。上書光緒帝，痛陳國難深重，應趕緊變法圖強。光緒帝“不甘作亡國之君”，與慈禧太后意見不合,而企圖借變法，鞏固與強化自己的地位與權力。1898年1月康有為呈遞《應詔統籌全局折》，表述了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變法的施政綱領。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這是一篇以皇帝名義宣布實行變法的宣言，標志戊戌變法的開始。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觸犯了封建頑固勢力的利益，這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所不能容忍的。變與不變的矛盾發展為一場帶血的斗爭,變法運動遭到了失敗。建議啟發學生討論維新變法運動的影響，培養學生綜合分析能力。可以從對激發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思想解放的啟蒙作用等角度進行分析。維新派提倡西學，興民權，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傳統觀念進行了沖擊，促進了中國人民覺醒，為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播打下了基礎，具有思想解放的啟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也是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運動；他們提倡資產階級新學，批判封建主義舊學，引導人們重新認識世界，他們痛感民族危機的嚴重，號召人們奮起救國，謀求國家的獨立富強；給古老的中國社會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歷史長河的高度看，由傳統農耕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變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盡管它在19世紀末的中國遭到了暫時挫折，但對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卻是一次巨大的沖擊，它留下的痕跡永不磨滅，永遠鼓舞與啟迪后人。三、教學設計與案例1.教學設計關于“開眼看世界”一目的教學,為了幫助學生理解和認識到國門被打開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新的變化。教師首先采用談話法，了解學生對向西方學習的背景，增加有關鴉片戰爭前后的內容,幫助學生加深理解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近代思想開始發展的原因。可以請學生分組討論如下問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為什么會出現向西方學習的思潮?學習西方什么?有什么影響?教學時,還可以請學生閱讀本目內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問題,師生在解答疑問過程中完成本目的學習任務。關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目的教學，引導學生分析教材的內容和史料，分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影響。引導學生分析洋務派倡導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貢獻，分析沒有實現“自強”的原因。這個教學設計的思路是:讓學生學習比較歷史問題的方法,尋找比較點是什么,分析比較點的相同與不同,分析概括比較結果,得出歷史結論。關于“維新變法思想”一目的教學，教師可以提出系列問題。例如,洋務運動30年有沒有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甲午戰爭失敗表明洋務運動沒有將中國引上富強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務運動學西方技術錯了呢？引導學生歸納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各自的觀點和對封建思想的沖擊、近代思想解放的貢獻。指導學生制作論戰內容對照表分析這場論戰的性質和作用。組織學生閱讀【歷史縱橫】在課堂上展開辯論。引導學生分析:如果將維新派同頑固派之間圍繞變法、民權、西學三個問題論戰中的主張同鴉片戰爭以來林則徐、魏源、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思想作一番比較，有沒有發現什么不同與變化呢？幫助學生分析光緒帝接受與支持維新派變法主張的原因,對維新派的變法思想產生建議啟發學生討論維新變法運動的影響，培養學生綜合分析能力。2.教學案例案例一在介紹“開眼看世界”時,用電腦多媒體播放鴉片戰爭的片段。幫助學生理解和認識到國門被打開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新的變化。分析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為什么會出現向西方學習的思潮?學習西方什么?案例二在介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用實物投影儀或計算機等展示同文館舊址照片。創辦近代學堂，是文化教育領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開了窗口。為西學在中國更為西學在中國更廣泛的傳播奠基。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促進作用。案例三在介紹“維新變法思想”時,教師可以提出系列問題導入:洋務運動30年有沒有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甲午戰爭失敗表明洋務運動沒有將中國引上富強道路，那是否意味洋務運動學西方技術錯了？然后自然過渡早期維新思想的出現。四、問題解答【學思之窗】資料略有人說“洋務派是林則徐、魏源的繼承者”。這種意見是否有道理？解題關鍵：“師夷”與“制夷”的關系。思路引領：明確把是否學習國家“長技”提高到能否戰勝外國侵略者的高度來認識。答案提示：魏源從反侵略的立場出發，以“師夷”為手段，以“制夷”為目的。但當時洋務派“師夷”的首要目的卻是鎮壓農民起義，因此兩者之間盡管有繼承關系，但本質上還是有區別的。本思考題更多的是要鼓勵學生積極思考、討論，允許學生有自己的不同意見。教師的重點是培養組織觀點、陳述觀點和與他人探討的能力。【探究學習總結】一、本課測評維新變法思想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起了什么作用？解題關鍵：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思路引領：反對封建專制，主張興民權、提倡新學，思想啟蒙的作用。答案提示：激發人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精神，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起到思想啟蒙作用，促進人民的覺醒。二、學習延伸討論一下慈禧太后一直被認為是晚清封建頑固派的最高代表，可她為什么支持洋務運動？解題關鍵：洋務派倡導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思路引領：洋務派的觀點。答案提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質維護清統治，而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本題更多的是要鼓勵學生積極思考、討論，允許學生有自己的不同意見。教師的重點是培養組織觀點、陳述觀點和與他人探討的能力。）五、資料與注釋1.原始資料《海國圖志》的有關內容誠能大小增修，詎非軍國交便？戰艦有盡，而出鬻之船無盡，此船廠之可推廣者一。火器亦不徒配戰艦也，戰艦用攻炮，城壘用守炮，況各省綠營之鳥銃、火箭、火藥，皆可于此造之。此外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機、火輪車、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秤之屬，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數，而出鬻器械無數，此火器局之可推廣者二。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濟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豈非形器之末，而睽渙取諸易象，射御登諸六藝，豈火輪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壺創自《周禮》，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云集而鶩赴，又何暫用旋輟之有？……人但知船炮為西夷之長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長不徒船炮也。《海國圖志》卷2曾國藩有關洋務的論述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夸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于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云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采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并無流弊。況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后，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諭旨“期于必行，不得畏難茍安！”仰見圣主沈幾獨斷，開物成務，曷勝欽服。——曾國藩《覆陳購買外洋船炮折》李鴻章有關洋務的論述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沈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及，其何由？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并，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張之洞的有關論述萬世之巧，圣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圣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于中國，無損于圣教者，雖于古無征，為之固亦不嫌。……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為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為費，而不能用民船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為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為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為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制造槍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為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穌，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人之徒也。——張之洞《勸學篇》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持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倭仁折》鄭觀應的維新思想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力以權分，權分而力弱，雖立乎萬國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環起交攻之勢。故欲借公法以維大局，必先設議院以固民心……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何至坐視彼族越九萬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請，要以無禮之求，事無大小，一有齟齬動輒稱戈，顯違公法哉！故議院者，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者也。——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王韜的早期維新思想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教十國悉聚于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于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些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御，而彼之炮臺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而不一變，安能垺于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王韜《論變法》（中）馬建忠的早期維新思想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上溯康、乾之際，稅厘不征而度支充，海市有禁而阛匱足。乃軍興以來，海關厘金歲入多至二千余萬，商賈互市，歲至二萬萬，然戶庫形支絀，閭閻鮮蓋藏。前后百余年間，上與下貧富情形何若是迥異哉？昔也以中國之人，運中國之貨，以通中國之財，即上有所需，亦不過求之境內，是無異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環周復而財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銀之貨歲益增，我易彼銀之貨歲益減，而各直省之購炮械、購船只，只有加無已，如是進口貨之銀浮于出口貨之銀，歲不下三千萬，積三十年，輸彼之銀奚啻億萬！寶藏未開，礦山久閉，如是銀曷不罄、民何不貧哉！然通商非中國獨也，宇內五天洲，國百數，自朝鮮立約而閉關絕使者，無其國矣。……欲中國之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出口貨多，則已散之財可復聚；進口貨少，則未散之財不復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礦山自有之財。采取礦山自有之財，則工役之散不出中國，寶藏之聚無待外求，而以權百貨進出之盈虛，自無不足矣。——馬建忠《適可齋記言》梁啟超的變法思想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并于一國而代變者，越南緬甸等國皆是。其四如波蘭，見分于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兇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此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太之種，迫逐于歐東；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梁啟超《變法通議》嚴復的求變思想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于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于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后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于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仆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于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斗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嚴復《辟韓》康有為的變法案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我①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②問：“宜如何變法？”答曰：“宜變法律，官制為先。”李③曰：“然則六部盡撤，則倒盡棄乎？”答以：“今為列國并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進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推行。”翁④問籌款，則答以：“日本之很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于是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并方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采鑒焉。——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有為關于戊戌變法的綱領皇上若決定變法，請先舉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壇、太廟，或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身誓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舊習，黽勉維新，否則自陳免官，以激勵眾志。一定輿論，設上書所于午門，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其群僚言事，咸許自達，不得由堂官代遞，以致陰撓。其有稱旨者，召見察問，量才擢用，則下情咸通，群才輻輳矣。設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皇上每日親臨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當存，何者當刪，損益庶政，重訂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謬紊。——康有為《應招統籌全局折》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報刊的特點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這種屬于主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時顯的不同。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即使像王韜的《循環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商業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詔令、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下）2.課文注釋林則徐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考取進士，歷任江南道監察御史、江寧布政使、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等職。1831年任河東河道總督時曾修治黃河。1832年任江蘇巡撫，疏陳連年錢漕之累、小民之苦，堅請緩征，并修白茆、瀏河等水利。1838年，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上，頒布了六條禁煙章程，實行禁煙，取得一定效果。他從煙毒泛濫中預見到“貧民”、“弱種”的深遠后患和“兵弱銀涸”的政治危機，上書道光帝，痛陳鴉片之害，主張嚴禁鴉片。12月，道光帝召林則徐到北京，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到廣州查禁鴉片。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他與兩廣總督鄧廷楨等采取措施，堅決懲辦鴉片販子，迫使外國鴉片商交出鴉片二萬零二百余箱，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與此同時，他積極籌備海防，修建炮臺，于海口設置木排鐵鏈，添置大炮，整頓水陸軍，組織水勇，并發出告示：“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因而多次打敗英軍的武裝挑釁。他還積極了解外國情況，“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以便“知其虛實”，“定控制之方”，并親自主持編譯《四洲志》。書中所記為世界五大洲中三十多國的地理和歷史，是當時中國一部較有系統的世界地理志。后魏源受林則徐囑托，以此書及其他資料為基礎，編撰了《海國圖志》。1840年1月，林則徐任兩廣總督。6月，英國發動侵略戰爭，由于林則徐戰備認真，防守嚴密，英軍在廣東未能得逞，于是北上占定海，犯大沽。清政府把英軍的侵略，歸罪于林則徐。10月，林則徐被革職。1841年，林則徐被派赴浙江籌劃海防。不久被發配新疆，在新疆墾辟屯田。1845年，署理陜甘總督。1846年，任陜西巡撫。1847年授云貴總督，奏請準許招商集股，開發礦產。1849年，因病返籍。1850年，清政府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廣西巡撫，前往廣西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他在赴任途中，病死于廣東潮州，終年66歲。著作輯為《林文忠公政書》、《信及錄》等。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積極抵抗外來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他不愧是一位民族英雄。《四洲志》《四洲志》，林則徐編，一卷。本書是林則徐在廣東主持禁煙時，為了了解西方情況，請人譯述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輯而成。本書中所記為世界五大洲中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是當時中國較有系統的世界地理志。后來，魏源受林則徐囑托，以此書及其他資料為基礎，編撰了《海國圖志》。魏源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進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于嘉慶末年曾在京向劉逢祿學習公羊學，后與龔自珍齊名，為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時人并稱龔魏。1825—1826年間，他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并參與籌議漕糧、水利等工作。以后，他任內閣中書，廣泛閱讀各種典籍文獻，較多地了解社會實際。鴉片戰爭時，他在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役，痛憤時事，著《圣武記》。他又依據林則徐的囑托，對照歷代史志將林則徐所編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增補為《海國圖志》。這部書于《南京條約》訂立后不久整理成書。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訂為60卷，1852年（咸豐二年）又擴編為100卷，刊于揚州。此書系統介紹了外國歷史、地理和科技知識，譴責投降派“夷兵不可敵”的賣國論及頑固派視堅船利炮為“奇技淫巧”的昏聵，對戰、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見解，并提倡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張。他建議制造槍炮輪船和其他“有益民用”的機器工業產品，加強海防，抵抗外國侵略，要求改革漕運減輕賦稅，兼顧商人利益。本書出版后影響很大，促使人們開闊眼界，了解世界，對后來資產階級改良派有一些啟蒙作用。此書出版后，很快傳入日本，對日本的維新運動也發生一定影響。1853年太平天國軍進攻江南，逼近揚州時，魏源組織地主武裝進行對抗。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魏源除上述著作外，還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洋務運動的目的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制船，還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對上述看法加以發揮，主張購外國船炮，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后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時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捻（捻軍），勤遠略，這是救時第一要務（《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頁）。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國侵略者幫助訓練洋炮隊、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于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武器不行，槍炮窳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后可達自主（《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奕等人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并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53年，在籍辦團練，協助鎮壓太平軍，屢遭失敗，投靠曾國藩當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軍編制，組織淮軍。1862年4月，淮軍由安慶乘英國輪船到上海，與外國侵略者組織“常勝軍”，守上海，陷蘇州、常州，升任江蘇巡撫。1865年署兩江總督，鎮壓捻軍。1870年由曾國藩舉薦，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軍政、外交大權。為了挽救清朝統治，以“自強”“求富”為名，創辦軍火工業和民用工業（如江南制造總局、上海輪船招商局等），創辦北洋海軍。他對外一貫妥協退讓，投降賣國，曾招致中法、中日戰爭失敗，是許多不平等條約的訂立者。曾參與反對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時與英國策劃“東南互保”。訂立《辛丑條約》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務運動中貪污中飽，死時遺產竟達4000萬兩白銀之多。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陰人。1860年為曾國藩推薦，統領部分湘軍，曾自募約五千人，組成“楚軍”，左系湘軍形成。1862年初，經曾國藩舉薦，升任浙江巡撫，與法國組織“常捷軍”，陷寧波、紹興等地。1866年以閩浙總督身份創辦福州船政局。次年調任陜甘總督，“身雖西去，心猶東注”。督陜甘期間，曾辦蘭州制造局，因西北盛產羊毛，又辦蘭州織呢局。1875年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率軍入疆，進攻阿古柏反動政權。1878年收復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議設立新疆行省，開發新疆。1881年升軍機大臣，調兩江總督。1884年中法戰爭中是主戰派，督福建軍務。次年因病退職死。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裁撤洋員，與李鴻章的江南制造總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辦洋務的思想特點。王韜王韜（1828—1897），近代中國著名洋務思想家、政論家、報人、文學家。初名利賓，字蘭卿，入縣學后改名瀚，字懶今，后更名韜，字仲潛，一字子潛、紫詮，自號天南遁叟，晚年稱弢園老民等。1847年，王韜迫于生計接受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麥都思的邀請，到墨海書館任編輯，由此改變了王韜一生的生活軌跡和思想觀念。在翻譯西書的同時，王韜十分關心時事，不斷地抨擊列強在華的經濟侵略和軍事侵略，不斷抨擊清政府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各種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國身上。不久，王韜的上書被清軍獲得，清朝官員指控王韜有通太平軍之嫌，派兵捉拿。當年10月逃至香港。開始了長達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間，王韜翻譯《尚書》《詩經》等中國儒家經典，還游歷了英、法等國，使他大開眼界，深感中國的落后與差距。王韜對英國君主立憲的政體很感興趣，專門到倫敦英國議會參觀，多次去旁聽英國下議院開會，目睹議員們在議院中自由表達對“大政重務”的看法。王韜稱這種政體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親自撰寫文章，評論時政，提出“富強即治國之本”，率先喊出“振興中國”、“變法自強”的口號。他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掃除封建偏見，重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他在《循環日報》上撰寫《變法》（上、中、下三篇）《變法自強》（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三篇）《洋務》（上、下兩篇）《尚簡》、《治中》等數百篇政論文章，系統地宣傳了他的“變法”主張，具體提出了變法圖強的綱領、方案。王韜強調要在變法的基礎上，治理中國內政，變革封建專制政體及其制度，仿效實行英國式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進而建立新的資產階級的國體。王韜用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來觀察中外歷史的演變，肯定了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和變化的趨向，肯定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認為中國只有變法，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順應時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韜提出，其一，要“重民”，開言路，啟民智，得民心，這樣才能進而建立資產階級的“君民共主”的政治體制。其二，裁撤冗員，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簡化繁文，也是為建立君主立憲政府所必須進行的政治改革內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韜提出要改革舊的科舉取士和教育制度。在軍事改革方面，王韜提出改革武科、武學，進行新式練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韜提出了展開獨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張。在經濟改革方面，王韜全面系統地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他第一個喊出了“振興中國”的口號，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強國。1893年，經陸皓東介紹與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相識，對孫中山的變法主張大加贊賞，并為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潤色。1897年，“不作人間第二流，奔騰萬里駕輕舟”的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變法自強和君主立憲制的首倡者王韜，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歲。鄭觀應鄭觀應（1842—1922），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待鶴山人。1858年（咸豐八年）放棄科舉，到上海學商。此后20年左右，在經營工商業的過程中，關心時政，留意西學。1892年后，由盛宣懷保舉入輪船招商局任幫辦，后改會辦。1902年冬，鄭觀應辭去招商局會辦。次年，他改任粵漢鐵路購地局總辦。1906年，被舉為粵漢鐵路商辦公司總辦。1909年又入輪船招商局任會辦。晚年政治表現落伍，擁護“立憲”，反對革命。但又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和軍閥混戰不滿。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學宿舍。著有《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編》、《南游日記》、《西行日記》、《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等多種。作為中國早期維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鄭觀應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確提出在中國建立議會制度的主張；在經濟上，他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力主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舉，提倡西學，廣辦新式學堂，培養人才。鄭觀應務實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強救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雖然他以思想家著稱于世，但他還是一個用思想指導行動的實業經營家。馮桂芬馮桂芬（1809—1874），近代著名的洋務思想家。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853年在蘇州辦團練，升任右中允。1860年太平軍攻克蘇州時，逃至上海。后入李鴻章幕府。多次建議改革時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學習西方，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主張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本”的著名思想，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同時又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著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集》、《說文解字段注考證》等。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馮桂芬從理論上闡述了正確處理古今、中外關系的重大意義，發展了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提出“鑒諸國”的主張。他勇敢地沖破“用夷變夏”的嘲諷和攻訐，提出：“法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他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腐觀念，認為以“文”代“質”、以“巧”代“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帶有進化思想的歷史觀，使他開闊視野，承認歐美諸國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先進性，正視中國落后的現狀，進而指出向西方學習是中國從弱轉強、由貧轉富的必由之路。他除對西方宗教加以否定外，舉凡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都十分重視與贊賞。由于他對西方世界的不斷了解與探索，使其思想更加開闊。他提出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思想和中外關系中戰與和的“夷務觀”，給人以新的認識和啟迪。馮桂芬在中西比較中找到了差距，于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必須走自強道路，依靠我國的物力、人力，學習外國先進的經濟思想和科學技術，改變我國經濟落后的面貌。馮桂芬提出“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隨后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馮桂芬第一次明白具體地提出了在外交、軍事、內政等方面進行改革的主張。洋務運動以及評價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批有見識的官員掀起了一個名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近代工廠。1860年12月曾國藩上奏折說，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制船，還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對上述看法加以發揮，主張購外國船炮，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后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成為官民通行之物，那時可以剿發（指太平軍）捻（捻軍），勤遠略，這是救時第一要務（《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頁）。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國侵略者幫助訓練洋炮隊、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于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武器不行，槍炮窳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后可達自主（《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奕等人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并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在此期間，洋務派創辦了一批近代工業，如曾國藩創設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成立的江南制造總局、左宗棠開辦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經營的天津機器制造局、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輪船招商局、張之洞在湖北等辦的漢陽鐵廠等。關于洋務運動，有人認為它開創了中國近代工業，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有人認為洋務派主觀上并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不過，大多數人都同意，由于洋務派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采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于近代民用工業，終于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同時，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占”，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1300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井。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后，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10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曾國藩曾國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軍創立者和統帥。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出生于湖南省雙峰縣（原屬湘鄉）荷葉鎮。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累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歷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他平時有感于政治廢弛，主張以理學經世。太平軍起義爆發后，他因母喪在籍，奉旨前往長沙，幫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遂招募農民為營勇，任用儒生為將佐，朝夕訓練，號“湘勇”（通稱湘軍）。后來，湘軍成為清政府鎮壓太平軍的主力，他也因此加兵部尚書銜，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成為晚清首位握有軍政實權的封疆大吏，并最終完成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鎮壓，受封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賞雙眼花翎。此后，奉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他駐營徐州，因師久無功，被李鴻章接替，回任兩江總督。不久，調任直隸總督。1870年，天津發生教案，奉命前往查辦，屈從法國勢力，處決、遣戍官民數十人，受到社會輿論譴責，由“中興名臣”變成“賣國賊”。9月，還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也是晚清洋務事業的開創者和實踐者。他重視采用外國軍火，主張“師夷智以造炮制船”。他先設立安慶內軍械所，后又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等軍事工業。他還在江南制造局內設置翻譯機構，令中國科學家徐壽主持翻譯館事務，還接受容閎的建議，派遣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曾國藩畢生服膺程朱理學，又主張兼取各家之長。1872年，病死于南京。贈太傅，謚文正。后人輯其所著詩、文、奏章、批牘等為《曾文正公全集》，今人又編有《曾國藩全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我國東南沿海一些地區明清時期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但是，它們遠沒有發展到直接向近代工業過渡的階段。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截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道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出現，主要不是鴉片戰爭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擴大。原來的資本主義萌芽，絕大部分由于遭到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侵襲逐漸破產，極少數由手工工場發展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手工業直接轉化為機器工業的道路——資本主義發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礙，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資辦近代工業的道路就成了主要的途徑。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下，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資于新式工業，（建立廠房，購置外國機器，購買原料）用雇傭剝削的辦法，招募中國工人進廠進行商品生產，中國最早的民族資本主義產生了。中國最早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是方舉贊、孫英德合伙設立的上海發昌機器廠。它是為外商船廠打制、修配船用零件而設立的。1866年初創，1869年開始使用車床，由手工工場轉化為近代工業。除此之外，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沅在廣東南海開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創辦公和永機器繅絲廠；1882年上海成立了同文書局等。這些都是中國比較早的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從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創辦人或投資人來看，他們大多是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通商口岸的商人，買辦官僚也不少。這些企業主是工業資本家，但是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還擁有大量的土地，也是地主。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束縛，與它們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又因為中國民族近代工業資金少、規模小、技術力量薄弱，又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有聯系、依賴的一面。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具有反抗和妥協的兩重性。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早期維新思想形成于19世紀70至80年代，它是伴隨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而出現的。與洋務思潮主流人物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相比，早期維新思想家的眼界較為開闊，認識也有所深化。在甲午戰前，他們的思想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早期維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這些人大部分早年都接受過封建正統教育，涉足科場，有的還獲得過相應的功名，并取得一官半職。如馮桂芬1850年獲得榜眼，曾任廣西鄉試主考官。他們不少曾到過外國，有點甚至長期住在海外。如王韜到過英國、法國和俄國；鄭觀應在外國資本企業即洋行做買辦，并創辦過洋務派官督商辦企業的輪船招商局；薛福成晚年先后出任駐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的使節。早期維新思想家認識到，只有振興商務，發展資本主義，才能使中國富強起來。他們的思想主要包括：1）反對西方列強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王韜指出：“環而伺我者數十國”都是心腹之患。對此，他“憂國念家，萬慮坌集”。鄭觀應認為，中國面臨亡國之大患，自然應以防外敵為主。他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為“保全祿位”，武官為“保全身家”。他們要求維護國家主權，限制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特權，特別是要求修訂最惠國條約和領事裁判權。他們認為，列強在中國殺人放火，搶奪財物，毆打平民，污辱婦女，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而由外國領事處理，結果使罪犯逍遙法外，無法無天，繼續作惡，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民族尊嚴。早期維新思想家極力反對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建立的殖民地關稅制度。2）進步的政治改革主張，主張仿照西方君主政體來改造中國的君主體制。王韜曾說過：“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長安久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薛福成也說：“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法國則叫囂之氣過重，其斟酌適中者，惟英德兩國之制，頗稱盡善。”3）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強烈愿望。其中，以鄭觀應提出的“商戰”思想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國強是以民富為基礎的，而民富又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為條件的，強調強國富民的根本在于興商，必須以商立國。他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采取“兵戰”與“商戰”兩種形式。“兵戰”是搞軍事征服，“商戰”是搞經濟掠奪；“兵戰”是手段，“商戰”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和“十萬豪商，勝有百萬勁卒”的主張。“以商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發展中國民族工商業，抵制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保護中國自主權利和資源，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富強起來的愿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早期維新派的政治主張僅限于著書立說，形成社會輿論，尚未沒有形成政治運動。康有為康有為（1859—1927），廣東南海縣銀塘鄉人。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受過嚴格的封建教育，攻讀孔孟之道的論著。19世紀70年代，中國面臨嚴重的邊疆危機，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醞釀著資產階級維新思潮。康有為開始朦朧意識到應該探求新興的學問了。1879年康有為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閱讀了《西國近事匯編》、《環游地球新錄》等書，乃始知西方治國有法度。在西學的影響下他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尋找真理。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書，回來研究。他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資產階級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后，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聽到《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萬國公報》，不久，在北京組織強學會。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第二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百日維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為、梁啟超所籌劃。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逃往日本，設立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1913年，回國主編雜志，宣揚尊孔復辟。1917年，伙同張勛復辟失敗。1927年，病死于青島。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縣茶坑村人，祖父和父親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資產階級有聯系的地主家庭，15歲時，受業于阮元在廣州創辦的學海堂，17歲考中舉人。1890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開始看到《瀛環志略》和江南制造總局翻譯的書籍，初步接觸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1891年，他就學于康有為，接受維新思想的影響。1895年，他在北京協助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組織強學會。1896年，他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編輯《西政叢書》。第二年，他到湖南，擔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在他和譚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變法運動迅速開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銜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變法失敗后，他逃往日本，主編《清議報》，后又創辦《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但是他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對當時知識界有較大的影響。1907年，他在東京成立政聞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國，糾集立憲派、保皇黨徒組成進步黨，擁護袁世凱，并出任袁政府司法總長。1916年，他與蔡鍔聯合反袁。8月，他組織憲法研究會，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財政總長。1920年，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他的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光緒帝光緒帝（1871—1908），即愛新覺羅·載湉。道光帝之孫，同治帝的從弟，醇親王奕的兒子。1875～1908年在位。年號光緒，廟號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夭無子，慈禧太后為了繼續垂簾聽政，于1874年擇立年僅4歲的載湉入繼大統，是為光緒帝。光緒帝在位期間，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圍逐漸形成兩股勢力，產生了帝黨和后黨的權力之爭。1889年，光緒帝19歲，舉行“大婚典禮”，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應該“親政”，那拉氏不得不宣布“歸政”，退居頤和園，但要政還須請示她，她仍掌握著內外大權。光緒帝做了34年的傀儡皇帝，經歷了1883~1885年中法戰爭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目睹了帝國主義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為了從慈禧太后手中奪回統治權，并振作圖強，毅然支持和任用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實行變法，頒布《定國是詔》和一系列維新命令，企圖在維持封建統治的基礎上發展一些資本主義。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視變法如亡國，以維新派為洪水猛獸，于是年9月21日發動政變，大肆逮捕、屠殺維新志士，并幽禁光緒皇帝于瀛臺。1900年8月，八國聯軍入京，慈禧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緒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時年38歲。嚴復嚴復（1854—1921），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西學翻譯家。原名傳初，國改名宗光，字又陵，后改為幾道，福建侯官（今閩侯）人。少年時代在私塾受教。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英語和輪船駕駛技術，初步接觸到西方一些自然科學。1877年他被保送到英國樸次茅斯大學和格林威治海軍大學學習，親身觀察英國的社會制度，研究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并開始深入思考中國為什么會落后的問題。1879年5月，他從英國學成回國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習、總教習、總辦，達20年。他在中法戰爭至甲午戰爭前十年間，曾捐監生，四次參加鄉試，但都未考中。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嚴復在天津《直報》先后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一系列論文，評論歷史，針砭時事，主張學習西方，實行維新變法。1897年11月，嚴復和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鼓吹學習西方國家的“民主”和“西學”，以解救民族危機。翻譯《天演論》，介紹西方近代進化論思想。在所發表的政論中，嚴復利用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尖銳批判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倡民主、新學，主張變法圖強。他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君主立憲制度。他還積極宣傳和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當時和后來都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影響。維新運動失敗后，他的興趣逐漸移到學術研究上來，繼續翻譯了西方近代一些邏輯學、社會學、政治學著作。辛亥革命后，他于1912年2月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5月改任校長。但他的思想漸趨保守，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成立“籌安會”，他名列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對西學深感失望，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傳統文化，1921年病逝于鄉里。嚴復致力于翻譯著述，通過介紹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以“警世”。嚴復的著作除一些政治和學術文章之外，基本上是翻譯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演論》（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原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的《自由論》）《群學肄言》（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社會通詮》、《法意》（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穆勒名學》（穆勒的《邏輯學原理》上半部）《名學淺說》（耶芳斯的《邏輯學初步》），通常被稱為“嚴譯八種”。這些譯著在清末西學東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清末知識分子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天演論》。《天演論》是嚴復根據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論文集《進化論與倫理學》選擇的。嚴復用文言文譯了它的主要內容，并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