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后武俠小說〞及其身份危機引言中國現代武俠文學史是全球化與外鄉化、多元文化與一元文化多維交織的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轉換相比，武俠文學的現代性轉型顯然并不那么受人關注。梁羽生、金庸、古龍等的“新武俠〞小說在紅遍香港、臺灣等地之后又傳入中國大陸，掀起了一股武俠熱潮，吸引了大量的讀者，這才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在沒有深究此等“新武俠〞的命名與定義之前，“新武俠〞之前的武俠小說統統都被稱之為“傳統武俠小說〞，這種命名雖然略顯粗暴，但畢竟可以讓人大致理解其包含的對象。金庸、梁羽生等之后新出現的武俠小說被命名為“新武俠小說〞或“后金庸〞等，以溫瑞安、黃易等為代表。這種命名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與金庸時代的武俠區分開來，無法克制的缺憾是不能把金庸以后的武俠及其獨立性表達出來，也不可能預見到后來武俠會出現的新的變化和開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更“新〞的武俠小說出現之后，就容易帶來命名的困難，使得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與合法性。于是，“玄幻文學〞、“80后文學〞等概念粉墨登場，造成了更加混亂、模糊的文學研究現狀。例如，“玄幻文學〞其實只是武俠小說的另一種稱呼，在形式和內容上并沒有多大的創新和變形，只是為了和以前所謂的“新武俠小說〞區分開來，更能吸引眼球而已。而“玄幻文學〞常常與“80后〞聯絡在一起，這不僅僅是因為讀者多是“80后〞，更主要的是“玄幻文學〞與“80后〞之間存在嚴密的精神聯絡。陶東風在?中國文學已經進入裝神弄鬼時代？?①這篇文章中通過對‘玄幻小說’的或許比擬激進的評論，表達了對80后一代人的精神狀況的一種擔憂。從社會學的角度講，陶東風的評價確實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察青年文化的現代演變。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講，武俠小說已經進入“后武俠〞時代，其具有的后現代主義特征日益明顯，任何無視這種變化的文學研究都無法真正進入其中。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從文化批評的角度，通過解讀網絡作家金尋者的?大唐行鏢?來透視“后武俠〞及其文化身份。換言之，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下，通過金尋者的作品來研究其對當代人、尤其是對青年一代文化身份的建構，凸現“后武俠〞新的闡釋價值。無論是對于曾經有過留學經歷的作者而言，還是對于浸淫于現代消費文化之中的當代人群體而言，討論其個人的文化身份和群體的文化身份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一“后武俠小說〞及其特征所謂“后武俠小說〞，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更是突出當今武俠小說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在文學與文學理論等方面，“后現代主義〞曾經是學界關注的熱點，雖然角度不同，但其關注的后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否認現狀要求革新的學術愿望是一致的。“后武俠小說〞特征集中表如今作者創作理念、讀者消費觀念和文學消費機制等三個方面，并形成了與傳統武俠小說、新武俠小說截然不同的文學特征和文化身份。首先，成長于后現代消費文化中的“后武俠小說〞作者把文學當做一種謀生的職業，呈現個人化、反主流的邊緣文化特征。這些作者大多生長于經濟、文化比擬興旺的大都市，從小受到外來的西方消費文化的影響，一般受過高等教育，很多是學理工科的，有的還有出國留學的經歷。假如說原來的文學體制和形態過于“專業化〞和“精英化〞，那么，這些“后武俠小說〞作者更趨于“業余化〞和“個人化〞，其作品也更社會化、世俗化。在這樣的作品中，看不到厚重的歷史感和真實的現實感，很多只是個人化的情感展露和文化想象。金尋者就一直從事理工科學習，至今在國外留學，他的?大唐行鏢?在網上流行并出版，過人之處不是其創作的真實感和歷史感，而是個人化的感情書寫和超凡的文化想象。這樣的創作在專業作家和學院派批評家看來并無多少文學價值和意義，以致出現“韓白之爭〞、“陶蕭之爭〞等老一代文學和新一代文學之間的劇烈爭論。其實，這樣的爭論不是處于一個平臺上，對后現代主義的不同看法不可能讓兩者走到一起。其次，“后武俠小說〞有明確的讀者群，即崇尚個性、夢想的年輕的一代。身穿外國名牌、吃著洋快餐長大的一代人對待文學的態度，不是尋找歷史的苦難、現實的無奈和深沉的思索，而是輕松的消遣、多變的感官刺激和奇異的想象。這樣的讀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個性的小人物，不是改天換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節是個人性情的小敘事，不是驚天動地的宏大敘事；需要表達的是欲望之性與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大唐行鏢?雖然也是寫英雄豪杰，但并沒有把英雄豪杰的豐功偉績作為書寫的重點，而主要是為了表現和襯托普通人的“真性情〞。再次，后現代主義文學消費機制是“后武俠小說〞生存、開展的土壤。很多“后武俠小說〞先是在網絡上發布、流行，然后被網站購置連載，被出版社購置出版，實現文學消費的銷售和再消費。網民在這些作品的消費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作品都是邊寫邊發邊改，甚至可能有違作者的初衷，作者與讀者之間實現了互動，這對于體制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網站等現代媒體為了增加點擊率，追求利潤，紛紛建立自己的創作隊伍，組織寫手，創作流行的作品，為“后武俠小說〞的開展壯大提供了條件。二“后武俠小說〞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作為全球化社會的一個概念，在語義上經歷了一個變遷的過程，最早被認為是文化政治的基矗照喬納森·弗雷德曼的說法，“這表現為‘新’身份，新社會類別以及通常情況下新政治群體的增生〞②。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文化身份研究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風起云涌的反殖民斗爭以及對全球化進程中的新殖民主義的反思嚴密相關，并以反霸權意識形態為基石。假設熱·拉臘因在?意識形態與身份——現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撤中從現代性的角度闡述了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思潮流變中的身份問題。安東妮·吉登斯認為“身份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項身份工程〞③。文化身份是既有穩定性又有變動性的構成因素〔階級、性別、國別、年齡、性、種族、道德、政治立場等〕在異質文化沖突中的嬗變及其組合。文化身份特別適用于考察在不同的“文化歷史設定〞④之間漂移的主體所面臨的身份重建過程。本文把身份理解為個體與他所屬的文化傳統之間親密復雜的關系，是個體與群體、單位與整體之間所屬與屬于、意識與被意識的關系。所謂的“身份想象〞是指身份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既無法掩飾與反傳統文化的曖昧關系，又表現出對傳統文化強烈的皈依感。從文化身份的角度看，“后武俠小說〞及其文化身份已經成為后現代社會的一大文化癥候。其一，通過作者的文化身份考察當前作家與后現代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一方面，作為生長于中國文化土壤中的知識分子，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等是他們創作的基石；另一方面，理工科的學習經歷、風起云涌的消費文化和異域文化的沖擊，使其處于傳統文化與當代消費文化的矛盾之中。從身份角度分析這些小說，可以開啟武俠小說新的研究視域。其二，通過“后武俠小說〞文本分析后現代主義影響的青年讀者的文化身份。經濟全球化、網絡等對青年一代的影響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青年讀者在競爭劇烈、紛繁復雜的消費文化面前，得到的不僅僅是無數時機和選擇的權利，更要承受貧乏的精神壓力和無法選擇的無奈。青年文化作為一種亞文化，對“后武俠小說〞的閱讀和承受是極為重要的文化現象，亟待研究和解讀。其三，通過解讀“后武俠小說〞的身份焦慮，透析后現代文化在當代中國的身份焦慮與身份重建。“后武俠小說〞不只是一個特殊的個案，更是表征了當代后現代主義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命運，其反映的身份焦慮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對于我們理解和解決更多的后現代主義文化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轉貼于論文聯盟.ll.三“后武俠小說〞的身份建構與以前的武俠小說不同，“后武俠小說〞中人物的身份是不明確的，無論是外在的身份標志，還是內在的內心焦慮，都把人物置于無法自拔的身份焦慮之中。在這樣的作品中，人物即使有身份，也是自欺欺人的想象。小說?大唐行鏢?首先在“恩仇〞的視野中展開對身份的想象。主人公彭無望不是傳統的英雄人物，沒有英俊的俠士風貌，也沒有超群的文雅談吐，更沒有傲視武林的非凡身世。相反，彭無望相貌平平，一口市井粗言，甚至連身世也微缺乏道。他所受之“恩〞主要是叔父叔母的養育之恩，還有師傅齊笑云的傳藝之恩。而彭無望并沒有按照叔父的意思專心武藝，他只是癡迷廚藝，被派往青州酒家學習廚藝。沒料到正是因為彭無望的廚藝，才使得師傅把所有武功傳授于他。對于“仇〞，彭無望面對的是叔父一家的家仇與后來國家危亡的國恨。彭無望在“恩仇〞交織之間實現了困難的身份變換，從隨心所欲的“廚藝愛好者〞變成一個心懷天下的英雄。但是這種轉變并沒有為彭無望帶來身份的自我認同，反而加劇了他的身份焦慮。這種焦慮源于對江湖文化最終難以進入的為難，源于血性男兒對江湖既認同又惶惑的心態。彭無望最初是在心懷期待中走進江湖的恩怨紛爭的，他想以全新的姿態沉著地融入江湖的生活與文化，他對江湖行為方式及價值觀的認同，反映在他希望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和“以前自己沉迷于雕蟲小技〞⑤的生活徹底分裂。然而，任意江湖的豪氣帶來的卻是叔父一家幾近滅門的慘劇，雖然后來彭無望力殺仇家，卻再也沒有了當初的躊躇滿志。小說的另一主人公錦繡公主更是受身份的焦慮之苦，具有明顯的身份分裂特征。身處突厥公主的尊位，心系突厥的將來，錦繡把民族振興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上。但是這副重擔逐漸壓垮了這個纖弱的肩膀，并使得錦繡在不連續地生一種怪病：身心交瘁之后常常變成“小公主〞。“小公主〞不諳世事，好似一個頑皮的小孩童，也只有這時錦繡才能卸掉一切負擔，自由自在地生活。即使是在清醒之后，錦繡也漸漸疑心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到底有什么意義。特別是在與彭無望相愛之后，錦繡處于國家與愛情的兩難選擇之中。她和彭無望同落懸崖后，以為與世隔絕，這才互相定下三生之盟，自由相愛。對彭無望和錦繡公主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找到心愛的意中人，更重要的是確認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這樣的文化身份在重新進入江湖之后就蕩然無存了，當他們走出懸崖后就成為一去不返的記憶。錦繡分裂為“大公主〞和“小公主〞是身份分裂的隱喻，意味著她深陷文化認同的矛盾與困境之中：一方面，與本民族文化的深化聯絡使得她對中原文化認同充滿惶惑與不安；另一方面，對中原文化的一往情深又使得她在回歸本民族文化時感到生疏與不安。對于具有突厥民族血統和文化背景、又深深浸淫于中原文化的錦繡而言，試圖從過去抽身而出，卻又難棄歷史；置身現實，又因無法擺脫的歷史紐帶而無法真正融入其中，這就是錦繡公主文化認同的困境。與彭無望和錦繡公主相比，天山劍神和青鳳堂主更是將這種認同的矛盾心理發揮到了極致，甚至不得不用死亡來解決身份的焦慮。天、青二人徹底絕棄異域文化，分別是中原、突厥的文化代言人，并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珍貴的愛情。天山劍神幾十年來苦苦思念青鳳堂主，寫了無數書信給情人，卻被人拘留，象征的是無法跨越的文化壁壘；青鳳堂主嘗遍天下毒藥來麻木自己，在生與死之間的縫隙夢想、確認身份，減輕自己對戀人的思念之苦，象征的是個人在文化隔膜面前的無奈。可悲的是，兩種文化都不能包容這種愛情，互相不能容忍他們的身份。經過無數磨難之后，他們的身份焦慮最終只能用死亡來解決，而這也只能算是消極的逃避。俠女紅思雪從立志做男子式的豪杰到癡情的女子轉變，也是身份認同的結果。紅思雪年紀輕輕就接收了第一大幫的幫主之位，但是身邊的幫眾子弟和朋友事事不忘她是女子之身，令她非常不快。彭無望第一次見到她是完全把她當做男兒，令她開心異常。這時的紅思雪只是把自己當做闖蕩江湖的一個男兒，期望得到江湖的身份認同。這樣的身份想象在愛上彭無望之后漸漸轉變為相反的心理訴求，彭無望喚起了她對女人身份的渴望。當彭無望說她“今天晚上看你，特別像個女人〞時，紅思雪“心中一甜〞⑥，這不單單是愛情，更重要的是可以信賴的身份認同。雖然紅思雪沒有完全被彭無望承受，沒有確定的身份認同，但是卻給了她對于身份的無限想象，而這足以讓她超越原來她所皈依的江湖。從上述對小說的文本解讀可以發現，尋找文化身份是眾多江湖人物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彭無望對江湖文化的積極認同，還是錦繡公主對本民族文化的執著堅守，都殊途同歸地呈現了江湖人士所處的文化認同危機，隱現了個體在多種文化沖突面前的困惑。四身份的隱喻“后武俠小說〞中，江湖人士的文化認同危機，首先源于主體背后的歷史和個體遭遇的現實環境。而眾多的讀者之所以喜歡這樣的作品，同樣是讀者在個體遭遇現實之后產生的種種身份焦慮。江湖世界是武俠作品中供俠客們馳騁的場所，是一個逸出正統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是介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文化想象。“后武俠小說〞構建的文化空間滿足了讀者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身份想象。換言之，這樣的作品表達了青年亞文化對現實的隔膜和對抗，盡管這種對抗只是虛幻的奢望。其一，“后武俠小說〞的文化認同隱喻著當代的文化語境。在文化層面上，中國是一個擁有輝煌而悠久文明傳統的儒家大國，歷來具有深沉的自信力，得到上自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的文化認同。一樣的道理，江湖文化也具有嚴格的文化認同機制和相對保守的文化思維。但是，隨著多民族文化交流與碰撞，傳統文化的自足性與封閉性受到了沖擊和挑戰，一元的文化身份開場被打破，多元重構的文化身份逐漸取代單一的身份確認。以消費文化為代表的后現代文化，以其強大的技術優勢、經濟實力和極具親和力的表現形式，深化到世界的每個角落，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特別吸引青年一代。青年文化無法回絕后現代文化的影響，卻也無法依靠其解決自身的文化身份。當代語境下，消費文化破壞人對于現實的認同，而傳統文化無力彌補這種破壞。消費文化制造了大量的虛假需要，讓人在虛假需要的滿足中疲于奔命，分不清真實的需要和虛假的需要。個體的文化身份始終處于饑餓的缺失狀態，于是，“飽吃一頓是拯救之路——消費吧，你就會感到美妙無比１⑦后現代主義中的個人化、自私化威脅到主體身份的同一性。當消費文化中的時尚成為主體追求的唯一目的時，文化工業制造的時尚就成了主體身份的源泉。時裝、汽車、影視等成了主體的身份標志，傳統文化主張的內在“心性〞、“修為〞等變成了優雅的裝飾品，而不是終極的追求。而變化迅速的消費時尚不斷分裂著主體的文化認同，因此，當代人的文化認同是破碎的，是不斷變化的。如何整合這種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