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超經濟強迫到關系性合意一、問題的提出近年來關于中國社會階層變遷和社會資本開展及社會關系網絡的研究，已越來越引起社會學者的關注金耀基,1993；李培林,1995；張其仔,1997。分析中國社會構造的變革，必須重視社會關系網絡的作用，特別是在對大陸新興私營企業研究中，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的影響，不僅表現為經濟利益關系的建立和使用，而且還表達為一種資源配置和政治利益的追求方式。本文對于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過程的分析，是對筆者先前的一篇研究報告的檢討1。為便于下面的討論，先簡要回憶此文的觀點。筆者在該文中提出，隨著私營企業主市場主體意識的增強，他們在經濟實力擴大后正努力尋求保護其各

2、項利益的政治后盾，積極尋求反映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的民主渠道及參與公眾事務的社會舞臺。由于轉型期的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均存在著明顯缺陷，私營企業主為了獲取和維護自身各項利益，必然要營造和利用各種社會關系網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卓有成效。此項研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以企業主的經濟實力為橫坐標，以其政治需求和表達為縱坐標，那么可發現，私營企業主政治愿望的表達和參政議政的熱情并不是隨著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加而增長；相反，當他們的經濟實力到達一定程度后，在政治上也獲某些安排的情況下，其政治要求和表現那么趨于平緩，甚至有下降的趨勢2。筆者曾將這一現象稱為“倒U型曲線特征，在解釋這一現象時遇到了困惑，同時也

3、意識到這是個極具研究意義的問題。為此曾通過一些有針對性的訪談提出了三點解釋：第一，在現有的政治渠道范圍內，具有一定影響和聲望、經濟實力較強的私營業主既已獲得一些政治安排，其進入政治渠道的目的已經到達，這種聲譽性的政治安排的重要性也就下降了，進而其表達政治愿望要求的熱情和迫切性也會有所下降。第二，私營企業主參與政治的目的之一是獲得政治保護傘，但這種政治保護的投資本錢似有不斷加大之勢，許多具有較強實力的業主寧肯把資產向海外轉移，以求得更平穩長遠的開展，而較少在政治方面作更多的表現。第三，私營業主的知名度和資產實力越強，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成員可能也越具身份和地位、越有影響力，這些官員要與之有某些特殊

4、關系的業主對言行保持審慎態度。然而，以上的經歷性解釋中未能說明這種現象的根本前提，例如，參與渠道和政治安排本身的性質和形態是什么，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的愿望和訴求是否真實可靠，所謂的“倒U型特征的發生背景和演變趨勢終究為何，這些都是值得深化討論的問題。相關領域的經歷研究顯示，人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相當明確的關聯，一個人在社會分層等級中折合為SES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參與度也越高3。SidneyVerba和NranH.Nie1972研究過美國的富人和窮人誰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其結果證實了這一點，他們還根據人的經濟地位上下與政治參與度提出了相關的模型。4我們在以往的經歷研究中還發現，中國雖然

5、有許多企業家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成功地經營，在體制轉型和社會利益分化的過程中成為最先獲益者，并且也被黨和政府吸納到某些政治性活動當中，但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有著極強的壓抑感和不平衡，對自己的經濟、社會、政治處境和地位并不滿意。盡管他們可能有各種共同的經濟或政治訴求，但他們彼此之間往往只在個體上互相認同，而沒有集體性認知，更談不上組織化，所以他們所表達和追求的通常都是與個人利益相關的要求，很難通過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去代表和反映其群體的意愿和利益。此外，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政協、工商聯、私營企業協會的成員，但他們認為參加這些組織只是一種對自己的安排或是個人的無奈，因此對這些組織的認同度并不高，甚至時常議論

6、和鞭撻這些政治渠道和社會組織。從這些觀察中，研究者可以提出一個更為鋒利的問題：既然私營企業主在經濟上是富有的，為什么他們的政治參與會如此地松散和無力？上面提到的問題既涉及到政治參與的一般理論，也涉及到社會構造轉型和政治形態的開展，同時更與私營企業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利益有親密關系。本文所關心的是，為什么會出現政治參與中的“倒U型現象，私營企業主的政治生活原型是怎樣的，他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這些特征是一種構造性作用的結果，還是在權利和利益要求下被刻意安排的？這一研究的目的是找到一些真實合理的解釋，同時發現并提出切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分析框架。二、理論背景及假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構造正在發生

7、一系列變化，國內外的學者提出了不少相關的社會轉型理論VitrNee,1991、1996;Andrealder1995;IvanSzelenyi1996。國內有的學者提出，中國社會的根本構造原來是“總體性社會，隨著社會資源的分化和政治中心的轉移，這種構造正在發生變化，并朝著與國家相別離的、主要依靠市場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市民社會開展孫立平等,1998。也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是一個由“全能政治社會向“后全能體制過渡的社會蕭功秦,1998，這種“后全能體制社會有三個根本特征，即有限的多元化并逐步形成非政治領域的自主社會空間，意識形態領域仍是黨的組織整合和凝聚的基儲還保存著社會主義的根本符號體系，繼承了

8、全能體制下執政黨的國家發動力量、仍具有強迫性的宏大資源。這些觀點在分析社會轉型時顯然注重的是國家與社會的別離，即所謂政府與民眾是如何各自劃定一個政治或經濟空間，以保持和維護各自利益的開展。然而，就中國二十年的改革理論來看，筆者認為，國家和社會的別離并不是社會變革的主流，至少目前看來是如此。因為，中國的社會變革的背景是，改革根本上由黨和政府控制、自上而下地發動并在上下結合的根底上漸進地推行，這樣的改革維護了政權的統治、擴大了滿足各方經濟利益的渠道、保證了改革的平穩進展；相應地，社會轉型中最顯著的特點是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和社會的相對穩定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改革中不存在問題和矛盾，這種多元化在一定意義上減

9、弱了因轉型期中鋒利的社會矛盾而可能產生的劇烈對抗和社會構造的劇烈重組。社會經濟多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私營經濟的開展壯大。雖然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私營經濟表現出強勁的開展勢頭，但它總體上還是政策的產物，是政府和市場兩種行為的綜合結果李寶梁，1999。政府在給私營經濟讓渡出一定的活動空間和局部自由流動資源的同時，仍在一些重要方面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雖然賦予私營企業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在詳細的制度安排和資源配置方面仍設有不少有形或無形的限制李路路，1995。在改革過程中，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壟斷和管制無疑會逐步減少或解除，這顯然有助于政府消除不利于消費力開展的各種舊體制因素、得以穩固其統治5，但同時主政

10、者的既得利益或權利也將受到約束，而其面臨的社會壓力也可能增大。在這些壓力面前，主政者不再象以前那樣只是一味地打擊或壓制，而是運用各種方式分化或疏解，最終到達有效控制的目的。這正是過去二十年來對私營業主的根本政治策略的特點。政治社會學的構造秩序假定認為，任何社會的制度變遷，無論是現有制度安排的繼續維持和運行還是新制度安排的出現和植入，實際上都含有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分配，它是一種多邊力量互相影響、參與和交易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社會力量將被引到合法政治秩序的舞臺上，各種分散的利益將被組織化并傳遞到社會政治體制中去，以防止非制度化的力量在體制外的集結張靜，1998。這樣，占有不同資本優勢的人們都試圖

11、通過“體制化關系網絡來保持和擴大自己的資本6。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認為，統治階級通過對資本的占有而獲得特權，從而為維護統治而確立合法性；其他階層那么通過不同資本之間的轉換，以獲得物質的或象征的利益。私營經濟及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和出現，是中國社會構造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筆者的研究假設是：盡管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活潑有助于經濟的開展，但他們的政治和利益訴求那么可能會消弱主政者的某些利益或權威，甚至會造成某些現實或潛在的威脅，所以主政者會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這種新的社會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或者是私營業主階層的政治代表人物迫于壓力或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參加到

12、現存政治系統中的象征性建構syblinstrutin里，與主政集團達成某種合意，或者是主政者的手法過于強迫，反而促成私營企業主階層更加團結，并提出某種組織化目的、表現出更強的參與意識和行動。三、實證分析和討論按照政治社會學的理論，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其本質是一種社會性事件，是“人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之決定的行為7。現代社會的每個公民不僅具有一定的經濟地位，而且也必然要在一定的政治地位中生活，現存的政治體制構成了公民政治參與活動的環境。對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過程的研究先分析這一過程中的主、客體及其互相關系和參與途徑，然后作進一步的討論。為了便于讀者深化理解這一過程，以下的討論中將引用一些以

13、往所作的個案調查材料。1.私營企業主中參與政治者的特征和動機在私營企業主階層中，比擬關心政治、有時機參與政治系統活動的人只是少數，他們根本上屬于企業規模較大、社會資源較多、具一定知名度和較強經濟實力的企業主。李路路,1995這些參與者中包括各類不同經歷、不同素質和追求的人，他們通常具有以下四個特性。第一，私營企業主是體制轉型中出現的一個新群體，來自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等不同的傳統社會群體。雖然他們游離出原來所屬的社會群體，但仍與其保持著親緣、地緣和業緣聯絡，局部地保存著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管道，這種與原來所屬的社會群體的連帶性影響著他們的政治利益的形成和表達。第二，私營企業主之間往往

14、建立以經濟利益為根底的私人朋友關系，假設彼此之間經濟上互利的需求下降了，其作為朋友的交往和情感交流也隨之淡泊。這個群體內部沒有形成階層意識、共同的利益表達方式或“內部人規那么8，而是各自單獨地以各人特有的表達方式實現著他們追逐的目的李寶梁,1994。第三，私營企業主的絕大多數不是受企業家精神激發而創業，他們進入私營經濟活動時往往是為某種被動的、或臨時性的目的所驅使。他們大多數都有下鄉、下海、下崗的體驗9，這些特殊生活經歷塑造了他們性格中獨特的政治敏感性。他們政治上處于邊緣狀態，既為自己能把握時機、闖出一條生路而慶幸，也為保住來之不易的一切而小心翼翼。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們不會正視某些政治

15、的游戲，也沒有必要得罪官府；見什么人應該說什么話是一個成功老板起碼的本領，否那么在現實中就很難混下去。他們往往憑借以往的生活經歷和現實的利益要求而考慮政治參與，而某些政治民主化的口號或民主的訴求未必能令他們沖動。第四，在政治參與過程中，這些成功人士的目的實際上是依托著雙軌制和某些體制化關系和資源，不斷獲得經濟、政治上的有利地位SzelenyiandKstell,1996；Burdieu,1994；李路路,1992,1995。他們在現行體制中擅長發揮和利用各種資源，擅長根據需要決定交往的對象和內容，根據利益的大小決定交往的頻次和程度。所以，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私營業者并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企業家，卻肯

16、定是最擅長處世和懂得運用政治關系的人。那么，具有以上特性的私營業者為什么要參與政治呢？下面摘錄對幾位業主的訪談，從中可以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A君：曾是下鄉知青，回城后在一個集體企業工作數年，后創辦自己的企業。現任全國工商聯執委、市政協常委、市商會副會長、區政協副主席、區商會會長等職。我開場干企業的時候，并沒有想到會有今天。當時只是一個心思要把企業干好，結果在朋友的幫助下企業一步步興盛起來。那時我作為區里的私企大戶93年前后，常被區工商聯和私企協會找去參加一些活動，這樣自然也就認識了一些大人物，并先后被推薦當上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委員。我不是為了政治而參加政治，但是既然人家找到了我，就說明看的起

17、我，起碼是得到了官方的認可。雖然為了應付許多活動，占去我的很多時間，但是當別人帶著羨慕的目光，請我幫他們也介紹一些這樣的時機時，我也感到挺自豪。況且這些頭銜有時還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一點作用。例如，一次我開車超速被警察攔住，我當時靈機一動拿出了政協委員的證件，并說是為了執行公務，結果逃避了一次處分.。B君：原銀行職員，留學回國后下海經商辦企業。現為全國青聯委員、市政協委員、市工商聯常委、區人大代表。我一直都很注意我的個人形象，做私企老板其實很不容易。以前許多人并不正眼看我們，雖然我們有錢，也只是到了飯店才有面子，才能瀟灑起來。所以，為了說明我能行，證明我有實力，我不僅希望能在事業方面有所成就，同時

18、也希望能在社會上被人們尊重，尤其是希望受到政府的重視，而不要一提到有什么不好就拿我們作例證。當然我如今參加一些政府組織的活動，也是考慮到目前在我們國家政治還是全能的，舉個例子，假如不是政策上允許我們干私企，誰又能有今天。所以，我只能選擇與他們多配合，多參加活動，這樣與己、與別人都會好過，都有個方便.。君：原停薪留職人員，下崗后合伙干企業。現為某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市委會委員、市青聯常委、企業家協會理事。如今是競爭的時代，本來我們都是自己闖出來的。我不相信政治，但也沒有必要與他們作對。現時就是一個等級性的社會，黨票、官位、關系網是重要的三件寶。我所在的黨派是民建，假

19、如共產黨要我，我也會參加共產黨。雖然這些看起來是虛的，但說實話這些頭銜并不是誰都有，我不去掙，別人也會去掙的，那我的時機就沒了。如今我的企業開展這么大，沒有這些東西不行，當然還有許多朋友幫助，但是人家之所以與你套近乎，也是為了在你這求得好處。所以他們需要我的時候也是一樣，這是我的優勢.。從以上幾位私營企業主的表達中不難看出，他們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和目的主要是為了適應現實政治環境、建立有利于個人開展的社會空間、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這相當接近政治參與的功利選擇說的解釋：人們的政治生活款式以及人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為，其實都是一種對利益比擬和選擇的結果；人們并不是本能地要參與政治，也不是生下來就具有

20、了參與政治的權利，而僅僅是參與政治能給人們帶來一定的利益，或是使人們可以防止一種更大的禍患時，人們才去參與政治10。從總體上看，私營企業主們尚未形成從利益群體需要出發的自覺、完好的政治要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關心政治僅僅是一種自我保護性反響。例如，他們非常關心涉及私營經濟開展命運的政策，要求保護私營經濟和私有財產的政策能保持穩定并落實到位；他們也要求進一步進步社會地位，拓寬政治聯絡渠道，建立自我保護與協調組織等。在這些要求的背后，其實潛藏著他們透視臺面上的政策和臺面下的現實的復雜心態。例如，一位坦直的私營企業主曾這樣談到他對近期轟動私營企業界的牟其中事件的看法11：有人說指官方報道牟其中作為中國

21、首富實際上是中國首騙，這點我有不同看法。中國的市場其實并沒有什么規矩可言，人人都在想方設法賺錢，政府也一樣.。雖然我們如今是企業的老板，有時還被稱為企業家，但要看用在哪。與政府打交道太張狂了不行，否那么早晚會下馬。我們都明白那些大戶能超常規的增長，其實他們各自都有一些不被人知的東西，都有所謂的違規操作行為。這些東西弄好了行，弄不好就可能壞事，這里關鍵是要看你會不會處事，能否把握好政府的“脈，過了不行，否那么上面想找你的費事，那你就自認倒霉了，這就是政治。說到參加政治活動，有時我們也提一些意見，但那只是為了迎合他們的要求，作個樣子，假如我們的想法能實現，那么我們也就真的成為主人了。2.政治空間和

22、政治參與管道政治參與者要參與政治生活、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就需要組織渠道、機制和程序，這些構成了政治參與的構造。在中國政治參與構造通常被稱為政治參與體制，其主要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社會監視體制如黨紀政紀監視、行政監視和民主監視、言論監視等、民意表達體制如信訪制度、調研制度、人民公仆接待日制度、政府辦公熱線等。但這些政治參與體制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說存在著嚴重缺陷亨廷頓,1989；徐勇,1992；陶東明等,1998。首先，許多政治參與形式仍然只是執政黨政策的一局部，并未法制化，這些形式的存在根據不一定是法律，而只是黨內文件。于是，這些形式能否有效地存在和發揮作用就完全取

23、決于執政黨的態度和興趣，一旦執政黨內部出現斗爭或政策變化，這些形式很容易就名存實亡。例如，全國政協會議自建國初成立以來雖已開過9次全國代表大會，但至今國家對政協的地位、職能和活動規那么仍無正式、專門的法律規定。政協活動雖然在全國似乎已經制度化多年了，但實際上這類活動所根據的僅僅是“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眾監視的暫行規定以及“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共產黨指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等文件。雖然“文件這個詞在中國大陸的話語系統中具有“官方權威的含義，但這些由社會團體包括政黨自訂的章程和政策性文件畢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12在社會監視和民意表達體制方面，雖然外表上管

24、道很多，但相關的制度常常徒具形式，因未能法制化而缺乏必要的權威，其制度設計也非常簡陋粗糙。許多這類的體制往往只是執政黨策略性運用的手段或工具，圍繞著黨和政府某一時期的中心工作起配合作用，可能在某一階段非常興盛，但一旦執政黨暫時不再需要它們的配合時，這些參與活動又悄然無聲了。這種帶隨意性和偶爾性的政治參與體制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的無規那么性，最終導致民眾對整個政治參與體制的信任程度下降，使政治參與只剩下一個空洞的外殼，而缺乏實際意義。其次，從構造功能角度來看，每一種政治參與體制同時也都是黨和政府的政治控制體系的一環，并不是單純為了滿足公民的政治參與需求而建立的。例如，人大和政協雖然具

25、有某些表達民意和廣泛吸納社會各界參與的功能，但同時也擔負著將黨和國家最高指導層的方針和決策向下傳達、貫徹、落實的功能。報刊、播送、電視等群眾傳播媒體既是公眾發表意見、表達民意和實行言論監視的陣地，但它們的主要功能還是黨和政府進展意識形態宣傳和言論控制的工具。所以，中國的公民假如要利用現行體制設立的政治參與管道，其參與活動自始至終都處在黨政機構強有力的控制之下，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根本上處于弱勢地位，缺乏自主性，他們所表達的政治意愿必然是有限的，其參與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態度很可能是失真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私營企業主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所期待的往往只是獲得黨和政府的某種政治安排李寶梁,1994,1998,

26、1999。私營企業主能否得到政治安排，實際上也表達了一種現行政治構造下的特權。獲得政治安排的私營企業主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例如，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在本地有較大的影響力、要表現出對黨和政府的熱情支持和擁護等。目前，私營企業主獲得的政治安排主要是黨和政府賜予的，如黨的統戰部系統會安排一些非公有制經濟的代表人士進入人大、政協和工商聯，或幫助私營企業家開展“光榮事業活動等。一旦獲得此類安排，私營企業家的政治參與就往往成了體制內的逢場做戲了。3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的正式和非正式方式目前，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活動根本上沒有組織化行為，處于散亂和單獨行動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他們所扮演的政治參與角色只能是以

27、個人身份與官員接觸，其行為也只是個體型參與行為。這種參與行為的社會影響力很小，相對于強大的政府來說，個體型政治參與所能產生的壓力是微缺乏道的，因此很難真正地影響政府行為。同時，個體型政治參與具有明顯的隨意性，往往是對一些偶爾性事件的反響，一般缺乏一貫、明確的目的，參與者的訴求和姿態常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而搖擺不定。個體型參與行為涉及的政治參與層次必然比擬低。因為，參與者往往只是圍繞著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表達意見，所試圖影響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員的意向或政府對某一詳細問題的處理，一般很少觸及方向性、戰略性的大政方針。私營企業主通常有正式和非正式兩種政治參與途徑，前者是進入正式的組織參政議政，后者是通

28、過權錢交易到達官商結合的目的。正式的政治參與通常有兩個管道，其一是參加個體私營企業協會或有關的行業協會，從而得以與政府部門接觸，藉此理解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反映自己的意見和要求；其二是參加工商聯或民建以工商界代表為主的黨派等組織，建立與中共及政府部門的經常性聯絡。前一管道是群眾性團體，并不能直接進入政治參與；而后一管道是中共指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聯盟的一局部，可以更直接地參政議政，因此對私營企業主更有吸引力，為他們所看重。然而，工商聯或民建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它們從中共領取全部的活動經費，已根本上為中共所同化，所以并不具有真實的獨立的政治價值。所以，私營企業主參加這些“黨派組織的目的，多是為

29、了獲得一種政治上的榮譽、獲得一種政治身份，進而為謀求個人的社會資本和更高層次的開展創造有利條件，這種行為和參加中共非常類似。例如，參加工商聯或民建等組織后，可以建立起與中共及政府部門的聯絡通道，獲得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進而與高層指導人接觸，甚至可能獲選成為業界代表而進入現時政治構造之中。一旦私營企業主們“榮升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在現時政治構造中獲得一席之地，有了某些足以夸耀的政治資本，往往就不再積極關注當初賴以起步的“黨派組織的事務，因為這些組織作為“晉身臺階的重要性已隨著業主政治地位的升高而下降了。有了政治地位后，他們會以這些政治身份為資格，轉而擴展與官員交往的私人關系網，更加注重通過

30、與某些官員的個別接觸來尋求自己參與目的的實現。既然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尋求反映其利益的渠道和保護利益的場所，因此，他們在現行的政治參與體制內的行為通常非常慎重、務實，會主動地配合政府、充當政府助手的角色，不會提出任何不利于個人利益的主張。雖然他們作為私營企業的領袖本可以代表其他私營企業主上傳下情，但他們實際上做的卻主要是為政府下傳政令，例如要求私營企業主響應政府的號召打井抗旱或出資支持大型活動等。筆者在私營企業主政協委員的提案中看到，提案所提出的要求多是詳細事務層的問題，如拖欠債務、申領經營答應證費事等，不涉及私營企業主的組織性活動和集體性政治訴求。私營企業主們稱

31、這樣的做法是“少找費事、多辦實事，而這恰恰就是主政者希望私營企業主參與政治后所發揮的功能。私營企業主的非正式政治參與是其正式政治參與的一種補充。由于他們在政治參與中普遍缺乏政治義務感，主要只關心與個人利益直接相關的政治議題，同時對政治系統的活動缺乏足夠的信任，所以他們把參與正式的政治活動視為迫于現勢而不得不為之事，或敷衍應付13或功利性地利用。同時他們還會積極尋求非正式的參與活動，如通過拉攏收購公務人員獲取某些經濟利益和政治安排、通過社會關系網建立保護散通過賄賂及提供生活便利影響政策如稅收、商檢的執行等、甚至傳播小道消息或政治笑話以轉達某種政治情緒。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許多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經濟

32、形式的出現、收入差距的擴大、金錢和物質財富作為一種社會資源逐漸升值并日益成為影響決策的力量，由于權利轉換的延遲效應和制度開展的不平衡性宋時歌,1998，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有了生長的土壤。同時，由于地方政府為了大力開展經濟、吸引投資和爭取贊助，常常會給一些企業和私營企業主特殊的經濟政策和政治參與時機，如降低市場準入標準、提供優厚的土地使用權、聘請擔任某項政治職務等，這從客觀上促成了非正式的政治參與活動。事實上，在目前的體制下，憑借財力和社會資本影響決策并不全是非法的。四、超經濟強迫和關系性合意由于私營企業主尚未成為獨立的政治權力，所以他們的政治參與目的往往是為了一種名分，為了獲得政治中

33、心的認可，為了撈取一定的政治資本以穩固和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與主政者之間并不存在鋒利的利益對抗或政治分野，因此愿意被現時政治系統吸納并獲得各種政治參與的時機，而這實際上又是政府加強其社會控制力的一種手段。因此，這樣的政治參與所表達的是主政者和參與者共同的利益需要，即一方面主政者需要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以支持其政策并增強現行體制的合法性根底，另一方面政治參與者可以通過有限度的參與到達自己的目的。為了理解私營企業主和為政者之間的關系，本文提出了超經濟強迫和關系性合意的概念。“超經濟強迫Extraenierin是指主政者依托政治系統形成的一種超出經濟形態之外的控制力fre，它通常表現為特別的組

34、織和構造性安排。如建立各級政治組織和官方、半官方的組織聯絡渠道，通過行政網絡機構施行各種分級登記管理，通過對傳媒和出版、宣傳等部門的詳細要求直接控制意識形態領域。它是執政者推行自己的意志的方式和控制社會的手段，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強權政治以及在此根底上所建立的公民對國家的依附關系。歷史上中國歷代帝王的統治根底就是專制的中央集權和人身依附關系14，這種超經濟強迫的根本特點就是剝奪和限制農民的權利及其人身自由、強迫其承當皇朝派給的任務。15在財產權利和法律關系上，歷史上的法律往往是為了維護人身依附關系和封建特權而設，大多是民刑合一，沒有獨立的民法典，很少涉及個人權利。自然法和習慣法以及宗法思想在調整人

35、們行為標準的同時，也束縛著民眾的個人權利，國家對私人財產擁有最終的調整權。16這就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歷史條件。而從新中國成立直到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實際上仍然是一個中央集權制的社會，在“全能主義政治的構造下，仍然維持著政治強迫和公民對國家的依附這樣的特點17改革開放后，政府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作用不斷下降，對社會實行政治控制的范圍逐漸縮小，控制的強度也有所減弱，人們的收入來源多樣化了，不再完全依賴國家機器。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其他有產階層如自由職業者、職業經濟人等的出現，都說明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系列重大的變化。但是，經濟的多元化并沒有改變政治的一元化特征。當政者雖然不再堅持以往那種高度的政

36、治集權，但為了維護其統治和既得利益，并沒有真正放松其對社會的控制，而是改用一種相對靈敏的、非經濟的和外松內緊的管理方式來奉行超經濟強迫。而且，即使是在私營經濟的活動空間里，政府也用政策導向、行政運作等手段來制約私營經濟及私營企業主，使他們的生存和開展往往難以防止對政府系統的依附性，使私營經濟的活動仍然具有政策經濟的特點李寶梁,1999。政府對私營企業主的超經濟強迫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嚴格限定政治參與的空間、方式和內容，不允許任何超出官定架構之外的活動。例如，通過一整套呈文、審閱、批復的程式將政治參與活動納入官方的行政作業和文檔系統；通過官僚科層體系的操作，在民主“集中制的名義下，把政治參與者

37、的訴求人為地放大或縮小到官方預定的口徑當中；按照參與者的行為和言論隨時調整對他們的政治性安排；把私營企業界的代表人物和骨干吸收到現時政治系統內，以便用這個系統的內部規那么來約束他們的言行。其二是在私營企業內開展黨的基層組織、培養黨員骨干，建立各種黨的外圍政治組織如官辦工會、共青團、婦聯、私企協會等，實現對私營企業的控制和指導。此外，還通過召開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交流會、統戰工作研討會、調研分析會，從各個角度監視私營企業的動向。私營企業主在政治參與中的利益訴求自然會反映出這種超經濟強迫的影響。首先，他們學會了運用黨的語言應付各種政治場合的要求，而將其真實的愿望和要求隱藏起來。其次，參與者在

38、與現時政治系統聯姻的同時，會更注重非正式的交往活動，此類活動具有易操作、高回報的特點。一方面，這使他們的參與活動更加個人化，很難形成具有階層利益要求的整合型目的；另一方面，也促成某些人大興官商勾結的腐敗之風。再次，由于受到各種來自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會呈現出非一貫性和非持續性的特點。假如長期浸淫在腐敗的官場文化當中，這些私營企業主會失去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和信心。但是，在現實條件下超經濟強迫并不總是象為政者所期望的那樣行之有效，其原因有二。首先，社會成員不再自覺地認同官方指定的那些社會角色，而是希望能在官定標準的范圍內表達或實現自己的意圖。他們會采取一種變通的行為方式，既在

39、官方答應的邊界內、不違背形式上的要求，又能策略性地實現個人的意愿，即中國社會中通常所說的“打擦邊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18。其次，為政者為了獲得政績以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有時會運用手中的權利和資源換取私營企業主的支持，不少官員同時還謀取個人私利。這樣，私營企業主與官員的非正式交往和交易，可以讓私營企業主在正式的規那么之外獲得某種補償。所以，雖然私營企業主外表上在權利體系中居于優勢和下屬群體的地位，不能正式地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要求，但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的財力通過非正式場合局部地到達目的。這樣，官員和私營企業主之間的關系就具有互利的特征了。比方，有的私營企業主就公開說：“我如今雖然是老板，但

40、是干到這個份兒上，我想不干都不行。不用說幾百號人要就業吃飯，就是政府財政少了我這一大塊，那些當官的也會坐不住的。人家都說是給我打工的，而我同樣不也是在給他們打工嗎不少私營企業主在與現時政治系統聯姻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尋求官方的支持，以進步自己的地位、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只要能配合為政者的施政，通常會得到一定的成認和照顧，并被視為地方經濟的臺柱，得到經濟政治上的種種回報。筆者認為，從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過程可以發現，在超經濟強迫下的政治參與實際上不過是私營企業主的一種有限度的利益表達和追求方式，這個參與過程的本質是一種關系性合意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雙邊或多邊力量調和交易的結果。

41、所謂的“關系性合意就是指政治參與中的主客體在現實政治經濟環境下所建立的一種非正式的關系人規那么，它是具有不同地位和權利、資本的組織與個人為了追求及滿足各自利益所采取的一種實在的行動安排。這里的所謂關系人規那么實際上就是指政治參與中的各方在行為利益方面所達成的某種取向要求，如角色保全、互相性促進、連接標準等。美國當代著名契約法學家麥克尼爾anEil,IanR.1980年完成的“新社會契約論的研究19將社會學中的社會網和關系法學的原理導入了契約法領域，給現代契約關系作了全新的詮釋。他還深化淺出地提出了“關系性契約Relatinalntrat的概念。他認為，“所謂契約，不過是有關規劃將來交換的過程的

42、當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換言之，即對將來交換過程的當事人所進展的一種統籌安排。這一定義中的關鍵詞語是“交換和“過程，它包含著時間維的擴張、當事人的互相依存性、在承諾和期待根底上所進展的規劃以及非一次性結算等因素。本文所提出的“關系性合意受到這一研究的重要啟發。但中國目前尚不具備由法制來標準的市場經濟，人們不僅傳統上缺乏契約觀念，而且在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義務方面也存在著許多實際上的不平等，所以，在此根底上所建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還遠非嚴格的契約要求，而只是具有關于將來合意性質的非正式規定。這種非正式性決定了，當下合意的存續和履行通常不是共同協議的結果，而是由等級構造中的某種權威要求形成的，會

43、受到行政官僚行為的強大影響。關系性合意Relatinalnveniene作為對超經濟強迫的一種回應，其產生既源于參與者的利益追求和對現實制度安排的選擇，也源于人們對預期收益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當人們為自己尋求提升個人社會地位和利益的最有利、最有效的開展空間時，中國的現時制度規那么所提供的最正確選擇就是建立一種關系性合意，它可以使主客體間以最簡潔、最小化本錢和風險去獲得最大化的利益。關系性合意往往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關系性，即有關系的雙方才可能達成合意。其中包含三層意思。其一，合意雙方必定要有關系，一方的存在和表現對另一方具有某種必要和意義，它可以是制度性安排的結果，也可以是實際利益的需要。其二，以這種關系為背景，雙方具有以最簡潔、最小化本錢和風險處理彼此關系的愿望和可能，即將某些組織性目的轉變為具有個別開展意義、并可以某種要約形式操作。其三，這種關系能給雙方帶來實際利益，不僅可滿足現實的利益要求，而且還能為可預知的將來提供最大的利益。第二，互相性，即價值共識中的互相依賴和報償。雖然關系人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