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講同住地球村：國際環境問題第一節國際氣候問題第二節國際污染問題第三節氣候政治：從邊緣到中心第一節國際氣候問題一、全球氣候變化現狀在眾多的國際環境問題中，氣候問題因為最容易直觀感受和體驗，對人類的影響最為敏感和突出，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威脅全球環境、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因素之一，位居世界十大環境問題之首。氣象記錄顯示，進入20世紀后，各國不約而同地遭遇了氣候變化問題，措手不及的類似境遇讓全球氣候變化成為廣泛的國際問題。第一，全球氣溫持續上升21世紀以來，全球溫度呈現出急速上漲的趨勢，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和時期。世界各地的高溫紀錄不斷更新：2003年8月11日，瑞士格羅諾鎮氣溫測量達到41.5℃，破百年記錄；2005年，美國有200個城市在7月溫度超過歷史同期最高水平；2006年8月16日，我國重慶市平均日氣溫最高43度。第二，海平面上漲伴隨氣候變暖，南北兩極的冰川開始逐漸融化，各大洋的海平面持續上升，據科學家預測，按照目前氣溫上升的速度，到下世紀中葉，全球海平面高度可能升高達50CM，威脅沿海城市的安全。第三，極端天氣現象頻繁出現世界各地接連不斷出現的極端天氣現象也讓氣候學家們時刻繃緊了神經。2009年11月，英國遭遇史上百年難遇強降雨；短短一個月以后，2009年底，一場罕見的暴雪襲擊了整個歐洲，強降雪造成80人死亡。與此同時，北半球高緯度地區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降溫和雨雪天氣，波蘭已有122人死于入冬以來的酷寒。颶風、沙塵暴、厄爾尼諾現象在全球范圍內頻繁發生，似乎所有的壞天氣都湊到一起來了，讓各國苦不堪言。甚至有科學家認為應當將引發上述極端天氣的強氣象信號——厄爾尼諾定義為2009年的氣象標志。氣候變化的顯著性向人類敲響了警鐘，我們共有的地球家園正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環境和氣候條件遭遇空前危機。二、氣候變化影響首先，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構成潛在威脅。氣溫變化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構成潛在威脅的主要表現為：威脅人類，尤其是貧困人口的健康。伴隨升高的氣溫，流行性疾病暴露，嚴重影響公共衛生安全，給衛生防疫帶來嚴峻考驗。據英國慈善機構的研究報告顯示，受全球變暖的影響，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將有1.8億人因患上由氣候變暖造成的疾病死亡，數百萬人淪為氣候難民。其次，治理氣候環境、氣候災害花費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都相當可觀。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各國受氣候影響的程度不同。而由于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和應急機制的缺乏，發展中國家受氣候影響的制約程度更大，應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更強。印尼海嘯曾造成超過29萬人死亡；2009年莫拉克臺風造成至少34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由于氣候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島國圖瓦盧、風景勝地馬爾代夫均陷入隨時被淹沒的危機。二、國際氣候問題成因（一）自然原因在地球演化經歷的漫長過程中，由于公轉與太陽距離的周期性變化影響地球接受到的太陽輻射強度，從而影響地球表面溫度，因此氣候冷暖交替是自然規律。一個世紀以來，全球氣溫經歷了兩次冷暖間隔的變動，目前，地球正處于溫暖期，因此，氣溫偏高屬于正常現象。另一方面，大氣層中自然的溫室效應影響氣溫。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同樣會造成輻射強度的變化，并且對氣溫變化的貢獻率更大。（二）人為原因近現代以來，人為因素是引起全球氣候問題的主因。從氣候變化的歷史來看，人類活動客觀上加速了溫室效應的進程。尤其是近代以來，高消耗能源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使溫室氣體激增。1979年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就曾明確指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總量不僅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凈增了15%，而且還以每年0.4%的速度遞增。同時，由于溫室氣體的排放存在慣性，一旦進入大氣層即使經過循環以后仍有滯留。從現實角度分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才開始進入工業化階段，發展經濟勢必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發達國家在環保技術上的科技壟斷，必然進一步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對國際氣候變化是百害無一利。三、國際氣候問題對策（一）宏觀層面：形成全世界合力，特別是發達國家確實履行責任國際氣候問題要站在歷史的角度，著眼長遠解決。關鍵是世界各國達成普遍共識，對于氣候問題的責任承擔做出公平、明確的劃分。總的來說，西方發達國家應負主要責任。其一，以破壞自然的氣候為代價率先發展了經濟，實質上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欠下了“氣候債”，特別是對于擠占發展中國家當前和未來減排空間的歷史行為，理應在現實中給與補償。其二，作為全球氣候問題的“始作俑者”，在當前減排技術成熟的條件下，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實際困難，應當放開知識產權保護，提供資金、技術方面的協助，幫助發展中國家實質減排，獲得后者更為廣泛的減排行動支持，減少當前和未來的溫室氣體排放，以真正利于形成世界范圍內的合力共同解決國際氣候問題。（二）微觀方面：形成以節能減排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方式1．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核心解決氣候問題的根本途徑是降低二氧化碳濃度，即減少碳排放量，緩解當前的氣候危機。尋找更為清潔的替代性能源，以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進行發展。目前，較為先進的利于氣候保護的經濟發展方式——低碳經濟。通過改變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增加科技創新在產業發展的力度、盡量使用低碳排放的能源和資源，降低能耗等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低能源、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其本質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潔性能源在能源消耗結構中的比例。2．對發達國家而言，以轉變生活和消費方式，從個人做起是關鍵適應氣候變化的重要途徑在于改變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發達國家以自由和享樂主義至上的價值觀念，實際上是對資源和能源的極大浪費。適度消費不但可以節約社會資源，而且更會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從消費觀和生活習性上減少資源浪費從而降低碳排放，發達國家首當其沖。于是，與低碳經濟方式相適應的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成為節能減排的社會主流。一切從節約資源的角度出發，以更加健康的方式替代現代人習慣的生活方式，減少碳量排放，減少對資源的消耗，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養成力所能及的環保行為。第二節國際污染問題一、國際環境污染問題概況（一）主要類型1．大氣污染主要來源于機動車輛排放的尾氣、工業生產的廢氣。其中排放的CO2占到溫室氣體總量的60%左右，是引起全球氣候變化的“罪魁禍首”。其次，全球化的使用制冷和滅火的氯氟烴化合物導致臭氧濃度降低、南北極臭氧空洞擴大，大氣層屏蔽紫外線輻射能力減弱，加大地球表面接收的輻射強度，間接加速全球氣候變化。2．水污染河流和海洋污染成為國際水污染問題的典型代表。人類在陸地上產生的污染物匯集到河流和海洋形成的寬闊的污染帶，影響淡水質量和自然水循環，構成人類飲用水的安全問題。近年來時有發生的原油泄漏事件，長期漂浮的石油帶通過連通水域阻斷作為最大碳庫的海洋與大氣層之間進行的熱能交換，使一定程度上抑制溫室效應的作用被大幅度抵消，影響區域性乃至全球氣候。3．化學、物理污染主要是指放射性、噪聲、光、熱等污染。與之相關的20世紀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災難。4．垃圾污染城市周邊堆積成山待處理的垃圾，極大地影響人們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不能分化降解的垃圾導致土壤和地下水的次生污染。（二）特點1．傳統型污染有增無減，形勢嚴峻全球人口的增加，人類活動行為的增強，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增長空間容量的新要求，加劇了國際環境污染的程度。在開發和利用資源的過程中，污染的難以治理，在治污中產生的新的污染都“催化”了深層次污染的形成。2．轉移性污染呈上升勢頭，不容樂觀污染密集型產業隨著國際合作的深入，普遍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由國際貿易等途徑轉嫁給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性污染從16世紀開始，發展至今有取代傳統型污染成為國際環境污染主流的新趨勢。其隱蔽性、多樣性的特點，相較于傳統的環境污染問題治理和防范難度更大。（三）國際環境污染形成原因1．直接原因首先與一次性能源消耗為主的工業生產方式有關。使用化石能源及衍生產品產生的廢氣、廢物、廢水，對環境造成長期的或永久性污染。其次與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直接相關，因為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同樣會造成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二次污染。2．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加劇國際污染的非公平性轉移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讓發達國家能夠有機可乘，以幫助欠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為由，大肆進行污染物的轉移和嫁接。以國際貿易作掩飾，無節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垃圾和污染物。通過合資或引資的方式，發達國家將環境污染大、排污治污費用高的企業移入到發展中國家，經歷了排污和生產加工后，污染留在了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卻享受到的是現代化的產品及其成果。“洋垃圾”和“洋污染”通過各種渠道，堂而皇之進入發展中國家，給當地人們生活和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后果。發展中國家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洋垃圾”和“洋污染”的侵害，以非洲國家最為嚴重。因為經濟落后，政治上長期被發達國家排擠、邊緣化，國際法不能保護這些國家的根本利益和權利，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客觀上加劇了國際污染擴散的非公正性。（四）國際性污染的危害1．對全球環境影響的不可逆性環境的不可逆性決定，一旦環境容量突破極限，人類的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超過了環境的自調節能力以后，地球自然系統的穩定性和整體性就會被破壞。系統間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會隨之變異，對整個地球的生態和自然環境的更為惡劣的影響將接踵而至。國際污染對全球氣候的反饋作用已經充分論證了這一點。2．跨界污染的累進效應影響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和諧，環境質量的退化意味著人類從自然獲取福利的可能性和途徑減少。治污主體界限的模糊導致跨界污染對環境的影響更甚其他。污染治理在空間和時間效應的積累，不但意味著成本的增加，跨界治污對環境和人類的雙重考驗往往以人類的現實利益為上，治污成效低，污染的進一步累積帶來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困境。3．轉移性污染影響和剝奪發展中國家權利國際公平的體現是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包括發展經濟的權利和維護本國生態環境的權利。國際污染中污染物的轉移，極大地影響和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加劇了發展中國家治理污染的現實和歷史成本，增加了這些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負擔。二、應對國際環境污染問題主要措施、防治關鍵和控制手段（一）解決傳統型污染主要措施——循環經濟經歷了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化學煙霧事件等公害以后，環境的急劇惡化迫使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重新定位，并開始研究適應工業化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循環經濟應運而生。它強調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考慮環境的承載力，提倡以物質循環利用的方式發展經濟。注重利用科學技術，統一生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調性是循環經濟的重要特點。其“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充分考慮了經濟增長與環境容量之間的協調性，提高了資源利用的效率，最大可能地減少環境污染。將對環境的影響放在經濟發展的重要地位加以考慮，把環境成本納入生產成本計算，約束排污行為。協調了資源稀缺性和人類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緩解目前國際環境問題、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較好途徑。（二）應對轉移性污染防治關鍵１．界定污染物排放的產權，避免“搭便車”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與公共產品不付費，滋長了只利用不保護、不治理的普遍行為導致環境質量被任意破壞有關。誰來為環境污染買單，成為有爭議的話題。因此，防止污染擴散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在污染產生以前，界定結果的承擔者，即對污染物排放進行產權界定。允許一定范圍內的合理的污染排放，但必須形成排污、治污、防污的一體化行動。2．界定國家責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從國際污染的特點來看，污染物轉移的解決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內羅畢宣言》第6條規定，跨越國界的環境污染，應通過協調一致的國際行動加以解決，為國際環境污染問題的治理和防范指明了方向。在國際合作機制的作用下，界定發達國家在國際合作中的國家責任，對發達國家的侵權行為應有相應的約束和賠償措施，以有效地確保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發展中國家自身也要重視環境污染國際轉移的問題，采取先進而有效的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措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本國的環境利益。（三）主要污染控制手段國際社會目前采用的主要污染控制手段分為三種：一是降低污染的制度手段，包括排污權交易、確定法律調整范圍等；二是采用行政手段，對排污者，主要是企業的行為限制，包括規定排污者的產地和排污時間、技術規范等；三是通過經濟手段激勵污染減排的積極性，采用治污補貼、征收污染稅等刺激污染生產者盡可能地減少和降低污染量。第三節氣候政治：從邊緣到中心上世紀60年代，一部《寂靜的春天》觸發了人們環保意識的萌芽，隨后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讓世界開始關注環保問題。從歐洲發源的環保運動其迅猛的發展勢頭還曾影響到西方國家的政府政策。綠色環保不僅成為社會思潮，更成為政治的風向標。此后，被作為環境問題研究的氣候問題因為可能引發國際安全問題，促使氣候與政治相互密切的合作。盡管政治取向根源于經濟利益，但經濟發展需要科學準確定位，三者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與服務于經濟的科學找到切入的共同點而結合起來，氣候問題逐漸由單純的科學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結意味著國際氣候政治發端，但是“世界公共產品”的特性、各國政治取向的差異讓氣候問題解決的進展異常緩慢，國際合作儼然成為“非主流”被邊緣化。隨后，發展中國家力量壯大，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弱勢地位逐漸扭轉，以及中國、美國、歐盟在能源安全上的三角關系的調整使得氣候政治再次凝聚世界目光，成為開展新一輪經濟和政治競爭的最有利途徑和最佳機遇。在尋求氣候問題國際化合作的道路上，氣候政治通過兩條路徑由邊緣走向中心。一是國際氣候合作的機制、體制逐漸完善，哥本哈根會議將世界氣候政治帶入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國際政治格局的微妙變化，對氣候政治的發展推波助瀾，新的國際氣候政治格局已經形成。一、氣候問題國際化——建立國際氣候政治合作框架形成關于國際氣候問題的合力，建立合理、公平、易于執行的國際氣候框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來進行約束和規范，為氣候政治的形成提供了現實條件。（一）國際合作的階段性成果1．《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簡稱《公約》）是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的公約，奠定了氣候問題國際合作的基礎。2．《京都議定書》《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在之前的基礎上形成了進一步的具體實施計劃和規范，是氣候政治的轉捩點。從《公約》的意向性框架到《京都議定書》實質性減排目標、共同而有區別責任的提出，氣候問題逐漸上升為成為全球政治中心話題。（二）哥本哈根會議事關《京都議定書》后續協定，各國下一步減排行動方案的實行、國際氣候問題新的協定框架的重要會議。經過艱苦談判，雖然會議最終達成無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但依然意義重大。聯合國氣候官員認為，會議取得了三個方面的積極進展。《協議》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切度提升到了政府行為范疇；反映了全球在氣候問題上的政治共識；為下一步統一行動明確了方向。因此，119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并達成的基本共識《哥本哈根協議》是此次氣候大會的重要成果，昭示全球范圍內的普遍重視和參與的深層次化。二、氣候政治——經濟與政治利益的全球博弈（一）《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各國責任為兩大陣營對峙的根本美國政府認為，《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規定的減排并沒有制約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權益、義務的劃分并不匹配。另外，《京都議定書》對于減排量的測定存在偏差，發展中國家到一定階段將會超越發達國家成為排放量主要責任國，目標和矛頭直指中國。2009年6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能源清潔安全法案》，規定有權對不實施碳減排限額的國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以環境保護為名，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顧違反WTO的相關原則，借由氣候問題打壓中國經濟，排擠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上升地位。以人口基數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起點水平來衡量排放量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發展中的中國至于受制約地位，以此來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削弱中國未來在經濟和政治上與美國競爭的實力，達到其稱霸世界、建立一個單極化世界秩序的目的。至于2007年美國在八國峰會上提出的《京都議定書》的替代方案，也是完全站在美國的國際利益，為美國大力發展國內經濟找好退路，同時也成為在全球范圍內推行美式思想的途徑。二）減排目標和具體行動為發達國家間競爭的關鍵美國認為，執行《京都議定書》將會嚴重影響和制約美國經濟的發展。布什政府代表的是美國國內石油等能源財閥的利益，關注環保問題從而采取的減排措施勢必會大大影響該行業的發展和經濟利益。反之，歐盟以連環的減排行動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其提出的更高的減排目標牽制美國的下一步行動方案，將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政治立場拉入被動。三、氣候政治格局變化——從南北關系到利益多元化傳統的南北關系在利益訴求不均等的情況下發生了變化：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多種矛盾，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多股力量的推動使氣候政治呈現更加復雜的趨勢。歐盟27國，以美國為首的“傘型集團”（日、加、澳、新、俄）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在談判局勢上形成“三足鼎立”。氣候問題與各國國際國內政策的協同性加強，三者之間的相互制衡加劇了氣候政治的升溫。（一）美國的消極和退讓上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實行環境外交，一定時期內，形成了良好口碑和示范效應，為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贏得廣泛贊譽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然而，在經濟與政治利益面前，美國選擇了環境問題上的退讓和保守政策，在各種場合體現出單邊主義傾向。其推行的氣候政策也體現出復雜的經濟利益主導下的政治取向，甚至在一段時期為了全球戰略甘愿放棄在國際氣候政治中的領導權。進入新的時期，美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次債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經濟受到重創，如何維系超級大國的經濟利益是國家政策的核心，對政治走向起到導向性作用。對其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發展經濟，更基于國家安全和全球戰略的考慮，對于美國嚴重依賴能源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在較短時間內不可能得到徹底有效改變的情況下，選擇在環保、氣候問題上做出退讓符合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盡管這有損美國的國際形象，但一向以經濟至上為政治標準的美國在不能兼顧的條件下，將選擇優先權讓位于經濟無疑顯現出其維系國家最高經濟利益的明顯動機，當然，氣候問題在此時只能擺在其次地位。以至于前總統布什剛上任伊始，就單方面宣布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協定，引起世界嘩然。盡管新總統上臺以后，對氣候問題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涉及到實質問題依然避而不及，認為“減排目標頂多是政治承諾”，參會行動更被媒體針鋒相對喻為“做秀”，不愿意減排是本質。（二）歐盟的異軍突起作為氣候談判的發起國，歐盟的態度積極。一方面由于減排目標較美國易于實現，減排技術在世界范圍內最為成熟。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統計，歐洲從事低碳經濟的人數已經超過傳統污染類行業的就業人數，低碳產業在歐洲發展勢態良好；同時由于人口發展緩慢，有的國家還出現負增長，以上因素都是極為有利的減排條件；另一方面，是歐盟試圖在國際氣候框架下形成新的體系與美國相抗衡的真實寫照。90年代后期，歐盟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卻始終處于美國的領導之下，其日漸雄厚的實力難以遏止稱雄世界的欲望，因此以氣候政治為中心展開外交，并借機樹立國際形象，獲得國際政治的領導權是明智選擇。借氣候問題，歐盟迅速崛起，符合其政治戰略選擇和需要。歐盟的加入，使得國際氣候政治框架在悄然之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沖突和競爭。（三）中國一貫的負責態度和行為在利益訴求的多元化情況下，發達國家試圖以之為突破口，分化甚至瓦解發展中國家的談判力量，面對氣候大會的艱難局勢，中國的斡旋使得談判峰回路轉，在堅持原有的國際公約框架下，在發達國家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行動上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利益為訴求主張，保持團結大局，加大做發達國家和主席國的工作力度，堅定地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沿用既往談判中的“77國集團加中國”模式，積極運用自身的影響力，為發展中國家爭取合法權益。與印度、巴西、南非四國聯合提交了《基礎四國文案》，為發展中國家爭取主動，成功引導談判進程。在中國的多方協調下，哥本哈根會議所代表的國際氣候政治談判最終朝向公平方向發展。以大會為契機，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告了關于氣候問題的嚴肅態度和堅定意愿。氣候大會上中國成為焦點。中國設立的“中國新聞交流中心”，以科學論證、專題討論、專家講座等方式，主題日活動、現場互動等形式，從專業角度宣傳中國的適應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