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9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及其治學取向宋長琨引言徽州以文化鼎盛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徽為朱子闋里，彬彬多文學之士。”乾隆績溪縣志[M]，卷三。“人文郁起,為海內望，郁郁乎盛矣。”萬歷歙縣志[M]，卷五。因之，徽州有“東南鄒魯”的美譽。趙汸：東山存稿[M]，卷四。徽州，在宋代是新安理學的發(fā)源地，在清代是徽州樸學的故鄉(xiāng)，正是這兩門學問，引導了宋、清兩代的主流精神和社會意識，并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演進發(fā)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社會思想文化的精英，進士群體是這兩種思想潮流的領軍人物。宋代新安理學的奠基者朱熹（紹興十八年）、程大昌（紹興二十一年）、王炎（乾道五年）等和清代徽州樸學的代表人戴震（乾隆四十年）、金榜（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績溪縣志[M]，卷三。萬歷歙縣志[M]，卷五。趙汸：東山存稿[M]，卷四。一、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總體情況根據周曉光《徽州傳統(tǒng)學術文化地理研究》對徽州進士著述的記述，筆者進行了統(tǒng)計，屬于明代徽州進士的著作共有345種，1985卷。周曉光：徽州傳統(tǒng)學術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附錄二。這個數字遠非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全部。出現誤差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周曉光先生所依據的主要是徽州府志的相關記載，這些文獻顯然不夠全面，許多記述因此被遺漏了。其中比較明顯的疏漏是，有些《四庫全書總目》存目的書籍，竟然沒有計入其中。如程敏政的著作，在《總目》中有的《宋紀受終考》三卷、《道一編》六卷、《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及附錄三卷、《詠史集解》七卷，就沒有被周先生列入其中。記載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文獻多而繁雜，要統(tǒng)計徽州進士著述的可考數據，需要對這些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爬梳。二是有些寄籍外地的徽州進士，他們的著述被遺漏了。明代徽州進士，有大量寄籍外地的情況，這樣的進士共有百余人，他們的著述往往被各種統(tǒng)計所忽略或遺漏。比如桐城進士方大鎮(zhèn)、何如申、何如寵等，在徽州史志中，他們被視為寄籍外地的徽州進士，但相關徽州史志卻沒有他們著作的記載。如果把他們算作徽州人，那么他們的著作自然也應計入徽州進士著述中。基于以上原因，周曉光：徽州傳統(tǒng)學術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附錄二。為了獲得相對準確的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統(tǒng)計結果，筆者首先確立了以下幾項原則：第一，首先要確立哪些人是明代徽州進士。筆者依據各種歷史文獻，對徽州進士的數量進行了統(tǒng)計，得出明代徽州本籍和寄籍進士共454人，并將這454人的著述作為本文的統(tǒng)計范圍。第二，遍查各種文獻，盡量全面統(tǒng)計。除了各朝各代的徽州府志及各縣的縣志及《四庫全書總目》、《江南通志》、《安徽通志》、《新安名族志》等集中反映徽州進士著述的文獻外，筆者還通過其它文獻發(fā)現徽州進士著述的線索。比如方弘靜的著作，在上述文獻記載中，只有《千一錄》、《素園存稿》、《千一疏經說》三種，而《神宗實錄》的方弘靜傳中，則還有《四禮議》、《復古編》和《均輸議》三種，神宗實錄，卷四八七。神宗實錄，卷四八七。第三，對重復的記載予以剔除。比如方揚的文集，在各種文獻中名稱各有不同，有《方初庵文集》、《初庵先生文集》、《方初庵集》等各種名目，其實為一種文獻。類似的情況很多，凡能夠確定為同一著作的，均按一種對待。第四，徽州進士著述中，分成各種類型，有文集、專著，也有編纂、合作的情況，均一視同仁，按照本人著作來處理，對于整理他人著作或主持某項著述工程，也視為本人的著述。如：徽州進士范淶之兄范泓的《典籍遍覽》入選了《四庫全書》存目，該書的整理者是范淶，所以亦同時被視為范淶的著作；徽州進士張仕鎬任廣信知府時主持編纂的《嘉靖廣信府志》、程嗣功任應天府尹時主持編纂的《萬歷應天府志》，雖《四庫全書》存目中均未錄他們的名姓，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三、七十四。第五，厘定著作部數。《四庫全書》等大型叢書中，經常有將一個作者的多部著作合而為一的情況，如：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方大鎮(zhèn)的《荷新韻》二卷與《荷新義》八卷統(tǒng)稱“《荷新義》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汪循的《仁峰文集》二十四卷和《仁峰外集》一卷統(tǒng)稱“《仁峰文集》二十四卷外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六。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六。第六，準確厘定各著作的卷數。筆者在統(tǒng)計各著作的卷數時，在技術上作了以下處置：1、凡不分著作卷數或卷數未詳的，均以1卷計。如畢懋康的《軍器圖說》不分卷，則按1卷來算。2、有的作品稱若干篇或集，這種情況每篇（集）以1卷計。3、有些著作在不同記載中，其卷數有所不同，以卷數多者計。比如許國的《許文穆公集》，徽州府志的記載為二十卷，而收錄《四庫禁毀叢刊》的是六卷，以20卷計。4、對于各著作中，非作者本人所撰著的附錄等內容，比如，程敏政的《唐氏三先生集》，共二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一。5、對于疏注或整理的著作，如果不明確卷數，按原著作的卷數進行統(tǒng)計。筆者根據上述原則和技術，經考證、統(tǒng)計，明代徽州的454名進士的著述見諸各種文獻者，共有518種，2484卷，人均1.14部5.47卷。454名徽州進士中，有著作傳世者174人，占總數的38.3%。著述總類最多的是方大鎮(zhèn)，有34部；著述卷數最多的是程敏政，有456卷。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無論從總量的角度，還是個別突出人物人物的角度看，明代徽州進士著述量都是十分豐富的。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成果得到了《四庫全書》的全面、系統(tǒng)檢驗，我們可以把《四庫全書》作為一個評價系統(tǒng)，考察一下這些著述的學術水平。《四庫全書》是一項浩大的系統(tǒng)工程，也是歷代學術成果的匯總，這個名詞已經超越了乾隆《四庫全書》本身的意義和涵蓋，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概念，成為傳統(tǒng)典籍、著述的分類、整理和評價系統(tǒng)。基于此，筆者將其作為一個大的概念來看，而不僅僅以乾隆《四庫全書》為界定。具體地說，本文所說的《四庫全書》，既包括了乾隆《四庫全書》及其存目著作，還包括了今人出版的《四庫禁毀書叢刊》和《續(xù)修四庫全書》所收入的書籍。利用“擴大了的四庫全書”作為評價系統(tǒng)，可以檢視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流傳情況，也可以考察歷代學界對于明代徽州進士著作的評價和認可程度。表1明代徽州進士著述著錄四庫全書一覽著者著作名稱部數卷數程敏政篁墩集193明文衡198新安文獻志1100黃訓名臣經濟錄153胡宗憲籌海圖編113潘士藻洗心齋讀易述117鮑應鰲明臣謚諱考12共5人7376資料來源：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版。《四庫全書》共著錄明代徽州進士著述7部376卷，（詳見表1）《四庫全書》存目中，有徽州進士著述50部670卷，（詳見表2）二者相加，共57部1046卷。據《辭海》：《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部，計79337卷。辭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普及版，第2147頁。這就是說，在《四庫全書》收錄的著作中，每千部有2部、每千卷有近5卷為明代徽州進士的著作。又據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論》：《四庫全書總目》所錄，凡10585部，171558卷。李學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序，中華書局1997年版。這就是說，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所推介、為《四庫全書》所著錄或存目的著作中，每千部就有5部、每千卷就有6卷為明代徽州進士的著作。就明代徽州進士本身來說，他們的著作為《四庫全書》所著錄或存目的比例是著作部數的11.0%和卷數的42.1%，即他們每百部書有11部、每百卷書有超過42卷被《四庫全書》著錄或存目。姚邦藻先生在論及徽州人著述之收入《四庫全書》數量之大的時候，曾感嘆：“以不到200萬人口的六縣之地，這個數目是很驚人的。辭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普及版，第2147頁。李學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序，中華書局1997年版。姚邦藻：徽州學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頁。表2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為四庫全書存目一覽著者著作名稱卷數著者著作名稱卷數汪敬易學象數舉隅2方揚方初庵集16程敏政道一編（未確認作者）6陳與郊檀弓輯注2宋紀受終考3方言類聚4心經附注4廣修辭指南20詠史集解7隅園集18唐氏三先生集并附錄31薠川集8汪循仁峰文集24文選章句28仁峰外集1黃門集3戴銑朱子實紀12杜詩注評2張仕鎬嘉靖廣信府志（未署）20汪應蛟汪子中詮6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12古今彝語12黃訓讀書一得4江東之瑞陽阿集10洪垣覺山史說2潘士藻闇然堂類纂6游震得讓溪甲集4方大鎮(zhèn)荷新義6讓溪乙集10荷新韻2汪道昆增訂五車霏玉（疑偽）34吳士奇綠滋館稿9太函集120史裁26太函副墨5金忠士旭山集16程嗣功萬歷應天府志（未署）33余懋衡關中集4方弘靜素園存稿18程汝繼周易宗義12許天贈詩經正義27余懋孽荑言6余懋學說頤8吳之俊獅山掌錄28范淶典籍便覽補注（未署）8吳麟征家誡要言1哤言10田居乙記4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10戴英禹門寺志6計29人，50部，670卷資料來源：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版。明季，滿洲興起，與明政府長期對峙，如何解決遼東問題，尤其在軍事上打敗滿洲部族，是朝野之士思考和討論的一個大問題，徽州進士當然介入其中。大學士許國身為宰輔，他的文集中自然不乏相關的討論內容；畢懋康、余懋衡則為國家獻計獻策，寫了方略、軍器方面的軍事著作，他們的相關著述自在禁毀之列。另外，金聲、鄭元勛等是前線抗清的將領，他們的著作自然容易引發(fā)人們的反清復明情結，被禁毀亦在情理中。諸如此類，徽州進士著述被列入四庫禁毀書者，有11部124卷，分屬8位作者。另外，在當代版《續(xù)修四庫全書》中，增錄了8位徽州進士的著述10部108卷。（詳見表3）表3四庫禁毀與續(xù)修四庫之明代徽州進士著作一覽四庫禁毀著作《續(xù)修四庫全書》收錄著作著者著作名稱卷數著者著作名稱卷數許國許文穆公集6汪舜民靜軒先生文集16余懋衡古方略45汪循帝祖萬年金鑒錄3古方略續(xù)6洪垣覺山先生緒言2鮑應鰲瑞芝山房集14方弘靜千一錄26畢懋康軍器圖說1余懋學仁獄類編30葉燦讀書堂稿12汪應蛟海防奏疏2吳麟征吳忠節(jié)公遺集5撫畿奏疏10金聲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9計部奏疏4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7吳國仕造命宗鏡集12鄭元勛媚幽閣文娛初集9吳之俊彩云乘新鐫樂府遏云編3媚幽閣文娛二集10共8人11部=SUM(ABOVE)124卷共8人10部=SUM(ABOVE)108卷資料來源：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說明：續(xù)修四庫全書共收錄明代徽州進士13人的17部著作，計274卷。其中8部168卷已為《四庫全書》存目或為四庫禁毀書，沒有列入本表。在上述“擴大了的四庫全書”中，共收錄明代徽州進士37人的78部1278卷著述。（詳見表5）454名徽州進士中，有著述被收錄者占8.1%，徽州進士人均被收錄著作2.8卷。程敏政依然是被收錄著述最多的徽州進士，在上述四庫全書系列叢書，共收錄他的著作8部342卷。表5四庫全書與明代徽州進士著述匯總表四庫全書收錄情況作者人數著作部數卷數四庫全書收錄57376四庫全書存目2950670四庫禁毀書叢刊811124續(xù)修四庫全書（前未錄）810108總計（去掉重復情況）37=SUM(ABOVE)78=SUM(ABOVE)1278資料來源：本文作者制作的徽州進士數據庫。二、《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總體評價從《四庫全書》及“擴大了的四庫全書”所收錄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數量上來看，明代徽州進士的學術成果是十分豐富的，但這些成果的思想水平、學術價值又如何呢？就個別人來看，明代徽州進士中，既沒有朱熹、戴震、金榜這樣的思想大師和學問大家；就整個群體而言，明代徽州進士著述在思想境界、學術功底和文獻價值諸方面，也無法與宋元和清代徽州進士相比擬。與之前宋元的新安理學和其后清朝的徽州樸學的兩個學術高峰相比，明代是徽州學術的低谷，這一點，可以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評語中得到體現。《四庫全書總目》對所著錄及存目的明代徽州進士57種著作一一加以評價，筆者對總目中57部著作的評價，進行了系統(tǒng)檢視，將評語分成了上上、上、中、下四個等級。分等標準和依據為：1、評價極高者為上上；2、評價較高者為上；3、評價一般，優(yōu)劣參半，或未置一評者為中；4、評價中無優(yōu)點而只述其劣處者，優(yōu)點較少而劣處居多者，均為下；5、選入四庫全書者，至少為中。從《總目》的評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編者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學術水平所作的評斷，其要點為：（一）總體水平，居于中下。通過運用以上的評價標準，我們可以對四庫全書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評語做個全面的總評：評價上上者2部，占3.5%，為胡宗憲的《籌海圖編》和鮑應鰲的《明臣謚諱考》；評價為上者7部，占12.3%，為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黃訓的《名臣經濟錄》、陳與郊的《黃門集》、范淶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方大鎮(zhèn)的《荷新義》（含《荷新韻》）和金忠士的《旭山集》；評語中者為中者有程敏政的《篁墩集》等29部，占50.9%；評語為下的有汪敬的《學易象數舉隅》等19部，占33.3%。明代徽州進士之入選《四庫全書總目》的57部著作中，有9部堪稱上品，占15.8%。這說明，除了這9部著作外，其它著述的入選都顯得很勉強。（二）學問大家，多平庸之作程敏政、汪道昆和方弘靜在明代徽州進士中，以詩文、學術為時人所稱許，但他們的著作和學問并未獲得《四庫全書》編纂者的認同。程敏政是孝宗皇帝的老師，文章、學問滿天下，與李東陽齊名。《明史》記：時人稱：“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右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音。”各為一時冠。明史，卷二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不過，《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于這位成化、弘治間的大學問家的評語卻十分刻薄，對于程敏政的文集《篁墩集》，編者評道：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征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為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為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子孫世宅于此，故以“黃”為名。自羅愿《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為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為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說的很清楚，敏政的文章、敏政的學問，在編者看來，是不夠資格著錄于《四庫全書》中的，只是因他是“一時之碩學”，為不將這“一時”的學問完全廢棄的緣故，才勉強著錄的。“一時”二字頗可玩味，說其一時，是明代，而明白地說明，敏政的學問，缺少歷久彌新的持續(xù)生命力。對明代徽州進士最好的文集之一，其評價尚且如此，他人的著作可想而知。與程敏政同為明代徽州進士學術思想之代表性人物是汪道昆，為隆慶、萬歷間的一大才子。他的文筆與王士貞齊名，時稱“南北兩司馬”，張居正“亟稱其文”。王世貞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鱗，簡而有法者伯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然而《總目》對汪道昆文章的評價是一個“陋”字。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在評價《太函集》時，編者說：“汪文刻意摹古，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捍格不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七。“刻意摹古”，“捍格不暢”，可以說是對汪道昆文章之“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七。方弘靜是隆慶、萬歷間的詩壇領袖和大學者，時人稱：“其才無不賅，其節(jié)無不樹，其學無不窺。”鮑應鰲：瑞芝山房集，卷七。但他的《素園存稿》雖入選“四庫”存目，但編者卻惜墨如金，未置一評；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千一錄》卻連入選“四庫”存目的資格都未曾獲得，直至今人編纂《續(xù)修四庫全書》，才得以晉級“四庫”鮑應鰲：瑞芝山房集，卷七。對上述明代徽州進士的三位大學問家，《四庫全書總目》給他們的著作進行了這樣的評分：程敏政著述共收入《總目》者8部，評價上者僅1部，評價中者5部，評價下者2部；汪道昆著述收入《總目》者3部，評價中者2部，評價下者1部；方弘靜著述收入《總目》者1部，因未置一評，故為中。總括地說，他們著述中的上品，少得可憐。（三）四病：空、庸、疏、陋《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弊病之批評大致可以用空、庸、疏、陋四個字來概括。1、空：所謂空，是指在治學方法和著述內容上，空談義理，不求實證；空洞無物，牽強附會。例證：（1）洪垣《覺山史說》：不免文士好奇，務為新論。（卷九○）（2）許天贈《詩經正義》：但標章名節(jié)目，附以己說，頗為弇陋。經學至是而弊極矣。（卷一七）（3）方揚《方初庵集》：詩文多應酬之作。（卷一七九）（4）陳與郊《文選章句》：然點竄古人，增附己說，究不出明人積習。（卷一九○）（5）吳麟征《田居乙記》：條綴原文，無所闡發(fā)。（卷一三二）2、庸：所謂庸，是說著述的思想見識上，膚淺平庸，蹈襲前人，缺少創(chuàng)見。例證：（1）汪敬《學易象數舉隅》：大抵皆因襲舊文，糾纏奇偶。（卷七）（2）程敏政《宋紀受終考》：宋（濂）、黃（溍）二家之緒論也。（卷八九）（3）戴銑《朱子實紀》：夸耀世俗為榮。（卷六○）（4）余懋學《說頤》：置論亦多庸膚。（卷一二八）（5）余懋衡《關中集》：所評古今人物，皆蹈襲陳言。（卷一七九）（6）陳與郊《杜詩注評》：大致皆劉辰翁之《緒論》也。（卷一百七十四）（7）程汝繼《周易宗義》：非能元元本本究《易》學之根柢者，故終不出講章門徑云。（卷八）（8）吳之俊《獅山掌錄》：稗販之學而已。（卷一三八）3、所謂疏，是說作品的不加詳檢，疏于查考，甚至隨意而為。例證：（1）程敏政《篁墩集》：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卷一八九）（2）黃訓《讀書一得》：其書議論多而考證少，近乎王世貞之《讀書后》，而又不逮焉。（卷一二七）（3）范淶《典籍便覽補注》：所采故實，不免蕪雜罣漏之譏。（卷一三七）（4）汪應蛟《古今彝語》：去取漫無義例，特興之所至而已。（卷六五）（5）吳士奇《史裁》：既非編年，又非紀傳，惟隨意抄撮而已。（卷六五）（6）余懋孽《荑言》：不免俗體，蓋疏於芟汰之過也。（卷一七九）4、所謂陋，是說體例不清，條理混亂，行文晦澀。例證：（1）程敏政《詠史集解》：亦有本非詠史而因類編入者，又有改竄原題者，體例頗為冗雜。（卷一九一）（2）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分目過多。皆傷煩碎。亦乖體例。（卷七三）（3）汪道昆《太函集》：往往捍格不暢。（卷一七七）（4）吳麟征《田居乙記》：體例亦不畫一。（卷一三二）（5）戴英《禹門寺志》：多未雅馴。（卷七七）概而言之，《總目》指出了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的最大缺陷是治學的粗疏和思想的膚庸。明代徽州進士往往失于粗疏，不夠精核，故著述中錯誤、疏漏之處很多。明代徽州進士自許為新安理學精神的踐履者，理學之要義在天理、心性，其弊病便是空談義理，近乎玄學，而輕視實證、忽略實踐。筆者認為，《總目》的這兩點批評都是具體、深刻和到位的。多數明代徽州進士的經學、史學著述，實用性固然無從談起，理論水平也流于平庸，其根源也在此。《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評價不高，這種評價固然有對個別人的個別著述可能失于偏頗的內容。比如，汪道昆的文章學問是否“陋”，我們尚可存疑，但汪道昆“良賈何負閎儒”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的儒商理念，在當時堪稱空谷足音，振聾發(fā)聵。其著作既不能入選著錄，也沒有得到較高的評價，恐怕是編者將自己的價值取向摻入其中的緣故。或者，他們無法體會汪道昆的思想精華所在，或者，本為壓抑這種思想而故意吹毛求疵，糾纏枝節(jié)，而忽略其大義。當代學者批評《四庫全書》的編纂者：“汪道昆闡揚的重商理念，堪稱挺特于當時商學理論的前沿。……這些人物或服商或為商裔，不諱言‘利’，肯定人‘欲’，與清廷獨尊程朱理學形成巨大反差。故他們的著述只能納入‘存目’。”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五。秦效成：黃山學人與《四庫全書》，黃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當然，汪道昆的事例只是個別人的個別情況，《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總體評價，基本是客觀的。這一點，可以從其他清代學者對明人學術的評價中得到驗證：戴震：宋已來儒者，硬坐為古賢圣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震：與某書，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31頁。全祖望：高談性命，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全祖望：鮚崎亭集外編，卷十六。學者將問題的癥結指向以朱子經義為規(guī)范的“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制度方面：姚鼐：元明以來，以程朱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近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之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斯固數百年來學者之陋習也。姚鼐：抱惜軒文集，卷六。李兆洛：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于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則不能越集注范圍。李兆洛：養(yǎng)一齋文集，卷十八。江藩：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義，無一人之讀古經注疏者。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八。所以，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等于焚書。”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類似的批評，與《總目》的批評指向是一致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八股文為程式，以朱子學說作規(guī)范，以高官利祿相誘惑，致使純學術精神因此而喪失。學術的作用，在于它是進入仕途的“敲門磚”，學術活動的價值不是由學術來體現，而是看其作為“敲門磚”的具體效用，這種工具性特點，使學術活動蒙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同時，固化了的思想體系，則讓學術活動失去了獨立思考的空間和自由發(fā)揮的余地，而失去了自由思考和發(fā)揮的學術活動，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三、明代徽州進士的專著及其治學取向我們可以從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中，了解他們的治學傾向。為了便于進行清晰的考察，我們首先將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分成以下幾種類型：1、文集類似于“四庫”分類法中的“集部”，一個作者的著述不分內容和文體類別，總括其中。如汪道昆的《太函集》，既涵蓋有序、傳、銘、疏、牘、詩、賦等各類傳統(tǒng)文體的分別，也存在著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文娛等各方面內容的分野，故文集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綜合的。2、專著指明代徽州進士就從政工作相關領域的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專門性研究，所取得的學術成果。3、奏議包括徽州進士本人所寫的奏議。奏議因時因事而作，故其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問題。4、文學藝術作品為徽州進士的文學著述，包括詩賦等，凡標有“詩文”者，不歸入文集，而歸入詩文。另外，戲曲、繪畫等文學藝術類作品亦歸入其中。5、筆記雜記包括筆記、雜記、尺牘等。以上二類作品多為娛樂、應酬而作，對于作家和研究者來說，是創(chuàng)作和學術，而對于從政的官員而言，則一為陶冶情操、抒發(fā)情懷，二為游戲消遣，三是應酬之作。故筆者沒有將其歸入專著中。6、譜諜家乘包括鄉(xiāng)規(guī)民約；族譜宗譜；家規(guī)家訓等。根據上面的分類，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統(tǒng)計結果。（見表7）表7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分類著作類型部數卷數部數比重（%）文集15881430.5專著210110936.5奏議341066.7文學藝術512979.8筆記雜記491309.4譜諜家乘16287.1總計=SUM(ABOVE)518=SUM(ABOVE)2484=SUM(ABOVE)100.0資料來源：本文作者制作的徽州進士數據庫。在以上各種類型的著述中，專著無疑具有更大的考察價值。研究明代徽州進士的專著，可以更為科學、便捷地了解他們的研究傾向和治學思路。因此，筆者明代徽州進士的210部專著進行分類。按照現代的分科方法，參照古人的分類思路，我們可以將徽州進士的著述作了系統(tǒng)分類。各類別及著作數量如下：1、儒學類包括：對儒家經典的釋義、注疏；儒家思想為基點所作的哲學思考等。儒學研究是傳統(tǒng)社會的主流學術，故專門作為一類。明代徽州進士的此類專著共有120部，其中卷數未詳者居多，依照前文的處理原則，未詳者按1卷計，共320卷。2、諸子學類本文所界定的明代徽州進士的諸子學專著，包括：儒學以外先秦朱子百家的研究；佛道等宗教類著作；小學類著作等。諸子學是清中期后興起的一門學問，其研究范圍最初限于對儒家以外的先秦諸子的研究，近代的諸子學發(fā)生了轉型，其范圍已不僅僅是指先秦諸子的研究，涵蓋了傳統(tǒng)社會所謂“三教九流”中除儒家學說以外的各種人生哲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哲學。簡單說，為主流儒家所排斥和邊緣化的學術研究，均可視為諸子學。在宋代新儒學興起以后，講求義理、心性的研究成為時尚，而致力于儒家典籍之音韻、訓詁的小學研究亦為儒學末流，故將小學類著作作為諸子學，以顯示其在明代的非主流學術的地位。明代徽州進士諸子學類作品共9部52卷，其中有2部小學類專著，2部語言學著作，2部佛學著作，另有道家、陰陽家著作及文獻學著作各1部。雖歸類為諸子學，但和先秦諸子有關之著作只有2部。3、史學類與“四庫”分類大致相同，包括：歷史文獻的整理；就明以前歷史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所作的考釋、史評；撰著的各種專門史志；地理類書籍等。明代徽州進士的史學類專著數量僅次于儒學類居第二位，共38部485卷。4、科學類包括：科學著作和醫(yī)學著作。明代徽州進士的這類專著共7部25卷，其中有4部醫(yī)學著作，1部數學著作，1部天文著作，1部物理著作。5、政治、法律類包括：相關制度建設、政府行政、法治理論與實踐等方面的著述。明代徽州進士的這類著作共18部75卷。其中，鮑應鰲的《明臣謚諱考》很有代表性，得到《四庫全書總目》的極高評價。6、軍事類包括：各種軍事理論和軍事實務方面的著述。明代徽州進士的這類專著共有13部84卷。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胡宗憲的《籌海圖編》、范淶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等軍事地理方面的書籍，被歸入史部，筆者按照現代分類方法，歸入軍事類。7、經濟類明代徽州進士的經濟類專著只有5部68卷，其中黃訓的《名臣經濟錄》為《四庫全書》著錄，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明代徽州進士所著各種類型的專著數量及其所占的比重，見表8。表8明代徽州進士專著的分類著作類型部數卷數部數比重（%）儒學類12032057.1史學類3848518.1諸子學類9524.3科學醫(yī)學類7253.3小計=SUM(ABOVE)174=SUM(ABOVE)882=SUM(ABOVE)82.8政治法律類18758.6軍事類13846.2經濟類5682.4小計=SUM(ABOVE)36=SUM(ABOVE)227=SUM(ABOVE)17.2總計210=SUM(ABOVE)1109100.0資料來源：本文作者制作的徽州進士數據庫。從統(tǒng)計表7和表8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總體情況，也可以從中觀察明代徽州進士作為一個群體的治學取向。第一，明代徽州進士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時間進行專門研究。從表7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徽州進士著述的比重中，專著數量按照部數計算占36.5%。這就是說，他們著述工作的三分之一以上入到了專門研究上。可以說，明代徽州進士的著述豐富，而他們的專著也很豐富，他們是一個辛勤工作的群體，也是一個積極地、自覺地思考問題的群體。第二，明代徽州進士的把主要治學精力投放到了從政的基礎理論研究上，而儒學研究又在其中占據了主要地位。儒學、史學、諸子學和科學，在傳統(tǒng)社會的為官從政中，不是拿以致用的學問，而是基礎性的、理論性的學問。因此對于這四類學問的專門研究，我們可以合為基礎理論類研究。以上四類研究，共有專著174部，占明代徽州進士專著總量的82.8%。明代徽州進士尤其在儒學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心力，共撰寫了120部專著，可惜這些著作多數都失傳了，許多連卷數都沒有被記錄下來。從表8中看到，儒學類著作部數占專著的比例是57.1%，占他們專著總量的一大半。與儒學研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為基礎理論研究的非主流學術的諸子學研究，其專著數量只有9部，占4.3%。如前文所說，與先秦諸子有關的著作只有2部，可見，先秦諸子百家的學問，在明代徽州進士的研究中，是微不足道的。同樣，雖然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總量如此之大，但他們在科學上所投入的精力在他們的著述工作上微乎其微，除了醫(yī)學外，他們在純科學上只有3部著作，是他們專著總量的百分之一。第三，明代徽州進士在專業(yè)從政所需的專業(yè)技術性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有限。政治法律、軍事、經濟類著作，與官員從政密切相關，可歸為專業(yè)技術類研究。明代徽州進士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所投放的精力，要大大低于他們的基礎理論研究。從表8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一點。明代徽州進士在這三個領域的研究著作共有36部，占其專著數量的17.2%。四、明代徽州進士的非專業(yè)化明代徽州進士的治學努力和他們所得到的考評結果恰恰是背道而馳的：他們投入最多精力的儒學研究，成了他們研究中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而他們有限的幾部經世致用著作，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后世的好評。這個結論，既可以從前文所述《四庫全書總目》對著和存目的專著所作的評語中得出，也可以從“擴大了四庫全書”系列所收錄的情況得出。關于“四庫”收錄徽州進士著述情況，見表9。通過表9中各類徽州進士專著之入選“四庫”的情況看，徽州進士投入精力最大的儒學類研究，入選率只有11.7%，而他們門類的研究，除科學醫(yī)學外，入選率均較高。儒學、子學（小學）、史學、科學四類基礎性研究的著作，“四庫”入選率為14.9%，而政治法律、軍事、經濟三類專業(yè)性研究的著作，其“四庫”入選率則為25.0%，后者高于前者十個百分點。（見表）表9明代徽州進士各類專著的四庫入選率著作類別部數卷數入選四庫（部）入選率（%）儒學類1203201411.7史學類38485923.7諸子學類952333.3科學醫(yī)學類72500.0小計=SUM(ABOVE)174=SUM(ABOVE)882=SUM(ABOVE)2614.9政治法律類1875316.7軍事類1384538.5經濟類568120.0小計=SUM(ABOVE)36=SUM(ABOVE)227=SUM(ABOVE)925.0總計=SUM(ABOVE)210=SUM(ABOVE)1109=SUM(ABOVE)3516.7資料來源：本文作者制作的徽州進士數據庫。的確，如某些學者所論的，清代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對一些不利于自己統(tǒng)治的著作加以禁毀，但真正有價值的著作卻是無法徹底禁止和毀掉的。明代晚期的徽州進士中，被禁毀的許國、金聲、鄭元勛等人的著作，與同樣被禁毀的清代呂留良的著作一樣，并沒有因為禁毀而失傳。相反，《新安名族志》中所列舉的大量明代前、中期徽州進士的著作，雖然沒有禁毀令，但在汪舜民、汪尚寧編撰徽州府志的弘治、嘉靖年間，就已經在徽州本府失傳了。被《四庫全書》著錄、存目或禁毀的，以及被當代《續(xù)修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徽州進士著作，經歷了數百年的時代檢驗，得以保留下來，傳承下去，說明了其自身的價值所在。可以說，對于檢驗古籍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而言，目前還沒有一個比“擴大了的四庫全書”更好的標準。明代徽州進士投入精力最多的儒學研究，其專著之入選“四庫”的比重，僅高于諸子學，在各類專著的入選率上居于倒數第二位。那么，已入選“四庫”的儒學專著，其學術水平又如何呢？從前文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看到《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著述的總體評價，現在我們再具體、全面地檢視一下《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儒學專著的考評。《四庫全書總目》收錄并作出考評的明代徽州進士儒學類專著，共13部。其中：評語為上者2部，占15.4%；評語為中者5部，占38.4%；評語為下者6部，占46.2%。（見表）這說明，被收錄在“四庫”中的明代徽州進士的儒學著作，其總體評價也很低，大致如對《詩經正義》的評語：“附以己說，頗為弇陋。”并由衷地發(fā)出這樣的感嘆：“經學至是而弊極矣。”究其原因，義理之學或心性之學的討論，如果脫離了具體的實踐和科學的實證，則是空疏的。當代學者指出，明代中期以后，理學面臨著“整體的頹勢”。“被視為徽州靈魂的朱子之學，其發(fā)展亦至極限。”“宋元明三代，成千上萬的學者為之嘔心瀝血，條分縷析，期有一得。經過無數朱子學學者的努力，朱子之學的精要之義，已是闡發(fā)殆盡。愈到后來，于朱子之學有新發(fā)明、新闡釋、新見解的學者愈少。徽州學者對朱子之學的闡發(fā)，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周曉光：徽州傳統(tǒng)學術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周曉光：徽州傳統(tǒng)學術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頁。表《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專著的評語等級著作名稱作者等級著作名稱作者等級儒學類歷史類易學象數舉隅汪敬下宋紀受終考程敏政中道一編程敏政中新安文獻志程敏政上心經附注程敏政下朱子實紀戴銑中典籍便覽補注范淶下弘治徽州府志汪舜民下哤言十卷范淶中嘉靖廣信府志張仕鎬中洗心齋讀易述潘士藻中覺山史說洪垣下汪子中詮汪應蛟中萬歷應天府志程嗣功中詩經正義許天贈下古今彝語汪應蛟中檀弓輯注陳與郊中史裁吳士奇中荷新義方大鎮(zhèn)上禹門寺志戴英下荷新韻方大鎮(zhèn)上政治類周易宗義程汝繼下明臣謚諱考鮑應鰲上上荑言余懋孽下軍事類諸子學（小學）類籌海圖編胡宗憲上上方言類聚陳與郊中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范淶上廣修辭指南陳與郊下經濟類名臣經濟錄黃訓上資料來源：本文作者制作的明代徽州進士數據庫。與明代徽州進士的儒學類著作相比，史學類著作的入選率要高出近十個百分點，為21.1%，但這未必就能說明他們的史學研究水平高于儒學，《總目》對明代徽州進士史學著作的評語也不高。《總目》共收錄并考評了明代徽州進士史學類著作10種，評語為中者6種，占60.0%，評語為下者3種，占30.0%，只有1種評語為上，占10.0%。看來，在《四庫全書》編纂者看來，明代徽州進士的38種史學著作，只有一部徽州進士的史學著作堪稱上品。洪垣的《覺山史說》和吳士奇的《史裁》是兩部史評類著作，對者兩部書，《總目》編者給予了毫不客氣的批評。如稱《史裁》，“惟隨意抄撮而已”。同樣，《總目》對收錄的2部小學著作（即陳與郊的《方言類聚》和《廣修辭指南》）作了評價，評語1中1下。（見表）小學和諸子學是清代最繁榮的兩種學術研究，大家輩出，成果累累，與清代相比，明代的小學著作水平相當粗疏，陳與郊的這兩部著作能夠被收錄進來不是因為其水平高，而是因為小學研究在明代，尚屬新生事物。陳與郊可謂“最先吃螃蟹的人”之一，他的著作因此而受到了格外的禮遇。以上三種為明代徽州進士的基礎理論研究，在這些研究方面，他們著作最豐富的是儒學和史學，然而這兩門學問，他們都做的不好，不好在何處，在前文著述總評中說的“四病”：空、庸、疏、陋。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是一個官員從政的專業(yè)性工作，相關學問也是他們?yōu)楣購恼幕A，明代徽州進士也不例外。我們雖然不無遺憾地看到，他們在相關專業(yè)領域投放了有限的精力和時間，使得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專業(yè)上是有所欠缺的。如清代學者顏元所指出的，“空談”與“厭事”是相伴生的，理論上的空談，必然導致從政事業(yè)上的厭事，一個身為躋身政壇的進士，學問上的空，勢必導致事業(yè)上的無知和不專業(yè)、不敬業(yè)：“為主靜空談之學久，則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故誤人人才壞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顏元：年譜。我們看到，明代徽州進士中有限的幾個人所作的有限的研究，反而得到了后世的充分認可，因為他們的著作不空談，他們本人也不是“厭事”的官員顏元：年譜。（1）黃訓《名臣經濟錄》：頗足以資考鏡。（卷五五）（2）胡宗憲《籌海圖編》：於明代海防，亦云詳備。蓋其人雖不醇，其才則固一世之雄也。（卷六九）（3）鮑應鰲《明臣謚諱考》：較他家所記，獨有根據。史或不載，世所罕知，亦頗賴此書以存。其於一代易名之典，可云精核矣。（卷八二）在對范淶的《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作出評價時，編者說了意味深長的一番話：自嘉靖中倭寇犯兩浙，沿海郡縣，被害最深。故守土者以海防為首務。胡宗憲作《籌海圖編》后，續(xù)之者有《海防考》、《海防類考》諸書，而沿革不常，每有闕略。萬歷二十九年，淶官海道副使，因取諸書復加增廣，故名曰《續(xù)編》。……頗為詳備。……《江南通志》列淶于《儒林傳》中，載所著有《休寧理學先賢傳》、《范子嚨言》、《晞陽文集》，獨不及此書。蓋自宋以來，儒者例以性命為精言，以事功為霸術，至于兵事，尤所惡言。殆作志者恐妨淶醇儒之名，故諱此書歟？然古之圣賢，學期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