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啟超的社會啟蒙思想焦潤明近代中國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催逼下走上開國道路的。在深重的民族憂患意識的支配下，面對著封建制度腐敗和外族欺辱所造成的民族危機，啟蒙思想家們摯著地探索著救國道路，從事著喚起民眾、教育民眾、建設近代新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其中，梁啟超所建構的社會啟蒙思想，在近代啟蒙思想中占據著最為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近代中國最迫切的啟蒙任務，就是在民德、民智、民力三個方面改造國民，使之成為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新民”。在這種理論取向指導下，展開了他的最具獨特性的社會啟蒙思想。本文試就“新民德”、“開民智”、“鼓民力”三個方面，論述梁啟超的社會啟蒙思想。一、“新民德”的啟蒙思想梁啟超所建構的新民德啟蒙思想的主要內容，即從內在的精神氣質方面改造國民的精神面貌，使中國人從習慣于封建專制壓迫造成的受治服從、麻木不仁的國民劣根性中掙脫出來，代之以獨立、自由、自治、責任的現代國民品質。從這種價值原則出發，他把公德與私德、利己與愛他、獨立與合群、權利與義務、自由與服從等五對道德范疇在參照西方資產階級社會道德準則的前提下，將其改造成為適合中國國民的、具有中國文化獨特性的國民新道德。關于公德與私德。梁啟超認為：“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1]。私德是對個人而言的。如慎獨、廉恥、忠實等等，而公德則是個人對于“群”體而言的。即有利于個體的德性是為私德，有利于群體的德性是為公德。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品德。梁氏把它們都放在幾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來認識，一方面，他強調：“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2]。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交涉缺乏忠實、篤信，那么希望這個人對團體也忠實、篤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梁氏又強調公德的重要性。他說：“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潔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3]。公德、私德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離開哪個方面都不能成立。他認為道德起于人與人的交往，無論是與少數人交涉還是與多數人交涉，無論是與私人交涉，還是與公家交涉，其客體雖然不同，但其主體都是相同的。它是由于主體與其交涉的客體的不同，從而導致道德行為上的微妙差異即公德與私德的差異，不過作為其道德判斷的標準只有一個，即凡是“有贊于公安公益者”，就可以稱之為有德；凡是“有戕于公安公益者”，就可以認為是“無德”。從而，突出了主體道德品質對于群的重要意義。梁啟超以他從事啟蒙活動的需要出發，鑒于近代中國的社會現狀，再三強調培養人民的公德意識是最為迫切的任務：“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4]。梁氏認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私德”已過于發達，而人們的公德觀念卻很淡薄。其主要原因是封建舊道德的毒害。他強調，個人生活在群體之中，既然享受其所在群體的權利，就需有為其所在群體應盡的義務，假若不這樣，那就“直為群之蠹而已[5]。他批判束身寡過主義的“吾雖無益于群，亦無害于群”的觀點是非常有害的。他認為，群有益于我，而我無益于群，就是逃避對群的責任。假若人人都只想享受群體的權利而逃避對群的責任，那么這個群也就難以成立了。所以他說：“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群之利，而反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6]這里，梁氏提出了公德是否具備與國家能否強盛的關系，即衡量公德好壞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為善，無益于群者為惡。”“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7]，正因為這樣，他主張應考察世界的形勢，“靜思吾族之所宜”，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8]。進而達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9]的目的。由此可見，梁啟超提倡公德完全是出于培養符合資產階級道德規范的“新民”需要，并把公德看成是強國之本，看成是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道德動力源泉。關于利己與愛他。梁啟超認為，利己就是“為我”[10]。他斷言利己是人類自立、進步與繁榮的前提。“天下道德法律”的建立是從利己中確立起來的；人類擺脫野蠻而“倡自貴知類之義”，靠的是“利己”；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靠的是“利己”；“對于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主義”，“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11]，靠的都是“利己”。他說，如果人們無利己思想，那么就會放棄自己的權利，拋棄自己的責任，最后連自己也不能獨立，“彼蕓蕓萬類，平等竟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12]。人人利己，社會才能競爭，才能保衛自己的權利。人人自強，國家才能強盛．梁啟超對利己的論述，肯定了追求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中國傳統的道德觀重“義”而輕“利”，因而把人對私利的追求貶為“小人”之“末德”。梁啟超則一反其說，大膽地指出“愛己、利己、貪樂好利”是合理的，因為這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致。“天下人孰不愛己乎？孰不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圣人所能禁也”[13]。人類生存于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即不得不相競爭，這是“自然之勢，”無可非議。若“謂之道以苦為目的，世界以害為究竟，雖愚悖者猶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求樂利之性質，雖極力克之窒之，終不可得避”[14]。追求利己、愛己、貪樂好利，不僅是合理的、符合人性的，而且還是國民的社會責任。要是“人而無利己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無以自立”，卻是應當予以譴責的。所以，他毫不掩飾地鼓勵人們要以競爭精神去“各謀利己”，應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各謀“自利”，而不必侈談“兼愛”，諱言“為我”。甚至鼓吹要發揚楊朱的“為我”之學來“救中國”。這種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人生觀，是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體現了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為合理、尊重人性的資產階級“人道”，沖擊封建統治者所謂的“驅民于醇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的“天理”羅網的合理要求。梁氏還把利己與愛他聯系起來。認為利己與愛他“一而非二者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人類有兩種愛己心，其一是“本來之愛己心”，其二是“變相之愛己心”。因為每個人都不可能獨立于世界之外，必然生活于特定的群體之中，自己的許多利害自然與其所處的群體息息相關，“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于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于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于是乎愛他人之義生焉”[15]。他從人的本能出發斷言，人們所做出的愛他行為，其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愛己。梁啟超的上述思想顯然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應該強調指出的是，梁啟超雖然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道德學說尤其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提倡個人利益為合理。但是，他對邊沁的個人主義學說也進行了部分修正，即他擺脫了極端強調個人主義的作法，在肯定利己合理性的同時，更強調“愛他”、“利群”行為。在梁氏看來，“利己”行為中包含著一種對個體與群體的責任感、道德感。“利己”必須以“利群”“愛他”為前提，否則無群的共同利益，那么個人利益也不復存在．重視群體的價值，反映了近代中國迫切需要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的現實需要。關于獨立與合群。梁啟超認為，獨立就是不依賴于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于世界之上。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就是近代獨立的意思。他所說的合群，即是指由多數獨立個體所集結成的群體。群的基礎是獨立的個體，即群是由多數具有獨立品格的個體所構成的，那么合群所構成的力愈大，則在世界上愈有競爭能力。梁氏批判了對于合群的兩種錯誤觀點，他認為，拋棄自己的獨立而“媚于世”絕對地服從群，那么就等于抹殺了個體的獨立，這種合群即為“獨立之賊”；而惟我獨尊，不顧及群的利益，那么就等于否定了群的存在，這種獨立又為“合群之賊”。他強調：“獨立之后面，依賴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后面，營私也，非獨立也”[16]。所以，在梁啟超那里，獨立與合群的關系是非常明確的，即獨立是合群的獨立；合群是由獨立個體所構成的合群。抽掉了這些意義，獨立與合群的對應關系以及他們本身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既然群的基礎是獨立的個體，那么培養人民的獨立精神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獨立而自由而權力而民族責任感為此，梁啟超強調：“我有腦筋而自能思想，我有手足而自能運動，操縱進退，皆一己自有主權”[17]。他強調“我”是有主體精神、自主意識的人，而放棄自己的主體權利，便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只能是“他人一附屬物”。他強調，獨立就是要開風氣之先，破除“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和“我欲行之，惜無同我而助我者，行之無益”[18]的奴隸根性，抱有“自撥于舊日風氣之中，任天下所不能任，為天下所不敢為”[19]的奮斗精神，由此才可以成就大業。有獨立而自由而權力而民族責任感梁啟超所講的獨立是對中國千百年來專制壓迫下造成的奴隸服從的反抗。因此，他反復強調獨立品格對于改造中國國民卑屈服從劣根性，以及個人獨立對于國家獨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他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20]。梁氏強調只有個體的獨立才有群的獨立、國家的獨立，這點完全符合他建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邏輯構架的需要和內含。在此需特別指出，梁啟超強調獨立的目的還是著眼于合群，即這種“群”是由億萬個獨立的個體所組成的民族國家。這也是從近代中國的現狀以及為改變這種現狀的需要出發而得出的結論。梁氏認為，傳統中國有群的形式，而無群的實質，即缺乏合群之德。梁氏認為中國“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21]。那么什么是合群之德呢？他解釋道：“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于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于大群，常肯細小群而就不群，夫然后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22]。從他所講的內容來看，其合群之德即相當于公德，也就是小我服從大我，為實現小我的利益，必須先實現大我的利益。這種群德顯然是形成近代意義上的“群”的精神內容。正因為近代中國缺乏“合群之德”，所以梁氏強調“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群德之一事。”強調養群德的重要性。那么怎樣培養群德呢？其一，梁啟超強調培養人民的公共觀念。也就是寧可犧牲私益的一部分，以維護公益；寧肯犧牲現在的私益來維護未來公益的觀念現所缺乏的，具現實意義。其二，他強調培養人民的群界思想，分清敵我，即“由吾身而非他人”，“內吾群而非他群”的思想，主張應有“有一群外之公敵，而無一群內之私敵”的自覺。其三，講求法律秩序，強調實行少數人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以及講求為善公益而竭誠合作的原則，等等。總之，他認為群德與獨立之德相輔相成，為近代國民必備的品德，也是認同近代民族主義的道德前提。現所缺乏的，具現實意義關于權利和義務，梁啟超是把它們做為一對相輔相成的范疇來理解的。他說：“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23]。這里梁啟超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他認為權利思想，不僅僅是自己對自己應盡的義務，其重心應該是個人對于群體應盡的義務。權利產生于外界對自身生命、榮譽威脅和壓迫而作出的反抗，而權利獲得的多寡則與個體所具有的抵抗力相互成比。梁氏還把國家比之為樹，而把權利思想比之為根，“其根既拔，雖復幹植崔嵬，華葉蓊郁，而必歸于槁亡。”“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24]。所以權利思想是確保國家獨立的基石。他號召政治家“以勿催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教育則應“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而士農工商男女則應“各以有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25]。向政府爭權利，而政府則向人民讓與權利。因為，在國際上爭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26]方有可能。當然，這種權利是附有義務之權利，如納稅、服兵役都是個人對于國家應盡的義務。“民不納稅，則政費何所出？”“民不服兵役，則國防何由立？”所以，梁氏得出結論“故權利義務兩思想，實愛國心所由生也”[27]。在這里，梁氏是把權利和義務的思想提高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來認識的，由于當時的中國還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壓迫的現實。所以，他強調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是著眼于愛國主義以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關于自由與服從。梁啟超是把自由作為“精神界之生命”[28]來看待的，而把服從則是作為自由的對應概念來理解的，把它看作是對為大眾所認可的法律及社會規范的遵從。他認為凡人有兩個最重要的東西，一個是生命，一個是權利，二者缺一不可。西方人不惜舍棄生命而爭“精神界之生命”，就說明自由對于一個獨立的個人的重要性。中國人并不缺乏自由之俗，缺乏的是“自由之德”。那么何為自由之德？梁氏解釋說：“自由之德，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保之而自享之者也[29]。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把自由也分為內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是別人賜予的，所以梁氏說，中國雖有自由之俗，乃“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30]。因這種自由為外在自由，得到容易，失去也容易。而內在的自由，則是一種精神自由或曰自由精神，按梁啟超的話說，這種自由是爭取得來的，而不能為他人所剝奪的。他強調要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31]。梁氏號召人民要爭取真正的自由，而不可放棄自己應得之自由。他認為放棄自由之罪更甚于侵人自由之罪。當然，在梁啟超那里，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人人自由，而以不侵入之自由為界。”所以，他認為服從與制裁是保證不侵犯他人自由界線的行為保證：“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32]。制裁是針對侵犯他人自由者的法律懲罰。因為在競爭條件下，每個人都在為自存自勝而競爭。優勝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則勢必侵犯弱者的自由。所以，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就必須對其制裁，否則“人縱其私，蕩然無征，自由將為天下毒，而群且立渙而見隸于他群”[33]。顯然，梁啟超只同意人們在秩序的范圍內去謀求不損害他人自由的自由。梁氏也強調對自由的限制，不過他認為由于中國人缺乏自由精神，所以強調自由更有利于人民擺脫封建傳統習慣的束縛。服從是對為大眾所認可的法律及社會規范的遵從。梁啟超認為傳統文化模塑的人民，“無不以服從為唯一主義”，造成了中國人“咸以服從為人生天職”的本性。所以他主張對傳統的服從觀念進行改造：其一，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其二，不可服從私人之命令，而不可不服從公定之法律；其三，不可服從少數之專制，而不可不服從多數之議決。他認為要維護國家秩序和個人自由，“必以服從法律為第一義”。法律的功用是“畫自由之界限，”“裁抑強者之專橫”，“伸張弱者之權利”。但是法律之權威性，只有人人服從才能生效．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服從是自由的保障，而服從多數人的決議更是合大眾而成大業的保證。由此可見，梁啟超否定對封建專制、強權的服從，而強調對資產階級政治倫理與法律制度的服從。說明梁氏的服從，是一種主體自覺的、以保障個人自由得以實現為出發點的服從。總而言之，上述五對道德規范在梁啟超那里是有內在聯系的，他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種符合資產階級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道德行為準則，去改造、調整和規范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人們的道德行為。二、“開民智”的啟蒙思想開發民智，加快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為迅速、快捷的輸入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創造條件。這是科學落后，國力衰弱的中國所亟待解決的課題。梁啟超非常重視“智”在改變祖國落后面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作用。為此，梁氏曾不止一次地強調中國在西方列強先進的科技武器威脅面前所面臨的窘境。他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后首先表現為民智的落后，而以這樣素質低下、愚昧落后的國民“處于今日腦與腦競爭之世界”，就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34]民智落后的中國與民智進步的西方諸國相較量，其被淘汰是必然的。因此他強調“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35]。從開民智的重要性出發，梁啟超探討了開發民智，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途徑和方法。1．變科舉、廢八股梁啟超認為“開民智”，必須變科舉，廢八股。因為“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寒明，不識古今，不知五州，其弊皆由于此”[36]。因為科舉“所立以為標準者不得不在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之中，它已失去了選撥人才的本意，完全變成了“利祿之路”。致使“雖有道藝，非由此進不為榮，雖有豪杰，非由此道不能進”。以這樣的方式取士，是使天下豪杰“相率為無用之才也”。科舉之法“非徒愚士大夫無用己也，又并其農工商兵婦女而皆愚而棄之”，造成了“農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萬國物產，兵不知測繪算數，婦女無以助夫”[37]的局面，以這樣“人皆智而我獨愚”的國民是難以自立于弱肉強食之世界上的，所以他強調欲富強祖國“必自智其農工商始”，欲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必自智其兵始”。而養人才、強中國“唯變科舉為第一義”[38]。在這里，梁啟超強調了變科舉、廢八股對于開民智的重要性。梁氏提出了改科舉的具體辦法，即仿效西方諸國學校，將科舉并入學校，從京城到地方州縣依次設立大學、小學，“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優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作到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廢除八股試貼，考試科目設置以實學為主。他相信這樣就可以革除“千年積弊”，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人才盈廷”的景象。2．辦學校、育人才梁啟超主張通過辦學校來解決培養人才的問題。他說：“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于學校”[39]。強調學校在興國、開智、育才中的重要地位。他主張國家應投資于學校建設，因為學校是關國家的興亡：“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己，茍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40]。梁批判那種只圖眼前利益而放棄國家長遠利益的短視作法，他說：“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梁啟超這種重視學校教育、重視教育投資的觀點非常可貴，直到現在仍有現實意義。梁氏進而還指出，為解決國家教育經費的不足，建議把科舉歸于學校，制定自學科目和考試標準，把選拔人才與士人的利祿之途聯系起來，使“天下豪杰之士，其群集而俯焉從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41]。應該說，梁氏的這些建議不僅在當時可行性非常大，既使在現代仍有現實意義。梁啟超由于看到封建統治階級愚民政策的惡果，所以十分強調對全體人民進行啟蒙教育的重要性。主張大力興辦師范、女學、幼學等教育，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他把設立師范學校作為他普及教育的一項首要任務，“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42]。他認為師范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應通曉經學大義、歷朝掌故、文字源流、各國概況、各專門學科、外國語言等六方面內容，達到“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為主義。”他的理想是把師范教育辦成培養人才的搖藍。關于興女學和幼學，梁啟超主要是從胎教和啟蒙教育兩個主要方面來論述的。他強調女學是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素質的問題。他斷言“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相反“女學衰，母失教，無業眾，民智少”[43]。反復強調提倡女學是近代中國非常急迫的任務，事關國家的強盛、民智的盛衰。其一，興女學有利于胎教。他從保國、保種、保教的高度認識到“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于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44]。其二，興女學有利于幼兒之啟蒙教育。梁氏認為啟蒙教育“為教育學一切之始基也”。作為一個母親，如果自身“通于學本，達于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于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45]。關于幼兒啟蒙教育，梁氏還開列了一些具體辦法：比如普及常用詞語、強調把各種常用學科編成歌訣書、問答書等等。總之，梁氏希望通過開學校、興女學和幼學的辦法，大力培養人才，最終達到開智的目的．3．興學會、設報館梁啟超把辦學會看作是“群心智”的途徑。梁氏認為“群”之形成有兩種類型：“群形質”和“群心智”。他說：“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46]。他用推理遞進關系論證了群可以促進交流，交流即可以開智的觀點，強調了辦學會對于開智的重要性。梁氏指出，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的“群”基本上有三類：一類為“國群”，即議院；二類為“商群”，即公司，三類為“士群”，即學會。“國群”為政治群體；“商群”為經濟群體；“士群”為學術團體。有了這三種群體，所以歐洲人能“心智雄于天下”。關于這三種群體的關系，梁氏認為“士群”（學會）是“國群”（議院）和“商群”（公司）的基礎，因為議院能議政，公司能經營等均從學會而來，“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所以他強調“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47]。必須“學校振之于上，學會成之于下”，才能使民智廣開。這里梁氏認為學會為“國群”“商群”之母，顯然夸大了學會的作用。不過他是按照他的智慧決定一切、學術之力左右世界的觀點導引出來的。其顯然忽視了政治和經濟力量在不同的時期和階段所起的決定作用。梁氏把興學會作為“群心智”的途徑，包含著二層含義：其一是把學會辦成聚集社會各界人才共同學習，探討知識，培養各類專門實用人才的好場所。他認為西方科學技術的發達，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各種學會的內在作用。所以他強調要吸取西方的成功經驗，按照西方學會的功能和模式組建中國的學會，做到從省到鄉皆有會。他斷言，如果能夠按他設想的去實現，那么“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諸學備；九年而風氣成”[48]。到那個時候，全國有用的人才無計其數，不可勝用。其二，借助于學會，結成各類政治性團體，對振興國家、撫翼社會作出貢獻。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學會在開智、強國方面是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啊！梁啟超在強調辦學會重要性的同時，還強調了設報館對開民智、傳播信息以及言論自由的作用。其一，他強調報紙對傳播新科學文化知識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功能。他說：“觀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49]。因為世間的落后都是由于信息封閉不通造成的。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強調報紙有“助耳目喉舌之用”的功能。他還說：“凡真善良之報，能使人讀其報，而全世界之知識，無一不具備焉。”所以“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50]。其二，梁氏認為報紙對于社會啟蒙、思想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51]。梁氏強調為造就新國民，就必須借助于其他社會中的事物理論掃清國人頭腦中的舊思想，所以“交換智識，實人生第一要件，而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獻于其同胞者也”[52]。報紙是向國人灌輸新思想的重要手段。4．譯西書，廣博見梁啟超認為，通過譯書學習吸收西方科學技術、政經、法律方面的知識，是開民智不可缺少的又一重要手段。他認為日本的強盛，在于其“盡取西人之學而學之”[53]。梁氏強調了西方近代科學對強國富民的重要性。因為西方近代科學“歷時千百年以求之，聚眾千百輩以討論之，著書千百種以發揮之，茍不讀其書，而欲據其外見之粗跡，以臆度其短長，雖大賢不能也”。既然西方科學技術是千百萬人智慧的結晶，那么中國要想知彼知己，尋找自強之路，“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譯書實本原之本原也”[54]。那么，如何通過書籍了解西方事物呢？梁啟超認為有兩種具體可行的辦法。其一是“使天下學子，自幼咸習西文”[55]，設外國語專門學校培養翻譯人才；其二是“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56]。梁氏把“有用之書”分為幾類，一類為機器制造等工學以及算學、電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一類為法律、政治學等內容，“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廣譯之”。兼取西洋各國編年大事，加以翻譯，了解西方最新動態。梁氏還強調借助于日譯西書，可以迅速縮短了解西方科學知識的時間，“中國人而得此，則其智慧固可以增驟，而人才固可以驟出，”他把這個比喻為“久饜糟糠之人，享以雞豚”。充滿了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態度。三、“鼓民力”的啟蒙思想梁啟超提出“鼓民力”啟蒙思想，包含著提倡尚武精神，強健人民體魄，勸民以業藏富于民等內容。它是梁啟超在對弱肉強食的近代國際關系有著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1．批判傳統忍讓思想，提倡尚武精神梁啟超強調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尚武強健的人民，沒有強大的武力做為后盾，那么國家就難以自立于競爭的世界之上。他說：“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57]。梁氏對“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這一通說也進行了辨證的分析。他以羅馬帝國為日爾曼蠻族摧毀的歷史事實來論證了這個問題，認為“夫當時羅馬之智識程度，豈不高出于蠻族萬萬哉！”他還以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幾次被少數民族征服的歷史事實論證了這一問題，認為“柔弱之文明”，是不能夠抵擋“野蠻之武力”的，更何況“挾文明之利器，受完備之訓練，以帝國主義為民族運動”，其“雄武堅勁”已非昔日蠻族可以相比的白人呢！所以，他得出結論：“立國者，茍無尚武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慧，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于競爭劇烈之舞臺”[58]。應該說，梁啟超對于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還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他強調中國正處于“群盜入室，白刃環門”的危迫之境，如果不迅速改變文弱的舊習，培養人民的尚武精神，增強國力，鞏固國防，則必如“立贏羊于群虎之間”一樣，難免陷于被吞噬的結果。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梁氏反復強調培養人民尚武精神的重要性。梁啟超批判“百忍成金，唾面自干”一語為“誤盡天下之言”。認為傳統的“好勇斗狠，以危父母”，“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說教直接養成了人民怯懦的心理。他斷言，一個有血氣的人，能夠甘心忍受“唾面自干”的侮辱，“雖他人之凌逼欺脅，異族之蹴踐斬刈，攫其權利，侮其國家，乃至掠其財產，辱其妻女，亦能俯首順受，忍奴隸所不能忍之恥辱，忍牛馬所不能忍之痛苦，曾不敢怒目攘臂而一與之爭”[59]。這種人是天下最“頑頓無恥”，最“柔脆無骨”之人。他警告世人，用這種人生信條處“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世”，以及用這種處世態度去對付“鷙悍剽疾虎視鷹擊”之人，“是猶強盜入室，加刃其頸，而猶與之高談道德，不僅愚腐，而且也不適于生存。梁氏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理論，論證了忍讓思想對于人的基本權利的危害性。認為一個不敢保衛自己基本權利的人，是一個缺乏對自己生命權利負有責任感的人。天賦予人以基本權利，并且也同時賦予了保衛自己權利的力量和保衛自己權利的責任。如果一個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保護自己應得的權利，那么他就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正因為這樣，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忍讓思想是弱者、怯者逃避捍衛自己權利責任的借口。如果一遇到勢力強于自己的就忍讓，接著畏懼，最終討好，那么將會使“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要想求得國家的獨立富強是不可想象的。梁氏深信“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60]是處“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的一條基本規律。所以他斷言，中國要想國強，就必須民強，要想民強，就必須鼓民力，培養人民的尚武精神。2．廢除封建陋習，強健人民體魄梁啟超認為中國種種封建陋習是造成“東亞病夫”之國的重要原因。他說，中國“以文弱為美稱，而嬴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61]。人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相反，歐洲各國紛紛加強體育鍛煉。他說，現在世界上已不僅僅是一個斯巴達那樣的國家了，“今且舉歐洲而為斯巴達矣”，在這種情況下，以中國“文弱之人”同西方相爭，“猶驅侏儒以斗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62]。所以，梁啟超大聲疾呼，在這個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世界上，如果中國人不能迅速強健體魄，那么在“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將沒有中國人的立足之地。正是從這種生存危機意識出發，梁啟超反復強調改變封建陋習，強健人民體魄對于中華民族的重要性。梁氏主張禁止早婚陋習．認為婚嫁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的遲早有密切關系。由于“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潺弱”[63]。斷言早婚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種的健康。他認為早婚有害于養生，早婚有害于傳種。他強調作為父母對一國盡傳種之義務有二個條件：其一是年齡上必須有“可以為父母的資格”，即年齡適宜結婚且體健者；其二，必須有能力養育子女，即經濟上獨立，有謀生能力。只有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再做父母，“如是者則能為一國得佳種”。他接著對“中國人善傳種聞于天下”作了辯證分析，認為數不在“多”而在“強”。他說：“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于我躬，子后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于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況愈下。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澌滅也”[64]。父母身體與神經都未發育成熟，不具備生育健康兒女的條件，雖有“年三十而抱孫者”，然而這種“秀而不實之種”反不如“其無之為愈也”。所以他得出結論：“一家之子弟羸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羸弱，則其國必亡”。既然中國人弱于世界的原因在此，那么自今以后“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65]！強調優生對于強民的重要性。主張廢除纏足陋習。纏足是中國封建社會流弊千年之久的陋習之一。在封建社會里，廣大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的壓迫，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他們不僅在精神上受封建禮教和婦道的束縛，而且在身體上也倍受折磨，尤其是纏足惡習，足以今人發指。梁啟超以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和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對女子纏足進行了無情的抨擊。痛斥纏足陋習使女子“齔齒未易，已受極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瘍充斥，濃血狼藉，呻吟弗顧，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嗥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舁而后行，雖獄吏之尊，無此忍心”[66]。梁啟超不僅僅限于對婦女纏足之害的評擊，而且還把女子纏足同國家強弱聯系起來，認為纏足陋習是“率中國四萬萬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矣。安所往而不為人弱也”[67]。梁氏強調纏足是造成中國人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要改變弱國的地位就必須廢除摧殘婦女的纏足陋習。梁啟超不僅在理論上反對婦女纏足，而且以實際行動來實現自己的主張。1897年4月間，梁起超等人論討擬定《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同年6月30日梁啟超等人就在上海創設了不纏足會。雖然由于戊戌變法失敗，此會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對婦女放足則產生了很好的影響。3．主張勸民以業，藏富于民富民思想是梁啟超鼓民力啟蒙思想中的另一重要內容。他認為改變近代中國民生凋弊、經濟落后、“無人不憂貧”的局面，首先就必須富民，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而民富的途徑是“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個養數人，斯民富矣”[68]。因此，他主張勸民以業，使全國人民個個都能成為生利之人。“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他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中，“家有數畝薄田，其子弟輒驕奢淫佚，一無生業，而豪宦豪商之裔，更不待論”[69]。這樣一家之中，能帶來財富的人少，而消費財富的人多，所以傳統的家產繼承制是造成了“富不過三代”結果的直接原因。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主張效法西方的家庭教育方式，對晚輩教之以學業，使其能自營自活，斷絕其依賴的劣根性，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傳統家產繼承制的弊病。他還主張把婦女從封建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認為“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于他人也”[70]。這是造成人民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認為婦女在能力上有“劣于男子”之點，也有“優于男子”之點，“誠使能發揮而利用之，則其于人群生計，增益實鉅”[71]。所以他主張中國婦女也應象西方各國那樣，走出家門，從事于教師、商店、會計等工作，既使在家庭，也應讀書識字，懂得“教子之法”，這樣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總之，梁啟超堅信，在當時中國四億人中，使其中的“二萬萬分利者”各盡其能，從事于增殖事業，那么就會使全國的總歲殖比過去增加八倍乃至十倍，“吾中國土地第一，勞力第一，生產之三要素，既優占其二，所缺者獨資本耳，使付以八倍十倍于今日母財，則于萬國爭商戰于地球，誰能御之？”[72]只有民富才能國富，“國富矣，而猶弱于人，吾未之聞也”[73]。富民是強國的重要途徑。以上我們從“新民德”、“開民智”、“鼓民力”等三個方面論述了梁啟超的社會啟蒙思想。中國近代啟蒙思想是在近代中國這個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發生的。就其啟蒙思想展開的歷史契機來看，它與西方自發孕育產生的啟蒙思想不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外力催化下，在民族陷于危機的境況中產生的．因此就其思想內涵而言，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直接借用了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作為對內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對外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理論武器。近代啟蒙的這種雙重任務，在梁啟超的啟蒙思想中獲得了最集中的體現——他所從事的社會啟蒙工作就是要通過他的思想啟蒙活動，把傳統中國人塑造成為近代“新民”，使之成為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主體力量和社會基礎，最終實現建設近代新國家的理想。他對啟蒙事業的執著追求，及其理論建構使他在戊戌新文化運動中占據著最為顯赫的地位，成為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思想先驅者之一。過去我們對梁啟超的社會啟蒙思想沒能給予應有的肯定，這固然與梁啟超本人的復雜經歷有關，他是個“流質多變”的人，思想變化的幅度較大。但我認為主要還在于我們是帶著有色的眼鏡去看待他，用“革命”就進步，“改良”就落后的價值標準去衡量他，忽略了當時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所致。應該說他所從事的社會啟蒙活動工作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的。在20世紀以前的中國啟蒙思想家中，還沒有哪一個人在社會啟蒙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影響力方面超過梁啟超的，他是戊戌啟蒙運動的理論驕子，是中國的“伏爾泰”。他的思想不僅為“五四”啟蒙運動所揚棄所繼承，而他閃耀著理性和智慧光芒的思想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進行現代思想啟蒙的今天，仍有它的存在價值，需要我們給予揚棄、繼承和發展。（本文引文全部出自《飲冰室合集》）（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