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比較文學學科基本理論的再思考【作者】劉象愚【內容提要】

比較文學的危機是學科理論的危機。比較文學亟待對自身做出明晰界定：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研究；必須跨越民族和語言的界限；必須拋棄“三跨”或“四跨”之類的舊說，只保留“兩跨”的基本要求；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各種文學關系；在理論與方法上應有高度自覺的比較意識。【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研究/跨民族/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原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06TOP73#大中小發表于2008-9-1200:07

只看該作者是不足為訓的。

然而，伯恩海默在1980年代說“比較文學的研究主題與方法”尚未確立，就另當別論了。美國的比較文學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經歷了一個大發展、大繁榮的歷程，但到1980年代后期已經是強弩之末，開始顯現衰落之象。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無論是法國學者的影響研究，還是美國學者的平行研究，已經讓位于后現代主義各種理論的探討和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界“最熱烈的討論是理論，而不是文學”，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迷失了方向，不知道“究竟該比什么，怎么比?”甚至連曾經從哈佛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時任耶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的彼得·布魯克斯也說自己“從未弄清楚這個領域，或者說學科，是什么，也從未能真正聲稱自己在教比較文學或者做比較文學”。事實上，有著類似困惑與焦慮的比較學者并非只布魯克斯一人，當然，我們也許不必盡信一些比較學者的這類過分極端的說法。但他們流露的那種困惑與焦慮卻反映了比較文學自身存在的問題。

這樣，1980年代之前以“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為兩大支柱的比較文學不再被學界看重，曾經清醒而明確的學科意識一時間迷失了。作為一種新穎而獨特的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不再是不同民族的文學或者說文學，而變成了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心理分析理論、后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甚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等種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以及傳媒研究、影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種族、性別、民族志等各種形式的文化研究。比較文學這種學科意識的迷失標志著比較文學學科歷史的斷裂。而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需要從不同側面加以辨析。

二、先天不足：學科的內在邏輯悖謬

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中道失落首先來自其先天的不足，或者說內在邏輯的悖謬。這種先天不足與內在邏輯悖謬主要表現在幾方面：

首先是關于比較文學的名稱問題。

“比較文學”一名將“比較”與“文學”連用，往往給人語焉不詳的模糊感。“文學”一詞在各種語言中經歷了歷史的演化，包含了比較廣泛的意義。就其現代意義而言，它既可以指一般文學作品、現象，也可以涵括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等領域，還可以指一門課程，一種學科，甚至可以指各種學科的文獻。而用“比較”一詞與之連用，究竟指什么呢?我們很難顧名思義，獲得清晰明確的概念。名不正則言不順，比較文學這一與生俱來的名實不符，為后來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得而復失種下了先在的前因。

其次是關于比較文學的體制地位與空間問題。

我們知道，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它的研究對象的這種“居間性”本身在時間與空間上都顯出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或不明確性，而且也使它從問世之初便沒有一個確定的時空位置。它既無法依附于任何一個民族語言文學系，也無法依附于任何一個外國語言文學系。比較文學本身的這種“居間性”要求它在建制上尋求獨立，故而比較文學發展到美國學派時期時。一些學校如哈佛、耶魯等大學便建立了獨立于國別文學系與外國語言文學系之外的“比較文學系”。

比較文學的這種“居間性”也決定了它的研究者的“居間性”。比較學者的這種“居間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從事比較文學的人應該是能夠在兩種甚或數種語言文學與文化間從容游走而了無阻隔的人，因而也就不會被一個確定的學科、系科或專業領域所束縛。另一方面，目前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隊伍中相當一大部分依然是為比較文學的理想所吸引，從不同領域與學科匯聚到比較文學大旗下的人們。但在建制上，他們大都仍歸屬于原先的系科，這樣，他們的學術身份也就處于一種并不穩定的居間狀態。

比較文學這種先天的“居間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比較文學學科身份的確定性，不利于其學科意識的堅持與發揚。

造成比較文學學科意識失落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來自比較文學自我定義的內在邏輯悖謬。比較文學發展到美國學派時，其學科身份已經確立。那就是以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為兩大支柱的跨民族文學關系研究，但是美國學派提出的“跨學科研究”卻無限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雷馬克所謂的“跨學科研究”的漫無邊界性卻在一定程度上將比較文學領上了一條遠離文學本體的不歸路。比較文學近20余年來向純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轉向正是比較文學疆域無限擴張的一個表征。喬納森·卡勒問道：“假如比較文學囊括了全球性的文化研究，那還需要其他的人文系科干什么?”“這樣的比較文學系還能叫做‘比較文學系’嗎?”

顯而易見，正是這種漫無邊界性與學科定義中的規定性形成的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使比較文學逐漸失去了早期階段明確的學科性質與清晰的學科意識。

三、時代大潮的沖擊：理論轉向、文化研究與解構主義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迷失也有

來自外部的原因。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一是來自理論轉向的巨大沖擊。從1970到1980年代，后現代主義的各種理論諸如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等漸次占據了美國乃至西方學術和文化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學術研究中的理論轉向。有趣的是，這些新奇的理論大都首先出現在比較文學的專業與系科中，與比較文學形成相反相成之勢。一方面，這些新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比較文學系科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卻逐漸排擠了比較文學固有的文學研究的空間，而以理論研究取而代之，使比較文學的學科身份逐漸失落。

1940、1950年代，比較文學在美國勃興之際，正是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等現代主義理論統治美國乃至西方文壇之時。在強調內部研究、形式和結構分析與文本細讀的學術環境下，新興的比較文學從一開始便確立了以注重“文學性”和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為鵠的，以探索文學藝術內在規律為目標的“平行研究”范式。表現出濃重的親理論色彩。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研究，注重理論本來無可厚非，我們甚至可以說，“理論性”理應是比較文學的特征之一。但問題是它對理論的推重逐漸走向極端，從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將原本是比較文學核心的文學研究置諸腦后。而一味去追捧理論。自理論家、批評史家韋勒克1950年代末主持耶魯大學比較文學系以來。理論家、批評家入主或加盟比較文學系科似乎成了時尚。一些著名理論家大都出自比較文學系并執教于比較文學系：被戲稱為“耶魯四人幫”的美國解構派代表人物保羅·德·曼、杰弗瑞·哈特曼、希利斯·米勒和哈羅爾德·布魯姆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詹姆遜、后殖民主義的領軍人物賽義德、斯皮瓦克等都曾是比較文學的教授甚至系主任。在理論研究的熱潮中。連解構主義開山大師、哲學家德里達也被禮聘為加州大學厄灣校區的比較文學教授，哲學家羅蒂則從弗吉尼亞大學被迎聘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比較文學教席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職位的轉換并沒有改變他們的研究興趣和范圍。他們那些解構主義的、后殖民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源源不斷地從他們所在的比較文學基地生產出來，“旅行”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不同專業領域，“旅行”到全球的不同地區，在西方乃至世界學術界、文化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由比較文學的大牌教授們發動并進一步推波助瀾的理論大潮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比較文學系科的聲譽和影響，促使比較文學系科不斷發展壯大，但另一方面，過熱的理論研究卻銷蝕了比較文學的本性，使原本就先天不足和內在邏輯不強的這一新興學科迷失了方向。

二是來自文化研究轉向的巨大沖擊。1980、1990年代，在種種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推動下，全球化浪潮從經濟領域開始，逐漸侵入政治、文化領域，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93年伯恩海默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撰寫的第三個十年報告提出了走出這一困境的兩條出路：一是不再將文學現象、文學文本作為比較文學唯一的研究對象，將文學的研究拓展到文化研究的層面上：二是使比較文學走出西方中心主義或歐美中心主義的樊籠，真正進入東西文化或全球“多元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將兩年后結集出版的那本包括前兩個報告和各方面反應的書叫做《多元文化主義時代的比較文學》。

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使比較文學真正成為東西方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成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比較研究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以伯恩海默為代表的這種推動比較文學走向文化、走向全球的思潮與比較文學中已經出現的“理論熱”相互激蕩，相互支撐，進一步遮蔽了比較文學的本性。使比較文學在迷失的道路上愈行愈遠。在我看來，以比較文化取代比較文學，以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代替東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依然是一種極端的表現，依然會使原本就先天不足和存在內在矛盾的這一新興學科進一步迷失方向。

造成比較文學學科意識迷失的第三個原因來自解構主義消解一切的巨大力量。在這樣一個洶涌澎湃的解構浪潮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種種學科面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的學科身份開始動搖，文學藝術又豈能例外。于是，“作者死亡”、“文學死亡”、“藝術終結”、“歷史終結”、“文化死亡”等論調此起彼伏，甚囂塵上。作者消亡了，文本之外別無其他，文學藝術作品變成了無異于其他種種人文或社會科學的文本之一。既然文學都消亡了，比較文學中的文學研究還能存在嗎?這已然是不言自明之理。

20世紀后半期的理論轉向、文化研究轉向以及解構主義的消解大潮都是時代的產物，非個人力量所能轉移。處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無不受到感染而發生變化，人文、社會各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的各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異于傳統的交叉、變異。在這樣的情勢下，比較文學學科意識的半途迷失便是不可避免的。比較文學誕生于當年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民族意識覺醒，民族文化與文學勃興，各民族文化與文學之間的交流日見密切，相互之間的影響日益凸現的浪漫主義大潮中。我們不妨說，沒有浪漫主義時期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比較文學就不可能產生，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沒有20世紀后半期特定的時代背景，比較文學學科身份的失落就不可能發生。“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的誕生及其后來產生的“危機”甚至“死亡”都是歷史的必然。

四、比較文學的現狀與未來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比較文學的發生及其演化過程中出現的“危機說”乃至“死亡說”具有其必然的、深刻的內在與外在原因。那么，這“危機說”乃至“死亡說”對比較文學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我們又應該如何來看待比較文學的現狀與未來呢?

事實上。比較文學的“危機說”乃至“死亡說”始終是與比較文學的發展、壯大相同步、相生發的。從總體來看，比較文學盡管存在危機，但并沒有死亡，反而呈現出不斷擴張與發展之勢。

比較文學今天的繁榮昌盛不僅表現在比較文學的系科在建制上已經遍及世界。真正實現了全球化，而且表現在比較文學的理念與方法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文與社會學科中不同專業領域共有的資源。比較文學已經無處不在。比較思維的理念、跨界(民族、學科與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為人文社會學科不同專業的研究者所共同采納。從比較文學的基地批發出來的種種后現代主義理論正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運往不同的專業領域。正如蘇源熙所說，在某種意義上，今天人人都是比較學者。人人都在或多或少地搞理論。比較文學贏得了理念上、精神上的勝利。當然，比較文學理念與方法之所以廣泛傳播。為眾人所接受，在相當程度上也因為比較文學自身喪失了明確的學科界限，與比較文學本身的“危機”與“死亡”不無關系。其實，二者是相表里的。

事實上，那些指出比較文學存在“危機”的學者，并沒有對比較文學完全失望，他們在指出問題的同時，也在為比較文學思考出路。韋勒克在批評法國學派褊狹的同時，提出了從平行的角度重視文學性與文學總體審美研究的新視野。看到比較文學由于理論研究的遮蔽而焦慮重重的伯恩海默提出了將比較文學的重心從文學研究轉移到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文化研究，讓比較文學走向文化、走向全球的策略。那些認為比較文學已經“死亡”的學者其實也并不認為比較文學已經真正死亡，而是說，傳統的比較文學，即所謂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之類已經死亡，一種“新”的比較文學將會誕生，在巴斯奈特看來，這種新的比較文學是“翻譯研究”；而在斯皮瓦克看來，這種新的研究則是在超越歐美中心主義并在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與以語言為軸心的“地區研究”的結合。由此可見，即使在那些高唱“危機說”與“死亡說”的學者心目中，比較文學依然是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目下，全球比較文學的發展態勢，特別是東方以及南半球比較文學的繁榮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比較文學并沒有死亡的事實。

當然。比較文學的“危機說”或“死亡說”也不盡然是危言聳聽。它提示我們正視這一新興學科存在的內在邏輯悖謬與在時移世運的大語境下它必將產生的變化。這樣。我們才能審時度勢，自覺地推動比較文學的健康發展。

(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論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謝天振

當1993年英國著名比較文學家兼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在《比較文學批判導論》一書的最后一章打出“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這一標題時，她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比大學女生版主\o"大學女生的個人空間"個人空間發短消息加為好友當前離線較文學的翻譯轉向”這一命題。

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這一方面固然是比較文學學科自身的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的學科性質所決定的，但另一方面，它跟當前西方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尤其是跟當前西方翻譯研究所進行和完成的文化轉向，更有直接的關系。這只要對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進行一下梳理和考察，就不難得到印證。

一、翻譯研究：從語言學轉向到文化轉向

翻譯研究，無論中外，都有極其漫長的超過兩千年的歷史。然而在這漫長的兩千余年的時間里，直至i950年代以前，除個別幾個學者外，翻譯研究者的關注焦點始終沒有跳出“怎么譯”這三個字。也即是說，在這兩千余年的時間里，中西方的翻譯研究者關注的一直就是“直譯”還是“意譯”、“可譯”還是“不可譯”、“以散文譯詩”還是“以詩譯詩”等這樣一些與翻譯行為直接有關的具體問題，而他們的立論則多建立在論者自身翻譯實踐的經驗體會之上。

西方翻譯研究的第一個實質性的轉折出現在1950年代。當時西方出現了一批從語言學立場出發研究翻譯的學者，這就是目前國內譯界都已經比較熟悉的尤金·奈達、紐馬克、卡特福德等人，他們被學界稱作西方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派。我把他們的研究取向稱為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意思是說，這批學者的研究已經跳出了傳統翻譯研究的經驗層面，他們從語言學立場出發，運用語言學的相關理論視角切入翻譯研究，從而揭開了翻譯研究的一個新的層面。但是，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雖然表現出強烈的理論意識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論，但其對翻譯的定位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標卻與幾千年來傳統翻譯研究者對翻譯的要求并無二致，也即尋求譯文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文，與原文保持“對等”、“等值”。這樣，其研究者的目光也就基本局限在文本和語言文字的轉換以內。

西方翻譯研究中另一個更富實質性的轉折發生在1970年代，這就是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1970年代，西方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學派登上譯學界。這批學者以對翻譯研究獨特的視角和闡釋揭開了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另一個層面，即從文化層面切入進行翻譯研究，其關注的重點已經從翻譯的兩種語言文字轉換的技術層面轉移到了翻譯行為所處的譯入語語境以及相關的諸多制約翻譯的文化因素上去了。這批學者的研究標志著當代西方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開始，其中被公認為西方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蘭學者霍爾姆斯(JamesS.Holmes)的《翻譯學的名與實》一文。

霍氏的這篇論文于1972年作為主題發言在哥本哈根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首次發表，這篇論文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是它的清晰的翻譯學的學科意識，該文明確提出用translationstudies一詞、而不是translatology這樣的陳詞作為翻譯學這門學科的正式名稱。其次是它對未來翻譯學學科內容以圖示的形式所作的詳細的描述與展望。在文中霍氏首次把翻譯學分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在純翻譯研究下面他又進一步細分為描述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在應用翻譯研究下面則細分出譯者培訓、翻譯輔助手段和翻譯批評三大塊研究領域。

繼霍氏之后，以色列當代著名文學及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Ita-marEven-Zohar)以他的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研究文化學派起到了理論奠基的作用。他接過霍氏有關描述研究的話語，指出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研究，一種是描述性研究。另一種是規范性研究，而文化學派的翻譯研究就屬于前者。這樣，他就把文化學派的翻譯研究與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研究明確區分了開來。1976年，他在《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一文中更是具體分析了翻譯文學與本土創作文學的關系，并提出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體系中處于中心或邊緣地位的三種條件，在學界影響深遠。

另一位學者、佐哈的同事圖里(GideonToury)與佐哈一樣，進一步強調了描述翻譯研究的基本立場，從而與此前以過程為基礎、以應用為導向的翻譯研究形成了本質的區別，同時也彰顯了當代翻譯研究的比較文學特征。

進入19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時學者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與蘇珊·巴斯奈特或各自著書撰文，或攜手合作，為翻譯研究向文化轉向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勒菲弗爾同樣以多元系統理論為基礎，但他對以色列學者未曾充分闡釋的意識形態因素進行了更為透徹的分析。他提出了“折射”與“改寫”理論，認為文學翻譯與文學批評一樣，都是對原作的一種“折射”，翻譯總是對原作的一種“改寫”或“重寫”。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一書中，他更是強調了“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三因素對翻譯行為的操縱。認為譯者的翻譯行為或隱或顯無不受到這三個因素的制約。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以及他的“三因素論”成為文化轉向后的西方翻譯研究的主要理論支柱，以他為代表的文化學派也因此還被稱為“操縱學派”或“操控學派”。

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堅定倡導者，她的專著《翻譯研究》于1980年推出第一版后，又于1991年和2002年先后推出第二版和第三版，對西方翻譯研究向文化轉向起到了及時總結、積極引導的作用。她從宏觀的角度。勾勒出了翻譯學的四大研究領域：譯學史、譯語文化中的翻譯研究、翻譯與語言學研究以及翻譯與詩學研究。她在于1990年代寫的一篇論文《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中更是明確闡述了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相遇的必然性，指出這兩個領域的研究都質疑學科的邊界，都開創了自己新的空間，關注的主要問題都是權力關系和文本生產，而且都認識到理解文本生產過程中的操縱因素的重要性，因此這兩個學科的學者可以在很多領域進行更富有成果的合作。

巴斯奈特的話點明了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事實上，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起，西方翻譯研究開始全面轉向文化，并于1990年代末終于完成了當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自此，廣泛借用當代各種文化理論對翻譯進行新的闡釋，探討譯入語文化語境中制約翻譯和翻譯結果的各種文化因素，關注翻譯對譯入語文學和文化的影響和作用，等等。成為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

與此同時，國際比較文學研究同樣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那就是從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尤其是向跨文化研究演進。我把這種演進稱作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

二、比較文學：從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演進

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從深層次看，與二戰以來西方學術界的發展趨勢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其中的理論熱以及對文學文本和文學史的冷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于1970年代步TOP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西方大學里的比較文學專業研究生們都會紛紛熱衷于形形色色的理論，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從女性主義到解構主義，從符號學到心理分析理論。不一而足。年輕一代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已經無意求索作家與作家之間的影響與被影響的模式與途徑。也無心討論文本與文本之間的差異與相同。前輩學者的比較文學研究在他們看來，已經成了一具“史前的恐龍”，對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吸引力。

概而言之，由于當前整個學術研究所處的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經歷了1970年代的理論熱，1980年代后現代主義思潮盛行并對傳統文學經典進行反思和重建。到1990年代把它的研究對象越來越多地擴展到了語言文字作品之外，如影視、動漫等，其關注重點也越來越多地跳出“尋求事實聯系”的文學關系研究。從而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所謂“父輩”)比較文學研究的態勢，進入到了斯皮瓦克所說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文化研究”階段。

三、翻譯轉向：展示比較文學研究新空間

從以上對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演進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當代比較文學的發展確實并不如巴斯奈特所說的僅僅是轉向翻譯研究。我認為當代比較文學在實現了文化轉向以后有三個新的發展趨勢值得注意。在某種意義上，這三個發展趨勢也可以說是與傳統比較文學研究相比出現的三個新的研究領域：第一個領域是運用形形色色的當代文化理論對文學、文化現象進行研究；第二個領域是把研究對象從紙質的、文字的材料擴大到非紙質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對影視、卡通、動漫等作品展開的研究；最后一個領域即是對翻譯進行研究。

第一個研究領域與1970年代以來的理論熱有比較直接的關系，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在初期與文學文本的關系還比較密切，但是隨著這一領域研究者視野的不斷拓展，尤其是隨著對一些新的文化理論的運用，地緣政治、文明沖突、自然生態、民族圖騰等問題也紛紛納入了研究者的視野。該領域的研究對象及其討論的問題似乎與文學本身正在漸行漸遠。

第二個研究領域國內比較文學界目前開展得還不是很多。迄今為止比較多的還是集中在影視作品的研究上，對政治卡通片、動漫片的研究似未見到。而在影視作品的研究方面。如何區別于影視批評而顯現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特征。這恐怕是一個有待專家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第三個研究領域就是翻譯研究。此處的翻譯研究是指從文化層面上展開的對翻譯動因、翻譯行為、翻譯結果、翻譯傳播、翻譯接受、翻譯影響以及其他一系列與翻譯有關的問題的研究。我以為，翻譯研究，特別是實現了文化轉向以后的翻譯研究。與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關系最為密切。

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并不意味著比較文學從此只研究翻譯。而放棄傳統比較文學的研究課題。恰恰相反，通過研究翻譯，學者們為比較文學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層面，傳統比較文學的研究課題得到了比以前更為深刻、更為具體、更加顯現的闡釋。譬如，文學關系歷來是傳統比較文學研究的最主要的一個課題。但是以前的文學關系研究要么是致力于尋求兩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學影響與被影響的“事實聯系”，要么是比較兩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學的異同。然后從中推測它們相互間的關系。翻譯研究則不然，以多元系統論為例。它提出了一系列原先一直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諸如：為什么有些國家的文化更重視翻譯，翻譯進來的東西多，而有些國家的文化則相反?哪些類型的作品會被翻譯?這些作品在譯語系統中居何地位?與其在源語系統中相比又有何差異?我們對每個時期的翻譯傳統和翻譯規范有何認識?我們又是如何評估翻譯作為革新力量的作用的?蓬勃開展的翻譯活動與被奉作經典的作品，兩者在文學史上是何關系?譯者對他們自己的翻譯工作作何感想，他們的感想又是如何通過比喻的方式傳達出來的?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深入思考文學關系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多元系統論還對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中的地位進行了分析，認為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中處于中心還是邊緣位置，取決于三種情形：一是當譯語文學系統自己還沒有明確成型、還處于“幼嫩”的、形成階段時；二是當譯語文學自身尚處于“弱勢”地位時；三是當譯語文學中出現了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的情況時。在以上三種情況下，翻譯文學在譯語系統中都有可能處于中心地位，反之則退居邊緣。把這三種情況證之我國清末民初時翻譯文學在我國文學中的地位、1930年代1940年代我國新文學已基本成型時的翻譯文學在我國文學中的地位，以及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革”剛剛結束時我國自身文學正處于一片荒蕪時翻譯文學在我國文學中的地位，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分析顯然使得我們對于中外文學關系的闡述變得更加清晰透徹，也更具說服力了。事實上，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有關文學的傳播、接受、影響等很大一塊研究領域，都只有通過對翻譯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闡釋。

實現了文化轉向之后的翻譯研究對當代各種前沿文化理論同樣也有大量的借用。但與上述比較文學文化轉向后出現的第一個趨勢有所不同的是。翻譯研究對文化理論的運用大多用在對翻譯現象和翻譯文本的闡釋上，體現出較強的文學性。譬如當代翻譯研究者借用女性主義理論對某一女性主義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僅讓讀者看到了女性譯者的主體意識以及她們使用的策略，諸如補充(supplementing)、加注與前言(prefacingandfootnoting)、劫持(highjaeking)等，同時通過對同一女性主義作家原作的不同譯者(包括不同性別的譯者)在不同時期的譯本的比較研究，如譯文中對原作與性有關的段落的刪改處理，對一些性行為或性意識詞語的不同方式的翻譯和替換，等等，非常具體、形象地展示了我們國家對西方女性主義作家作品的接受過程。

再譬如當代翻譯研究對解構主義理論的運用。借用解構主義理論，研究者認識到，翻譯不可能復制原文的意義，對原文的每一次閱讀和翻譯都意味著對原文的重構，譯作和原作是延續和創生的關系，通過撒播、印跡、錯位、偏離，原作語言借助譯文不斷得到生機。原作的生命才得以不斷再生，不僅對原文與譯文的關系作出了嶄新的解釋，同時也對譯文的意義、價值及其在譯語文化語境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認識。這同樣是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化。

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理論，諸如當代闡釋學理論、后殖民理論、目的論，等等，既為當代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同時也促進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除了翻譯史和對當代文化理論的借用這兩塊研究領域以外，當代翻譯研究還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其他許多新的研究課題。譬如勒菲弗爾提出的翻譯與文學批評、文學史的TOP線77#大中小發表于2008-9-1200:08

只看該作者編撰和文選的編選等一樣，都是對原作的一種“改寫”或“重寫”：再如，當代翻譯研究中的“意識形態、贊助人、詩學”三因素理論，同樣揭開了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新層面。

當前。國際比較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都各自實現了它們的文化轉向，國外的文化研究則實現了翻譯轉向。實踐證明，這兩大轉向給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翻譯研究以及文化研究都帶來了勃勃生機。我相信。隨著國內比較文學界翻譯轉向意識的提升，隨著國內譯學界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推進和完成，中國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也一定會給目前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進行帶來新的契機，展示廣闊的發展前景。

(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試論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地位與作用孟華

長期以來，比較文學界似乎總是處于一種深重的精神焦慮中：比較文學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還能存在多久?此類問題不斷被提出，發展到極致，也就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學科消解論。

消解論之一謂之曰：“比較”的意識與方法在當代已為其他學科所普遍接受，不再是比較文學的專利，因而也就無須再為之保留專門的學科位置。

消解論之二鼓吹“文化研究”包羅萬象。認為當下的世界是文化研究的一統天下，文化研究萬能，大可涵蓋一切，因而比較文學也就不必再羞羞答答地強調什么“文學”了，干脆讓位，或及早“棄暗投明”。投奔“文化研究”的麾下方為上策。

消解論之三提倡以蓬蓬勃勃發展著的“翻譯研究”替代“比較文學”。

消解論之四則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感，干脆極而言之地宣布比較文學的“學科之死”。

乍一看來，這些學科消解論者似乎不無道理。但倘若稍退一步去環顧一下四周，我們卻又會頓生疑竇。譬如中外文學、中外歷史、中外哲學等其他人文學科，這些都是與比較文學比肩、相鄰，甚至相輔相成的學科。為什么就沒有人去質疑它們的生命力?為何單單要將比較文學拎出來，而不問問“人文學科是否還有必要存在，還能存在多久呢”?

顯然，問題的產生是與比較文學學科的獨特身份有關。眾所周知，“身份”不確是比較文學從學科誕生起就面臨的窘境。比較文學“生來就屬‘跨’，所以永遠都是邊緣的。而且毫無疑義，它還將背負著這個‘原罪’進入到人類的第三個千年中去。”

要想從根本上使本學科從“原罪”導致的種種疑慮中解脫出來，首先需要為本學科的獨特身份“正名”，找到比較文學作為邊緣學科而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本文正是希望在此一方向上做些許的嘗試。

一、歷史的回顧

提到“正名”，就不能不簡單回顧一下本學科的發生、發展史及由此而形成的學科的基礎。

比較文學生發于國別文學的研究之中。19世紀初，當某些研究國別文學的學者發現了文學實際上是超越國界的，無法孤立地存在時，也就萌發了要使用一個新詞來界定此類現象的念頭。幸與不幸，那時恰逢“比較”一詞在歐洲大行其道，既然可以有“比較解剖學”、“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比較神話學”……為何不可以將對此類跨文學現象的研究稱之為“比較文學”?但顯而易見，該詞在當時實際指稱的就是由文學交流而導致的跨文學現象，后人稱之為“國際文學交流”，或“國際文學關系”。因此，國際文學關系研究代表了最原初、最基本的比較文學研究方向。而進行此類研究的比較文學即是文學交流的產物，是開放的、世界主義觀念的產物。如果沒有歐洲各國間日趨頻繁的交流，沒有在研究本國文學思潮(諸如“浪漫主義”)時，苦于在單純、孤立的國別文學研究中無法解釋相應的文學現象，也就不會有“比較文學”一詞的產生。

這一歷史的回顧，清楚地證明了比較文學的概念和思想是以“一種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慷慨大度的精神，是否定一切排他主義及孤立主義的精神”為依托的。盡管自那時以來的法國學者并非全都繼承了這份精神，宣言者也未見得個個都實踐了這崇高的理想，但我們無法否認布呂奈爾們對本學科精神實質的總結恰當而精到，開放性正是比較文學的靈魂。而此種開放的精神難道不是源于文化、文學交流，并仰仗交流而發揚光大?

二、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文化交流的學問

顯而易見，文化、文學交流是比較文學賴以生存、賴以發展的基礎。在討論比較文學與文化交流的關系時，季羨林先生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觀點。在《比較文學與文化交流》一文中。先生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命題，他說：“比較文學的研究屬于文化交流的范疇……比較文學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學方面的文化交流。”

先生此說振聾發聵，觸及了比較文學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他不僅在廣度和力度上遠遠超越了前人。超越了本學科一切中外權威，而且還創立了新說。他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比較文學只是“流”，文化交流方為“源”的源流觀。這個看上去不起眼的源流之辨，實在是與本學科性命攸關的大問題。

文學、文化交流既然是源，它就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生命線。對學科史的回顧已經清楚地揭示出：比較文學由其而生，因其而長，依其而存。明確了這一點，也就使處于邊緣地位的比較文學獲得了充分存在的理由：比較文學得天獨厚，應的乃是“文化交流”之運，也就必定要伴隨文化交流走完全程。只要這交流一天不消亡，對這種交流的研究就一天不會終止。而認同交往、促進對話早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文化交流注定是要生機勃勃地發展下去的。那么，研究“文學方面的文化交流”的比較文學又有何危機可言?學科的消亡又從何談起呢?!

所以我以為，先生此說實在是為比較文學明確了身份，找回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只要堅守研究“文學方面的文化交流”，比較文學從此便可以坦然地面對一切質疑，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三、國際文學關系研究在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地位

論及“國際文學關系研究”在比較文學學科中實際占有的地位，我們似可以1960年代比較文學“危機”為界，劃分出前后兩個階段。此前。它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此后，它在法國及歐洲大陸仍然頗受重視。在美國及美國影響所及的地方則愈來愈被忽視，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其他研究所取代，完全退出人們的視線。

這種變化當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在1960年代的那場比較文學“危機”前，“法國學派”表現出來的歐洲中心主義、法國中心主義，以及他們建立在“唯科學主義”基礎上，只注意尋覓“事實聯系”的實證方法，受到了美國學者及其他革新派的強烈質疑與嚴厲抨擊，國際文學關系研究也因受其累而名聲不佳。此外也應考慮到。自那時以來，其他分支研究領域(諸如比較詩學)得到迅速發展，這也占據了部分研究空TOP\o"大學女生的個人空間"個人空間

但面對今天危機說此伏彼起的局面，我們似有必要重新審視國際文學關系研究在本學科中的地位。無論它在歷史上有過何種問題，它都是本學科中最直接研究“文學中的文化交流”的領域，它與本學科與生俱來的血脈關聯和它的歷史功績都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在本學科中的核心地位不應也不能改變。改變了，動搖了。就幾近于“數典忘祖”，比較文學學科就面臨著失卻自我，失卻根本，站不穩腳跟的危險。此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更何況。國際文學關系研究也在時時更新著自我：它從原先單向度研究發送國文學的影響，發展到對發送者與接受者進行雙向互動關系的研究，且將對接受者主體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從過去單純考據式的研究方法，發展到充分利用各種新理論、新方法的綜合性研究。

在這方面，當代形象學的確立堪稱是最具代表性的。“異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異國文化在本國的介紹、傳播、影響、詮釋的情況，因而一直屬于傳統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范疇。到了當代，學者們借助于符號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等理論與方法論，對傳統進行了重大革新，終于使之體系化，成就了冠名為“形象學”的研究方向，將此類研究大大向縱深推進。

除此之外，傳統國際文學關系研究中的譯介學從文化研究中受到啟發。經歷了關鍵性的“文化轉向”；媒介學也拓展了“媒介”的范圍，并從以往對文化、文學傳遞的線性研究轉而討論文化交流的雙向互動，而且十分關注“媒介”自身文化身份在交流中的變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縱觀這些研究領域內發生的變化。我們似乎可以總結說：學者們已不再滿足于描述現象、勾勒史實，而是在掌握確鑿的“事實聯系”的基礎上，注重以批判的精神質疑文學、文化交流中的種種現象，挖掘隱含其中的內在邏輯。探討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一言以蔽之，當今的國際文學關系研究在傳統的歷史研究中已成功地引入了問題意識，引入了文學批評的精神。

四、對國際文學關系研究范疇與方法的重新定位

作為對國際間文學、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研究，“國際文學關系研究”必然要尋覓、勾勒、描述這些交流中的“事實的聯系”，因而必然具有濃厚的史學研究色彩。但如前所述，它絕非單純的史學研究，更非是對所謂的“文學外貿關系”的簡單梳理。它應當是一種綜合性的，涉及內、外部各個層次的研究。

此類研究關注的是文學、文化交流中產生出來的種種特殊的跨文化、跨語言現象、事實，因而，它首先屬于影響，接受研究的范疇。然而，回答“是什么”、“怎么樣”只是研究的第一個層面，在此基礎上，還必須探討、分析“為什么”的問題，亦即這些現象、事實是緣何及如何在特定的文學、文化場的合力作用下生發、演變、成形的，探究這些現象(事實)產生的內在邏輯。因此，我們不僅要研究文學史實的外部聯系，這些史實、現象與社會文化語境的關系，還必須涉及無“事實聯系”的類比研究，才能把“關系”緣何產生分析清楚。這樣，研究就勢必被導向了文學內部的、美學的思考。

就以象征派詩歌在中國的流變為例，法國象征派的“象征”，強調在象者和象征物之間。在能指與所指間要建立起新的符指關系，要盡量削弱傳統的、約定俗成的聰想。而這恰恰與中國傳統詩歌中重互文性、重由傳統符指關系而產生的聯想及約定俗成的喻意南轅北轍。因而兩者的美學追求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差異。中國現代派詩人并未(也不需要)全盤接受法國象征派詩歌的理論，他們借用了許多形式上的東西(通感、音樂性……)去激活本民族的傳統，賦予其新意，使傳統得以發展。因此，現象的類似，絕不意味著成因的一致。恰恰相反，生成語境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