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5（一）研究背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道路、橋梁建筑等公益性事業的快速發展，大量農用土地被征用，大量農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喪失了對土地的使用權，成為失地農民[1]。目前，這一群體的數量己相當可觀，失地農民安置問題己成為困擾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核心問題。按中國目前現有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將有3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失地農民，失地農民安置問題將日趨嚴重。在現行的土地政策和制度安排下，失地農民己經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說是農民，己無地可耕；說是市民，又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樣公平地享有市民待遇[2]。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面臨各種困境，由此衍生出的各種社會矛盾，正在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據農業部的一份材料顯示，2007年1-9月，全國信訪部門土地問題來信來訪80.4萬件，占信訪總量的10.1%；到農業部的土地問題信訪3288件人次，占各類信訪的47.5%；到國土資源部的土地問題來訪8565人次，占來訪量的66.7%。中央政府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都將把社會穩定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如果失地農民安置問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會成為和諧社會的建設中一個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因此關于對我國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勞動力轉移模式的研究是有其緊迫性和重要性的。（二）研究意義首先，失地引發農民收入渠道發生改變。長期以來，土地收益的產出與增值功能是土地最基本的社會功能之一，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經營土地所獲取的收益，擁有耕地的使用權是農民能夠獲取穩定經濟收益的基本保障。失去土地而又無穩定的收入來源作保障，對絕大多數失地農民來說，減收風險大大增加[3]。因此，失地所引發的收入渠道的改變使得農民所處的經濟狀態有變壞的可能。其次，失地導致農民就業渠道變遷。土地的第二大基本社會功能便是提供穩定的就業崗位。在城市就業崗位數量的有限性和失地農民群體的龐大的現實條件下，失地農民在就業競爭中由于受其自身素質的限制，往往處于劣勢地位，只能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低、競爭激烈、待遇低下的工作[4]。這些都使得就業渠道變得極為不穩定。因此，由失地所導致的就業渠道變遷，同樣也增加了農民生存的不穩定性。最后，失地導致農民社會保障模式變遷。目前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的生老病死全由其個人家庭承擔，土地成為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依托。盡管我國正在推行農民養老保險改革，但是全國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和合作醫療的農民僅占15%左右，其他種類社會保障體系還未在廣大農村建立起來。失地農民在無地可耕的情況下，無法獲得其之前所提供的保障功能[5]。而目前大多數地區實行的征地制度并未為失地農民提供較好的長期社會保障。因此，失地所引起的社會保障模式變遷，同樣對失地農民的長久生計產生了負面影響。（三）文獻綜述1.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對城市化的研究主要圍繞我國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關系以及城市化選擇的路勁兩條線索展開的。在城市化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或工業化水平的關系國內出現以下幾種觀點：一是中國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他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比較，中國同國際經驗的比較，以及政府人為限制城市發展的制度和政策(辜勝阻，1991；余立新，1994；周一星，1999；孫永正，1999，2001；夏小林、王小魯，2000；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0；朱鐵臻，2000；孫永正，1999；簡新華、黃餛，2010)；二是認為中國不是城市化滯后，而是隱性超城市化，這種意見認為工業產值中的很大部分是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農村人口創造的，應當把這些農民及其供養的家庭人口也計算進城幣人口才比較合理(鄧宇鵬，1999)；三是中國城幣化略微存在滯后，但并不嚴重(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1998：郭克莎，2001)。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一些學者認為中國采取小城鎮化戰略，這符合中國國情以及新農村建設(費孝通，1984；許經勇，2006；段進軍，2007；官錫強，，2007)；一些學者依據“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溢出效應”等規模經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出我國應該走大城市化道路(王小魯，2002；楊波等2006；傅十和、洪俊杰2008；劉永亮，2009)；還有些學者認為大城市化與小城鎮化之間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相互協調，共同推進，從而在大城幣發展的同時帶動小城鎮的發展，形成一個城幣群(李京文，2008)。2.國外研究現狀極化增長理論主要是指由于一些原因，導致經濟增長的不均衡從而引起城市發展的不均衡。佩魯(F.Perroua，1955)提出增長極理論，指某些地方由于主導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企業聚集發展而形成經濟活動中心，像一個“磁場極”，產生吸引和輻射作用，促進目身并推動其它部門和地區經濟的增長。這種“增長極”的作用，使得人口、資本、生產、技術、貿易等高度聚集，產生“城市化趨問”或形成“經濟區域”。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61，1968)《區域發展政策—委內瑞拉案例研究》和《極化發展一般原理論》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心—邊緣理論。把增長極模式與各種空間系統發展相融合，擴展了佩魯的增長極理論。中心區自身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不斷強化形成對邊緣區的支配態勢，產生強烈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從而使得中心區和邊緣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機制的形成，同時他將中心、—邊緣結構模式分為四部分：核心增長區、向上轉移地帶、鄉下轉移地帶和資源邊緣區，為研究城市空間結構層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繆爾達爾(CunnarMyrdal，1957)提出“循環累積論”。認為發展速度不同的兩個地區之間的差距使得經濟在空間上產生二元經濟，這種差距會引起“累積性因果循環”：發展快的地區會發展的更快，發展慢的地區會發展的更慢從而逐漸增大這種差距而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他提據此提出了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政府應當采取不平衡發展的戰略，以求較好的投資率和較快的增長速度，并通過這些地區的發展及其擴散效應帶動其它地區發展，這很好的解釋了城市的等級擴散現象。（四）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從理論聯系實際出發，采取了規范與實證結合的運用，即通過界定相應的概念和范疇，以相關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