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期間涌現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熱情的投身到爭取國家主權、抵御外族入侵的斗爭當中去，為愛國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開展做出了杰出貢獻。這其中不僅有胡適、蔡元培、魯迅等這些大人物，還有羅家倫、傅斯年、許德絎、段錫朋等一大批學生代表。一人物介紹羅家倫（1897—1969年），他是五四領袖之一，不僅首創“五四運動”一詞，而且是清華大學首任校長，更是一位學貫中西與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說的一句話：“我們并不能盲從西洋，我們也不能迷信中國。”1917年，20歲的羅家倫考取北京大學，成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學生。很巧，胡適也于此時進入北大擔任教授，而陳獨秀則是文科學長，羅家倫成為胡適與陳獨秀的學生。羅家倫入學以后，驚喜地發現教授中有“拖辮子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于主張激進的陳獨秀”，百家爭鳴，卻平安相處。而新派的胡適更受年輕學子們的追捧。入學的最初一個階段，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成為了學子們辯論的熱門話題。在這些新思想的影響下，羅家倫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評論《青年學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羅家倫與傅斯年等20多名年輕人組織了一個“新潮社”，大家決心集資辦一份刊物。羅家倫提議取名《新潮》，傅斯年擔任總編輯，羅家倫擔任編輯。蔡元培與教務長蔣夢麟批給他們3000元作印刷經費。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雜志第一期出版了。羅家倫在《新潮》的1—5期，共發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評論，針對當時小說界、新聞界和雜志的各種現象，作出了尖銳批評，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議。遠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看到這些評論后，很受啟發，對商務印書館所辦的幾份雜志，如《東方雜志》《婦女雜志》《學生雜志》進行了革新，使雜志銷量大增。在當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新青年》。因為它更激進，更有誘惑力，特別符合青年學生躁動的情緒和在那轉型期間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觀。傅斯年（1896～1950），人，，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部，1916年秋升入本科國文學（后改稱文學院中國文學系）。1917年秋天，傅斯年等人受《新青年》雜志的影響，萌生了組織學生學術團體的想法。經過醞釀和準備，1918年10月，召開第一次籌備會，決定組建新潮社，創辦學術刊物《新潮》雜志，自任主任編輯。1919年1月，《新潮》雜志創刊號面世。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強調《新潮》雜志的宗旨是本著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鼓動學術之興趣”，“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引導此‘塊然獨存’之中國同裕于世界文化之流”。傅斯年在《新潮》雜志上共發表44篇文章，數量最多，其內容涉及政治、學術和教育，其文風頗有鋒芒、大氣磅礴，議論激切深刻，積極提倡倫理革命以及文學革命等新思潮。二、羅家倫起草宣言五四運動前一陣，不斷傳來巴黎和會的不利消息，學生們已經是按捺不住了，羅家倫、傅斯年、張國燾、段錫朋、劉仁靜等一大批學生躍躍欲試，一致決定5月7日“國恥日”那天舉行大規模請愿示威活動。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軍閥政府同意和約中關于山東條款的消息，立即告訴了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康白情等幾位學生。當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學生開會，一致決定把示威游行活動提前到5月4日。羅家倫的任務是聯絡各校學生和購買寫標語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點，羅家倫剛從城外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回到北大新潮社，準備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門游行，同學狄福鼎一把推開門，對羅家倫喊道：“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羅家倫見時間緊迫，也不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宣言》僅有一百多字，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雖慷慨激昂，但不論是文字上，還是字里行間都沒有采取激烈行動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國民眾關注青島、山東問題，而“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也只是寄希望于“國民大會”的召開。不過，宣言中的“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八個字倒是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的主要證據。三、羅加入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一時半左右，北京十三所學校學生三千多人齊集天安門廣場，在進行了簡短的演說之后，學生們就排隊由天安門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游行隊伍由傅斯年任總指揮，按預定路線出發開始游行，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在這一過程中，羅家倫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當隊伍到達東交民巷使館區時受阻，于是推選四位代表前往美國公使館交涉，并遞送了一份說貼，要求美國公使瑞恩施轉達本國政府，“于和平會議中予中國以同情之援助”。這四位學生代表有三位是羅家倫、傅斯年、段錫朋。離開東交民巷后，游行隊伍受到軍警阻撓，憤怒的學生們高呼“我們去除國賊吧！”這與示威游行組織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為在天安門廣場前開露天大會決定游行程序時，只是決定到總統府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并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賣國賊，再到東交民巷使館區，向外國駐華使館表達中國人民的立場與態度。示威游行總指揮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為“有紀律的抗議”。所以，這時急忙阻攔游行隊伍，勸同學們不要去，但根本勸阻不了，也控制不了當時那種在高昂情緒下形成的局面。四、傅斯年指揮游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傅斯年只好舉著大旗帶領大家向東單曹汝霖住所趙家樓前進，而上百名巡警則跟隨著隊伍行進。到了趙家樓，曹府大門緊閉，內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羅家倫回憶說，他親眼見到是一個叫蔡鎮瀛的學生首先翻墻進了院內，緊隨著就有十幾名學生幾乎相差無多同時翻進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許德珩、楊振聲、陳藎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嚴。他們將大門打開，憤怒的學生們蜂涌而入，一邊高喊“賣國賊曹汝霖快出來”，“打倒賣國賊曹汝霖！”一邊四處搜索。曹汝霖一看學生沖了進來，倉促間，躲進一間專門放置箱子的小房內。駐日公使章宗祥這時剛從日本回到國內，暫住在曹宅。5月4日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請章宗祥，總理錢能訓與曹汝霖（交通總長，但此時是由曾毓雋代理）、陸宗輿（幣制局總裁）作陪。席間，接到警察總監吳炳湘的電話，天安門外有千余名學生，手執白旗，標語為和會失敗，攻擊曹總長諸位。吳炳湘在電話中說：請諸位暫留總統府，不要回家，因為學生將要游行。徐世昌當即勸說曹、章宴后到別處暫避風頭。散席后，錢能訓邀請曹、章、陸到他辦公室，并打電話給警察總監吳炳湘，禁止學生游行。吳炳湘報告說：段芝貴（首都衛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彈壓，如果這樣，即由他去辦，我就不問了。由于兩派的矛盾，錢能訓兩邊勸，說好話都無效果，陸、曹、章見狀，遂告辭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學生隊伍就到了。學生進了院子后，曹汝霖連忙吩咐仆人將章宗祥掩蔽在鍋爐房。就在曹家被學生沖砸得七零八落時，北京高等師范的學生俞勁和另一名同學點燃了衣被，大火燒了起來。章宗祥覺察到起火，慌忙從鍋爐房中逃出來，被學生抓了個現，用拆下來的鐵床棍子打得遍體鱗傷。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事件。據羅家倫事后說，章宗祥被趕來的大批警察送到醫院時，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說，主要是被學生一棍子打在腦殼上所致。學生們也有點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實際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當時就下令抓人。結果，在曹宅中沒有來得及撤出的32名學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決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罷課。同時，接受狄福鼎建議作為策略，統一口徑，就說游行回來后因游行疲勞過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學郭欽光，是在曹宅被曹家傭人毆打致死的，氣憤之中，學生也毆打了章宗祥。學生們還煞有介事的為郭欽光舉辦了追悼儀式，郭也由此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一名“烈士”。這件事激起了公眾對政府的義憤。五、傅斯年退居二線第二天，在討論下一步行動時，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靂的同學意見不一致，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后二人互毆，胡霹靂動手打壞了傅斯年的眼鏡，傅斯年一怒之下，發誓不再過問學生會的事。傅斯年從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第二天開始，不再投身運動的領導與指揮，而是退居第二線，在以后的幾個月里，一方面為其他學生領袖段錫朋、羅家倫等人出謀劃策，一方面開始對五四運動的發展過程和意義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和研究。運動結束不久，他考取了山東官費留學生，不用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時間考察社會狀態，反思和總結五四運動經驗教訓，評價其功過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這個時期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論述了這些問題，并系統提出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國狗和中國人》、《時代與曙光與危機》、《歐旅途中隨感錄?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國公使芮恩施送別會上的談話》及一些個人書信等。六、羅家倫積極奔走營救被捕同學5日下午三時，在北京大學法科召開了以北大學生為主體和其他學生共3000人參加的全體聯合大會。通過了上書大總統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學生簽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電罷課的決議。在大會上，羅家倫報告了被捕學生在獄中之情況及與商界、報界接洽的情形。當學生忙于營救被捕同學時，北大校長蔡元培也聯合北京各大學校長，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隨后，警察總監吳炳湘告以各校復課為釋放學生之條件。5月6日晚10點多鐘，蔡元培召集羅家倫等學生代表，要求他們連夜通知各校復課。羅家倫等四五個同學于深夜趕赴各校，經過許多費盡口舌的解釋，任務最終得以完成。5月7日上午l0時，被捕學生終于得以釋放。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長傅增湘在政府壓力之下，一個被迫出走，一個被免職。學生們在罷課的同時，一面全力營救被捕學生、發起挽蔡運動，一面策劃全國性的抗爭。6月3日，演講學生被捕，學潮再一次擴大，遭拘的學生也越來越多，超過1400人。“六三”事件成為五四運動的轉折點。4日，羅家倫在被軍警盯梢的情況下，冒險把北京學生遭捕的情況拍電報到上海，引發全國范圍的“三罷”（罷課、罷工、罷市）。政府這時面對的不再僅僅是年輕的學生了。迫于強大的壓力，6月5日，政府釋放了所有被捕學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被免職。28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團宣布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至此，五四運動勝利結束。七、羅檢討五四運動5月26日，羅家倫以“毅”的筆名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這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首見。羅家倫的這篇文章也是迄今為止所能發現的國內對五四運動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綜合評論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從那以后，人們就以“五四運動”來稱呼這場由北大學生首先發起的愛國救亡運動。在這篇文章里，羅家倫開篇就指出：“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首次將五四運動的意義概括為關系中華民族存亡的三種精神：其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它是“再造中國的元素”；其二是“社會制裁的精神”。“在這無法律、政治可言的時候，要使中國有轉機，非實行社會制裁不可!”其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此次運動是中國民族對內、對外自決的第一聲。該文被上海《申報》全文轉載，影響很大。在文中，羅家倫指出：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上，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五四運動長遠的影響應當是：(一)思想改革的促進；(二)社會組織的增加；(三)民眾勢力的發展。聯系中國社會此后數十年的發展變化，我們不能不欽佩羅家倫出色的前瞻能力。總之，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羅家倫是一位思想敏銳、熱心于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青年。在五四運動期間，他不但自始至終參與了整個過程，而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發起、組織、協調聯絡的作用。不僅如此，他還起草了《五四運動宣言》，及時指明了斗爭的方向和目標，較早使用了“五四運動”的名稱，第一個撰文總結了五四精神，稱頌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因此，無論事前的籌劃、事中的參與、事后的思考和總結，羅家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八、傅斯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傅斯年經過觀察和總結，認識到五四愛國運動以后，社會出現許多好的現象，好的兆頭，但他沒有陶醉于社會“新動機大見發露”的萌芽階段，因為他對中國歷史和現狀有著深刻的了解。清末以來，中國有過幾次“新動機發露”的現象，但由于中國社會的條件不具備，“都是結個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們，要總結歷史教訓，“厚蓄實力，不輕發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長期的積累，使新動機引發出來的社會新因素，從容生長、發達、最后結出成熟的果子來。數月來之學生運動原為提醒國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國家事件非學生可得一一處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為處治，特以各種方法喚醒國人，使其共負國民的責任心，知一切社會在一國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負同等之責任，有民族的覺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這就是說，只有民眾的覺悟，才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很明顯，傅斯年的這種認識是對“五四”運動的深層次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說，傅斯年是最早認識“五四”運動偉大意義的人物之一。（中國民眾過去由于長期受專制統治，純粹處于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義務，沒有絲毫的政治權利，慢慢喪失了社會責任心。但是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促進了民眾的覺醒，民眾積極參與運動取得了運動的勝利。傅斯年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變，認識到：如果給予教育和啟發，民眾會迅速覺悟起來，成為社會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過五四運動已認識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