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前后陳獨秀的民主思想周婷婷

(福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關于陳獨秀的民主思想，目前學界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主要集中于早期民主觀的演進歷程以及晚期的大眾民主思想。本文突破以往學界關于陳獨秀早期民主思想演進歷程研究極具單向化的藩籬，重在疏釋其多元面向，淺析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我黨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先生民主思想多元性的運思理路。20世紀20年代前后，陳獨秀的民主思想具有前后兩種不同形態，第一，五四之后至1920年夏秋，陳獨秀所指“民主”蘊含著基爾特社會主義特質、朦朧的社會主義因素，甚至裹挾著此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子，其民主是多維度、多面向的“集合體”，目前鮮有學人關注此時期陳獨秀民主思想所呈混雜矛盾趨向之根源和基本面向。第二，1920年夏秋至1923年，以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發表《談政治》這一戰斗檄文為標志，他脫離了舊有民主觀念的枷鎖，此后民主思想帶有明確顯著的階級性、經濟性等社會主義色彩。

一、多元面向的民主思想

(一)原因探析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是“民主”“科學”觀念的主推手，從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之日起，“他尤其對西方民主制度來者不拒，甚至是頂禮膜拜”[1]122，從這里，我們可明晰仲甫先生對西方代議民主制所持的包容性、贊賞性態度，這時他是一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極為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和思想文化。自五四運動之后，陳獨秀“認為德國的斯巴達克同盟、俄國的勞農政府、法國的工團、英國的基爾特、美國的I．W．W．都代表了將來的趨勢”[2]，其民主觀吸納了西方現代民主概念、西方社會思潮等多種因素，是涉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特質、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特性以及社會主義因素的多元面向民主觀，包羅萬象、異彩紛呈且錯綜復雜。究其根源，陳獨秀民主思想何以呈多維度、多面向之元素，探尋其因，或可從社會、個人兩維度進行綜合考察。

1.社會條件

(1)十月革命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它向全世界宣告：社會主義已成功由理想變為了現實，被壓迫民族可通過自身的努力奮斗，建立嶄新的社會制度。但自十月革命爆發以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先進分子大多以否定、懷疑態度視之。國人中最早完全肯定十月革命性質、偉大意義的人是李大釗，1918年7月1日，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明確指出，國人大多不看好俄國革命的暴力性，實則歷史上之新文明發展往往隱藏于艱難、恐怖之表象中，“桐葉落而天下驚秋，聽鵲聲而知氣運”[3]228，他翹首相待俄羅斯今后之發展，更力勸時人不因當前俄國一時之亂象遂即抱以悲觀態度。

近代之中國經濟關系落后，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與歐洲經濟社會環境相差甚遠)，加之北洋政府嚴加管控“過激主義”類書刊、歪曲宣傳，知識分子對俄具體情形所知甚少，以致先進分子在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存有極大困難。國人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謬識頗多，甚至到了1927年，仍有社會民眾不知“共產主義”一詞為何意，以為是侵奪他人之財產而占為己有，甚至以為共產公妻，“常人聞之，如洪水猛獸”[4]。陳獨秀完全認同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時間稍晚，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民主觀呈矛盾、反復狀態。

陳獨秀早期對社會主義學說持觀望態度，相較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對西方的法蘭西文明要感興趣得多。陳獨秀十分憧憬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5]12，他認可其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欣賞法蘭西文明之先進，內心對西方歐美民主制有著崇高的敬意。相比于李大釗，陳獨秀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時間要晚很多，1917年1月，他認為“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6]170，此后對社會主義一直持觀望、懷疑態度。1919年巴黎和會血淋淋的現實，才使陳獨秀從中驚醒過來，而擁護十月革命。

(2)五四運動

對于一戰協約國的獲勝，陳獨秀、李大釗二人觀點一度相左。陳獨秀一度認為是“公理”與“強權”的博弈，終為前者戰勝了后者，對美國在內的西方民主制國家抱有期待，他稱贊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胡適在1918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也說道，此次協約國的告捷，全得益于美國。同一時期，李大釗所持觀點與陳、胡二人則有不同，他以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看待此次協約國獲勝，他在北京大學所組織的演講中表示，協約國獲勝的原因不在于聯合國之武力，而在于全世界庶民所有的新精神。

隨著時間不斷推進，巴黎和會的形勢始終不容樂觀，西方民主制國家所標榜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義”等理念在諸多事實面前顯得如此荒誕，帝國主義國家以利益為原則，任意踐踏弱小國家主權已成為不爭之事實，陳獨秀由此大為震動，逐漸看清了西方民主制的虛偽本性。1919年初，陳獨秀已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諸多行徑產生不滿和懷疑，《揭開假面》一文提及，諸如殖民地問題在內的一切涉及主權問題，都是幾個資本主義強國在秘密進行，“至于弱小國的權利問題，縮小軍備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更是影兒沒有”[5]464。

1919年2月，陳獨秀發表《公理何在》一文為過激派辯護，往后逐漸重視研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1920年9月《談政治》一文表明他真正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文中以階級觀理解民主涵義，至此便將民主與社會主義有機聯系起來，其民主思想完全具有了社會主義特質。1919年5月初，他獲悉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挫敗的消息，至此他原先所崇尚的西方文明(包含民主觀念)徹底被擊垮，他認為依靠所謂“分贓會議”，絕對沒有好結果，在這前后陳獨秀開始重視研究馬克思主義，此時期的民主思想也多少帶有社會主義的朦朧影子，將民主視角轉為“平民主義”“直接民主”等方面。

(3)杜威、羅素來華

“1919年底至1920年初的一段時間里，陳獨秀的思想發展中出現了明顯的停滯和倒退，主要是由于杜威、羅素來華講學的影響”[7]38。魏知信所著的《陳獨秀思想研究》提到，杜威、羅素這兩大西方著名學者來華講學，當時國內進步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華存有極大期待，國內各主流報刊也載有二人的諸多講稿，使得全社會掀起一股宣揚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潮和改良主義的浪潮，陳獨秀的思想也陷入唯心主義悖論之中，1920年1月的《自殺論》即為其顯例，此前他已朦朧初顯的階級觀點竟絲毫不存了，更甚在《基督教與中國人》《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兩篇文章中“滑進了基督教堂”。所以，“他(陳獨秀)是帶著固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背著沉重的舊意識的包袱，在五四運動后各種思潮相互沖撞相互影響中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7]39。

尤為注意的是，羅素來華演講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密不可分，羅素在講學中表達了中國應先辦實業、教育，要實行基爾特社會主義才能改變當前經濟文化落后狀態的觀點，使得國內知識分子大為震動。1919年11月2日，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也曾帶有明顯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印跡。張東蓀更是受羅素來華影響，成為國內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他陪同羅素去湖南講演，觀察湖南經濟極為凋敝，1920年11月6日，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文章中，他認同“中國現在沒有什么談論主義的資格，沒有采取什么主義的余地，因為中國處處都不夠”[8]的論調，文中極力主張發展實業和教育，此后又發表《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現在與將來》等文章來補充說明、系統論述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

2.個體維度

陳獨秀的民主觀內容極為駁雜、反復，這與其個人成長環境也息息相關。陳獨秀早年長期接受傳統文化的暈染，17歲便在傳統科舉考試上表現突出，他“考上了秀才，而且還是院試第一名”[9]5。陳獨秀骨子里始終帶有傳統士人的印跡，他對于“政治”的態度即為其顯例。早年創辦《青年雜志》時期，陳獨秀揚言二十年不談政治，矢志于啟蒙青年思想，可新文化運動反對愚昧專制，推崇西方民主、科學和平等觀念，這本身就與政治不可分割。馬克思認為，任一時代之主流思想皆為統治階級的思想，譬如北洋軍閥一旦發現某些言論(如革命話語)可能威脅到自身統治時，便運用政治權力進行壓制。只有當《新青年》尚未威脅到統治階級的統治時，才能不受阻撓地進行思想啟蒙工作，在近代中國，處處都是政治，單純的學術研究是不現實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早已融為一體。隨著五四運動爆發，新形勢、新思想同舊有頑固勢力的矛盾愈漸不可調和，陳獨秀開始大談政治，提倡以政治的、強硬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陳獨秀的“不談政治”亦或是“談政治”，實際上都涉及了政治，也都是傳統士人運思理路的實際體現，他始終在探索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方式，未曾卸下士人治國與平天下的民族責任。

陳獨秀于1901年開始數次留學日本，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影響，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極力弘揚西方文化、拋棄封建殘留文化，在五四運動之后卻又逐漸認同社會主義理論，試圖以社會主義思想革新原有的資產階級文化觀念。在此階段，陳獨秀較為淺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實則不能徹底戰勝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思想，與此同時自身骨子里又深為封建士大夫文化所困。故在他明確轉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封建思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三派別在他的理論世界里輪番博弈，故其民主觀呈現矛盾、反復之狀態。

(二)多元面向民主觀之基本表現

1.基爾特社會主義特質——“地方自治、同業聯合”的職業政治

基爾特社會主義(由單詞“Guild”音譯)是20世紀初英國的改良主義思潮，這一派別主張實行產業自治，進行業內的自我管理，即經濟上互助、政治上自治，最終和平過渡為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的理論十分龐雜，但本質上根據自治原理和職能原理建立起整個理論框架。”[10]263。他們認為代議制存在諸多弊端：其一，要建立產業自治的行會制度以實現公民的自主權，“必須建立行會這種勞動者為滿足其特殊利益而組成的相互依賴的自治團體”，即同業組合制度；其二，要實行職能的民主政治。

國內張東蓀是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同情中國的資本家，淡化普通民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反對階級斗爭與暴力革命，當下僅可從改造國民精神等入手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張東蓀認為，中國真正可惡的是寡頭制度、中間階級，是工頭(而非資本家)在剝削工人，“要曉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實,但直接受自資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統是受自工頭的”[11]。在他看來，中國十分適合建立資本與勞動并重的兩元社會，適合以資本主義方式振興實業和發展教育，資本主義的弊端可以采取“溫情主義”舉措來有效調節，即通過分紅制度把每年紅利分給工人，設立疾病保險金等方式，這帶有濃厚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特質。

陳獨秀有與之極為相似的觀點，他認同杜威關于社會經濟民主的思想，主張工業的民主主義(IndustrialDemocracy)，“利用現有的各業公所制度，保存他的好處。一方發展各業的共同生活;一方又以各業為基礎，做個政治組織的單位。”[12]44。1919年11月，在《實行民治的基礎》文中，他指出：其一，中國實現民治主義的基礎為“人民直接實際的自治與聯合”，具體形式即“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5]255形態；其二，反對階級斗爭，“我們不情愿階級爭斗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于造成階級爭斗”[5]260，這種地方自治、同業聯合、反對階級沖突斗爭的觀點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理論不謀而合。在1919年12月《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陳獨秀說中國勞動界并應不像歐美那樣有力量的運動，主張民眾積極的努力，即“創設同業聯合會、勞動休息所、職業介紹所、補習夜學、儲蓄機關”，“你們各種同業各自聯合起來，講究自己的教育，清潔自己的衛生，一不造反，二不罷工，政府和資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對”[13]140、141，不主張民眾采取階級對抗、沖突形式，只需有改進的“覺悟”，這與張東蓀主張從改造國民精神入手的“渾樸的社會主義”理念極為相通。

1920年上半年，陳獨秀的民主思想仍帶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特質。5月1日，于《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文中，他指出中國可以采用合作制度(Co-operativeSociety)，以免除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利害沖突，“一方面承認工人都有得紅利底權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漸漸變到資本家地位”[14]，此種淡化與緩解勞資矛盾的觀點，與張東蓀主張以“溫情主義”措施來調節資本主義弊端如出一轍。1920年5月底，他提到“新的政治比起舊的政治來，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沒有職業的人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就是拿現身從事農工商業務及勞動者執政即職業政治，來代替貴族、軍人、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即游民政治”[13]239，這種職業政治的民主設想有著典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色彩。

2.朦朧的社會主義因素——平民主義民主

雖在此階段陳獨秀大多是以觀望態度看待社會主義，不過隨著巴黎和會形勢愈加嚴峻，他對西方民主制的懷疑和不滿也愈加明顯，從此時期的諸多文章中仍可觀察出陳獨秀漸漸轉變了自己的感情立場，民主思想帶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

在《貧民的哭聲》里，陳獨秀已認識到歐美各國之貧富懸殊這一重大社會問題，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漸漸“造成那無產階級對于有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也觀察到北京城“這可憐的哭聲”[5]410、411，這時他已初具一定的階級觀念來透視社會問題，也充分認識到社會革命的必要性。五四運動之后，因山東問題，他號召國民應有兩種徹底的覺悟，即不單純依靠公理和不讓少數人壟斷政權，“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5]427、429。1919年11月，他寫文道，“我不會做屋，我的弟兄們造給我住，我不會縫衣，我的衣是姐妹們做的，我不會種田，弟兄們做米給我吃”，“他們不能和我同來，我便到那里和他們同住”，這都表明他已漸漸將感情立場轉為勞動人民。1919年12月，他寫道：“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立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5]244、245。他拋棄了對資本-帝國主義的幻想，號召群眾進行直接行動，這是平民主義的民主觀，力求將權利掌握在民眾手中。

3.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特性——代議制民主

陳獨秀陷入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迷霧中，發表“精神的自我擴大是歷史”言論[5]272，“基督教的根本信義只是信與愛”，今后對于基督教問題要有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5]280，這些論調實際滑向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領域。陳獨秀內心對于資產階級民主制仍有所保留，1920年1月，日本記者問陳獨秀關于中國的政治問題，他答：“取消帝政，改建共和”，“我們希望從新創造純粹民治的國會、憲法”[13]165、166，他仍希冀于西方代議制民主。在1920年9月1日，他還提到“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13]259。

二、無產階級的民主思想

隨著內外綜合因素的激蕩，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愈加認同，自1920年夏秋至1923年，他的視角轉移至特定的“無產階級”，由此前極駁雜的多元民主觀演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觀，主張蘇俄式的民主，他提出要以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實現社會主義下的民主。

(一)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1.拋棄資產階級國家觀

陳獨秀認為“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資產階級國家“拿國家主義做招牌爭商場”[15]294,產生了許多相侵相奪等罪惡之事。“國家問題歷來是一個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搞得最混亂、最模糊不清的問題”[7]41。受列寧影響，他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透視國家的性質和職能，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國家是掠奪別人并防止別人來掠奪的工具”，“現在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政治……建筑在經濟的掠奪上面”[13]251，這些論述都足以表明仲甫先生對資本主義國家“偽平等”“偽民主”的痛斥，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私有制的否決。

2.批判資產階級民主觀

其一，批判西方階級調和思想，主張暴力革命。陳獨秀在《談政治》一文中，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們反對勞動階級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5]369、370，陳獨秀批駁這種以民主之名義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民主社會主義一派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本質，宣揚一些諸如議會斗爭的改良言論，這是必須反對的。在《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他指出，帶有民主假面的資產階級政權是極不合理的，改良主義派別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打出民主的旗幟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到成了資產階級底護身符了”[13]256。這里，他旗幟鮮明揭露了資產階級“假民主”的本質，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

其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體制，否定立憲政治和政黨政治。他認為所謂什么民主、代議政治，都只代表的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政治權益，與絕大多數勞動者毫不相關，西方民主政治“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13]312。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及其黨派，以國會、國民大會之形式試圖展示民意表象，但國會并不是國民總意的表現,因此議會派的種種欺騙絕不可再信，而只有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推翻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取政權，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政權以實現真正民主。

3.否定資產階級自由觀

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經造成了很大罪惡，“新興的資本家利用自由主義，大家自由貿易起來，自由辦起實業來，自由虐待勞動者，自由把社會的資本集中到少數私人手里，于是漸漸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資本階級，漸漸自由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的國家”，“勞動階級底枷鎖鐐鉸分明是自由主義將他帶上的”[15]。他主張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二)民主之階級性、歷史性

陳獨秀以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依據，主張以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方式來推進民主政治的建設，即民主是帶有階級性的。陳獨秀認為民主具有階級性，是受到列寧的深刻影響。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16]83。關于民主，陳獨秀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特有形式，“在陳獨秀看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要用‘一個階級的專政’來代替民主，而是用‘社會主義民主’來代替‘資本主義民主’”[2]。陳獨秀認為西方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