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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進步出口退稅率引發的考慮[摘要]自2022年8月至今,我國已連續7次調高出口退稅率,意在以這一傳統措施促進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然而,出口退稅政策不是也不應當成為國家促進出口的靈丹妙藥,出口退稅政策應以優化出口商品構造、推進外貿出口增長方式轉變為目的。[關鍵詞]貿易政策出口退稅自2022年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受外部市場需求萎縮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呈現急劇的惡化趨勢,出口企業承受的生存壓力陡然增大。為遏止不斷下滑的出口,國家在積極采取促進出口的金融、稅收和貿易投資措施的同時,從2022年8月至今,已連續7次調高出口退稅率,意在重拾這一出口促進的傳統措施,挽救貿易危局,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出口退稅政策終究是一種表達公平稅負、引導資源實現最優配置的中性措施,還是一種促進本國產品出口、競爭國際市場的出口促進措施?現階段我國進步出口退稅率的做法是否妥當?本文將真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一、出口退稅已成為事實上的出口促進措施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1956年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根本完成,進出口貿易逐步轉向國家專營,退稅與否只不過是財政內部的利稅轉移問題,已沒有實際意義,出口退稅便根本停頓了。改革開放后,大一統的外貿經營體制逐步被打破,大批消費企業獲得自營出口的權利,那種方案經濟體制下長期實行的進口不征稅、出口不退稅政策,明顯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造成了進口企業與出口企業之間利益的扭曲,建立合理的出口退稅制度已成為當務之急。在經歷一系列探究之后,1985年3月,國務院批準財政部?關于對進出口商品征、退產品稅或增值稅的規定?,決定從當年4月1日起,實行對進口商品征稅,對出口商品退、免稅制度,標志著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出口退稅制度正式建立。施行出口退稅政策的合理性在我國爭論不大,盡管有部分學者對出口退稅政策是否是穩健的貿易政策持有疑慮(馬捷,李飛2022),但有鑒于:第一,大量研究證明,商品課稅的消費地原那么具有明顯的優勢,這導致出口退稅(同時對進口商品課稅)成為一種國際通行的做法,如不退還出口商已被征收的間接稅,那么勢必造成重復征稅,加大出口商負擔,削弱出口競爭力,也會造成事實上的資源配置扭曲;第二,與出口補貼不同,出口退稅是T規那么所允許的出口促進措施,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我國,絕大多數學者都贊同施行出口退稅政策。但是,對于出口退稅的目的以及與之相關的出口退稅率調整,在不同學者中卻有著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出口退稅目的在于營造公平的貿易環境,因此,應以應退盡退、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為原那么;另一種觀點那么認為,出口退稅作為一國自主性的稅收政策,應根據國家對外貿易和稅收的詳細情況,相機抉擇,靈敏調整。至于靈敏調整的根據,那么已從早期支持企業出口創匯、增加外匯儲藏和推動出口增長,逐步轉變為優化出口商品構造,推進外貿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然而從我國20多年出口退稅率調整的理論看,出口退稅政策更加經常地效勞于對貿易規模和貿易差額的調整,而較少用于對構造的優化和引導增長方式轉變。在經歷了1985年至1993年出口退稅制度的初建階段之后,我國在1994年建立了標準的增值稅制度,出口退稅制度也更為完善,之后的出口退稅率調整可以分4個階段,無不反映當時國家的對外經貿和財政收支形勢:第一階段是1995年至1996年,出口退稅率逐步下調,從16.63%下降到8.29%。做出上述調整的背景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外貿出口增長迅速,出口退稅的財政壓力宏大,欠退稅和騙退稅現象嚴重,降低出口退稅率顯然是對上述出口激增的應對措施;第二階段是1997年至2022年,出口退稅率逐步進步,綜合退稅率由不到9%逐步上升到15%左右。毫無疑問,這次出口退稅率的進步是在我國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外貿出口增幅趨緩,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施行的,出口退稅政策再一次成為應對貿易萎縮的工具;第三階段是2022年至2022年,出口退稅率逐步下調并伴隨著比較徹底的構造調整,反映出我國出口退稅政策開始從關注貿易規模向關注貿易構造轉變。在逐步走出亞洲金融危機陰影,特別是在我國成功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的外貿形勢迎來一個飛速開展期,出口激增,外匯儲藏額持續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貿易構造的不合理日益凸顯,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第四階段是2022年8月以來,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外貿出口下滑,經濟增長趨緩,政府連續7次進步出口退稅率,希望以此改變出口頹勢。不難看出,20多年來我國對出口退稅率的每一次調整都反映出國家對貿易規模和貿易差額的關切,出口退稅政策已明顯地被視為一種促進出口的有效措施。二、出口退稅的經濟效應分析1.出口退稅率進步的靜態福利效應分析與施行出口補貼相似,出口退稅率的進步會拉大出口與內銷的收益差,引導企業進步國內售價以減少內銷,降低出口售價以擴大出口。盡管出口企業會因內銷價格上漲和獲得出口退稅而獲得收益,但消費者會因國內價格上漲蒙受損失,政府更是因退稅率進步而加重財政負擔。無論是貿易大國還是貿易小國,后二者的損失之和都將超過前者的獲利,因此,從靜態效果分析,進步出口退稅率意味著造本錢國的凈福利損失。2.進步出口退稅率的動態經濟效應分析各國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主要目的還是獲得某種長期的經濟利益。通過進步出口退稅率,可以產生如下動態經濟效應:首先,降低企業出口本錢,擴大出口。退稅可以直接降低企業本錢,增強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到達擴大出口的目的。在開放條件下,出口的擴大可以產生貿易乘數效應,帶動國內消費總值快速增長,這對處于經濟衰退、失業嚴重的經濟體而言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其次,推動企業擴大消費和出口規模,獲取規模效益,從而在國際競爭中獲得戰略性優勢。在存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政府的扶持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本國企業建立競爭優勢,從而獲取戰略利益,這早已為經濟理論和各國的經濟理論所證明。然而在經濟理論中,筆者認為,我國試圖通過進步出口退稅率來實現上述目的是相當困難的:(1)企業的預判及相應行為導致出口退稅率調整短期內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將出口退稅率調整作為應對貿易規模和貿易差額變動的政策措施,企業對此早有準備,因此稅率下調前的搶時出口和稅率上調前的延時出口便成為企業普遍采取的應對措施,這導致出口退稅率調整與相應的出口規模變化之間有明顯的時滯效應,政策的短期效果不十清楚顯;(2)進步出口退稅率將引導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降價競爭,這不僅惡化了本國的貿易條件,還極容易觸動他國的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措施。我國仍未擺脫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貿易格局,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已習慣采用價格競爭的方式,將本國勞動消費率進步所帶來的本錢降低幾乎全部轉化為價格下降來擴張國際市場,使我國對外貿易條件不斷惡化,貿易利益微薄,同時也不斷引發他國對我國產品施行反傾銷(從2022年開始又增加了反補貼)。進步出口退稅率有可能使我國的出口繼續沿著這一惡性循環的軌道開展下去;(3)出口退稅率的進步,勢必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使本已嚴峻的財政形勢更為嚴峻。我國1995年和2022年兩次啟動調低出口退稅率的措施,固然有調整出口構造、引導對外貿易安康開展的意圖,但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就是出口退稅額增長過快,財政負擔才能缺乏,其中2022年調低退稅率之前,財政欠退稅已累積超過2500億元。從1990年至今,我國國內消費總值增長13倍,同期出口額增長22倍,而出口退稅額增長近30倍。在2022年金融危機后,我國施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增加對根底設施投資的同時,施行構造性減稅,2022年1至5月份,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9%,財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財政壓力十清楚顯。(4)出口退稅率的進步將加劇我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引發貿易摩擦。我國對外貿易多年來保持順差,外匯儲藏快速上升,即便在金融危機的形勢下,2022年5月的貿易順差仍到達134億美元,外匯儲藏在今年一季度也繼續保持升勢,已達1.95萬億美元。過高的外匯儲藏規模已引發一系列問題,如導致流動性過剩、投資收益率過低甚至面臨資產縮水風險等,而持續的貿易順差更是引來部分貿易伙伴國的不滿,貿易摩擦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此背景下,進步出口退稅率,將使上述問題更為嚴重,不排除貿易摩擦升溫的可能。此外,出口退稅率過高,還會引起部分不法企業的騙稅行為。由于我國目前稅收及其監管制度還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騙稅行為還難以杜絕。三、金融危機與完善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2022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開始向全球蔓延,我國作為日益開放的經濟體,也未能獨善其身,自2022年下半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當年的GDP增幅已從07年的13%回落到9%,2022年一季度更進一步回落到6.8%。與此同時,出口自2022年11月起出現負增長,2022年5月更是到達同比增長幅度-26%,創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新記錄。應該說,分析此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產生影響的原因,固然與金融機構投資受損、信譽下降以及金融市場資產縮水、交易減少等因素有關,但外部需求萎縮造成我國出口困難無疑是其中突出的影響因素。有鑒于此,國家在施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以啟動內需、施行十大產業振興方案以促進產業開展與競爭力提升的同時,先后7次進步出口退稅率,并出臺6項促進出口的政策措施,試圖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十清楚顯。應該說,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家進步出口退稅率的措施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大量實證數據顯示,出口退稅率的進步對于促進出口還是有明顯效果的。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歷來是推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力量,而此次金融危機由發生于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影響非常突出,迅速改變出口下滑的不利場面,將使我國盡早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重新步入快速增長的軌道;其次,即便堅持出口退稅的中性特征,也應該看到,在2022至2022年持續下調出口退稅率之后,出口退稅率的整體程度已經偏低,不能反映應退盡退的原那么,給我國產品出口造成一定困難。適當進步出口退稅率,可以視為對過低退稅率的一種矯正,有助于營造公平的貿易環境。然而,作為當前形勢下的一種臨時性措施,進步出口退稅率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將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作為影響貿易規模的常規性措施那么有失偏頗。出口退稅政策首先應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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