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伍德說：“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英國哲學家沃爾什在《歷史哲學》中說：“歷史之光并不是投射在‘客觀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寫歷史的人身上，歷史照亮的不是過去，而是現在。”

愛德華·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中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1第五講主導性意識形態的確立一、主導性意識形態確立的背景1949年開始進行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推動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其結果表現為：一是社會性質的改變，二是社會制度的變遷，三是階級階層的變遷，四是社會關系的調整（人們在國家地位方面的變化和黨派關系的變化），五是社會風氣的轉變。這種急速巨大的社會變遷，加之歷史發展的延續傳承，使這一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異常復雜，呈現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2一是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二是價值觀的多元性；三是文學藝術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在當時實際表現為先進與落后、進步與保守、科學與反動并存，這與當時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變遷的總目的、總方向是相背的，也與黨所代表的文化方向不相適應。同時，由思想文化多元并存而引發的價值沖突和思想混亂，不利于新政權的鞏固，影響黨執政的思想文化根基。3另外，從社會發展理論上說，社會變遷涵蓋著文化變遷，在當時要保證社會政治經濟變遷的順利進行，文化變遷也是必然的。一般來說，每個時代、每個政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標準和文化追求及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境況如何，往往與一個國家、民族、政黨的命運息息相關。在新的時代，過去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體系自然無法承載它的發展內容，也難以滿足現實經濟、政治發展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在整合中確立新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體系就成為必然。

4二、對舊有文化事業的改革1．接管各級各類舊學校，建立新型學校。大軍所到之處，軍管會立即接收各類舊學校，并派遣干部去管理，使之恢復正常教學秩序，還進行初步調整與改革。廢除舊的訓導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取締國民黨的黨、團組織，取消黨義等課程，開設新課程。如浙江大學在1949年4月29日竺可楨校長秘密出走之后，成立了臨時校務委員會,6月6日，杭州市軍管會派出軍代表林乎加、副軍代表劉亦夫到校進行接管，并成立接管小組，隨后宣布：5“嗣后浙江大學是人民的學校，擔負著培養人才的重大任務。目前工作仍由臨時校務會議執行，但一切措施，應有軍事代表簽署始能生效力。”又宣布停止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等組織的活動，違者嚴懲不貸；查封原文學院院長張其昀教授的全部文稿、書籍及全部財產；將師范學院撤銷，將教育學系并入文學院；又決定將歷史系停辦一年（1950年宣布停辦法學院、歷史系、哲學系），師生遣散，僅留下12人組成學習班，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6建立新學校，如中國人民大學，還辦一些工農速成初等學校、工農速成中學、工人政治夜校等，廣泛吸收工農干部和產業工人入學。在農村興辦夜校，開展掃盲運動，加強農民業余文化教育。72．收回外國控制的文化教育機構，維護文化教育事業的自主權。建國之初，允許接受外國津貼的學校在遵守政府法令的前提下存在，但一些學校拒絕接受，如開辦輔仁大學的天主教會以停撥經費相要挾，政府不得不于50年10月接管，以陳垣為校長。中國援朝后，接受美國津貼的文教和救濟機構從事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12月29日，政務院發布《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和決定》及《登記條例》，各地依據此決定對接受外國津貼的學校進行處理。至1951年底，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均由政府接收，改為公辦，如燕京、津沽、金陵、協和、華中等院校，私立的如滬江、東吳、圣約翰、齊魯、震旦等大學，中等學校500多所，初等學校1500多所。收回了教育權。

83．改革教育體制（1）課程改革：50年8月，政務院發出高校課程改革決定，要求各科系課程設置應與國家建設相結合，廢止反動課程，新開政治理論課。（2）學制改革：1951年10月頒布《關于改革學制的規定》，規定小學5年，中等教育分初高兩級，修業3年，專業工農速成中學修業1~4年，中等專業學校2~4年，高等學校學制多樣化，構成完整的教育體系。1950年開始實行高校有計劃的統一招生和畢業生統一分配，但仍允許各校自主招生，畢業生愿自謀職業亦聽其自便。

9（3）對高校進行結構性調整：方針是“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1951年11月以華北、華東、中南三大區為重點開始確定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次年7月確定了農業院系調整方案。52年下半年至次年各類高校的調整工作陸續完成。經過調整，許多高校被分拆，高校由211所降為182所，綜合性大學14所，工業院校38所，師范院校31所，農林院校29所，醫藥院校29所，財經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語文、藝術、體育、少數民族等院校31所。10通過院系調整和沿海高校內遷，使之適應經濟建設，改變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狀況。受蘇聯的影響，在高校調整中強化了理工類教育，使一些綜合性大學變成單純工科大學，不僅使理工科學生的人文教育比重降低，而且使綜合性高校中原有的由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所構筑的文化氛圍受到破壞；照搬蘇聯教育模式，忽視財經、政法類建設人才的培養；部分高校分科過細，單科院校增加，培養的人才知識結構單一，適應性差，缺乏后勁。11一些著名高等院校，經過調整而變得面目全非。以南京大學為例：調整前的南京大學有文、理、工、農、醫、法、師范等7個學院共35個系，經過這場傷筋動骨的調整后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個系，并且嚴格分成文科和理科，南京大學由一個綜合性大學變成了雖然名義上叫綜合性大學實際上卻是比較嚴格意義上的類似歐美的文理學院，其他綜合性大學也大體如此。同時，一些人才被調離，使原本著名的學科被肢解，清華、浙大、北大無不如此。有些學科被取消。這次調整拆散了民國大學體系而蘇聯化。124．改革舊有文化事業，如對電影業的生產、引進、上演均進行規范；組織力量拍攝新影片。對文學藝術事業提出適應時代需要的要求，對傳統戲曲進行改革，“改戲、改人、改制”，推陳出新。加強國營劇團，對私營劇團加強領導和管理，規定禁演劇目須經中央文化部批準；對反動、淫穢的書刊進行查禁，加強對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管理和改造。13三、主導性意識形態的確立1．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9月，馬寅初決定在北大教員中開展一次有組織的政治學習運動，達到通過思想改造推動學校改造的目的，要求周恩來給北大教職員作一次報告。9月下旬，京津兩地22所高校教師開展學習運動，周恩來作《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主要講了立場和態度兩大問題。分析了改造的必要性和長期性，號召他們認真學習，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弱點，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做有貢獻的知識分子。10月兩地高校成立學習委員會。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詞中號召知識分子廣泛地開展一個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運動。1411月，中央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關于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的指示》，52年1月政協常委會作出《關于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這樣，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和文藝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至1952年秋結束。此次運動使知識分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封、官思想的影響，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開始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促進了文化教育的改革。運動中存在要求過急、方法簡單的偏向，使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受到傷害。152．學習毛澤東著作提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使之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思想，是中共執政后的必然要求。1951年2月，中央提出，加強理論學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好的條件，也更加迫切。為便于學習，出版了《毛澤東選集》，1951~53年各出一卷（1960年出第四卷），掀起學習理論的熱潮。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的指針，為更多人所接受，并確立了它在全國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

16為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還組織出版馬、恩、列、斯的著作，如《列寧全集》、《馬恩全集》；出版優秀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文藝著作、小說、戲劇等，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馬克思主義成為人們確立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坐標。17四、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1、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孫瑜編導趙丹主演“行乞興學”“千古奇丐”，有人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甚至說他是“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等等。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電影有嚴重錯誤，武訓的行為不值得歌頌，“不足為訓”。毛澤東于1951年5月20日審改《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引發了這場批判運動。18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建國后首次大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它提出的不僅是評價武訓這個歷史人物的問題，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的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以討論和批判武訓為例，倡導學習和掌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近代歷史和重新評價一些歷史人物，是無可非議的。但在批判過程中，把文學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思想認識問題等同于政治問題，開了建國以來混淆文藝與政治的先河；19把對文學藝術形象的不同認識，形而上學的歸結為不同世界觀的反映，開了試圖以統一的思想模式指導文學藝術創作的先聲。批判過程中沒有貫徹民主、討論的方法，而是無限上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因此，此次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還有人認為，批判武訓傳樹立了一種模式：以階級斗爭囊括一切社會現象，事先定調子，選靶子，通過組織發動，用政治批判代替學術爭論，以預定結論定于一尊。202、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唯心主義”的批判1954年李希凡藍翎《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對馮雪峰的批判，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它是壓制“五四”精神和要使知識分子聽從黨的嚴格命令的又一次努力。213，對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1954年10月，在學術領域開展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的斗爭。次年春，中央兩次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文件。指出，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是黨在思想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務。是推動科學文化進步、促進各學術領域中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成長、培養理論隊伍的有效方法。22文件還指出，清除學術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必須進行長期努力，通過開展學術批評和討論的方法來解決。其原則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應以研究工作為基礎，反對簡單粗暴的態度。方法是自由討論，反對行政命令，應允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允許少數人保留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要區分政治與學術的界限，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和學術思想上犯錯誤的人。23在此種背景下開展了對胡適的批判胡適“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最主要和、集中的代表者”。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談話說，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對胡適的批判規格高（中國科學院聯合會推舉郭沫若、茅盾、周揚等9人組成委員會領導批判），聲勢大（全國性），涉及面廣（哲學、史學、文學、教育學等學術領域，批判其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歷史觀、哲學史觀、文學史觀六大方面）244．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1953年初《文藝報》發表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認為胡風文藝思想“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方針背道而馳的。”1954年7月，胡風遞交《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三十萬言意見書”）。他要求給予作家更多的自由，反對文化教條主義，“企圖把‘五四’時代對專業和文藝標準的關心和文化多元論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國的文化”。“五把刀子”（共產主義世界觀、工農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革命斗爭題材），胡風說:“在這五把理論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么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么現實主義，還有什么創作實踐可言？”25但出人意料的是，胡風的觀點被聯系到階級斗爭上去了。55年1月，中宣部在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中列舉了其“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毛澤東在給胡風信件所寫的批語中說：“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三批《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使胡風問題變成敵我矛盾。對其文藝思想批判也變成“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5月18日，經人大常委會批準逮捕胡風等人。26批判胡風運動的效應是加劇了中國知識分子和黨早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已開始的疏遠狀態。胡風及其追隨者的具體遭遇成了此后知識分子批評者大膽直言的下場的典型。（《劍橋史》）幾次文化批判運動的共同點：都與知識分子有直接關聯；由討論開始；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性；都變成了政治批判運動；目的在于徹底鏟除資產階級思想。

27通過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整合，促進了當代中國文化的轉型。表現在：其一，使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化領域的指導思想確立起來。由此帶來兩大變化：一是原本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整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二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理性工具、一種分析社會的方法，在文化學術領域得到普及，社會主義文化方向成為國家、社會和廣大民眾普遍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追求。28其二，使黨與廣大民眾尤其是知識界、知識分子有了“共同語言”。毛澤東說過：“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29五、“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命運1．“雙百”方針的反響5月26日，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說，我們所主張的雙百方針，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中有獨立的思想自由，有辯論的自由，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堅持或保留意見的自由。陸的講話在學術界和文藝界引起強烈反響。錢偉長說，我們科學界所以衷心歡迎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因為它是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科學發展的必然道路。華羅庚說，隨著黨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學術工作者的責任也大大地加重了。我們學術界必須加緊努力，出現許多的“家”。北大教授傅鷹說，要科學發展，就應做到自由爭論，“百家爭鳴”。不這樣，思想就會僵化，科學哪里會發展？他們的講話很有代表性。30“雙百”方針一傳開，各界討論異常活躍。哲學、文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生物學，都展開熱烈討論。文學創作、表演，也顯示勃勃生機。《人民日報》也改版，并非一個聲音。此外，遺傳學、音樂界也開展了論爭。正如周揚在答《文匯報》記者問時所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科學家、藝術家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這就是最重要的收獲。”31在宣傳“雙百”方針中，也有不同的聲音。一是善意的提醒。陸定一講話不久，科學出版社揚肇等人在致陸的信中提出，應該防止對百家爭鳴的政策在認識上發生偏差。他們說：“顧名思義，爭鳴的應當是多少可以稱為‘家’的。可是有一些人往往安于淺嘗，偶有一‘得’，便沾沾自喜，不肯深入鉆研，不肯腳踏實地去做學術工作，以致陷入泥坑而不知返，反而堅持錯誤，在真理面前還不肯低頭。”因此，“要真正成‘家’，要善于爭‘鳴’，是要經過一段長時期艱苦鉆研和實踐的歷程的。這一對百家爭鳴起碼應該具備的正確知識，似乎有必要著重予以指出。”32二是勸告黨趕快改正方針。《人民日報》1957年1月7日發表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他們說，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斗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