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管子》——

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

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核心思想是“以人為本”，“先富民”，再治國，其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因此，集中表現管仲思想的《管子》就是“富民治國論”。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管仲輔佐齊桓公采用了政府適度干預的王道市場經濟模式，使齊國迅速民富國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強大的國家之一。

目

錄一、全球經濟學的集體盲視：不知春秋《管子》，

無論富民治國二、《管子》：“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一）、《管子》是什么樣的思想著作（二）、何謂王道政治經濟學？（三）、王道政治經濟學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三、王道市場經濟理論第一、市場是商品交換、資源配置的場所，解決民生的人間正道第二、市場是形成價格的機制第三、市場中“自利利他”現象與“損人利己”現象并存第四、資本積累集中，一國而二王第五、市場是觀察供求均衡、社會興衰的場所第六、國家不要干擾市場，干擾市場會導致社會危機第七、國家掌控資源，雙向宏觀調控、興利除弊1、國家首先必須統一掌控資源2、有所不為，有所為：國家通過糧食與貨幣雙向干預第八，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招商引資，繁榮市場經濟第九、生產資料國有的市場經濟是防止富商巨賈掠奪百姓的根本保障第十、政府是市場參與者之一，職責是保護市場第十一、“均地分力”，“托業于民”，界定與保護產權四、良法治市、良法治國五、國家調控，供求動態均衡的貨幣理論1、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更是駕馭市場，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2、最早提出貨幣需求量的計算方式3、用國家政策調控貨幣供給與商品供給，使之保持適度均衡4、分別國情，公開市場操作，調控糧食與貨幣5、均衡不是固定不變，而是動態均衡六、收支平衡的財政思想七、發展二三產業，平衡資源開發與需求，可持續生產的模式八、刺激消費，發展二三產業，促進均衡與就業1、進行公共建設，開礦，對產品進行深加工，發展第二產業2、刺激富人奢侈消費，發展休閑娛樂服務等第三產業3、厚葬散利，促進就業九、防止貧富過分懸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十、分散貴族富豪財富，增加有效供給，均衡市場流通十一、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思想萌芽十二、結

論

經濟學是當今世界的顯學。但在世界經濟學學術論壇與歷史譜系中，從來沒有中國經濟學的地位與聲音，一直都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占據絕對的主流、主導地位。但事實上，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由于自神農時代市場的誕生到春秋時代三千年左右，市場經濟已經逐漸發育成熟，于是產生了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管子》，產生了人類第一位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管仲；產生了人類第一個政治經濟學學派——王道政治經濟學學派。一、全球經濟學的集體盲視：不知春秋《管子》，無論富民治國中國自傳說時代神農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市場產生，到春秋時期，市場逐步發育完善，已經三千年左右，初步的市場經濟已經誕生，并逐漸走向成熟。由于春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戰國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市場經濟的空前發展，新興的工商階級的日益強大，國家之間激烈的競爭與廣泛深刻的社會大變革引起的對于未來社會與國家的重構的抉擇與探討，為中國思想文化提供了空前自由的氛圍與偉大而豐富的思想理論主題，于是呈現出人類罕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輝煌景象。根深葉茂的春秋戰國市場經濟之樹與自由的學術氛圍，終于綻放出燦爛的思想文化之花，結出中國豐富的思想理論之果：道、儒、法、墨、名、縱橫、史、兵、農、醫、陰陽家、雜家等各家誕生。各派思想家們，自由辯論、互相借鑒，紛紛著書立說，自成一體，辦學授徒。學者們或務本于農耕，傳技于田野；或懸壺濟世，救人出膏肓；或著述授徒，啟蒙在民間；或周游列國，傳播自己的思想；或連橫合縱，宣傳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或相辯于論壇，或對答于朝宮；或為君國之幕僚，參謀于密室；或上殿拜相，成為國家的CEO，執掌國家大權。這些思想學派無論后世如何發展，但都得到后世普遍的認可與重視。遺憾的是，唯獨有一個思想學派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廣播天下，舉足輕重，但竟然始終沒有一個響亮的學派名稱稱之，或者不知如何稱之，或以法家稱之；到戰國之后，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幾乎被后世歷代君王、學者與政治家們所遺忘。即使當代大家錢穆，在論及先秦各家學說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甚至也沒有談及，只能將羞于言利的儒家學說推為“人生正途”：“釋老皆重心生活，但又太輕視物生活。惟有儒家，執兩用中，心物并重，而又會同和合，融為一體，始為人生正途。”這個被后世遺忘的學派就是曾經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齊國宰相管仲（約公元前723或前716－前645）為代表的人類第一個政治經濟學學派，筆者稱之為“王道政治經濟學派”。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管仲。其次還有伊尹、孟子、白圭、李悝、呂不韋等等，《管子》一書就是這個學派最經典的著作。《管子》不是管仲所寫，是管仲之后兩三百年人們托管仲之名所著。主要記載的是管仲們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管子》一書之中闡述的許多先進智慧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理論，例如“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思想；國家用商品與貨幣雙向調節市場，使之達到供求均衡的獨特見解與其實可靠的政策辦法，今天聞之，竟驚若天人之語，超今人之論！我們用現代經濟學史的術語，可將其稱之為“前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以別于兩千多年以后，由英國的亞當.斯密等創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二、《管子》：“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人們普遍認為管仲相齊桓公推行霸道，這是對管仲莫大的誤解。重要原因是不區分王道與霸道。管仲就曾明確對桓公說

：“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王道與霸道區別何在呢？管仲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本段大意是：能通曉萬物本質者成就皇業，能洞察治世之道者成就帝業，實行德政者成就王業，靠武力征討者成就霸業。武力不是推行至高道德的王業本身，僅僅是輔助實現君王稱霸的手段。）總之，用深得天下民心、與民共享財富、推行德政的“道”來治理天下，就是王道。管仲反對霸業，極力主張桓公成就王業，實施“以人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國的思想——即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國。而治理國家穩定天下的最高境界是“統治者與天下人同利”：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14]（本段大意為：人，沒有不喜愛獲利憎惡禍害的。因此，與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擁護他；獨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圖謀他。天下人所圖謀的，地位雖然確立也必然倒臺；天下人所擁護的，地位雖然尊高也沒有危險。所以說：“高度的安全穩定在于與天下人同利。”）“與天下人同利”這種思想在中國文化傳承中后來發展為儒家的“大同思想”。三、王道市場經濟理論管仲不是靠暴力掠奪人民，也不使用武力掠奪他國財富，不推行殖民主義與強權政治使齊國強盛，而是靠“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基本國策，那么，怎樣實現這個基本國策呢？管仲的思想與政策就是發展市場經濟。由于管仲推行的市場經濟是在其王道政治經濟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所以我們稱之為：“王道市場經濟”市場是什么？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是資源的配置方式和價格確定機制。薩繆爾森定義代表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定義：“市場是買者和賣者相互作用并共同決定商品和勞務價格以及交易數量的機制。關于買賣雙方共同決定商品價格的機制，薩繆爾森寫得非常輕松：“對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來說，價格還是一種信號。在市場中，是價格在協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較高的價格趨于抑制消費的購買，同時刺激生產；而較低的價格則鼓勵消費，同時抑制生產。價格在市場機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21]”對于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生產的作用，他繼續描述道：“在每一時點，市場都有一些人正在購買，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業正在投資于新產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傳統產品的法規；一些外國企業正在美國開設工廠，而美國的企業也正在將他們的產品銷往海外。在這些喧囂混雜的經濟活動之中，市場正在不斷地解決生產什么、如何生存、為誰生產的問題。當市場平衡了所有影響經濟的力量時，市場就達到了供給和需求的市場均衡。”也就是說，現代西方經濟學核心思想是將市場看成是資源配置的方法與價格確定的機制。相比之下，管仲對市場的認識比現代西方經濟學全面深刻得多。第一、市場是商品交換、資源配置的場所，解決民生的人間正道首先，管仲認為市場是匯集自然資源，商品交換的場所，是人們合作利用資源，解決國計民生的正道：“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本段大意為：市場是天地生產的財富積聚交易的地方，天下萬民交換獲利的場所，這是發展經濟的正道。）可見，管仲對市場認識不僅是商品交換資源配置的地方，實現商品價值的場所，已經提高到經濟發展的“正道”

的層面上。也就是說，發展市場經濟是實現“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人間正道”。因此，不能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不能解決國計民生問題：“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矣。”（本段大意為：交換商品的人有市場，沒有市場則人民的用度就匱乏。）第二、市場是形成價格的機制市場的機制作用是什么呢？市場的機制作用就是通過商品自由交換來確定商品價格：“市者，貨之準也。”（本段大意：市場，就是確定商品價格的標準。）也就是說，市場是確定商品價格的機制。由此可見，管仲在世界上首次指出了市場的重要機制就是確定商品價格的機制。對于價格機制形成的結果，他認為不應該是暴利高價。因此他反對大資本操控市場導致高價暴利，主張普惠的低價格市場，其本質就是主張商品價格與價值相等。如果市場物價相對較低，就不會產生暴利，各種事業也能搞好，市場需求得到滿足：“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本段大意為：所以，各種貨物價格低廉，那么各種商品就不能獲得暴利；各種商品無暴利{價格與價值大體一致}，各項事業就都能治理；各項事業治理好了，各項需求就都能得到適度的滿足。）第三、市場中“自利利他”現象與“損人利己”現象并存第五、市場是觀察供求均衡、社會興衰的場所市場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的方式，確定商品價格的機制，還是觀察生產供給與消費需求的多與寡、失衡與均衡，社會穩定，天下的治與亂的重要標志：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本段大意為：所以說，通過市場可以知道國家治理的穩定或混亂，可以知道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多少。）

第六、國家不要干擾市場，干擾市場會導致社會危機管仲認為市場既然是富民治國的人間正道，因此，國家應該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利用人趨利避害的本性，讓人民自由的經營逐利，不要干擾市場，而應該“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這與現代西諺“為利揚帆赴地獄，哪怕烈火灼盡帆”完全相同）；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此段大意為：所以凡是社會的治與亂，其根源都從根本問題上開始。所以，善治國者要用“害”來約束人們，用“利”來引導人們，能掌握人們利害者，則財富增加而過錯減少。凡人之常情，見利沒有不追求的，見害沒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買賣，一天趕兩天的路，夜以繼日，千里迢迢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面。漁民下海捕撈，海深萬仍，在那里逆流冒險，航行百里，晝夜都不出來，是因為利在水中。因此，利之所在，即使千仍的高山，人們也要上；即使深淵之下，人們也愿意進去。所以，善治國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羨慕而甘心接受；無需推動，他們也會向前；無需引導，他們也會跟進；不煩民又不擾民，而人民自然富裕。國家對此應該這就象鳥孵卵一樣，無形無聲，任其自然而成。治國的根本，掌握天時叫作“經”，收得民心叫作“紀”，……。）可見，管仲對于民眾合理的追逐利益，有利于社會的時候，采取的就是這種無為而治的不干擾政策。如果政府干擾市場，造成百姓生產無利潤，甚至虧損，那么就會引起市場混亂，社會危機：管仲是主張人民自主生產經營，獲得正常合理的利潤。人民在市場中追逐利潤產生自利利他的時候，反對政府干擾市場經濟.第七、國家掌控資源，雙向宏觀調控、興利除弊管仲認為，國家不干擾市場不等于不干預市場。因為市場經濟中，資本逐利的時候雖然能常常自利利他，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但資本逐利也常常損人利己。巨商富賈掠奪百姓，會造成貧富嚴重懸殊，供求失衡與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因此自由的市場經濟并非絕對完美，而是有利有弊，那么，政府就不能完全無所作為，而應該干預市場，興利除弊。如何興利除弊呢？1、國家首先必須統一掌控資源在任何時代，自然資源都是經濟發展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國家失去了對資源的所有權與掌控能力，經濟就無法健康發展。特別是面對富商巨賈們對普通百姓的掠奪，出現“一國而二君二王”的時候，國君（國家）失去了對資源的掌控就不能統治國家：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于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

[1]（本段大意是說，大資本產生，就會出現一個國家相當于兩個國王的現象。如果國家政策不當，大資本這個不是國王的國王就會利用國家不當的政策損人利己獲得暴利，造成窮人失去財產，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危機。所以作為國君不能保住土地包括礦山、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等等自然資源，是不可以成為統治天下的國君的。）資源既然就是穩定天下的根本，因此，管仲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穩定天下，富民治國的目標國家必須掌控資源與財富：管子對曰：“……‘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為天下王。’”（本段大意為：管仲回答說“……所以為人君主如不能嚴格掌控其山林、沼澤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業的。”桓公說：“這話是啥意思？”管仲回答說：“山林、沼澤和草地，是出產柴薪的地方，也是出產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應當讓民眾到那里去開發利用資源，然后由政府供應他們。……善治國者，一向利用輕重之術，掌握充足的錢物貯備，所以，事件發生不至于混亂無措。然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業。”2、有所不為，有所為：國家通過糧食與貨幣雙向干預管仲主張國家統一掌控資源的同時，主張對市場當中資本自利利他行為，國家應無為，不要干擾，也就是尊重民眾在不損害他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追逐利潤的自由。但是，這并不等于對資本損人利己，危害社會行為的容忍而不予干涉，應該有所作為，即國家干預。由于追逐利潤，常常有人用假冒偽劣產品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其次由于市場競爭，因此，常常有人不正當競爭，大資本大商人常常壟斷操控市場；再次，由于無序競爭與自然氣候等原因，常常會導致供求失衡等等問題。因此為了保障消費者的利益，防止物價大起大落，防止富商巨賈大資本操控市場，影響社會穩定，國家必須興利除弊，一方面保護正當求利與正當競爭，一方面適度干預調控市場，防止供求失衡，防止損人利己和不正當競爭。干預的辦法主要是通過控制貨幣與糧食來進行。那怎么調控市場糧食的供給與價格呢？國家通過控制貨幣的供給來駕馭糧食的價格與供給：“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本段大意為：先王控制貨幣來駕馭糧食，所以民眾的力量可以全部發揮。）糧食與貨幣是什么關系呢？管仲認為，糧食貴了黃金就賤，反之黃金貴了糧食就賤。善于治理的人應該重視糧食的價格：“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價）。”具體怎么進行宏觀調控呢？建立國家糧食儲備與市場調控基金，即管仲主張的“輕重之術”：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此段大意為：所以善治國者總是在民間物資不足時，把庫存的東西供應出去；而在民間物資有余時，把市場的商品收購起來。民間物資有余就肯于低價賣出，故君主應該以低價收購；民間物資不足就肯于高價買進，故君主應該以高價售出。用低價收購，用高價拋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資財貨的價格也可以得到調節后的穩定。也就是說，國家掌控了貨幣，有了糧食貨幣基金，在市場過剩，價格下跌時收購糧食儲備在國家糧食儲備庫中；在價格高漲時，再用儲備糧食平抑糧價。那么，就可以使貨幣與五谷粟米等等商品的供求均衡，實現等價交換，避免發生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保護生產積極性，滿足民生需求，確保富商巨賈不得通過市場的暴漲暴跌掠奪普通民眾的財富，因而安定天下。綜上所引可見，管仲已經成功的向我們證明：市場還是防止富商巨賈掠奪百姓，穩定社會、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第八，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招商引資，繁榮市場經濟管仲主張士農工商根據職業分工分別集中居住，這樣有利于彼此技術傳承與交流，促進生產力發展，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圣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本段大意為：桓公說：“劃定人民居處，安排人民職業，應怎么辦？”管子回答說：“士農工商四民，是國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們雜居，雜居則說的話做的事都不一樣。因此，圣王總是安排士住于閑靜之地，安排農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場。）由于商人們靠近市場，便于生意買賣，于是四方交易，市場繁榮九、生產資料國有的市場經濟是防止富商巨賈掠奪百姓的根本保障管仲認為市場還是防止富商巨賈掠奪百姓，穩定社會、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那么，這是什么樣的市場呢？管仲認為，那就是堅持生產資料歸國君所有（即國家所有），國家供給的市場：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本段大意：桓公說：“什么叫作四務呢？”管仲答：“大春、大夏、大秋、大冬四季，人民生產將用的生產資料，君主早有貯備了；大春，安排農事的時候就計算好：春天的夾衣、夏天的單衣、竿子、籃子、繩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繩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無錢的農家都可以租借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繩子和公衣等。完工后歸還公家，并毀掉租借合同。所以，勞力出自百姓，器用（生產資料）出自國家。）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為國家公有，勞動力歸勞動者私有，雙方合作生產。第十、政府是市場參與者之一，職責是保護市場既然市場經濟有利有弊，國家要興利除弊，那誰來實施呢？政府。管仲主張不干擾市場，但并不是主張政府市場缺位，不干預市場失衡與混亂。因此管仲的市場理論不像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學認為那樣，對市場完全放任自流。因為他深刻認識到市場的意義不僅僅是商品交換場所，資源配置方式、確定價格機制，而且是關系發展經濟，關乎社會穩定，天下興亡：“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3]”（本段大意為：因此說，通過觀察市場，可以通曉社會的治亂狀態，可以通曉物資的供給與需求的多少，只是不能通過它創造物資的多寡而已。掌握市場變化可知，市場也是有規律的。）所以他認為，國家不干擾市場，但必須干預市場。干預的辦法主要辦法一是通過國家建立糧食儲備與貨幣基金進行雙向宏觀調控，一是建立法制，依法治市。第十一、“均地分力”，“托業于民”，界定與保護產權“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于民，唯圣人為善托業于民。”

[10]（本段大意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長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樣了。自己總是貪心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國家有事就取用于民，無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產業委托于人民。）由于土地屬于王（國家）有，“均地分力”，“托業于民”，就是將土地等王（國）有資產委托百姓使用經營，或者將國有資產的使用權與分利權承包給農戶，因此這可能是人類最早的委托經營制度，或曰土地承包制度。通過委托經營與土地承包制度，明晰的界定了公有與私營雙方的產權。也就是說，土地森林礦山湖澤等自然資源與各種工具設備等生產資料國家公有，勞動力私有，公私合作生產，然后共同分利。這些具體的經濟制度與政策充分體現了管仲“安高在乎同利”的思想。由此可見，管仲的產權理論不僅僅是明晰界定與保護私有產權，而且也明晰界定與保護國有產權。這與當代某些經濟學家死搬硬套科斯產權理論，將明晰界定產權理論片面理解宣傳為私有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四、良法治市、良法治國對于市場經濟，當代經濟學的共識是法制經濟。于是不少人認為，似乎只有當代西方國家才是法治經濟的國家，其實這是對世界經濟歷史缺少了解，對中國古代經濟歷史的了解，對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個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無知。管仲不僅早就對市場進行依法治理，而且是良法治理。首先，管仲提出了以道德為范的王道市場經濟的利益利潤觀，并據此提出相應的制度設計的指導思想：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本段大意為：建立法規，以虛靜為本，以合時宜為貴，以中正不偏為準，合乎這三條就能持久。不合乎法規，雖有利也不作；不合乎常規，雖有利也不行動；不合乎正道，雖有利也不取。首先要合乎自然大道，其次合乎人心。人們不應該提倡不合道的事，自然上天不始創的事不跟隨。因此，其言論不會失效，其事業也不會失敗。）“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就是明確王道市場經濟的利益觀：利益必須合道、合規、合法。管仲主張立法立規的制度設計應該合乎天下人心與自然大道，“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因此，所定法規制度皆體現“以人為本”，“先富民”后治國的核心思想，制定的法規非惡法惡規，而是良法良規：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于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本段大意為：桓公說：“人民已安居樂業，國內各項事業已成功，我想與諸侯會盟，致力于安定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說：“不可以。國內民心還沒有安定。”桓公說：“怎樣才能安定民心？”管仲回答說；“修正過去的舊法，選擇好的，舉用而嚴格執行；慈愛人民，救濟貧戶；寬緩征役，敬重百姓，那么國富而人民安心了。”由此可見，管仲認為不僅要制定合乎道德的良法良規，而關鍵還在于國君必須遵守，否則就會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兵亂內作，以召外寇，”危及國君天下。所以管仲強調以法治國才是國家治理的正途：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于法者賞之，違于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本段大意為：英明的國君，統一法規，建立準則，而且堅決地維護它們。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從。法，是天下的規程，萬事的準則。官吏履行職責，關系著人民生命的。因此明君治國，對于阻礙法令的就罰。這樣，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無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賞也不必感恩。這些都是按照法度處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說：“以法治國，就是國家正確舉措。”

）有了大公無私仁義禮樂的良法，就必須始終不移的堅定執行：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圣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本段大意：所謂仁義禮樂，都是從法里產生的。這法是先圣用來統一人民行動的。《周書》上說：“國法廢弛不統一，國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國家擅改已立的法度來管理人民，不祥；大臣們不用禮節和法制來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國事的人脫離法度辦事，不祥。”所以說：法是不可不永遠堅持的，它是存亡治亂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來作為天下最高標準的。無論君主或群臣、上層或下層、貴者或賤者，都必須一律遵守，所以叫“法”。）五、國家調控，供求動態均衡的貨幣理論1、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更是駕馭市場，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2、最早提出貨幣需求量的計算方式管仲認為，國家應該對人口、土地、物價與糧食、衣服等等用費等作統計，掌握基本國情，然后才能知道市場流通需要多少貨幣，還需要了解物價在什么價位確定需要多少貨幣。也就是說，管仲已經提出了貨幣需求的基本公式。根據管仲論述，管仲的貨幣公式就是：一個市場貨幣的需求量=市場總商品×商品價格由于當時的時代條件，商品與貨幣流通速度較慢，對經濟影響還不明顯突出，因此，貨幣流通速度還沒有引起管仲的關注。但是，管仲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貨幣需求的公式——也是人類第一個貨幣需求公式。3、用國家政策調控貨幣供給與商品供給，使之保持適度均衡管仲認為，糧食貴了黃金就賤，反之黃金貴了糧食就賤。兩種波動，不能永遠固定在一個水平，善于治理的人應該重視糧食的價格：“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價）。”（本段大意為：糧食價格高則黃金價格低，黃金價格高在糧食價格低，兩者關系不能固定不變。所以善于治理市場的人應該重視糧食的價格。）5、均衡不是固定不變，而是動態均衡桓公對于宏觀調控，貨幣商品供求均衡非常關心，因此問管仲，這種均衡有沒有固定不變呢？桓公問于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織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本段大意為：桓公問管仲：“均衡供求有定數沒有？”管仲說：“沒有。均衡供求，就是要使物價有高有低，不經常固定在一個數字上。”桓公說：“那么，均衡供求的數字就不能調整劃一了嗎？”管仲說：不能。調整劃一就靜止了，靜止則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則物價沒有升降差別，沒有差別各種商品都不能被我們掌握利用了。”

桓公說：“那么，怎樣掌握物價升降呢？管仲回答說：”一年有四個取得收益時機，分在四季。農事剛開始時，讓農民按什、伍互相擔保，向他們預售農具，這叫作春天的時機。大夏將到，是織絲綢做絲絮的時節，即夏天的時機。而到了大秋，五谷收獲時節，即秋天的時機。大冬在室內勞動，婦女紡織，即冬天的時機。因此，一年有這四個獲益時機，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這四季的順序，就可以運用國家政策，使物價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價不能經常固定于一點。所以說，不同時期的均衡供求沒有定數。”）也就是說，在管仲看來，供求與物價的均衡不是僵死的，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因此，國家政策號令也應該是動態調控。

六、收支平衡的財政思想

管仲認為國家財政收支，百姓用度消費與收入，都應該堅持收支向恒，反對赤字透支。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灸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于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本段大意為：所以說，君主沒有積蓄而宮室卻很華麗，百姓沒有積蓄而衣服卻很講究，乘坐代步的車極力裝飾其外觀，步行者穿著華麗文采的服飾，農業投資少而奢侈物品投資多。這是奢侈國家的風俗。國家奢侈則開支浪費，開支浪費則人民貧困，人民貧困則產生奸惡思想，產生奸惡思想則出現邪巧行為。所以，奸惡和邪巧的產生，由于生產供給不足；產生供給不足，是由于奢侈投資過度；奢侈的產生，由于消費沒有節制限度。所以說，審視消費用度，節約衣服，儉省財用，禁止奢侈，是治國的急務。不懂得這個道理，就不可使他治理國家。)由此可見，管仲認為國家、國民都應該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則，反對國家與國民的奢侈之風，反對奢侈品過度投資，而應該將主要投資轉向民生所需。這里需要區分的是，管仲主張國家與普通民眾要收支平衡，反對奢侈，但并不反對有錢人奢侈消費。因為在管仲看來，應該鼓勵有錢人消費，這樣可以緩解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生產，解決就業。七、發展二三產業，平衡資源開發與需求，可持續生產的模式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闡述的主要問題是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資源有限矛盾的沖突問題。馬爾薩斯主張解決這個問題的的辦法是的瘟疫戰爭等等殘酷的辦法。而人口增加與資源有限沖突的問題，兩千多年前的管仲們早就遇到，管仲提出其解決的辦法是發展二三產業，刺激富人奢侈消費：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獘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余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圣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3]（本段大意為：桓公問道：“古今的天時相同么？”管仲答：“相同。”“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說：“不同。”這可表現在行政與刑法兩個方面。早在帝嚳、帝堯的時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無人開采。這并非用了什么出人頭地的辦法。因為那時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們就可以夠用，河中的水產還未打撈完人們就可以夠吃。人們耕以自養。用所余的供應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們放牧牛馬都互不相遇，習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滿足各項需要，所以有公卿而無需辦事、生活是平靜的。那時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腳穿草鞋一腳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周公時代，斷指、斷足和斷頭積滿臺階，被處死的人們還是不服從。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極度貧困的原故。土地貴重，人口增多，生活破敗貧困而且食養不足。發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業，人民生活才振興起來。這是不重虛名而注重實際的措施。圣明的君主，反省農業生產遇到發展的瓶頸，而應該努力發展游樂事業，甚至整日整夜地進行。”）由此可見，管仲早就關注到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不足的矛盾，于是提出發展工商末業，休閑游樂業。管仲始終清醒認識到，在發展工商末業的同時，必須注意各種資源開采與使用有度，不可過度使用，也不能忘了本業，這樣多產業同時協調發展才可能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本段大意為：所以說：山林雖近，草木雖茂盛，興建樓堂管所還必須有限度，采伐與封禁山林還必須適時適度，為什么呢？回答說：因為大木材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采伐的，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搬舉的，也不是一個人勞動所能運輸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規模的建筑上。所以說，山林雖廣，草木生長雖茂盛，封禁與開發必須適時適度。江海雖寬，池澤雖大，魚鱉雖多，捕魚之業必須有官管理；船網之民不可只依靠單一財路來維持生活。這并不是對草木、魚鱉有偏愛，而是怕人民荒廢了糧食的生產。所以說，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魚的活動，為的就是使人們專務糧食生產。由此可見，對于發展經濟的模式，除了進行產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發展游樂服務業，在利用資源問題上，管仲主張效法先王，以種植糧食為主，林牧副漁為輔多業發展，反對竭澤而漁，實行適時適度的禁伐、禁獵、禁捕政策，限制樓臺館所的過度修建，限制對金玉礦藏資源的過度開采，遵巡自然天道而實施可持續生產。管仲這樣的思想與政策在今天看來，實在是遠見卓識，自然得道，人性、高明而切實可行八、刺激消費，發展二三產業，促進均衡與就業管仲非常重視就業問題，認為解決就業是解決國家內憂外患的根本辦法:夷吾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

不如毋奪其事。此謂無內外之患。（本段大意為：我管仲認為：與其給人錢財，不如讓他們不耽誤農時；與其給人飲食，不如不使他失業。這是防止國家產生內外憂患的根本辦法。）如何才能解決就業呢？管仲提出了許多辦法：1、進行公共建設，開礦，對產品進行深加工，發展第二產業2、刺激富人奢侈消費，發展休閑娛樂服務等第三產業管仲認為國家和普通民眾應該節儉，量入為出，反對奢侈，但是由于已經出現了社會的貧富分化懸殊，富人邊際消費傾向為很低，導致市場失衡，就業不充分。因此，他認為發展休閑娛樂服務業，是促進就業，刺激經濟的的又一個很好的辦法，而發展第三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