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蘇東坡“法理”三辨“政治上保守”辨蘇東坡戴的一頂帽子很高，名曰“子瞻帽”，當時很走紅。另外，別人還給他戴了一頂“政治帽子”，名曰“保守派”。說蘇東坡政治上保守，不愿意“興革”，實在是冤枉了他。只要我們不再堅持“非白即黑”的哲學，多讀讀他的“進策”和“史評”，就知道他骨子里都主張變革。他的一篇《教戰守策》就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政治家眼光。縱觀“熙寧變法”，他與王安石鬧矛盾，諷喻“新政”，實質上是個“方法之爭”，即王安石要“速變”，蘇東坡要“漸變”。他曾多次向神宗皇帝慷慨陳言，在改除舊弊、富國強兵這一點上，他跟王安石的看法一致，至于用什么方法變革，他們之間差異太大。后來蘇東坡還打比方給皇帝聽：咱們國家現今就如一個久病體弱之人，只能逐步調理，對癥下藥，絕不能如王安石之法，施以“悍藥毒石”，那樣做，就會將患者折騰得元氣喪盡，不可收拾了。蘇東坡既是文豪也是哲人。他相信老子講的“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大國就像煎小魚一樣，心急翻來翻去，小魚就碎了。必須耐著性子，循序漸進，等那小魚的一面基本煎好了，再翻過來煎另一面，只有這樣，煎出來的小魚才完整、好吃。改革的道理也是一樣。無論身處逆境順境，蘇東坡都彰顯出了政治家的風采。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當司馬光重返政壇登上相位之后，硬要恢復差役制，廢除免役法時，蘇東坡此時任皇帝的秘書，他一股腦兒拋棄昔日所遭受的屈辱，勇敢地站出來抗爭，主張不“因人廢法”，認為不能全盤否定“新法”的成果，結果他跟司馬光鬧得很兇，以致落了個“王安石第二”的名聲。蘇東坡也是個有名的廉吏，只不過是他的文名壓住了他的“政聲”。他的眼光始終盯著實際，特別是處理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情，他一直不贊成“走極端”或“一風吹”。“熙寧變法”的結果，證實了他這位“通才”的預見。蘇東坡的思想并不保守，他那“漸變則民不擾”的政治主張，至今仍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美食家”辨時隔九百余年，以蘇東坡命名的“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之類，還在吸引著“吃貨”們，人們大快朵頤之余，也許認為蘇東坡這一輩子吃遍了山珍海味，只差飛機翅膀沒有吃著了。其實，這是個大大的誤會。蘇東坡一生坎坷，他兩度在京城做官的時間都很短，在下面做地方官也是一貶再貶，領不到薪俸的時候多，偶爾有點積蓄，他又將其捐出來用作了公益事業。再說，他拖著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和一幫家丁，負擔也重，因此他的吃喝實在“平民化”得很。這位“百姓之友”的“吃經”之所以出名，除了他的文名鼎盛之外，主要在于他的烹調術的高明。他善于“粗菜細作”“粗糧細作”，吃得比一般人藝術一點，僅此而已。他在黃州流放務農時研制的“東坡肉”，就屬平民美食，這有他的《食豬肉詩》為證：“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善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早晨起來打兩碗，足飽自家君莫管。”餐桌上有豬肉吃，這算是蘇東坡一家的好光景了。怕就怕那“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窘境。好在蘇東坡生性達觀，又能使禪機落實于生活。在黃州期間，他還發明了一種可以同時煮湯和蒸飯的簡易烹調法，美其名曰“東坡羹”。蘇東坡首次出任太守是在密州（今山東諸城），這在當時是個非常貧瘠的地方。此地的百姓有窩窩頭當飯和棗子當菜的話，就要算是好年勝景了。蘇東坡接任時，全境欠收，官員的薪俸銳減。他在《杞菊賦》的序言中說：“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的。捫腹而笑。”這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行政長官看到廚房空空如也之時，也不得不到城郊野地去找枸杞和菊花當代食品。他的家僮虎兒吃了幾個月玉米野菜糊糊，由小胖墩變成了小瘦子。而他自己堅持日食杞菊，過了較長一段日子，人也胖了，白了的頭發也變成了黑絲。瞧吧，藥草在他嘴里也成“美食”了。后來，蘇東坡謫貶海南，其弟蘇轍也貶官嶺南之雷州，兄弟倆難中相遇，結伴同往海邊徐聞。途中一日饑甚，見道旁有賣湯餅者，蘇東坡便叫兒子蘇過買了兩碗來，湯餅粗惡不可食，蘇轍停筷嘆息時，蘇東坡已吞個精光。接著，蘇東坡告訴老弟：“吞咽可也！你還咀嚼它干嘛？”蘇轍望著長兄，苦苦一笑，也就試著吞咽起來。由此可見，蘇東坡在長期的“罪官”生活中練就了吃粗惡食物的本領。“北船不到米如珠”。蘇東坡渡海到了海南儋耳（今儋州市）黎族雜居區，已是住無屋、吃無糧、疾無藥的“三無”之境，大米當然就像珍珠那樣稀罕了。年過花甲的他住在獠洞旁邊的檳榔庵里，開始吃山邊尋到的蒼耳，還吃蔓箐、蘆菔和苦菜等野生植物，他稱之為“葛天氏之遺物”。后來有山竽作主食，陪伴他的小兒子蘇過便仿效父親昔日玉糝羹之作法，以山竽作羹，竟得奇香妙味。蘇東坡連飲幾口，高興異常，遂吟成一絕：“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齏膾，輕比東坡玉糝羹。”這位“美食家”面對一碗只有些許滋味的山竽羹，就形容為“香似龍涎”，可見其吃喝之一般了。“心如死灰”辨蘇東坡流放海南儋耳三年多，獲赦北歸時已是六十六歲的老翁了。途經鎮江時，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北宋名畫家）所畫東坡像，回顧一生，心湖難平，寫下了《自題金山畫像》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東坡居士果真“心似已灰之木”了么？當他在大口岸廣州露面時，人們看到他面色如墨，且口口聲聲說自己因罪多年被廢除，不敢再居于士大夫的行列。由此，一般人以為大文豪蘇東坡真正是看破了紅塵，心如枯木一枝，死水一潭了。或者說，他已被一幫政敵的“巨斧”徹底砍倒，再也不是那個生性達觀、熱愛生活的翰林學士了。如果這么評價被流放后的蘇東坡，那就會對這位曠世奇才造成一個很大的誤解。他在“二十四字生平論”的“破題”中巧用“已灰之木”，典出《莊子·齊物論》，說南部子綦的肉體已“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精神則“似遺離人而立于獨也”（《莊子·田子方》）。東坡居士妙喻自己經過數十年的“煉獄”，內心已升華到“忘情物我”，超然物外的境界，“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八聲甘州》），自己早忘卻了爭虛名浮利的機心。正因為如此，蘇東坡不僅未看破紅塵，而且時時當起了“山中宰相”。紹圣三年（公元1096年）正月初一，博羅縣發生大火，全城毀焚。當時官府的要務是修建東西新橋，蘇東坡變賣了自己的犀帶，并動員蘇轍之婦史氏將黃金首飾變賣，全部捐獻出來。嗣后，他耳聞廣州常發生瘟疫，百姓多染疾身亡時，即修書廣州太守王古，介紹自己守杭時置醫坊（公辦醫療所）的辦法，并教以竹管引泉之法，為除廣州飲水不潔之弊，王古得書大喜，從言而行。“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習慣了“罪官”生活的蘇東坡，最后由惠州貶到天涯海角。他在蠻荒之地的儋耳，看到當地儋民一不耕種，二不打井，饑了以魚鰍蝦蟹為食，渴了飲用山溝邊的咸水，有了病了呢，就請巫鬼去邪。作為“偉大文明使者”的他，一邊作《和陶勸農六首》，告識字者廣為傳播，一邊在新居前開辟了“種植園”，打出“東坡井”，以作示范。次年，通過黎族籍秀才黎子云等，又勸學辦起了學堂（后命名“東坡書院”），傳播華夏文明。受盡人間煉獄之苦的蘇東坡，遇赦北還依舊坦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