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20世紀杜甫研究第一節：20世紀杜甫研究概述第二節：杜甫生平、思想研究第三節：杜甫詩歌藝術研究第四節：杜甫、李白比較研究第五節：杜籍版本研究和杜詩學史第四講：20世紀杜甫研究第一節：20世紀杜甫研究概述20世紀杜甫詩學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五十年代前【1900-1949】六十至八十年代【1950-1979】八十年代后【1980-2000】第一節：20世紀杜甫研究概述20世紀杜甫詩學研究可分為三個時世紀之初，西學東漸，“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思潮，為傳統的考證、箋證和點評式的杜詩研究開辟了新境界。

梁啟超1922年在詩學研究會的演講《情圣杜甫》，首開以西方“真善美”為標準評家杜詩的先河，一反傳統道德標準的“詩圣”說法，提出“情圣杜甫”的觀點，認為杜詩情感豐富，真切、深刻，手法熟練，鞭辟入里，在文學史上有著崇高地位。體現了梁氏企圖還杜甫普通人的本來面目，挖掘杜詩情感內涵的努力。世紀之初，西學東漸，“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思潮，為20年代末，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杜甫更貼近平民大眾，他以較系統的社會學方法研究杜詩，認為時勢的變遷同文學潮流有密切關系，偉大作家的文學能表現實在的人生。藝術上胡著認為“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其亂離中詩歌的藝術風格是：觀察細密，藝術愈真實，見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實、忠厚。以上觀點影響深遠，奠定了20世紀杜甫研究的大致框架。20年代末，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杜甫更貼近平民大杜甫生平的研究出現了新變化：

聞一多《杜甫》（1928）及《少陵先生年譜會箋》（1930）對杜學有重要開拓。后者將前人數十種杜甫年譜加以匯集箋注，而且輯入了當時的音樂、繪畫、宗教、文獻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學創作放到一個大的文化歷史背景下來考察。“這種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國年譜學的一種創新，也為歷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開拓。”（傅璇琮）杜甫生平的研究出現了新變化：

三十至四十年代，民族災難深重，杜甫的民族意識為人們所感知，戰爭使人們體驗了杜詩的愛國憂民深重情懷和崇高精神。杜學研究在普及以外的領域繼續拓展。

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1932）朱自清：《詩多義舉例》（1934）

耕南：《杜甫詩中的唐代社會》（1934）吳涇熊：《杜甫論》（1936）喻志：《杜甫詩中之宗教》（1937）三十至四十年代，民族災難深重，杜甫的民族意識為人們所感知

四十年代，杜詩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涉及到時代背景、民族文化、社會心理、語言格律等方面。馮至《杜甫傳》（1952年）：評價客觀公允，深得學界好評。

綜觀上半世紀的杜甫研究，新舊學并存，而新方法主要是社會學、文化學的方法，逐漸取得主流地位，但并未能形成一種模式，總體上仍屬多元發展時期。四十年代，杜詩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涉及到時代背景、民族文

五十年代初開始，許多杜學研究者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文藝觀來研究杜甫及其詩歌，在杜甫生平思想、創作道路、杜詩產生的原因、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

傅庚生：《杜甫詩論》（1954）

蕭滌非：《杜甫研究》（1955）五十年代初開始，許多杜學研究者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與毛

兩著都以現實主義和人民性作為評論杜甫的新標準，對杜甫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傅著：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接觸到人民生活，思想上接近人民，其詩因此較充分地表現了人民性與現實性。強調杜甫是一步步走向人民，有一個由“階級浪子”向人民的立場轉變的過程。蕭著：重視社會實踐這一中介環節。認為時代的影響主要是人民的影響。指出杜甫思想根源是儒家，既主張忠君，又主張節用愛民，因此杜甫思想始終處于忠君與愛民的矛盾之中。認為藝術上，杜詩形式的創新（如樂府、律詩）和語言形式的采用，都是為了更有力地逼真地反映生活。兩著都以現實主義和人民性作為評論杜甫的新標準，對杜將杜詩的寫實性由傳統“詩史”的認識提高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這是杜詩學研究的進步，傅、蕭二著的解釋基本符合杜甫創作的實際。但隨后不久，因受蘇聯文藝界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研究開始將文學史歸結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模式。杜甫在各種文學史中成為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而杜詩的極大豐富性、多向性被漠視。將杜詩的寫實性由傳統“詩史”的認識提高到“現實主義的1958年“大躍進”是中國政治的浪漫時代，也波及到古典文學研究，“革命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并提。1962年郭沫若在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大會上的開幕詞《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中，提倡李、杜結合，也就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稱杜甫是“偉大的詩人”“愛國詩人”。這一論斷在很長時間里一直為學界所沿用、發揮。這一時期報刊上發表杜甫的文章日見其多，角度也更新。重要論文有馬茂元《思飄云物外，律中鬼神驚》、吳調公《青松千尺杜陵詩》、蔣和森《偉大的時代歌手》等，后中華書局相繼出版了《杜甫研究論文集》（一、二、三、輯），匯集了世紀初到1963年間重要的杜甫研究論文，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和總結了大半個世紀杜學研究的成果。1958年“大躍進”是中國政治的浪漫時代，也波及到

1966年“文革”風暴同樣橫掃了杜學，研究領域成為一片空白。1971年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出版，才以揚李抑杜的觀點打破沉寂，該書一反他在《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中對杜甫的贊譽，認為杜甫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封建衛道士。1975年開展的“評法批儒”運動，又把杜甫攪入“儒法斗爭之”中，已嚴重偏離了正常的學術研究，杜甫研究成為政治斗爭的需要所左右，盡管圍繞杜甫到底屬儒家還是屬法家有一場規模較大的爭論，但對杜學的研究基本上是無補的。1966年“文革”風暴同樣橫掃了杜學，研究領域成為一片“文革”結束后，隨著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和學術研究的走上正軌，又出現了杜學研究熱潮。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世紀后二十年中，中國大陸共出版有關杜甫研究的專著100余部，發表論文2500余篇。（張忠綱《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2000），足見研究規模的空前與盛況的熱烈。杜詩學的復興不僅是對“文革”中抑杜的反撥，更是對傳統治學方法的某種復歸。“文革”結束后，隨著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和學術研究的這個時期，學界整理再版大量明清名家注杜、論杜舊著：【清】仇兆鰲《杜詩詳注》【明】錢謙益《錢注杜詩》【清】浦起龍《讀杜心解》【清】楊倫《杜詩鏡銓》【明】王嗣爽《杜臆》【明】施鴻保《讀杜詩說》【清】金圣嘆《杜詩解》這個時期，學界整理再版大量明清名家注杜、論杜舊著當代學者研杜的著作：羅宗強：《李杜論略》（1980）鄧紹基：《杜詩別解》（1984）

羅著：以實事求是為宗旨，力求考辨詳悉，言必有據而立論平實。該書側重探討李杜異同的形成原因及表現，并由此對一些理論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曹莫樊：《杜詩雜說》（1981）金啟華：《杜甫詩論叢》（1985）當代學者研杜的著作：集大成之作——陳貽焮：《杜甫評傳》該書一百萬字，兼傳兼評，或考或辨，夾敘夾議，是對杜甫、杜詩的綜合研究，是作家研究與詩歌史的宏觀研究相結合的成果，是以杜甫為主線，對盛唐詩歌及其文化背景的整體研究。從政治、經濟、宗教、哲學、繪畫、音樂、舞蹈、風土人情、典章制度等各方面展現了盛唐時代的宏闊背景，詳盡地描繪出安史之亂前后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畫卷和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通過縱橫比較，把杜甫還原為一個出身于復雜社會關系中具有復雜生活經歷和思想性格的人。集大成之作——陳貽焮：《杜甫評傳》80年代杜甫研究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實地考查

二是集體行動

前者：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訪古學詩萬里行》（1982），校注組沿杜甫生平流寓路線進行實地考察，增進了對杜詩的了解。后者：成都杜甫研究會，多次在成都杜甫草堂舉行全國性的專題研討會，學會所辦的《草堂》雜志（后改名《杜甫研究學刊》）是杜學一個重要的園地。80年代杜甫研究有兩點值得注意：

90年代杜甫研究保持強勢，平均每年論文約百篇，專著總量近40部。人們不斷開拓視野，從詩歌藝術、美學、文藝心理學、文化史等角度，對杜甫及其詩歌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細致的研究。祁和暉《杜甫與巴蜀文化》（1990）、林繼中《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1990）、劉明華《杜詩修養藝術》（1991）、趙謙《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1991）、謝思煒《杜詩解釋史概述》（1991）、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1996）、楊義《李杜詩學》（2000）等。90年代杜甫研究保持強勢，平均每年論文約百篇，專著總

嘗試以接受美學、結構主義、比較、統計等諸多方法進行研究，各有所得。而傳統的治學方法仍顯示其生命力。另外，九十年代大家認為研究杜詩學史，應包括杜詩所受前人的影響，還應包括對后世研究杜甫著作的再研究與再評價：

廖仲安：《杜詩學》（1994）

胡可先：《杜詩史料學論綱》（1997）《杜詩學論綱》（1997）林繼中：《杜詩學——民族的文化詩學》（1995）為新世紀杜詩研究的學科化奠定了基礎。嘗試以接受美學、結構主義、比較、統計等諸多方法進行研第二節：杜甫生平、思想研究一、生平研究

20世紀杜甫的生平研究，以聞一多的《少陵先生的年譜會箋》和陳貽焮的《杜甫評傳》取得的進展最大。其中聞著是對前人研究的清理與總結，而陳著則在有分析地吸取前人及時研究成果的研究基礎上，對杜甫出的游蹤、交往和杜詩的寫作年代、地望作了相當多的考訂工作，糾補了前人不少闕失，上20世紀杜甫生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外，還產生了許多杜甫年譜、評傳及大量有關生平事跡考訂的論文。總起來看，主要涉及杜甫生平的生卒年，世系，行蹤與交游，卒地、卒因與墓地等方面。第二節：杜甫生平、思想研究卒地方面有兩說：①耒陽說始于中唐，歷代各有從者，20世紀持此說的有郭沫若、金啟華、鄧紹基、朱東潤等。②潭岳之間說持此說的有聞一多、蕭滌非、陳貽焮等。

杜甫的死：①飫死說，②病死說。20世紀主要繼承前兩說，但飫死說有郭沫若的中毒致死說，認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病死說則有急性胰腺病、風濕病、風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綜合癥等說法。卒地方面有兩說：墓地方面：

據有關資料記載，湖南耒陽、平江；湖北襄陽，河南鞏縣、偃師等地都有杜甫墓。20世紀學者研究發現耒陽的杜墓為偽，襄陽墓是紀念墓，余下的三地杜墓，到八九十年代還有人認為是真墓。蕭滌非認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于平江，后遷至偃師；傅永堂認為杜甫的真正墓在鞏縣。

傅光：《杜甫研究（卒莽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用30余萬字詳細考證了杜甫卒葬問題，認為杜甫卒于耒陽，初葬岳陽，終葬偃師，三者構成了杜甫靈柩歸葬的全過程。墓地方面：

總起來看，20世紀杜甫生平研究十分充分且成果突出。

不僅表現在傳統方法的運用上，而最重要的是將傳統的考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從而較清晰而具體地勾勒了杜甫生平的諸方面，為杜甫的思想研究、詩歌藝術研究、杜詩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總起來看，20世紀杜甫生平研究十分充分且成果突出。二、思想研究20世紀杜甫思想研究的時代色彩最強：五四運動前，從封建倫理角度研究“詩圣”的道德內涵；五四運動后，探討杜甫的“平民”意識，挖掘能夠引起普通人共鳴的思想情感。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三四十年代的日軍侵華戰爭又促使許多學者在研究杜甫思想的同時表達其反戰、希望和平及熱愛祖國、抵抗外侮的情感。二、思想研究20世紀杜甫思想研究的時代色彩最強：

五六十年代：開始運用馬列主義和人民性的觀點來評價杜甫思想，展開過規模很大的杜甫世界觀實質的討論。

“文革”中：運用階級分析的理論給杜甫思想定性為地主意識，且進行了全面否定。

八十年代后：學界以嚴肅、科學的態度將杜甫的思想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客觀評價，從性格、心理與宗教之關系，美學思想、人文精神等新的角度對杜甫思想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五六十年代：杜甫思想與世界觀實質：五十年代初，用新觀點來評述杜甫思想和詩歌藝術的文章是顏默（廖仲安）的《談杜詩》1951），認為杜詩的思想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色彩。劉大杰：《杜甫的道路》指出，杜甫走的是現實主義道路，是人民的詩人。西北大學杜詩研究小組《論杜甫的世界觀》（《西北大學學報》1959）：認為盡管杜甫沒有最終與統治階級決裂，但仍是一位偉大的人民的詩人，他反映了封建社會中深受壓迫然而還沒有覺悟起來的廣大農民愿望，表現了他們的力量和局限，民主、天真的幻想和保守、落后的方面。一些杜甫研究著作用馬列主義的新觀點來分析杜甫崇高理想和世界觀的進步性，如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傅庚生《杜甫詩論》（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和蕭滌非《杜甫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55）。杜甫思想與世界觀實質：君臣觀

在20世紀上半葉：從梁啟超到聞一多，認為杜甫不是單純的“忠君”，不是“愚忠”，具有反抗黑暗現實的行為。

五六十年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杜甫的“忠君”思想，既不簡單粗暴地否定，也不有意拔高。

80年代后：重新對杜甫的忠君思想進行較為深細的探討。葛曉音：《略論杜甫忠君觀的轉變》（《中州學刊》1983）許總：《歷論杜詩“忠君”說》（《杜詩學發微》1995）余恕誠：《杜甫在肅代之際的心態》（《文學遺產》1992）君臣觀杜詩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蘊八十年代興起文化熱：引發人們對杜詩中人文精神的探討。嘗試用文化學、心理學的方法探討杜詩的文化意蘊、文化心態，揭示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

程千帆、莫礪鋒《憂患感：從屈原、賈誼到杜甫》（《文藝理論研究》1986）較早將杜甫放到中國文化史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指出杜詩與屈騷賈賦一樣具有深沉憂患的情感基調，杜甫與屈原賈誼一樣具有對國家、人民強烈的責任感，這些是我國古代文學中最具有積極性的精神財富。杜詩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蘊鄧小軍《杜甫詩唐代儒學復興的孤明先發者》（《杜甫研究學刊》1990），《杜甫——儒學復興運動的先驅》（《陜西師大學報》1991）。認為：杜甫對韓愈所領導的中唐古文運動及儒學復興運動的兩大中心思想，即尊王攘夷，維護以中原文化教育為基礎的祖國統一，反對以胡化為本質的藩鎮割據的政治層面和復興儒學攘斥佛老的文化層面，都已孤明先發，以詩歌文化為表達方式，明確地表示了出來。杜甫詩中唐儒學復興運動的先聲。鄧小軍《杜甫詩唐代儒學復興的孤明先發者》（《杜甫研究學刊胡曉明《略論杜甫詩學與中國文化精神》（《文藝理論研究》1994）認為：杜甫的人格生命形態及其詩歌反映了中國文化精神的兩個要義：

一是擴充而無止境的惻隱之心；

二是天人合一、終極關懷與現實關懷統一。杜甫不僅做了苦難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有血有淚的歌吟，顯露出一種人性的高貴與美。這一人格就是中國哲學文化中最高的詩意所在。胡曉明《略論杜甫詩學與中國文化精神》（《文藝理論研究》1余恕誠《杜甫在肅代之際的心態》（《文學遺產》1992）：從心態與創作的角度認為：

夔州詩作為杜甫創作的第二個高潮，是代宗朝杜甫與朝廷關系經過曲折發展，以臣窮老的身份，懷著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態度創作出來的，既不能置身于朝廷，也不能置國事于度外，有近于當事人高度責任感，又有實際上處于非當事人的地位和閭閻下層的清醒和明徹。正是在這樣一種獨特的心態基礎上，完成他后期一系列情思浩茫的優秀詩篇。余恕誠《杜甫在肅代之際的心態》（《文學遺產》1第三節：杜甫詩歌藝術研究一、總體藝術成就與詩史地位20世紀早期：探討杜詩藝術成就及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

梁啟超《情圣杜甫》和胡小石《李杜詩比較》三四十年代：杜詩的寫實主義藝術成就及杜詩中的真、善、美與重“神”的藝術境界：吳涇熊《杜甫論》（1936）毓淼《杜甫及其詩研究》（《文學年報》1937）第三節：杜甫詩歌藝術研究一、總體藝術成就與詩史地位五六十年代：劉大杰《杜甫的道路》（《解放日報》1953）指出杜詩繼承了國風、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在抒情敘事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八十年代后：黃稚荃《杜詩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草堂》1983）：杜詩是自漢魏以來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的典范，在中國詩史上居于承先啟后的最關鍵地位。程千帆、莫礪鋒《杜詩集大成說》（《被開拓的詩世界》）：從歷史時代、文學背景、藝術修養等方面論述了杜詩的“集大成”。五六十年代：杜詩藝術風格：“沉郁頓挫”八十年代前，人們多就“沉郁頓挫”本身來論杜詩，認為“沉郁”是杜詩的主要風格，表現在杜甫創作中的那種深沉、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來的波瀾壯闊的生活畫面，同時也指那種蒼老遒勁的筆觸以及由于憂國憂民而產生的憂郁色彩和悲劇氣氛。

其原因是安史之亂前后特定的歷史條件、杜甫的世界觀和創作實踐。759年前后是杜甫沉郁風格發展的頂峰，而越到晚年則更增加了濃厚的悲劇氣氛和衰颯情調。杜詩藝術風格：“沉郁頓挫”八十年代后：對“沉郁頓挫”有新的闡釋。王雙啟《“沉郁頓挫”辨析》（《草堂》1982）

王南《“沉郁頓挫”論》（《文學遺產》1993）王文認為：內容上憂憤深廣、形式上波瀾老成，反映客觀現實真實深刻、反映主觀世界披肝瀝膽，就是杜詩“沉郁頓挫”的具體內涵。

王南文認為：“沉郁”原指表現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在古代詩論著作中體現在以沉著蘊藉的藝術手法表達博大深厚的內心情感。作為文學理論概念，“頓挫”主要指詩歌作品中言辭表現的曲折變化和音律聲調的跌宕起伏。“沉郁頓挫”用于論作品的思想內涵時，“頓挫”二字即有悲抑蒼勁的意味，而用于論語言風格，則又成為含蓄蘊藉的同義語。八十年代后：對“沉郁頓挫”有新的闡釋。二、題材與分類研究杜詩題材分類研究的主要成果及進展都出現在八十年代以后。杜詩分類研究：邊塞詩、詠物詩、山水詩、紀行詩、題畫詩、親情詩、自傳詩、農事詩、戲題詩等二、題材與分類研究杜詩題材分類研究的主要成果及進展都出現在八三、聲律與分體研究20世紀總的研究狀況是：對杜甫近體詩的研究要比對其古體詩的研究更深入，而在近體詩研究中又以絕句、五律和七律為主。其中人們對杜甫絕句藝術價值和成就高低的討論從20年代一直持續到80年代。80年代后的杜甫近體詩律發研究又以分析杜律的創新為中心。90年代后，一些學者則開始探討杜甫律法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義。三、聲律與分體研究20世紀總的研究狀況是：

馮中蕓《試論杜甫絕句的特點》（《北京大學學報》1964）認為與盛唐諸家絕句風格相比：

第一，杜甫絕句雖然也是嚴格的格律詩，但在音樂旋律上一般不及盛唐絕句那樣跌宕悠揚，這往往和杜甫絕句的三四句用對仗有關。

第二，杜甫較多地對景物作具體的描繪，構成完整的詩境畫意。

第三，詩的思想感情是渾厚的、清晰深刻的內心活動。馮中蕓《試論杜甫絕句的特點》（《北京大學學報》1964趙謙《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中國社會科學》1991）

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對杜甫五律藝術結構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將杜甫五律結構分為：

起興結構、客觀結構、雙線結構、關聯結構、比較結構和意象鏈結構。論述了杜甫五律結構藝術的豐富性及審美功能。趙謙《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中國社會科學》199七律研究方面：馬茂元《思飄云物外，律中鬼神驚——談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詩》（《文學遺產》1962）指出：唐代的七律到杜甫才境界始大，感慨遂深；而對杜甫來說，而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時期。并認為磅礴飛動的氣勢、深厚的感情和精嚴的格律，融合無間，構成了杜甫七律的獨特風格的基本特征。七律研究方面：葉嘉瑩《杜甫七律詩演進的幾個階段》（《南京大學學報》1981）1、杜甫七律演進分為天寶之亂以前2、收京以后重返長安時期3、定居城都草堂時期4、去蜀入夔以后時期等四個階段認為：第四階段杜甫對格律的運用達到了完全從心所欲的化境，能做到既保持形式的精美又脫出嚴格束縛的便是句法的突破傳統與意象的超越現實。葉嘉瑩《杜甫七律詩演進的幾個階段》（《南京大學學報》1981四、藝術淵源與影響研究程千帆、莫礪鋒《憂患感和責任感——從屈原、賈誼到杜甫》（《被開拓的詩世界》）從憂國憂民的憂患感和對國對民的責任感兩方面論述了屈原對杜甫的影響，并認為杜甫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繼承者。程千帆、張宏生《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從杜甫到李商隱、韓渥》（《文藝理論研究》1988）認為七律雖濫觴于梁陳，但只是到了杜甫才被注入了豐富而深刻的政治內涵，成為反映社會政治的一種新手段，從而開拓了七律的新境界，直到晚唐的李商隱、韓偓，杜甫七律的這一傳統才得到真正的繼承和發展。而數百年后，元好問、錢謙益、吳偉業等人又繼續發展了這一傳統，于此可以窺見有隱有顯、有曲有直、有繼有連的文學發展的某些規律。四、藝術淵源與影響研究程千帆、莫礪鋒《憂患感和責任感——從屈

林繼中《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文學遺產》1990）

在宋代杜甫以其忠君愛國病民省身的潛在意義及其豐富的審美情趣符合宋人的價值取向，在長期接受過程中得到認同，終于成為新時代的最高典范——“詩圣”，而宋人所尊者從淺俗的白體到雅化的西昆體，再到務本致用的韓愈、梅堯臣，最后棄韓、梅而尊杜，都是北宋人自立精神寓于遴選、樹立乃至改造古代典范之中的過程。

林繼中《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文學遺產》1990）

周裕鍇《杜甫與江西詩派》（《杜甫研究學刊》1990）剖析杜甫與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的藝術淵源和師承關系，認為黃庭堅青年時期受王安石、蘇軾等人影響，學杜主要從社會功能和倫理價值角度著眼；晚年謫居黔州，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轉向超功利的、審美的方向，總結杜甫的藝術手法并推廣為詩的不二法門，并把韓愈及晚唐詩人李商隱、唐彥謙作為學杜的橋梁。周裕鍇《杜甫與江西詩派》（《杜甫研究學刊》1990）五、杜詩創作與審美理想王運熙《杜甫的文學思想》（《文匯報》1962）認為杜甫在詩歌理論批評方面，一方面強調思想內容，另一方面又注意藝術表現；一方面推重古體，另一方面又注意近體；一方面要求風格、語言雄渾古樸，另一方面又重視清麗華美。這種眼界開闊、注意到藝術創作各方面的特色，就構成了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和“轉益多師”的理論原則。五、杜詩創作與審美理想王運熙《杜甫的文學思想》（《文匯報》1吳調公《旅食京華春——長安十年中杜甫的審美觀》（《草堂》1984）：認為杜甫的精神是悲與壯的結合，這種美學理想有其豐富內涵：在風格上的標志是沉郁，在思想感情上是淳真，在格律上是深穩，在篇章規模上是闊大，在氣勢上是從容飛動，形成地負海涵的審美境界。張國偉《杜詩中謬理的審美效應》（《杜甫研究學刊》1995）：將杜詩中的謬理分為：知覺變異、思維超常、想象奇特、大膽夸張、違反邏輯、語言錯序、離形得似等七類，指出杜詩的謬理具有化腐朽為神奇、變抽象為具體的效果，增加了詩的奇趣、理趣、逸趣，有著獨特的審美效應。吳調公《旅食京華春——長安十年中杜甫的審美觀》（《草堂》19程千帆《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中國社會科學》1984）認為飲中八仙是由于曾經欲有所作為，終于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于世情俗務拘束的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泄其苦悶的。而作者杜甫已經從沉湎中開始清醒過來，以自己獨特的藝術手段對在這一特定時代中產生的一群人物作出了客觀的歷史紀錄。另外，這篇詩中出現了一般抒情詩中所罕見的以客觀描寫為主的人物群像，也就很自然地成為杜甫從當時那種流行的風氣中掙扎出來的最早例證，而且還是杜詩中清醒的現實主義的起點。程千帆《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中第四節：杜甫、李白比較研究“李杜優劣論”是中國詩學史上爭論了一千多年的問題。20世紀最早對李杜進行比較研究是胡小石。《李杜詩之比較》（《國學叢刊》1924）認為：李守著詩的范圍，杜則沖破藩籬；李對詩體有選擇，故古多律少，杜詩無選擇，只講變化，故律體與排偶都多；李詩聲調很諧美，杜則多用拗體；李詩重意，無新詞奇句，杜詩則出語驚人；李白是古體詩傳統的總結者，杜甫則是新傳統的開辟者。總之，李白是唐時詩人復古的健將，杜甫是革命的先鋒。第四節：杜甫、李白比較研究“李杜優劣論”是中國詩學史上爭論了袁行霈《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社會科學戰線》1981）認為：在建立自己獨特的意象群方面，李杜都是能手。飄逸與沉郁這兩種不同的風格突出地表現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創造的富于個性特點的意象中最突出的是大鵬、黃河、長江等具有超凡氣概的事物，表現了李白超逸不群的風格；而杜甫傷時憂國的情懷借客觀物象表現出來，形成帶有憂郁色彩的意象，表現了杜甫深沉而憂郁的情思。意象組合上，李詩較疏朗，杜詩較密集。在章法上，李詩疏宕，跳躍性強，節律比較急迫，有奔騰回旋的動感；杜詩則脈絡分明，章法嚴密，節律回旋舒展，有沁人心脾的力量。

袁行霈《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社會科學戰線》198政治對李杜創作的負面影響以及“窮而后工”的現象，歷來論述較多，但在李杜人生的一些關鍵時刻，政治對兩位大詩人的正面推動作用則探討甚少。余恕誠《政治對李杜詩歌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唐詩風貌》）：初唐前期的政治對李杜兩位盛唐文化代表人物理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響；而李杜都曾于四十歲后一度進入朝廷，接受了高層的政治體驗，對其一生的政治生活與創作都有重大影響，后期的詫祭去國，讓李杜的生活和情感再次受到撥動，使退避的心態得以轉變的還是現實政治。并認為政治生活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