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科玄之爭”到“索卡爾論戰$論文化哲學視閾下的人文與科學摘要：作為既存在聯系又充滿差異的一組文化概念，人文與科學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深植于東西方思想 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近代以來，人文與科學之間矛盾的不斷激化，凸顯了人類社會內部兩種不同的文化思 想的沖突。然而傳統觀念往往囿于爭論表面的負面效應而試圖消解雙方的緊張關系。實際上，一系列人文與 科學論爭爆發背后的內在歷史緣由，既闡釋了人文與科學之爭的客觀性與邏輯必然性，又印證了人類思想發 展在不同地域之間呈現出的內在一致性。關鍵詞：人文;科學;科玄之爭；索卡爾論戰近代科學的興起，僅僅是近200年來的事?？茖W技術的高速發展給人類的生活世界帶來了巨大變

2、化，人文與科學逐漸作為兩種文化觀念而分野。盡管文化間的思想論爭為我們重新審視人文與科學之 間的矛盾與沖突提供了契機，但面對人文與科學的論爭，人們往往關注于如何消弭雙方的矛盾,實現二 者在形式上的和諧共存。實際上,人文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兩者對外部世界的解釋方式與回 應方式在本質上存在差異。而基于這種差異性所引發的對立,既是物質文明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的現 實困境，又是精神文明發展過程中無法忽視的思想癥結。我們應當正視人文與科學爭鳴的必然性。因 為對于人類發展而言，人文與科學的矛盾運動恰恰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內在思想動力。對這一問題的討 論一直都存在，本文從“科玄之爭”和“索卡爾論戰”兩事件進

3、一步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一、兩種文化:從“科玄之爭”到“索卡爾論戰”作為當今學術界共同關切的問題，人文與科學之矛盾，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之沖突已成為一種思想 現實。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人文與科學之間卻更多地表現出一種融合的樣貌。在古希臘時期， 以米力都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愛利亞學派為代表的哲人們試圖通過探索自然現象的本質與物質世 界的客觀規律來建立起人與自然的聯系。彼時,人文精神的展現形式就是對于理性與科學的追尋，力求 達到真善美的和諧共生,將思想文化的科學性、哲學性與藝術性合而為一。對此，策勒爾（E.Zeller）曾總 結道“希臘哲學早期的顯著特征就表現為科學與哲學之間完全融合的樣態，思

4、辨與經驗研究之間并無 區別。”然而自西歐工業革命以后,近現代科學在迅速興起的同時也打破了過去的歷史平衡狀態?？?學家們在進行自由探索的同時逐漸脫離了與自然哲學的聯系。依賴于實驗材料與系統理論的科學研究 變得專門化，而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則加劇了人文與科學的分離，人文與科學逐漸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文 化場域，并越來越多地展現出思維模式的傾向性、獨立性與單一性。到了 20世紀,科技的高速發展為人 類開啟了現代新生活，科學以其巨大的物質推動力替代人文精神成為了人們所推崇的社會價值主宰。 在這一進程中，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之間的對立變得愈發明顯。一場思想論辯已經不可避免。20世紀初期，正值我國社會轉型、中西思

5、想激烈碰撞的時間節點。擁躉玄學的人文主義者與支持 科學的科學主義者雙方圍繞“科學是否能指導人生觀”的問題展開了一場論戰，史稱“科玄之爭”。就 “科玄之爭”議題的立場而言，可分為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和以梁 啟超為代表的“騎墻派”?；谌宋牧?，張君勱認為形上之義理、哲學之思辨、人文之精神具有人生觀 層面的指導意義，他并且從主客差異、論理方法、分析方法、支配規律以及普遍性質方面論證了科學在指 導人生觀方面的無能為力。面對“玄學派”的發難，科學派”主要從科學與人生觀之關系問題、科學 的智識論、玄學與科學的歷史關系等多方面進行了反駁。丁文江指責張君勱預設了科學方法不

6、能用于 指導人生觀的錯誤前提，認為張君砌進行了五個方面的循環論證，犯了邏輯上的“同義反復”謬誤。丁 文江一方面批判玄學“強不知以為知”的神秘模糊，另一方面他著重排除人們對科學的誤解，論證科學 能夠提供人生觀指導。而“騎墻派”則從平衡雙方觀點的角度，指出人生觀問題實際上既涉及理性之價 值，又屬于情感之要務。他們認為“科學派”堅持科學、理性和實證的理念，玄學派”堅持主觀、直覺和 意志的精神,都只是人生觀的組成部分。科玄爭斗的問題在于雙方過分敵對與盲目自恃,恰如梁啟超先 生所言在君過信科學萬能，正和君勱之輕蔑科學同一錯誤。”這一矛盾對立狀況恰與王國維“可愛的 不可信，可信的不可愛”的理論描述有異曲同

7、工之妙，而“可愛”與“可信$的問題也正是人文與科學之 爭的關鍵所在。人文與科學之間的文化緊張與沖突從來都不是東方獨有的現象，在“科玄之爭”發生70余年后的 美國知識界，一場席卷全球的“科學派”與后現代人文學者之間的學術論爭，即被學術界稱之為“科學 大戰(science wars)的“索卡爾論戰”事件的出現，讓潛藏在西方社會內部的思想矛盾得以浮出水面。 1996年5月，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仿照后現代主義批判風格佯攻科學的詐文，引發了眾 多不同領域學者間的論戰。整場論戰呈現出兩種清晰的立場。以讓)布里克蒙特(Jean Bricmont)、羅 曼萊維特(Norman Levit

8、t)等為代表的科學主義者強調科學研究的可靠性，他們認為哲學家與精神分 析學家們對于科學話語僅處于一種“表面掌握”的階段。同時，科學陣營還對知識界中的反科學理論 進行了批判,指出了 “科學元勘”(Science studies)理論家們追求政治正確的虛偽性，認為在當代人文 主義中，后現代思潮關于真理和證據問題的淺薄的相對主義觀點是對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侵蝕。而 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則認為“知識的海洋 不存在學科間的道德或法律”用以限制人文學科對自然科學進行包括政治研究在內的關注和考察。 同時，人文學者認為科學家們

9、在經濟支撐不足、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逐漸降低了曾經承諾的自我控制，并將他們定義為“追逐利益和尋找就業機會的自我保護主義團體”。此外，科學元勘”思潮代表人物布 魯諾拉圖爾論證了多元、差異、矛盾存在的合理性，對文化批判的激進行為進行了辯解，同時還對現代 性的“偽善和平”狀態進行了批判。元勘學者針對虛偽的和平狀態的批判與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在單向度的人中指責的在科學技術工具化控制的時代中反抗精神與否定批判喪失的狀態如出一轍。二、東西方人文與科學論爭的比較與分析恰如宇宙大爆炸是研究宇宙本質的絕佳途徑，東西方近代歷史上爆發的文化之爭將我們重新帶回 到人文與科學的復雜關系之中，為我們探

10、索文化爭論的本質提供了分析與比較的可能。事實上，不同理 論與不同觀念間的爭論既不是偶然的，也不僅僅是少數學者之間的簡單沖突，東西方人文與科學論戰的 爆發都存在其深刻的內在理論緣由。在不同派別、不同陣營對壘的背后，匯聚著傳統與現代、理念與價 值、偏見與接納之間的矛盾關系問題，帶有顯著的歷史性、政治性與文化性特征。就“科玄之爭”而言，在“科學派玄學派”和“騎墻派”圍繞科學與玄學之間的矛盾進行深入討論 的后期，以陳獨秀、鄧中夏等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的出場，不僅為整個論辯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揭示 了 “科玄之爭”產生的根本原因。陳獨秀在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所做的序言中客觀地批評了各家立 場，指出了科玄論

11、戰過程中存在的理念缺陷與邏輯錯誤。其中，玄學派”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回避對客 觀規律必然性的承認。實際上張君勱所列舉的種種人生觀，都為不同的客觀因果律所支配，都能夠被社 會科學加以分析說明?？茖W派”則同樣未能提供一個科學人生觀的清晰圖景，丁文江所謂“存疑的唯 心論”仍舊沿襲著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謬誤。雖然張君勱將歐洲文化破產責任歸因于科學與物質文 明發展是錯誤的，但是“科學派”將此責任又推到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也同樣遠離事實。而“騎 墻派”雖然看到了理性與情感的差別,但卻忽視了人的本質，忽視了社會歷史對人的作用力。馬克思指 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

12、的總和”。陳獨秀正是基 于唯物史觀立場，認為“形式“良心直覺”和“自由意志”等范疇,一概受到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狀況 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者以超越論辯的姿態，對包括“玄學派”在內的“東方文化學派”進行了批判，同時 又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科學派的差異，在切中科玄爭論實質的同時深刻把握了中國近現代思想 發展的方向。尤其是在科玄爭論的末期，陳獨秀面對胡適所提出的“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問 題”的質疑，順勢開啟了關于唯物史觀理論合理性的討論。最終胡適對唯物史觀表現出的某種理論認 同，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在中國思想界生根發芽，并對推動民族命運的歷史巨變，最終開創中 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產生了深遠的思

13、想影響。實際上，從丁張二人的科玄論辯到胡陳雙方的唯物史觀 論辯,其背后是自嚴復首引西學后30余年間中西學術與思想之間發生碰撞的結果。有學者認為，科玄論戰更直接的背景則是中國當時的思想文化狀況，其爆發是中國近代以來、尤其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節點前后思想文化發展合乎邏輯的結果。在五四運動之前，依靠近代科學發展 起來的西方工業文明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緊閉的國門，讓傳統的中國社會深刻地感受到了科學的力 So 德先生”和“賽先生”一民主與科學讓眾多仁人志士看到了救亡圖存振興民族的希望?？梢哉f 科學主義在當時所向披靡,誠如胡適在斜學與人生觀序言中所述:近30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 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

14、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 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實用主義、新實在論、邏輯實證主義等流派也伴隨著科學主義的盛行在國 內被引介并得到傳播。不過，一戰以后，人們開始對西方文明產生懷疑和失望，此刻世界文化思潮也隨 之轉變，這也促進了五四運動后期的文化反思。此時，人們又重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東方文化 派”與現代新儒家順勢而起，民族主義的人文意識再次張揚,為張君勱發起科玄論戰提供了歷史契機。 到了五四運動后期,伴隨著馬列主義理論如火如荼地廣泛傳播，“唯物史觀派”也逐漸走向歷史舞臺，為 中國社會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向?！八骺柺录钡谋l則代表了人文

15、與科學論爭的當代困境，其與后現代主義理論在科學領域中的 全面滲透息息相關。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科學思潮，這個思潮有兩個 顯著特征，一是相對主義盛行，二是知識的權力學說大行其道。反科學思潮在現代哲學領域體現得淋 漓盡致。在西方學術界，人文學者對科學領域“入侵”式的介入與批判的全面盛行，成為了后現代主義 的理論源泉。在法國哲學中，以德里達、利奧塔和?？碌葹榇淼暮蠼Y構主義思想家，在主張進行“中 心消解”的同時也否定了科學的客觀方法，他們試圖摧毀實證哲學及其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政治立場，抨 擊社會壓迫，批判威權。在?？履抢?，后結構主義并不囿于人類無意識的超時間的普遍特性，他

16、對“知 識代碼”在歷史環境中的變遷更為關注。其中對語言作為把握現實工具的強調，凸顯了意識的作用在 于運用確定的概念去澄清事實。從18世紀開始,這一命題出現了危機，尤其經過康德認識論上的哥白 尼式革命后，意識不再是自然的反映，而轉變成為現實的創造者。人類自身由于其強大的主觀創造力代 替上帝成為了價值的中心。因此，安德森(R.J.Anderson)認為這一危機造就了人的“真正本質”與人的 再現能力之間的張力，盡管相關術語在發生變化，但這種張力卻一直都是啟蒙運動以來的哲學中心課 題,并產生了今天在文化和社會科學領域中互相敵對的陣營。法國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同樣也沖擊著英美的知識界，尤其是美國的左派知識分

17、子吸收了后現代主 義中的消極一面。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后現代思想融入左派后產生了一種包括極端的主觀 主義在內的特殊文化。這種觀點認為知識分子無所不能,其中混雜著一種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認識 世界、分析社會系統的信念，因為外部世界和外部社會不會再產生變化。此時，源于愛丁堡的“科學知 識社會學學派(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掀起的當代科學元勘思潮的興起和傳播，占據了西 方科學文化研究的主導地位。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認為,研究科學知識的產生環境與研究科學本身 是兩個不同的層面，科學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會本性，而SSK學派的科學元勘

18、運動則突破了人文學者對科學知識一貫保持的謹慎態度,開始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更令人擔憂的是，現代科學元 勘思潮跨過大洋在美洲扎根，在牢牢控制著學術陣地的同時努力使自身變為思想正統，成為新的“學術 霸權”，其理念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等人文領域后，形成了與后現代科學批判運動 相結合的局面，對整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總的來說“索卡爾事件”是科學主義者對當代人文主義思潮中以主觀臆斷來代替事實與證據的、 服從于政治運動傾向的揭露，同時也是一種對于摒棄了客觀理性價值的當代反智主義的批判。而由此 引發的人文學者與科學學者之間的論戰則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在認識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更深

19、 層次的思想矛盾。實際上，針對科學研究而出現的后現代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合理性。因為它將科 學從邏輯實證的狹窄視閾中解放出來，走向了更為廣闊的理論領域。然而,視反科學批判為圭臬的人文 學者們，逐漸脫離了最初的理論設想，造成了反科學思潮的過度泛濫。這一方面嚴重阻礙了自然科學的 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還導致了世界范圍內迷信與邪教的“復魅”。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為科學精 神辯護的過程中就一再強調“比科學健康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堅定和加強理性地理解世界的 看法，以防止受那些仍然還在困擾著人類的非理性的侵害?！钡诜纯茖W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在真理與 理性面前的判斷與抉擇變得異常艱難。

20、三、人文與科學之爭的思想必然性縱觀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人文與科學之間的論爭既不是單一歷史事件促就的偶然現象，也不 是受限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獨有文化特征。人文與科學的矛盾沖突，顯現出東西方社會在發展過程中 所共同面臨的思想沖突與價值困境，印證了人類思想發展規律在不同地域之間呈現出的內在一致性。 無論從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來看，人文與科學之爭的邏輯必然性都深刻地體現在不同爭論的互動關 系之中。正是基于對中西方思想爭論必然性的認識，我們才能夠以一種積極的心態面對爭論、把握 爭論。實際上，人文與科學兩個思想領域之間的矛盾對立在近代以前并未出現啟蒙以來的那種激化的場 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人類社會曾經依

21、賴的信仰價值體系基本由非科學主義進路的人文傳統構成，并形 成了統一的穩定局面。然而，隨著近代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化推動，傳統的信仰體系坍塌，“實然”與 “應然”、價值與實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東西方社會都從舊時代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理性化進程 在祛魅的同時也摧毀了宗教信仰賴以建立的統一的規范性來源。丁文江在反駁張君勱時對于“人生觀 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的詰難，莫不與近代西方從“是”與“應當”相區分的 休謨法則到摩爾的“開放性難題”的價值困境有著高度的理論相似性。在這種狀況下，注重經驗與實證 的科學精神為人們提供了新的價值選擇。當科學主義在人類歷史舞臺中不斷扮演重要角色，

22、人文主義 與科學主義之間的摩擦與碰撞就不可避免地不斷升級。進言之，人文思想占據了早期人類社會研究的主導地位，然而啟蒙運動以來，科學的發展同時也帶 來了科學主義在哲學社會思潮中的崛起，科學實證精神得到了充分論證與普及。此時的科學思想已經 發展壯大，成為了能夠與人文思想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不過,盡管宗教作為曾經統治西歐中世紀的價值 權威變得日漸式微，但并不意味著科學主義在這場思想主導權的斗爭中取得了永久的勝利。宗教的衰 退并不能代表人文精神的消亡。人文主義思想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而呈現出新的轉變，人文與科學 之間的矛盾依然伴隨著社會思潮發展的進程而不斷變化其形式。對于人文領域而言，是否能夠將人文社會

23、科學的研究范式應用于對自然科學的審視之中，不僅是科 學元勘所謂“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備受質疑的緣由，也是人文介入科學合法性討論的癥結所在。自然 科學領域尤其是部分專業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一貫被認為是人文學科所無法參悟的。但這同時預示 著，科學主義者也并不能完全掌握人文社科領域的內容。就“索卡爾事件”來說，科學主義者們在攻擊 人文學者時就表現出了哲學術語引用上的不謹慎，對批判對象選擇上的反復，即德里達曾經在世界 報上公開發表質疑時所指出的科學主義者在整個事件中表現出的機會主義行徑，與科學主義者指責 科學元勘研究者的非專業性如出一轍。人文學者與科學學者之間所表現出的歷史傳承的不信任，加深 了兩個領

24、域之間的對立。從微觀層面來看，中西方政治與文化的差異，造就了人文與科學之爭的獨特歷史面貌。韋伯曾認 為，東西方的理性主義可以歸結為兩種不同的形態，即“儒教的理性主義意指理性地適應世界;清教的 理性主義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深刻地反映在人文與科學的論爭之中。如果說 “科玄之爭”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擁護者對科學主義發起的反抗，那么“索卡爾事件”則代表了西方科學 主義者發起的針對人文主義的批判。近代西方社會經歷了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洗禮，資本主義制度 穩步建立并得以不斷完善,隨之而來的新教倫理精神引導人們面向世俗生活的理性實踐?？茖W主義由 于其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無疑成為社

25、會思想文化中地位牢固的主導者。在這一狀況下，后 現代主義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反科學趨向,在最初的意義上被視為一種對科學泛濫的警示。隨后出 現的“索卡爾事件”，則既是科學界對反科學運動泛濫的一種回擊，也是一種社會思潮發展過程中的自 我警醒與反彈。而縱觀近代中國，由于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統治，舊制度下的自然科學發展緩慢，觀念落后，難以與西 方工業革命那種爆發式的科學發展與進步同日而語。整個社會還未完全脫離愚昧與迷信的籠罩，盡管 清末洋務運動伊始科學已自西方被引入,然而傳統中國社會尚未真正尋求到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尤其在思想上，近代中國仍舊處于一種亟待改變的狀態。當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政治上的僵局,

26、促就封 建社會覆滅的同時，德先生”與“賽先生”也隨著國門的洞開而流入。這對于舊中國的自然科學與人文 科學而言,均是從未有過的發展契機。因此,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扶持科學精神的樹立正逢其時。這 也就不難理解以丁文江、胡適等為代表的“新學”派面對以張君勱為首的“舊學”派的挑戰與發難，毅然 為科學進行正名的初衷。中國的近代科學主義精神正是切合了振興民族之志的理想，沿襲了對舊中國 舊制度舊學問的深惡痛絕，從而表現出鮮明而獨特的東方民族主義特征。同樣地,面對科學崛起的浪潮，歷史賦予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抉擇，亦成為異于西方論戰的獨特地 緣政治特征。在“科玄之爭”發展的后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參戰將人文與科學之間

27、的論爭上升為三種思 想的角力。特別是由胡適與陳獨秀所引發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公開討論，已涉及人文、科學與 馬克思主義三種理論視角背后關于傳統社會制度、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意識形態 之爭。實際上，沒有哪個派別、哪種論調取得了論辯的完全勝利，唯有唯物史觀派的參戰標志著某種社 會轉向。從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這種轉向的確奠定了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總體趨勢。 歷史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既未拋棄傳統人文精神，又不排斥西方科學主義的理 性價值。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平衡了人文與科學的對立，從而使中國社會發展踏上正確 的道路。四、一種超越性認知：以

28、爭論促交融通過對人文與科學之爭必然性的認識,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矛盾與沖突是客觀的、必然的且無可避 免的。然而在傳統理論視角下，人們往往囿于爭論所呈現出的負面效應，從而試圖消解人文與科學之間 的“堅冰”。實際上，思想爭鳴不僅是客觀的，同時也開啟了超越爭論的融通可能。通過對人文與科學 爭論的中西比較與省察我們不難發現，不同思維模式與研究范式之間的激烈沖突與對抗,反而更加促進 了不同學科領域間的相互制衡，不僅是一種有益于各方恪守規范而健康發展的途徑，也是一種深刻地體 現著人類思想深處的自省與自覺現象。同時，論戰也推動了科學與人文研究者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認識, 有利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廣泛普及與傳播。

29、只有在理解爭論與承認爭論基礎之上,有效地利用爭 論所帶來的發展動力，把握好適度原則，才是真正尋求人文與科學交融與會通的關鍵所在。人文與科學之間長期爭斗與沖突的不斷顯現，不僅是學者們一直關注并試圖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 超越爭論與對立以期尋求雙方融合的關鍵切入點。早在“索卡爾事件”之前，斯諾(C.P.Sonw)在對20 世紀中后期社會思潮的考察中就發現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他認為當今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已經日益分 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斯諾旨在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文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及他們所 代表的文化在不斷分化，而這種分化正給人類帶來損失。誠如斯諾所言，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確存在著諸 多相互難以觸

30、及的空間，這往往造成雙方的誤解與偏見，更會引發爭論及理論對立，但同時也促進了雙 方的彼此認知。因為正是爭論的出現，打破了僵局，實現了由簡單對立到多元共生的轉折。因此，如果 換一種視角來看，人文與科學之爭反而提供了兩種文化融合的可能。實際上，爭論是思想存在的常態。從哲學史發展的整體來看,爭論是人類哲學思潮發展的重要特 征，也是推動人類思辨與認知發展的重要動力。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認為，只要哲學存在,就一定 會有極其尖銳的爭論。無論是“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還是“道義論”與“功利論”的爭論，抑 或是“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論，人文領域中不同哲學理論與派別之間的爭鳴，時至

31、今日仍舊發揮著 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科學史上更不缺少不同論斷間的爭鳴例證，從天文學上的“星云說”與“災變說” 的沖突，到物理學中的“微粒說”與“波動說”的對立，再到生物學中的“突變論”與“進化論”的爭論，不 同科學派別間的相互抗衡不斷地激勵著科學研究者對自然界的不懈探索。科學爭論推動了科技革新，人文爭論促進了哲學發展。而人文與科學之間的爭論，則推動了社會思 潮的整體發展。因此，以更廣闊的視域來審視爭論是正確理解爭論存在意義的關鍵所在。對于人文與 科學之間的論辯而言，應當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的約束。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展示出的 歷史哲學觀，闡釋了東西方歷史進程中的社會突破與發展無不伴隨著一種“百家爭鳴”式的精神運動， 一種堅定不移地在哲學思辨中進行自我反思的活動。學術史上出現的“百家爭鳴”現象能夠打破思想 之沉寂，昭示生態之復蘇，其實是一種思想上“健康的征兆”。因為社會文化中的平衡是動態的，變化 的，它是對立面斗爭的